罗果夫中尉似乎有些明白的回道：“是的上校，我会派人加强对于铁路局高层人员的保护工作的，确保没有可疑人物接近他们。”
吴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不，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暗中保护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明面上的保护工作也不可放松。”
罗果夫中尉这下有些迟疑的说道：“可是这些高层人员的警卫工作并未允许我们插手，我们恐怕很难对他们做出什么要求。”
吴川于是接着说道：“那就给他们安排一次刺杀演习么，检查一下霍尔瓦特阁下身边的保护工作是不是到位。只要让霍尔瓦特阁下知道，他的安全无法保证，那么我想他会在自己的安全上接受我们密探局的指导的。
你给霍尔瓦特身边的卫队长打个招呼，说明这次演习，但是不要通知其他人。调出明天霍尔瓦特阁下的行踪，今晚拟定出行动计划，由马库金中校负责执行。我希望这次演习放在大庭广众之下，顺便监视马库金中校的行动，他如果按照计划行事就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试图破坏计划的话，就不用带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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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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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岗要紧街1号，这是一座相当出色的别墅庭院。在庭院密布的绿树缝隙中竖立着4幢办公楼，此处犹如是一座城市中的森林一样静谧。
来过这里的俄国人，无不称赞这处别墅就好像是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中一般，让他们回忆起了欧洲家园的生活情景。
这座建于19年的别墅庭院，原本是中东铁路施工单位为了讨好霍尔瓦特的到来而修建的。这位被沙皇派驻到远东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过去8、9年中一直都是外阿穆尔地区的掌控者。
只是霍尔瓦特到任后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车站附近的原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和总监工尤格维奇曾住过的旧宅里，这座漂亮的别墅庭院并没有赢得他的青睐。毕竟在那幢建筑中，有着一条专用的铁路线，可以让他乘坐专列前往道里区的铁路管理局办公楼。
不过因为这幢别墅的存在，别墅前的这条街也就被称之为了要紧街。而这八、九年中，这条街和附近不仅竖立起了不少别墅，也建起了不少商店和俄餐厅，成为了一条隐藏在商业区中的静谧街道。由于此地地方宽阔，位于相邻公司街上的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于今年年中时迁入了这个院落。
只是随着吴川的到来，和他所掀起的香坊军营事件，使得霍尔瓦特不得不搬离了他最喜欢的香坊住宅，转而跑来和总领事馆的官员们共处一宅了。
在南岗要紧街1号斜对面的咖啡厅内，一间临街的隔间内，罗果夫中尉一边瞧着落地玻璃窗外斜对面的要紧街1号的大门，一边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枪放在了桌上。坐在他对面的马库金中校看着面前的这把手枪，眼皮一直在跳。
“…勃朗宁M1900，0.3英寸。我想你应该会用吧。还有10分钟，霍尔瓦特局长就会从自己的小院走到大门口，然后乘坐马车前往铁路局办公楼。从这里横穿马路走到对面不会超过4分钟，所以再过5分钟你就得起身出门，然后若无其事的走到1号大门处…下面的事应该不用我教了吧？”
马库金怔怔的看着桌上的手枪许久，才抖抖索索的伸手拿起手枪，就在他打算检查一下手枪的时候，罗果夫中尉突然又出声道：“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去看枪里有没有子弹。密探局需要的是绝对服从，并不需要你们的思考。”
马库金停下了动作，一言不发的把手枪装入了自己的口袋，接着在中尉的示意下起身，以一种僵硬的步伐走出了咖啡厅，期间差点撞到了正在送餐的一名女侍。
就在马库金走向未知的命运时，吴川和几位革命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们也正听着，来自长春的梁廷栋、鲍化南的汇报。
“…10月10日中午:45分，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官兵在蔡家沟前线发动起义，迫使第二十三镇官兵响应了革命。之后我们代表革命委员会于当日下午13:35分抵达蔡家沟起义军中，和起义领导人张绍曾、蓝天蔚等会晤。
由于同盟会上海和东京总部分别派出了代表，导致起义的各领导人员迟迟无法确定是否服从我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这一点昨日已有汇报，就不再重复了。
之后我们和起义军各领导人物决定暂时搁置加入革命委员会的事宜，而是先成立临时指挥所，然后南下进攻长春，以抓捕东三省总督和吉林巡抚为主要任务。
临时指挥所以我、两位同盟会代表和张绍曾、蓝天蔚为前敌委员会，负责所有前线武力的调配，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任期至长春光复为止。
在经过了讨论之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把手中的部队分为两路向长春进攻，以南满铁路为分界线。第二十镇负责从铁路西面进攻，为左路军，张绍曾、鲍化南、邱丕振三人负责指挥；我第九步兵团、第二混成协、第二十三镇从铁路东面进攻，为右路军，我、蓝天蔚、王葆真三人负责。
