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打下长春之前，东北各地的开明士绅和咨议局的议员们都处于观望状态，一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员会究竟能不能扛得住朝廷的清剿；二则是想要待价而沽。老话说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自然不是指那些乡下泥腿子，而是指他们这些掌握了地方上资源的士绅地主。
革命委员会想要同朝廷对抗，总要有人、有钱、有粮吧？而这些那样不是在士绅地主手里。革命委员会想要他们出人出钱出粮，至少就要同他们分享治理地方的权力，自古以来哪个王朝更替不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些待价而沽的士绅地主并没有等来革命委员会的条件，而是等来了革命委员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二十镇的反水不仅仅是让革命委员会占据了吉林全省，更是消灭了东三省的朝廷正规武力，奉天已经向革命委员会打开了大门。
这样的革命形势对于各地的士绅地主来说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只顾着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和水路要冲，对于那些偏远地区和乡村采取了近乎放任的姿态，但是既然他们没有为革命出过什么力，自然也就别指望革命委员会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优待。
是，现在革命委员会为了维持地方上的稳定，并没有迫使旧官吏、旧士绅地主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是要求他们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指令，不得再维护满清政府的旧政策。但是只要聪明一些的官吏和士绅都知道，这不过是革命委员会的权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员会能够腾出手来，肯定是不会让一群前朝旧人继续把持地方上的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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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员会效忠的电报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员会建议召开议会早定国体的倡议。东北各地的士绅地主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为他们发出声音的机构，既为了限制革命委员会今后过于削弱他们对于地方上的控制权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关乎于他们究竟该不该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权的问题。
东北各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呼吁，何尝不是一种革命情绪在社会上发酵的结果。和南方各省民众对于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众对于革命这个词是比较忌讳的。特别是华北平原和东三省，这里还是以保守的社会风气为先。
同盟会在东北发动的数次革命号召，最终都因为乏人响应而宣告失败。而吴川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地区发动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两国给与的物质资源的福气，使得他可以动员起极大的物力修建独立的训练营地，把革命军和外界隔开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从而初步改造这些革命军人的世界观。
二是获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斗争了几十年的俄国工人领袖们，对于如何组织和改造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一群体必然要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分散于经营活动的农民。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是无法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只要能够让自家活的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国乡村中的富农们，仅仅因为可以从脱离村社中获得更多利益，就背弃了过去数百年来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员，并毫无愧疚的带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资源。
而中国的农村比俄国的村社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封建伦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种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农民在农村中丝毫得不到任何自由，虽然中国的农民并没有顶着奴隶的名字，但是他们过的实质上就是奴隶的生活。
