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考略》
与此同时，拟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学》
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接着，他对翻译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作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人们侈谈什么‘直译’，而反对‘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绝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自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补以意译，我主张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绝不应偏向一方，而违‘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尽管博学多艺，但也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１００元，除药费２６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３２０００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摩根著的《古代社会》、《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等。
文字学：《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解字》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日本近代文学名著《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如《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孔子与儒学》，后来仅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是有所进步。
与当年的年轻气盛相比，眼下的陈独秀少了过去的急躁和冲动，而多了一分理性与宽容。他对孔子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
在文章中，陈独秀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用，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
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
他尖锐地指出：“数千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但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①
当年举起“打倒孔家店”大旗的主将，如今却能分清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孔子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勇于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人生追求。
２
入狱之初，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陈独秀就把精神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
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在狱中，陈独秀曾对濮德治说：“文字学的用处可大呀！”“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过去的小说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的道路。……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
②据濮德治回忆，在陈独秀的牢房中有两大架书，这段时间，他“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
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页。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的一生，政治与学术就像人有两条腿，总是交替着进行。每次政治上受挫，他就注重学术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时，就开始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他常以自己的经验去规劝友人。他曾为鲁迅从事政论文章的写作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感到殊为可惜。他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①他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说他“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予“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适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他出版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合手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运动。②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
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把“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现在，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１４４页
胡适和陈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感到十分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１９３４年，王森然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特发评论说：
“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字，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而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他的拼音文字稿托胡适交给商务印书馆后，由于该馆主持人王云五担心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所以其书始终未能出版。但这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这次入狱后，他仍继续潜心他的文字学著述，最后终于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第一类：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喊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单韵字研究中传统的“叶韵”（“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合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的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些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荑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陈独秀出狱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该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号和２１号上。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简单及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辗转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１９４１年春取出此稿，书短序赠送北大以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仍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人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１９４１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２５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等（均为陈独秀的学生）意见。魏建功等认为“此作开古音学一新纪元”，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能完全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③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④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１９４０年冬，陈独秀重订此稿，１９４１年秋写了自序一篇，在江津白。沙镇油印若干册，馈赠友人。
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２１号。
②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１９４２年７月）未刊稿。
④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战国时期荀子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著于狱中，但未注明写作年月，曾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卷第号上面，后收入《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它》一书。
《屈宋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狱中未完成，而中日战起，陈出狱之后，间或写一二时论文章外，完全致力于《小学识字教本》之写作，故此稿以后也未能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此文没有公开发表过。
《晋吕静韵集目》，此稿完成于狱中，未注明写作年月，亦未见发表，后收入《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他》一书。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江永、江有浩等人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和不足。此稿曾发表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４号上，陈出狱后，又于１９４０年春，重新修正。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何资深——著者注）汇编成第一本《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３月，该书排出清样，大３２开，共２７１页，约２０万字。但因上海解放，社会变迁，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妥善保存至今，但不知何日能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