为了确保军队能够快速抵达长春，前敌委员会调用了一列14节火车，将辎重和部分步兵运至了宽城子站。到了早上6时，左路军已到3团人马，而右路军也到了2团人马，我军在宽城子的兵力已经超过9千余人。考虑到天色大亮后我部再难以隐藏下去，故前敌委员会决定依照计划分左右两路绕过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向长春北、东、西三门发起进攻。
但是在我右路军穿过南满铁路时，遭遇了日军护路军的无理阻挠，其部士兵甚至悍然向我战士射击，造成我部一名排长和3名战士的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我部战士激于义愤立刻实施了还击，以迫击炮压制了日军的火力点，方才得以通过此段路线。
不过因为日军的无礼阻挠，导致长春守军提前得到了警报，我军虽然攻下了长春城，但是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等满清官吏已经及时逃入了日本领事馆，使我军未能达成预定目标。至于城内的守军，除张作霖、吴俊升两路巡防营从南门撤离外，长春巡警局局长陈友璋被我军击毙，其他人在西南道孟宪彝的带领下向我军投诚。
到10月日上午9时，长春城内除零星抵抗之外，已然全部落入我前敌委员会之手。接下来，请委员会尽快派人前来长春同友军进行磋商，以确定我方同友军之间的相处方式，并对下一步的革命行动给与指示。
另外还请委员会派人办理对外交涉，日长春领事已向我军提出抗议，认为我军已经破坏了《朴次茅斯和约》、《满州善后条约》等相关条款。日领事要求我方交出射击日军士兵之凶手，并公开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云云。”
吴川把手中的烟卷狠狠的摁熄在了烟灰缸内，嘲讽的说道：“日本人是疯狗上身了么？先开枪射击我军不说，还想要我们交出我们的战士？”
拿着电报的朱和中和管冰洋却没有吴川这么义愤填膺，而是忧心忡忡的向他劝说道：“我们现在恐怕不是和日本人交恶的时候。长春以南的铁路线路大多为日人所控制，且日人在铁路沿线又驻扎着许多军队，要是他们选择倒向朝廷，我们恐怕就要和清军此前的形势易地而处了。”
吴川看了两人一眼后，颇为不满的说道：“那么你们说说看，我们该怎么答复日本人？承认满清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再把我们的战士抓起来送给日本人处置？
这个先例一开，先不说战士们的士气要不要受到打击，之前我们喊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就要先破产了。另外，我们向日本低了头，要不要向其他帝国主义低头？软了这一次，那可就是后患无穷。”
只是想要向日本人低头的可不止朱和中和管冰洋，他们两人是不愿意革命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才想劝说吴川忍一时之气，等个来日方长。而其他的几名委员则干脆站到了日本的一方，认为日本一直都在支持中国之革命，不管是同盟会还是此前资助留日学生们的学习，都有日本朝野人士的身影。
在他们看来，日本实是中国革命之友，而不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此次冲突未必全然是日方之错误，也有可能是梁廷栋等前敌委员会为了包庇部下，而隐瞒了一些事实。因此不如派人前往长春和日方一起调查这件事，然后妥善解决双方矛盾，以谋求日本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承认。
吴川扫视了一眼在座的委员们，脸上自然阴沉的很。他总算是明白，在他的历史课本上，为毛辛亥革命时北方寂静一片了，就凭这些天真的委员们，又怎么斗得过心狠手黑的张作霖呢。
当然有人也不是天真，而是存有私心而已。随着蔡家沟几只清军部队的起义，原本看似希望渺茫的革命胜利，现在一下就变得触手可及了一般。在当前东北的革命形势下，这些委员们自然是想着尽快光复东北，甚至有问鼎关内成就开国之功的想法。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不愿横生什么枝节，从而失去唾手可得的光明前途。
要不是吴川手中握有军权和财权，还有一个组织足够严密的政党控制着局面，估计这些委员们能投票把他赶下去，换一个符合他们心愿的人上来。
作为革命委员会的顾问，斯维尔德洛夫看到房间内的气氛陷入了令人紧张的沉默后，不由出声说道：“我认为，革命的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否则革命委员会将会失去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但是在革命的策略上，我们还是可以同我们的敌人进行交涉，以尽可能的拖延时间，等待革命形势好转之后再行决定的。
是否要承认清帝国同各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新的中国政权才能决定的外交事务，革命委员会虽然肩负着推翻清帝国的使命，但是新中国的国民并没有授权给与革命委员会以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因此我们不能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
而此次在长春解放过程中爆发的革命军同日本护路军的交火，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并不应该上升为革命委员会同日本政府之间的外交事件。我以为不妨派人前往长春调查这一事件，但不能光是我们调查我方的开枪行为，日本护路军的开枪行为也要一并调查。