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吉林两省因为移民较多，风气稍稍比关内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变不了，这是一个依托于封建地主经济而建立的农业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顽固而有组织的封建乡村社会，不是派几个干部下去就能改变什么的，而这些并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也不可能轻易的改变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去同过去主宰他们命运的老爷们进行抗争的。
毕竟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打倒老爷，而是想着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能够成为老爷中的一员。所以想要改造这些农民思想的世界观，不是派干部深入乡村分田分地，而是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过一过有尊严的集体生活，当他们再回到乡村时就有了改变乡村的勇气和技能。
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自然只有招工和招募军人。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委员会要建立独立的训练营地和大力推动工业建设的原因。
而最后一个条件就是，1910年的东北鼠疫爆发，虽然被清政府以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消灭了。但是满清地方官员可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想想当年他们为了不让台湾岛上的郑家获得大陆的资源，不惜发出迁海令，把东南沿海三十里化为废墟，就知道这次防疫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是无辜受到牵连的。
在一个执行力不够的社会出现了政策执行的奇迹，这只能证明了一件事，基层官员为了拔掉几根野草，连野草周围的麦苗也一并铲除了。于是在鼠疫过后的东三省，吴川看到的不是人民战胜了病魔的欣喜若狂，而是对于官府的痛恨和不满。
此外因为鼠疫被遣返到黑龙江、吉林口岸的大批旅俄工人，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下，正不断的堕落为罪犯和红胡子。革命的土壤有了，吴川这才能够把革命的种子种下去，令革命在这片土地上爆发出来。当然他也很清楚，除了以工人为主的城市之外，东北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态度并不是那么的欢迎，所以他才会发出暂时放弃乡村和远离交通的城镇，优先建设和发动铁路沿线、水路要冲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令。
而当这些交通较为完善的地方形成了革命的氛围之后，那些被孤立的乡村和城镇，自然也就以为革命即将成功，满清即将灭亡，为了不被革命委员会清算，他们自然也就会放弃自己的保守态度，开始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以争取在新政权下保持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保守的社会一旦倾向于革命，实际上他们反而态度会更为坚定，因为这些保守的社会并没有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当他们开始赞成革命时，自然会向革命的主流价值观靠拢，以防止自己跟错了人。这就是所谓的，有利有弊了。
和南方众多的革命理念和革命党不同，此时在东北一共也就两个革命党，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同盟会。而东北的同盟会虽然讲的是孙文的三民主义，但是在东北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因为孙文讲的是排满革命和汉地十八省革命，其革命理论在南方也许颇受欢迎，但是在东北却是不招人待见的。
毕竟在东三省大部分人的眼里，这孙文要革的不正是自己的命，而是革命成功只要汉地十八省，那么东三省怎么办？让给日本和俄国吗。所以同盟会辽东支部只敢宣传革命，但很少会大肆宣扬三民主义和驱除鞑虏的口号的。
这样一来，提倡社会主义的共和党，自然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理论的主导者。虽然大部分人还不明白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共和党反帝反封建主义的口号，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他们唯一有所怀疑的是，共和党人究竟有没有能力打倒帝国主义，比如东三省民众最为关心的一点，是赶走东三省土地上的日本人和俄国人，让中国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
面对着这一革命形势向好的发展，吴川反而觉得更是战战兢兢了起来，他比这时代的任何人都知道，中国革命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他们即将面临的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之前，他需要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也需要政治协会会议能够达成东北各界在政治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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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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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轻轻敲了敲面前的麦克风，碳精电极麦克风-埃米尔.贝林纳于1876发明。随即他就听到墙角摆放的音箱发出了巨大的声音，1898年，美国人奥利弗洛奇申请了第一个实用电动式扬声器专利，也就是一种放大声音的技术。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吴川要求电讯公司的工程师们，对这两项技术进行分析融合，最终完成了面前这套极为简陋的广播系统。这意味着无线电台的广播系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技术障碍了。
