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船都不往洛阳走，含嘉仓只出不入，粮食库存减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类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下，这个重大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这项漕运改革，是官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
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日后以汴梁为核心的漕运经济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远，除了“过来人”的方重勇外，无人看得透彻。
而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给长安运粮，水运条件合适，那就运输；水运条件不合适（如枯水期），那就不运。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这项改革实施效果不能说不好，但有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高强度运粮，是不可持续的。
运输量是大了，然而运输成本，却没有本质性的下降，这些运费绝大部分还要商贾来买单。这是定都长安，所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
事实上，纵观全唐，也就只有这几年，输送长安的粮秣达到了一年运200万石以上。
从河北来的粮秣，都是来自“永济渠六州”，而江淮来的粮秣，因为河道路线太长，经常有漕船堵塞倾覆，导致运粮成本极高。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运河北粮的影响很大，对于运江淮粮的影响却不那么大。
运费高，就肯定得有人买单，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钱，民间就不干了，谁家的财帛也不是浪水打来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粮草已经转运到河阴仓了，如果要转运到洛阳，那么就必须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这些粮草是无法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的。
所以现在江淮的商人已经不想再从江淮和江南运粮到洛阳了，因为运费太高无利可图。而朝廷现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运粮，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优势。
也就是说，商人将粮秣运到了洛阳以后，官府统一采买，再给运费补贴。
根据李林甫派人实际调研，每一石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平均运费就超过了50文钱。对应的运费补贴，却又低的可怜。
运费成本太高，而朝廷给的运费太低，导致商人们都不愿意从江淮运粮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含嘉仓空了大半，并不是转运的官员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让他们有本事无力施展。
粮食运不利索，不光是运的问题，而是朝廷的整体机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在李隆基看来，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而是事情有没有办成。
含嘉仓是国家的战略储备，没有堆满，就是渎职！
其他的问题，是他这个圣人该操心的么？
至于什么运河线路改了啊，漕运方式改了啊，那些鸟事他不想问，也不想听！
面对新的困境，李林甫向李隆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首先，将旧有的转运官员全部革职，换上新人（多半是李林甫自己的党羽），这叫不破不立。
其次，在洛阳地区实施和籴法，丰年向民间高价收购谷物，价格高出市场价两成，以满足含嘉仓的储备需要。
所需财帛，来自江淮与江南。
再次，向河北永济渠六州加户税，每一户的户税，提高两成，统一用粮食交租。
最后，改从江淮运粮食为重量更轻，价值更高的布帛与各地土特产。再用这些布帛，去河北采买谷物转运。
这样一来，便可以降低转运的成本，同时填补几个战略粮仓的储备粮，为河西走廊与陇右的战事做准备。
至于河北粮食都被运走，导致粮贵布贱等“小问题”，李林甫也不是没考虑过。
只是河北是大唐的河北，而并非河北之河北。必要的时候，就必须作出牺牲。所谓利益均衡，通盘考虑，那自然是有人要作出牺牲的。
江南与江淮离得远，通济渠又经常淤塞，运输条件真的太差。就是李林甫想让这些地方作“牺牲”，效率也太低了！
唯有河北，有人力有实力，运输条件也好。
总而言之，李林甫的计划中，接下来几年并不需要扩大运河的运量。等新河道开凿完毕，洛阳的粮秣可以直接运到长安后，再来全盘规划。
看到这份计划详尽的奏疏，李隆基很满意，但他还是问了李林甫几个关键问题。
李隆基问：这么改革，会不会影响长安的粮秣供给？
李林甫说不影响，因为有河北地区持续供粮，转运的运费还少。
李隆基又问：国库要不要多出钱？
李林甫说不用，因为江南江淮那边交税都把米粮换成了布匹，方便转运。因此国库的钱不是变少了，而是变多了！
李隆基再发问：会不会影响幽州的战事？
李林甫回答：加税只是加永济渠六州的，河北其他地方不加，粮秣专供幽州边镇以为军需，所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听到这些话，李隆基彻底安心了。
他直接下了一道诏书，命户部侍郎兼转运使郑叔清，负责含嘉仓的粮秣转运，不问其他，专供河西战事所需粮秣。
并在长安城外，灞水中下游的广运潭周边，建专门粮仓。专粮专用，以接受关东而来的粮秣。
搞定这一切后，李隆基便带着杨玉环去了骊山华清宫度假，不再过问政务，一切由李林甫主持大局，先处断再汇报即可。他明年上元节再回来。
华清宫背山面渭，倚骊峰山势而筑，规模宏大，建筑壮丽，楼台馆殿，遍布骊山上下。这里因为有优质温泉而闻名，初名便是“汤泉宫”，后改名温泉宫。
开元时期，再次更名为华清宫，因在骊山，又叫骊山宫，亦称骊宫、绣岭宫等。
严冬来临，去温泉里泡澡，确实是帝王才有的享受。
不得不说，是杨玉环唤醒了李隆基的第二春。他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披荆斩棘，掀翻一个又一个政治对手，好不容易打造出来这个盛世局面。
难道就是为那些不肖子准备的么？李隆基显然不认为“成功不必在我”。
对于他来说，享受在我，才是排第一位的。杨玉环刺激了李隆基的享受欲，让他沉沦其中无法自拔。
……
“终于到长安了啊。”
