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往江津市，仆仆感风尘。
无人与往来，邓初①照顾频。
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拜访二三次，师友已情亲。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真。
谁知三年后，客死在江津。
①邓初即邓仲纯——引者注。
６
晚景堪怜的陈独秀在战乱中客死异乡，其亲朋好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丧葬费从何而来。一生四处漂泊的陈独秀，生前除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大量的书稿外，从未留下任何物质财富，这让亲朋好友们犯难了。
陈独秀去世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和《江津日报》都刊发了他逝世的消息。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出版的《江津日报》第一版报道了陈独秀在江津去世的消息，称陈为“一代杰人”。其他两报也都对陈独秀的一生进行简短的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
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而对他的晚期则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正是由于陈独秀晚年生前孤寂、身后萧条，因此死后一大笔医药费和丧葬费无从解决。北大同学会紧急出面，发起募捐，共捐得３３０００多元。值得一提的是，捐款人中竟有曾悬赏巨金长期通缉陈独秀的蒋介石的名字，且捐款数额不菲，为１００００元之巨。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此外，许静仁捐款１５０００元，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捐款２０００元，众多名人如段书贻、王星拱、胡小石、欧阳竞无等人都纷纷慷慨解囊。
陈独秀的丧葬费有了着落，但安葬之地仍然让身为异乡人的陈松年和潘兰珍发愁。正在此时，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站出来帮了他们一把。
邓蟾秋，名鹤年，江津白沙镇人，１８６７年出生在江津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一生经商，积累下巨额财富。为人行侠仗义，关心教育，资助“聚奎中学”发展，在当地有较高声望，尊称为“蟾老”。邓燮康，邓蟾秋之侄，１９２９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１９３２年与叔叔一起创办江津农工银行，后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任总经理。抗战爆发后，流亡江津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陈独秀和一些流亡学生都得到过他们叔侄俩的资助。陈独秀到江津后，经邓仲纯介绍认识了邓氏叔侄。１９３７年，邓蟾秋７０大寿时，陈独秀题写了“大德必寿”、“寿考作仁”两幅篆体条幅以示祝贺。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生活十分清贫，邓氏叔侄也多次解囊相助，故结下深厚友谊。
陈独秀去世后，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从江津县城赶到鹤山坪吊唁陈独秀，得悉陈独秀死后竟然归葬之地都尚未落实，当即表示愿将自家位于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的一块园地，捐赠给陈独秀作为墓地，并且为表示对陈独秀的尊敬，愿送楠木棺材一副。陈独秀生前为躲避日机轰炸曾到过康庄小住几天，以后每年春秋时节都偕友人来游览。看到这里背依青山，面临滔滔江水，遍地橘林，风景优美，陈独秀不禁心旷神怡，感叹道：“得此佳景，平生足矣！”如今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人杰陈独秀竟连安葬之地都没有，邓氏叔侄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邓氏叔侄的慷慨情谊令陈松年、潘兰珍感动不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地。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是陈独秀出殡的日子。上午，在江津９中礼堂举行陈独秀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除了陈独秀的亲朋好友外，还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以及江津县各界自发而来群众一二百人。追悼会简朴而肃穆，会场内没有花圈，也没有青松翠柏和鲜花，只有陈独秀的遗像静静地摆放在礼堂主席台的一张桌子上，两边挂了几幅挽联。上面写道：
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
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翻益惘然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一生功过自有评述
简短的追悼会结束后，陈独秀的棺木被抬上等候在江中的一艘木船上，由水路直抵康庄。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装着陈独秀遗体的楠木棺材缓缓地放进了早已挖好的墓穴里，众亲朋依次作最后告别，然后众人垒土筑成一座高高的坟墓。墓前竖立着陈独秀生前同乡好友台静农教授用隶书体写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１８７９－１９４２）
走完６３个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后，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陈独秀，就这样静静地枕着青山、伴着绿水，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曾经的辉煌、曾经的苦难、曾经的争议，转眼间变成了过眼烟云，化作一缕轻风缓缓地飘向远空。