过去的碳精电极麦克风虽然有着一定的放大能力，但并没有如今这么好的效果，因此吴川弄出的动静让房间内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一时都好奇的跑到麦克风和音箱前研究了起来，想要了解这个声音怎么能变这么大，都忘记了自己今天是来做什么的了。
只是吴川对这套研发出来的机器还是有些不太满意，声音失真感太大，且造价也太贵了些。这么一套设备就要500美元，光是那个音箱就要价值500美元，想要把它们装到每一个村或工厂里，这得要花上多少钱？
在心里抱怨设备价格的时候，吴川突然意识想到，前三十年把广播、机灌站修到了共和国每一个乡村，确实是花费了一笔惊人的财富啊。这钱要是用来进口小轿车的话，科学的春天也就不用让那么多科研人员下岗了。
想要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动员和说服，没有什么比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更为有利的宣传工具了。只是后者出现的时间还早着呢，倒是这个广播电台的技术储备差不多已经满足了，只要努力一把就能提前把它催生出来。
吴川收回了散发着的思绪，对着麦克风说道：“好了，好了同志们，先坐回座位，咱们开始开会了。这机器可没什么稀奇的，等正式开始定型生产了，到时每人给你们发一套，然后拿回去对群众作工作时就用的上了…”
在吴川的催促下，代表们终于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说是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不过由于时间紧迫和本身规模还小的关系，各处党组织派出的代表不过才30余人，还不到哈尔滨本地代表的三分之二。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今日共和党大部分成员都在军队和工厂之内，而哈尔滨则是今日东北工厂最为密集的城市了，从机械厂、印刷厂到制粉厂，几乎大小工厂4、500家，即便一个党组织负责十来个工厂，也要数十个基层党组织了。
因此哈尔滨的党组织规模完全压制了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占了全党人数的一半以上，剩下一半的四分之三人数则在军队中，之后才是这些各地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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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连工人夜校的这个大教室都没能坐满，不过吴川已经很欣慰了。几个月前他刚到满洲的时候，只能在旅馆的套房内开一开会，还大部分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今天他面前就坐的这些代表们，已经有一半是中国人的面孔了。
斯维尔德洛夫的组织能力确实强悍啊，吴川一边在心里想着，一边则接着说道：“…各位同志，我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两天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从上面这些事迹可以看得出来，满清的腐朽已经是印入骨髓了。随着第六镇昨日在锦州的起义，满清在关外又承受了一次重击，这一下满清内部的人心将会更为涣散。我敢断言，下一次起义必然会在南方，而且各地的起义之后将会不断爆发，甚至连那些并不认同革命的前清官吏也会投机于革命，最终造成满清在政治上的垮台。
但是我也要警告党内的同志们，满清的失败并不等于是革命的胜利，只能是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这个任务。那么接下来的建国任务里，我们革命党人究竟能不能掌握住政权，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要看到，对内：反对革命的守旧派势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比如北洋六镇的损失并不大，他们的领袖袁世凯也被外国公使们认为，这是北方唯一的强势人物。也许他挽救不了满清，但是他想要割据一方的话，我们暂时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进攻他。
对外：各列强在华都有着各种的利益，也许他们之间确实有着缝隙，可以让中国革命在一定限制条件下获得帮助。但是，一旦我们触犯到了列强的根本利益，我相信除了诉诸武力之外，我们休想从他们手中拿回自己合法的权利。
不管是沙皇政府也好，还是日本政府也罢，都是想要把满洲这片土地彻底吞下肚子里的。只不过限于国际条约体系，日俄两国并不能够直接爆发冲突，这才给了我们一个有机可乘的机会。
此前因为沙皇政府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的去世，俄国的中枢运转出现了一点问题，才让俄国人无法阻止我们爆发革命。但是，只要俄国的对外政策不作变化，那么俄国政府迟早会表态要求我们兑现承诺，把满洲和外蒙古纳入到俄国的疆域内的。
共和党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力量保卫社会主义中国？我认为这就是对我党的一个极大问题。当然除了俄国之外，当我们革命委员会准备南下收复奉天领土的时候，日本也未必会坐视旁观的。