长安春明门外，身材魁梧的王忠嗣，凝神看着来往不绝，出城入城的人群，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得圣人调令，他从夔州返回关中，被任命为龙武军左军将军，负责守备长安宫城。
这个任命……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
“先入宫再说吧。”
王忠嗣叹了口气，许久没回长安，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物是人非了。
这一段又是深度内容，希望不用我开单章解释。
第74章 出身决定前途唐代士人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篇谈谈河北，也谈谈高适，角度比较宏观。
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不断深入发掘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安史之乱前，这段恢弘而壮阔历史感觉敬畏。
没错，就是敬畏。
因为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所知道的就是真实，但实际上，白字黑字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们编出来的。
所以我想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史书的只字片语会造假，但历史脉络和数不清的对应文物，民风民俗则不会。
这篇要说的是：
高适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北士子的一个缩影。他的命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跟大唐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谁都知道，河北在开元天宝年间，甚至是在唐代前期，是处于被歧视状态的。
这种歧视，是全面，持久，呈制度性的。
从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陇贵族，是大唐执政阶层的基本盘。虽然太宗身边山东豪强不少，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被“吸收”到关陇贵族当中。
比如说颜真卿的祖先。
虽然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抗击安史叛军很卖力，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提醒一句：他们家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长安官僚阶层了。
抛开个人情怀不谈，他们在河北担任刺史不抗击安史叛军，难道还能跟对方同流合污不成？
就算自己想，家族出身也不允许啊！
这个事情，撂在高适身上也是一样。
开元二十三年以前，高适的生活可谓坎坷，官路不通，只能去幽燕混资历。像他这样的河北士子，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变成了给安史叛军出谋划策的人物，乃至后面河朔三镇的节度府中亦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毕竟，不是每个文人都是诗人，都有诗才。但每个文人都要谋生都要吃饭。李唐朝廷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便只能跟着安禄山这帮人混下去。
当时的士人，已经分出了“清流官”与“浊流官”。河北的士子，入浊流官还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必通过科举。但入清流官，是想也别想了。
所谓清流官，就是权力大，事情少，动嘴皮子离皇帝近。这些官职被宋朝士大夫修史书时记录得清清楚楚。
反倒是那些数量庞大的浊流官名称，已经绝大部分遗失，而且并未记载在典籍中，只有依靠后世近现代考古，才逐渐发掘出了一部分。
这些人常常做着非常具体又技术性的工作，依附于刺史或者节度使。一旦刺史调任，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失业。他们是官有品级，却又被清流官员所鄙夷和排斥。
高适前期就是在这样的官职中轮转，不知道担任过多少任官职，反正长安的那些贵人们也不怎么在意。
高适有诗才，开元二十三年开始考科举，不过显而易见的，他不可能考上。这个就跟本书主角方重勇，将来躺着考科举都能考上的原因完全一样。
那时候，一个人的出身，就已然决定了他的前途。徒劳的努力，或许老天能看到，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出身决定命运，手腕影响格局，就这么现实啊。
我特别鄙视那种唐代历史小说，主角没有出身就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这个时代的严苛与刻薄，远远超过了后人们的想象。
说得更残酷一点，贵人家中的奴仆，就算他推石磨已经推到石磨冒烟，磨出来的面粉堆积如山。即便这样的努力，能改变他作为奴仆的命运么？大概是不能的吧。
那时候的人看待这件事习以为常，在我们这些后辈们看来，其实过于残酷了。
方重勇就像是在高铁上跑步，而高适则是靠自己的双腿去跑，结果是注定了的。
他是河北人，河北世家出身，有这一条就够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天宝八载，高适都在不断的拓展人脉，往长安的圈子里面挤，只是没闹出什么动静。
一直到这一年，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为有道科，三伏至长安，授封丘尉。
县尉是士子们走清流官的起点，当然，是比较差的起点。白居易入仕时的“校书郎”才是高起点，京官清贵，事情少假期多还不会被惩罚，算是士族阶层的保留地，他们严密控制了校书郎职务的分发。
当然，高适这才算真正的入仕为官了，只是起点低，被鄙视（不好理解的话，看做捡贵人丢骨头的野狗就好懂了），管的都是“俗物”。
对政局与时局有着敏锐观察的高适，辞官回长安，去河西幕府寻找机会，并受到哥舒翰的赏识。
话说回来，倒腾来倒腾去，其实高适一直都在圈外原地打转。统治阶层的核心，他从来不曾触碰过，甚至连路都没摸到。
残酷吧。
高适的命运转折，来自安史之乱。
没错，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这辈子也就那样了，绝不可能有什么机会，一丝一毫都不会有。
高适开始了他的政治投资。
从前在基层拼死拼活的干，都远不如在李隆基李亨父子落难时跪舔。
这并不可笑，却很可悲，也很可怜。
李亨看到了河北士族的“统战价值”，高适这个典型，可以最大限度的抵消叛军反叛的合法性。起码，是竖起一面旗帜，号召河北士族不与安史叛军合作，朝廷这边给河北士族留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