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一方面大力发展宗派组织，另一方面，则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加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甚至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的代表进行辩论。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反对派。
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３日，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第三封信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了第４４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通告指出，中央已经发现党内存在一个反对派，它在党内外都有其秘密组织，出版秘密刊物，并凭借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党的路线。中央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但是在组织上，也必须坚决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共产党的统一。最后，通告对陈独秀发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硬的警告，表示“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这份通告全文发表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显目位置上，意在惊醒陈独秀及其同伙。但此时的陈独秀，正与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在发生争论，对立情绪日益加重，根本不可能听得进其他人的建议和警告。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当时党内许多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１９２９年８月３０日在上海英勇就义的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时，曾多次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彭湃等人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周恩来看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彭湃等人的革命精神。
从苏联留学回国、此时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却对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攻击。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校长、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赏识，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六大结束以后，王明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９月１日，王明以“韶玉”的笔名，在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２卷１０号上，发表《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的长篇大论。文章指责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７个错误，表现了５种机会主义的特点，并口口声声要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陈独秀看到这篇文章后，虽然不知道“韶玉”为何方神圣，但从文章的语气来看，想必作者一定来头不小。文章中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了“陈独秀主义”的提法，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愕然。他想起五四以后与李大钊一起和胡适激烈地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几年后“主义”一词，竟冠名到他本人的头上来了。陈独秀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恐怕事情绝不会止于此。
几天后，陈独秀到郑超麟家里坐，见到了８月中旬才从苏联回国的刘仁静。刘仁静曾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与陈独秀发生分歧去苏联留学。留学期间，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与刘仁静已是多年未见面了，自然少不了要寒暄一阵。随后，刘仁静告诉陈，他在回国途中，特地到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并在伊斯坦布耳住了２０多天。陈独秀一听立刻来了神，赶紧要刘继续讲下去。刘仁静见陈独秀来了兴趣，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里，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叮嘱他尽快翻译出来。随即他们又谈到第３０期《红旗》报上刊登的陈独秀８月１１日给中央的信及中央复信等事情，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事常过来坐一坐。”刘仁静爽快地点头答应，他也很希望与老上级陈独秀多多来往，毕竟大家现在都是同道中人。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布第１９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通告中指出，如果在党内发现小组织的活动和反党宣传，就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行动，党中央将毫不犹豫地在组织上予以严厉制裁。陈独秀看到通告后十分生气，不以为然地嘟囔道：“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彭述之见陈独秀生气了，急忙来劝慰，并献计道：“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壮大点声势，这样一来中央要开除我们也不那么容易。”陈独秀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叫彭述之去准备。
陈独秀这个时候有些孤注一掷、一意孤行了。在他的掌控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一面加紧组织人马，一面在各种场合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９月２０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上海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地进行辩论。彭述之三次发言，极力为陈独秀及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他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相反，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继续。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彭的发言赢得了托派分子的喝彩，却遭到恽代英及其他会议代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恽代英等人回去后，及时向中央如实作了汇报。此时，中共中央感到事态更加严重，陈独秀及其同伙是铁定了心要搞党中党，成立反对派，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将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大分裂。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停止这种活动。”同时，通知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动派的文章。”①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书面警告毫不理会。１０日，他复信中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话。”他决心要“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陈独秀在信中，还指责中央领导人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用“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陈独秀心里应该明白，对中央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和攻击，自然会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罚，但他似乎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决意要走上不归路。
中共中央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到陈独秀的回信后，立即在１５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陈独秀及同伙越走越远的反对派行为。会后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的复信，具有很明显的公开反共产国际、反中共六大、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的支部，如果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继续坚持错误，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同时，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精辟地指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最后指出，对反对派“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①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６页。
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首先将陈独秀手下几员得力干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他先开除出党，其含义不言而喻，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但可惜的是，陈独秀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以他一以贯之的个性和作风，他也不会就此罢休，中途退场。如果那样做了，就不是陈独秀了，历史也少了五彩斑斓的趣味。
翌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然认为，“目前既是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托洛茨基为同志，并且表示：“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①
同日，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中共任务的信》，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决议措辞强硬：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特殊，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决议还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再次出面对陈独秀做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表示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②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了。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他复信共产国际，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绝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历史最终没有出现戏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０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８页。
５
深秋的上海，寒风瑟瑟，街道两边的树，早已被秋风扫落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着。除了为生计发愁的小贩在拼命吆喝外，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都在躲避着即将到来的严冬。
陈独秀也渐渐开始了他政治上的严冬期。
１０月份他刚过了２０岁生日，仅仅一个月以后便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时常精神恍惚，夜不能寐，脑海里始终冒出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他总喜欢从外部而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而内心里充满着极为强烈的怨恨之情，并且时常流露出脸上。他绝对没有料想到中央会痛下决心开除他，以为自己至多受个党内处分而已，想不到竟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悲剧就在于：在他被迫接受开除出党的结果时，仍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自以为是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陈独秀才找到了这条道路。
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经常到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家里坐坐，有时这些人也到他的寓所去，安慰一下日渐苍老的陈独秀。他们彼此引以为同志，又刚都被开除了党籍，相互间免不了惺惺惜惺惺，发泄一番内心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商量进一步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决定由陈独秀起草一篇分量重的文章，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
经过几天的精心构思后，陈独秀于１２月１０日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１２０００多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通篇充满了为自己辩解和批评他人之词。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回顾了党成立以后直到大革命失败的过程，指出：“我们应该很坦白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他自己的错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觉得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他把自己该承担的大革命失败的部分责任，也一古脑推得干干净净。当然，大革命的失败，绝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卸给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而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陈独秀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十分不满。他甚至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其错误的一种手段，是杀鸡给猴看，向党员群众示威，是“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
他接着攻击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认为“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
除了极力为自己辩解和攻击中央以外，陈独秀还大加吹捧托洛茨基，称赞他是“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广为散发，迅速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混乱和震荡。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日、德、俄等国文字，流传到了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如获至宝，立即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后，写出了一篇“审查报告”，提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从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陈独秀自去年８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共活动；第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第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第四，共产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后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面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足见国民党及蒋介石对陈独秀的重视程度，他们迫切希望看到共产党堡垒能从内部攻破，但他们不久就失望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及彭述之、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进一步加紧组织人马，成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小组织。
事情还得从这年９月说起。
当时，陈独秀还在写信与中共中央争论。彭述之向陈独秀建议，学习梁干乔等人成立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的做法，组织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尽量多拉一些人，扩大势力，以便与中央抗衡，不至于被开除。
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只准备采取加入原有的“我们的话”派或是两派合并的方式，以壮大声势。但是，“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陈独秀等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因而加以拒绝。此时刘仁静刚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国，曾试图撮合两派的结合，但终因“我们的话”派提出的要求过高，难以被陈独秀等人接受而未成功。
９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齐聚老耙子路陈独秀寓所，凑集可以被拉拢的人，一下子就凑了几十个人。拟定的名单中，包括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何资深、刘伯庄、马玉夫、罗世凡、蔡振德、吴季严等。
陈独秀担心名单一旦公布，中共中央一定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于是叮嘱彭述之等人暂时不要公开，看看中央那边的动静再说，因此这件事情一搁就是两个月。
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和陈独秀相继被开除党籍后，他们自认为不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毫无顾忌地开展成立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