过去，我国常常说日本是撮尔小国，但是这个小国在明治维新之后，俨然已经成为了东亚的强国。以不到我国八分之一的人口，先是击败了满清，又击败了沙皇俄国，日本这个过去的小国正是依靠着对内压迫日本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模式发展起来的。
对于军国主义分子来说，邻国的灾难就是他们的盛宴；邻国的和平就是他们的不幸。所以，在中国革命的期间，日本一定会尽力挑唆或扶持各地实力派，让他们忘记了革命去进攻自己身边的革命同志的。假使我们共和党人想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然后想要改天换地的去建设她。那么消除日本在南满的影响，收回南满铁路和大连、旅顺两港，废除和日本签订的不合理开矿经商约定，就是当务之急。
至于其他列强，在我们同日、俄两国没有较量出一个局势来，他们暂时是不会高调介入的。当然，假使我们同日、俄两国斗的精疲力尽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们，是不介意把满洲这块土地国际化的。
所以我以为，党要避免两面受敌的状况，要保证：先南后北，南军北政。的策略。我们应当尽快南下，但是南下之前要注意日本的态度，要有这个决心和胆量去反击日本的干涉…”
当吴川说起全国的革命形势时，代表们还是蛮轻松的。哪怕这些消息大多已经知道了，但是在这样的会议上再听上一遍也是极有意思的。毕竟对代表们来说，能够把满清这个敌人拉出来奚落一番，已经证明了革命委员会的强大，他们可不认为南方革命党有这个力量去奚落满清。
只是当吴川从革命形势说到国内外政局时，大家顿时就收敛起了脸上的微笑，开始认真的思考党的未来该怎么走了。夺取政权，在三个月前这些代表们心里肯定不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在他们看来，即便朝廷已经丧尽了人心，但是有着一只强大的新军在手上，那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打的赢的。
但是到了今日，已经没有共和党员不同意，党获取全国的政权是有机会的这个想法了。正因为有着这个希望，才使得党员们既兴奋而又努力工作着，试图能跟着吴川进入北京城，当一回从龙之臣。即便每日接受着马列主义的教育，一旦到了要紧关头，不少工人出身的党员还是会情不自禁的使用上过去社会教育给他们的观念。
当然，之后吴川给他们泼了盆冷水，用同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吓醒了他们。虽然革命军战胜了满清的军队，虽然共和党内的中国工人大都痛恨过俄国工头，但是他们才刚刚拿到了两个省，人口还没有超过700万，这就要同帝国主义发生战争了？
工人出身的党员还要镇静一些，但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已经忍不住起身向吴川质问道：“主席的话，我就有些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同俄国和日本发生战争？这两个可都是实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在当前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难道现在最要紧的不是绕道进入关内，把清帝赶下台，统一全中国吗？
只要我们统一了全中国，就会有四万万人口。按照主席以前的说法，咱们领着这四万万人先办工厂和教育，再修甲兵，只要有个十年时间，我国就有了一批能够制造大炮和枪支的工厂，和一只强大的武力了。到了那个时候，再去进攻俄国和日本，夺回我们失去的领土，不是更为实际一些吗!”
这位党员提出的避战绕道主张，很是得了几名党员的支持。在众人的注目中，吴川平和的向这位站起的党员说道：“第一，我军如果避开日本的南满铁路，那么也就等于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朝廷随时都可以通过这条铁路攻击哈尔滨地区。
第二放弃了和日军作战，也就等于是放弃了我们自己提出的反帝国主义口号，那么我军的政治宣传就会破产。那么我们何以号召那些北洋军人和南方的革命党人服从于我们？
第三，我军已经击败了满清在关外的武力，眼下能够保卫这片国土的就是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战而走，就等于是邀请日俄两国瓜分满洲，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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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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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全体会议足足召开了两天，吴川和各位代表在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中，最终还是让代表们接受了共和党不应背叛自己的纲领这个观念，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应当优先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吴川也同意，在不必要的状况下，革命军不应当去刺激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假使能够延缓日俄对于中国领土的侵吞，那么革命委员会就应该和双方进行外交谈判，为强大国防力量争取时间。