日本方面喜欢谈法律条文，那我们就和他们慢慢谈法律条文好了。反正我们只调查不作结论，直到革命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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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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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之前，筹备革命的委员会中，以斯维尔德洛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们几乎占据了大多数位置。不过在确定了起义时间之后，为了保住中国革命的纯洁性，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动让出了自己的位置，好让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起义之后能够公开亮相于外界。
只不过吴川也知道，如果让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彻底退出革命委员会这就是个灾难，因为中国的革命党人根本组织不了这样严密的革命计划，而他们的服从性和纪律性也堪忧。说到底，中国的革命党人缺乏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而布尔什维克们则早就过了这个幼稚的阶段，已经开始摸索如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了。
所以在吴川的变通下，布尔什维克们虽然辞去了革命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依然以顾问的形式负责着各部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作为吴川的助手，斯维尔德洛夫所处理的革命委员会事务其实要比吴川自己处理的事务多了十倍不止，但革命委员会却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有效率的高速运转。
哪怕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们再怎么提防的中国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当前的革命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这位俄国人。假设真要把这名俄国人手上的工作抢过来，那么他们起码得要组建一个十多名杰出委员存在的机构来分担斯维尔德洛夫现在处理的日常事务。
面对这样一个精力和能力都让人难以匹敌的杰出人物，即便是异常反感外国人插手中国革命的委员，也是能够认真的听取对方的意见的。
在吴川坚定的表现出对日的强硬态度之后，在座的委员们自然知道自己是无法说服这位越来越得到革命军和基层革命党人欢迎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假设这场革命的30%功劳归公于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人，那么剩下的70%中，吴川一个人可以占到八成，而其他人只能占到二成而已。
当然，这样的功劳分配方式只是委员们的想法，在革命军和基层革命党人中，大家都是自动忽视了俄国和德国人的帮助，而直接把这些功劳算在吴川头上的。在他们眼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就是吴川个人的决定，自然革命的成功就是吴川的成功。
这种受传统思想影响，功罪都归于一人的想法，正逐渐将吴川和其他革命党人分开，令其成为了革命的唯一领袖。正如同在同盟会建立之后，虽然内部一直在分裂，但是国内的革命党人还是把孙中山视为了革命的领袖过程一样。
而和同盟会成立之前，各省革命党人都已经在地方上颇有势力不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完全是吴川不停投资的结果。各省革命党人脱离同盟会并不会损害到他们在各省的威望，而这些委员们脱离了革命委员会的话，几乎就只能号令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门生弟子了。
因此就和吴川竭力维持革命委员会的共识一样，委员们也是不肯在内部搞什么分裂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肯定分不到革命委员会的什么家产。于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成为了众人的救命稻草，这是唯一可以阻挡住吴川同日本翻脸的办法，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怎么符合哪些主张中日联合对付白人种族的委员们的胃口。
至于负责前往长春和日本方面交涉的人选，虽然有委员提出应当选一个了解国际法条和有过日本留学经历的人员，以方便双方之间的沟通。不过在吴川的坚持下，最终还是从军队中挑选了一名军官作为正式代表，然后再给他找一名谈判副手。
吴川对自己的决定解释道：“…既然是军事上的冲突，那么就应该由专业的军事人员去分析问题，我相信日本那边也是会有军人参与谈判的。我不希望在谈判中，我方代表的气势为日本所压倒。
我希望各位委员们注意，如果你们确实不想让革命委员会同日本发生什么冲突的话，那么最好就别在日本人面前示弱。对于日本这个民族来说，示弱并不代表友好，而是软弱可欺。假使长崎事件爆发时，北洋舰队直接炮击了长崎，也就不会遭受什么甲午之耻了。
革命委员会现在的力量当然不能同日本一国相比，但是假设我们不能表现出坚决的反击意识，让日本人以为袭击革命军不会有任何后果，那么谁能保证日本人不会策划一次针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以增强他们在南满的话语权？”