叶落归根，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生前对自己百年后魂归故里的最大愿望。陈独秀临死前，特地嘱咐儿子陈松年，待局势好转后，将其归葬故乡。陈松年始终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只是当时正处于抗战的最艰难时期，因而一直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结束后，１９４７年５月底，遵照陈独秀的遗嘱，陈松年筹集了一笔路费后，将陈独秀和祖母谢氏的两副灵柩用木船先运往重庆，再办理货轮运输手续后，顺长江东下。在办理货运手续时，陈松年担心陈独秀三个字的名声太大而在沿途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有意将陈独秀三字隐去，改用其科举时曾用过的名字“陈乾生”，这样很多人就不会知道棺木里装着的竟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了。由于陈松年妻子临产，他未能随船到安庆，而是写信给在安徽任教的堂兄陈遐年教授，请其在安庆码头负责迎接。
６月２日，一艘由重庆直达上海的货轮停泊在安庆码头。几个擎着白布旗帜的人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年约５０来岁的陈遐年立即上船，办理完签字接收手续后，将叔父和叔祖母两副灵柩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等陈松年一家返回安庆后才入土安葬。码头上没有举行什么盛大的仪式，只有陈独秀的一些同乡好友和本家亲戚来到码头迎接，场面有些冷清，仿佛这个世界和家乡都已经忘记了陈独秀似的。当时有人在陈独秀的灵柩即将入皖时得知，故旧及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的意思”，因而情不自禁地感慨说道，一代名人陈独秀真是：“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①
①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未刊稿。
同年秋，陈松年一家从重庆乘军事学校所包的轮船，顺流而下直达南京，再换船返回阔别近１０年的故乡安庆。临行前，陈松年特地到曾慷慨解囊资助陈独秀安葬一事的邓蟾秋叔侄，感谢他们的大恩大德。陈松年回到安庆后，随即着手准备将停厝在太平寺的父亲和祖母灵柩入土为安。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后，陈松年将父亲的灵柩移至安庆北郊叶家冲（现属安庆市十里铺乡）与母亲高晓岚合冢，了却了母亲生前不能与父亲同寝、死后要合墓的遗愿。墓前立有以陈氏四兄弟之名镌刻的石碑：
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陈独秀一生四处奔波，四海为家，除了青少年时期呆在老家安庆外，青壮年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漂泊在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有在死后，陈独秀才得以魂归故里，长眠在这块曾经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陈独秀一生育有四子二女，其中与结发妻子高晓岚生育了延年、筱秀（玉莹）、乔年和松年三子一女；与高君曼生育了子美、鹤年（哲民）一子一女。其中，延年、乔年分别于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女儿筱秀也因兄弟俩去世，悲伤过度而死，仅留下松年、子美、鹤年两子一女。
陈松年，１９１０年生，尚未出生，父亲陈独秀即与姨妈高君曼双双出走，一直到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入狱才得以见到亲生父亲一面，父亲在他幼年的印象中十分淡薄。他自幼与祖母、母亲相依为命，亲身感受到父亲、两兄长因参加革命而给家庭带来的种种不幸。１９３８年６月，陈松年带着妻儿老小一家与陈独秀逃难入川，在安徽同乡办的江津九中任教。他陪伴父亲陈独秀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１９４７年秋回到安庆，安葬了父亲。
解放后，陈松年一直在安庆窑厂搞技术工作。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乘船路过安庆，从安庆地方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后，特地嘱托要按革命烈士家属对待陈松年一家。从此以后，陈松年一家每月享受３０元的补贴，直到去世。“文化大革命”中，陈松年因父亲陈独秀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对历史问题（包括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陈松年相继当选为安庆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和市政协常委，并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１９９０年去世，享年８０岁。陈松年与世交之家窦珩光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玮、长玙、长琦、长璞，除小女长璞外，其他都大学毕业。
陈鹤年，又名哲民，谱名遐和，１９１３年生，为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１９３１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到扬州读高中，毕业后考入陈独秀当年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政法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运动。１９３８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全家到达香港，他进入《星岛日报》工作，直到退休。１９５２年，他将妻子儿女送回大陆定居，而他继续留在香港，不料“文革”期间妻儿子女在大陆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与同学许桂馨结婚后，生有三女一子，祯祥、祯荣、祯庆、祯祺。