在这场会议中，俄国共和党员还是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的。虽然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高层知道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早就和吴川达成了一致。而普通的俄国党员虽然不知道吴川和德国之间的约定，不过他们的阶级意识还是战胜了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权力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然，也有一部分俄国党员并不愿意革命委员会同俄国开战，他们主动的把帝国主义干涉指向了日本，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缓和的，但中日之间的冲突则不可避免。
正是在这些俄国共和党员的支持和引导下，方才压制住了一部分中国共和党员坚决反对在当前局势下和帝国主义发生激烈冲突的主张。最终在大会结束时，大多数中国党员总算是转变了思想，表示在日俄主动干涉的状况下，革命军应当以自卫的方式进行还击。
当这个最为艰难的问题讨论完毕之后，大会其他的主题讨论就显得比较平淡了。似乎大家已经在是否同帝国主义干涉作战时耗尽了精力，剩下的主题讨论上基本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下来，这倒是给吴川剩下了不少口水。
而这些主题讨论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和党应当坚持的主张是什么。也就是如何对待前清留下的官员和政府体制？新政权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体制管理国家？革命委员会是否应当进行改组，改组到什么程度为止等等。
就在吴川和共和党关起门开会的这两天内，外边的形势也有了极大的变化。湖南和湖北，两地只有一省之隔，过去本就是一个行省，两地人民可谓是亲密之极。因此在武昌起义之前，两省的革命党人就已经约定，一方若是举起义旗，另一方则要迅速响应。
10月10日武昌起义，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胡燮槐就来到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通报了起义的消息，并请湖南立即响应。只不过相比起另一个时空，这一次湖北革命党人所面临的形势要好的多，在胡燮槐抵达长沙的时候，北满光复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长沙。
因为北满革命的关系，清政府不得不在第一时间把兵力调至关外平叛，使得湖北革命军暂时不必再心北洋军南下。因此胡燮槐这次过来，要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响应本省的意思较多，向湖南革命党求援的意思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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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原本就充满热情的湖南革命党人就少去了许多顾虑，认为应当趁着北洋军难以抽身南下的机会尽快发动革命，以支持北满的革命党人。就在湖南革命党人急锣密鼓的联络起义时，北上平叛的第六镇于锦州起义的消息再次传到了长沙。
第六镇的起义不仅仅再次震动了全国，更是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的革命热情。到了这个时候，各地官吏和民众对于朝廷还能不能支持下去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丧失信心了。
湖南的部分立宪党人开始联络湖南革命党人，表示愿意赞成革命。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刺激下，湖南革命党人自下而上的要求主事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尽快发动革命，无需再等候各地的会党到来，以至错失良机。
焦达峰、陈作新于16日下午在贾太傅祠召集了各界代表100余人开会，最后决定在17日上午8时由城外新军开始发动起义，城内革命党人负责接应和散布革命成功的消息。
就在吴川同党员们激烈的讨论是否要坚持党的任务时，湖南新军发动了长沙起义。这一次的起义比另一个时空所遇到的抵抗更少，长沙城内的巡抚营几乎毫无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巡抚余诚格在立宪党人的劝说下逃离了长沙城。湖南革命党人于是在17日中午12时向全国通电，长沙光复。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摄政王载沣不得不紧急召见了徐世昌，要求这位内阁协理大臣亲自南下，和以足疾为借口不愿出山的袁世凯协商，令其尽快上任湖广总督南下指挥第二军平乱。
此时清政府将北京周边的军队编为了三军，第一军由冯国璋带领，北上平息关外之乱；第二军由陆军大臣荫昌带领，南下平湖北之乱；第三军则由载涛率领守卫京畿重地。
然而不管是第一军还是第二军，行动都异常缓慢，不是骨干军官销假未归，就是借口物资不足难以出动。冯国璋顿足于滦州，荫昌停留于鹤壁，使得北方叛乱的第二十镇从容取了奉天，而湖北新军则打的周边各省平乱的巡防营投降逃离，眼看着革命大火要把整个满清王朝的大厦给吞没了。
因此在第六镇锦州起义，湖南新军长沙起义之后，心力憔悴的载沣终于决定向袁世凯妥协，他避开了宗室内的强硬派，只是单独召来了徐世昌商议。得到了载沣的密令之后，徐世昌立刻出京南下，赶去了安阳的洹上村。
洹上村距离北京约4余公里，12个小时的火车路程，不过洹上村距离第二军军部所驻的鹤壁，却只有40公里，不到一个小时的火车行程。这三者之间的距离确实挺有趣的，当然这是对袁世凯而言。
徐世昌于18日凌晨抵达洹上村，因为在出发之前徐世昌已经给袁世凯打了电报，因此早就有人等候在了洹上村车站，徐世昌一到就被接去了洹上村。洹上村虽然以村为名，但实际上这就是袁世凯的私第，除了袁世凯一家之外，住的就是袁的卫兵，并无普通人家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