谁也无法向吴川做出这样的保证，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为日本人做什么保证，这相当于在政治上的自杀。因此委员们最终还是通过了吴川对派遣外交代表人选的主张。
接下来的会议气氛就比较轻松了一些，不管是如何处理和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关系，还是下一阶段的革命军行动方略，和关外革命力量的变局相比，都不过是小节。
虽然不少委员过去也是同盟会的一员，但是在对待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态度上，他们倒是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各位委员都认为，委员会谈判的对象应当限定为同盟会辽东支部和起义军队的将领，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的两位代表不应当干涉关外革命的进程。
所以众人的想法这次倒是同吴川一致了，即东三省是一个整体，不应当分割为江、吉革命委员会和奉天同盟会辽东支部两个革命领导组织。
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第二十三镇的起义官兵中，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只要说服同盟会辽东支部的成员放弃独立领导革命的想法，那么孤掌难鸣的起义官兵也就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了。
为了保证起义官兵能够尽快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委员们认为可以暂时不对第二十镇官兵进行改编，并对第二十镇进行一些物资补充。当然，对于第二混成协和第二十三镇就没有这样的优待了，大家都认为应当将这两只部队进行彻底的改编，剔除那些不可靠的官兵，将这两只部队改组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力量。
至于是否应该尽快南下解放奉天，朱和中代表军事委员会表现了坚决反对。他认为在没有摸清日本人的态度之前，军队冒然南下奉天无疑就是将革命军的后勤命脉交给了日本人，一旦日本人选择支持朝廷，革命军将会和之前北满的清军那样，被能够利用南满铁路移动的清军分隔包围歼灭。
不过空虚的奉天城不去占领也颇为可惜，因此他建议革命委员会可以支持第二十镇南下，令其夺取奉天并抢占京奉铁路。而革命军则从长春向东西两翼出击，扫荡吉林全省和奉天北部地区的朝廷势力，从而在黑龙江、吉林和奉天北部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少部分委员不太理解朱和中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这个策略显然是让不可靠的第二十镇吃肉，而革命军只能喝口汤了。不过包括吴川在内的大多数人倒是心里明白，张绍曾在起义之后的暧昧态度，让朱和中觉得这只武力有些不可靠，因此打算让其同革命军进行分离了。
奉天城固然是一块肥肉，但是在朝廷调军出关平乱时，这里也是首当其冲的位置。张绍曾及其部下们为一时胜利的头脑所冲昏，认为可以和革命委员会平起平坐，此时不管怎么拉拢对方都难以让对方完全服从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的。
虽然这对于清末政治来说是一个常态，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淮军，手中只要有了一只军队，自然就是要向着军阀方向发展的。但是革命委员会从筹备革命开始，就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这样一个管理军队的文职机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是绝不允许，下面出现一只独立的武装力量的。
要是人人都学第二十镇，军事委员会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不能对第二十镇进行改编，那么倒不如将之推送出去，起码不能让他影响到其他部队。也许在接受了清廷的教育之后，他们也就会回心转意接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了。
朱和中的主张最终获得了通过，吴川认为也没有必要再选派什么代表，只需要把委员会的决定通知给梁廷栋和鲍化南，让他们处理这件事就可以了。
这场会议延续到了下午13时才结束，这个时候张云荣才送来了霍尔瓦特在家门口遇到袭击的事件。罗果夫中尉交给马库金中校的手枪里只有空包弹而已，但是不明真相的霍尔瓦特却是真的被惊吓到了。而当他从自己的卫队长那里得知这是一场演习时更是怒不可遏，他一度想要令人枪毙马库金中校，但适时出现的罗果夫中尉强行带走了中校。
中尉还训斥了一番霍尔瓦特的卫队长，认为其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警告放在心上，并表示鉴于铁路管理局目前糟糕的警卫状态，密探局将会接手铁路管理局的警卫工作，其中包括对于霍尔瓦特局长的人身安全。据说霍尔瓦特听了中尉的通告后，一言不发转身就回去了自己的住所。
斯维尔德洛夫有些不解的向吴川问道：“彼得堡那边还没有什么决定下来，我们这么刺激霍尔瓦特局长，你就不怕他铤而走险吗？”
吴川摊手说道：“我原本也不打算这么冒险，但是这位局长阁下最近又蠢蠢欲动，试图联合外交部和金兹堡伯爵，把我挤出关于北满地区独立化和远东经济一体化的计划中。你知道的，这不过是个诱饵，是让中东铁路管理局和俄国在哈尔滨的势力放弃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诱饵。