陈子美，１９１２年生，与陈鹤年同为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高君曼在南京去世后，她与弟弟分别，到一家妇科医院做助产士。后与一年长她１０岁的银行职员张国祥结婚，育有４个子女。抗战结束以后，与张离婚。解放战争时期，与李焕照结婚，又生二子。解放后，陈子美随同丈夫一起定居广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子美抛别丈夫和儿子，偷渡香港，一直与家里失去联系，杳无音信。前几年，据报道，陈独秀的最后一个子女——陈子美在美国孤独地去世。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提到一个人，她就是陪伴陈独秀度过生命中最后１２年的潘兰珍。在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遵照遗嘱，除了用北大同学会赠来的钱为陈独秀办丧仪外，其他各种赠赐都一概谢绝。陈独秀安葬后，经何之瑜介绍，潘兰珍到重庆，进入陈独秀的生前好友朱蕴山、光明甫在重庆附近办的一个农场工作，自食其力。抗战结束以后，潘兰珍于１９４６年带着陈独秀留给她的部分稿费、文稿、字画和五个明朝景德年间的古陶瓷碗回到上海。此时，潘兰珍在上海已是举目无亲，于是她在浦东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并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找了一份煮饭的工作，以此谋生。不久，潘兰珍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组成新的家庭，但没过多久，丈夫又得暴病而亡。潘兰珍接回１９３１年收养的养女潘凤仙一起生活，母女俩相依为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因患子官癌在上海去世，终年４２岁。
８
陈独秀，这位在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驰骋中国政坛、文坛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几度风雨，几度辉煌，几度沧桑，生前备受争议，褒贬不一，死后又因历次政治运动而受到各种批判。如今，陈独秀与生前并不相爱的结发妻子一起，长眠于曾经生他养他的故乡土地上。瞬息间，历史已成为如烟往事，随风而逝。渐行渐远的陈独秀，留给人们的并非只有星星点点的零碎记忆，而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且会历久弥新，使人感叹，使人思索。
故事本该到此为止，但交代一下陈独秀墓地的变迁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陈独秀客死江津后，葬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前坡康庄园地。
１９４７年６月，其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灵柩运回故乡安庆，同年秋葬于安庆北郊叶家冲。“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被当作全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判。陈独秀的墓地也没有逃脱厄运，那座孤零零的土坟任凭风吹雨打，墓碑华表被撬走垫路，后又成了垒猪圈的墙石，坟墓受到严重的损坏。埋葬了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地方，也成了被家乡人民乃至全国都遗忘的角落。
１９７９年，在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年近７０岁的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经过多方寻找、辨认，才最终得以找到陈独秀原墓所在地。陈松年向安庆市人民政府反映了情况后，立即得到有关部门的２００元资助。１０月９日是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陈松年用这２００元，以陈氏四兄弟之名，对陈独秀与高晓岚合冢墓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并重立了一块不足一米的石碑，碑文写道：
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立碑那天，陈松年及其子女鸣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向来寂静的山中，鞭炮声显得格外的脆响，附近乡邻男女老少及行路人纷纷驻足观望，走上前来，一看碑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长眠在此的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１９８１年７月，邓小平在收到安庆市转来的陈独秀亲属的信上，亲笔批示道：“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安徽省和安庆市接到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后，引起高度重视，立即拨出专款２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对荒草遍地的陈独秀墓进行修整。在原址上新修的墓，按照陈独秀江津原墓式样并仿照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进行扩建，建起了初具规模的陵园。与此同时，安庆市还将陈独秀墓作为市级文物单位加以保护。
重修后的陈独秀墓地，由长廊、石栏、供奉台、围栏和圆形坟墓等组成，均用白石料砌成。整个墓地呈正方形，约１２５平方米。地面长条白石块铺成，主墓呈圆形，墓高约１.８米，直径３.６米，四周用白石垒成，顶部的黄土微微隆起，长满了青草。整个墓地坐北朝南，四周茂林修竹环绕，清雅幽静。沿着４８米石阶长廊拾级而上就是墓地的汉白玉石栏杆，左右两边各筑有“丁”字形石桌。墓碑上刻有安徽省著名书画家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５个遒劲的大字。在四周郁郁葱葱的松杉与挺拔修长的楠竹交相辉映下，整个墓地显得格外幽静、肃穆。陈独秀墓已辟为“独秀公园”，供中外游人参观、瞻仰、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