但是如果这个计划的主导权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诱饵也会变成毒药的。我必须要让霍尔瓦特知道，虽然他能够左右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人心，但是我也有能力掀翻他面前的桌子。所以大家最好不要在私下搞什么小动作，安心的等待彼得堡的决定。”
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皱了皱眉头，没有再继续说话。吴川此时说的不错，在彼得堡的决定下来之前不能让中东铁路管理局搞出一个以霍尔瓦特为首的联盟出来，那样他们就不得不提前动手了。只是这样粗暴的做法，一旦彼得堡给出的答复不如人意，霍尔瓦特的反击恐怕会异常迅速。
在外阿穆尔区，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虽然占据了优势，但是他们的力量显然是不能同被惊醒的俄罗斯帝国的力量相比的。一旦彼得堡发觉远东出了问题，他们就立刻要陷入绝地了。此时在他们面前，既有着无限之机遇，也有着无限之风险，这是斯维尔德洛夫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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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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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吴川想要对斯维尔德洛夫说点什么的时候，他现在的秘书兼安全助理张云荣突然打开了办公室走了进来，向他报告道：“日本驻哈尔滨的川上领事过来了，他要求今次一定要和你见面，否则他将会判断革命委员会对于日本帝国持有敌意。”
吴川还在沉默之中时，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出声向他劝说道：“我看这次是非和这位日本领事见面不可了，之前我们还有借口推托不见，不过长春事件爆发之后再不见他，这就确实表示我们是别有用心了。
而且，就算我们和俄、德、美三国驻哈尔滨领事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可英、法两国驻哈尔滨领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和日本领事一样，也是想要从革命委员会这里获得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认可承诺。
在我们攻下了长春的今日，具备了席卷东北三省的力量之后，他们显然已经急躁了起来，试图在革命力量彻底打破当前局面之前，先获得我们一个承诺，以作为他们在今后选择中国新政权的一个参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稳住这些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赢得一些时间。”
虽然知道斯维尔德洛夫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吴川还是沉默了许久方才出声说道：“就算你说的对，但我现在还是有些心神不宁，现在恐怕不是接待日本领事的好时机，我怕自己会在交谈中给一些出不应该给的承诺。”
斯维尔德洛夫想了想回道：“那就在会面时不要谈论任何实际问题，但你要有所态度。我们不能让日本人现在就盯上革命委员会，起码在开战之前不能让日本人觉得我们真想要向其动武。”
吴川一边吩咐张云荣把日本领事请去一楼的会客厅，一边向着斯维尔德洛夫说道：“看来我们确实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外交委员会来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了，不过你不打算去一楼的隔壁房间听听这个日本领事会说些什么吗？”
斯维尔德洛夫摇着头摊手说道：“这种场合并不适合我出现，而且我想这次会面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也就无所谓旁听不旁听了。”
走到房门前的吴川向着他默默的点了点头，便拉着门把手走出了房间。被张云荣引入会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的川上俊彦，其实心里并没有表面看上去这么镇静。
这位50岁的日本外交官，正好出生于动荡的倒幕时代，青少年时还遇到了日本国内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之后三十年所经历的却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一日千里的所谓坂上之云的时代。
川上俊彦这一代人虽然没有维新志士们那种不惜一切都要获得成功的欲望，却因为经历了日本从沦为列强殖民地的边缘一步步挣脱出来的艰辛历程，因此在行事上相对要务实和慎重。毕竟在他们眼中日本已经不再是一无所有，可以光着脚随意下场的年代了。
在川上俊彦看来，长春事件完全是一场不可理喻的突发事件。陆军只需及时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发出警告，帮助他们进入到满铁附属地就可以了，而不是动用武力去阻止革命军去进攻长春城。这种无脑的举动，使得日本在外交方面陷入了被动。
日本之所以能够确保自己在南满的利益，并不在于陆军在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而是在于《朴次茅斯和约》和《日俄秘密协议》。这两份协议，一份授予了日本在南满特殊利益的合法性，而另一份则杜绝了日俄以外其他列强对于中国满洲势力入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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