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敢主事，敢拍胸脯，敢打抱不平，又能随机应变，在村里便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寨的富户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就请出陈永贵这位外姓人替他们支应。“不就是糊弄得狗日的不杀人么？”陈永贵说。他问明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
关于维持会，昔阳县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1940年7月，昔阳县委在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思想，在全县开展了反维持斗争，决定所有维持敌人的村庄，不论是游击区、敌占区，还是两面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维持，一律与敌人割断关系。结果引起敌人的疯狂报复，到处烧杀抢掠。”
“1941年2月10日，……抓走群众21人，15人答应维持敌人被释放，6人坚决不维持被送交昔城宪兵队处死。”
“1941年3月，县委……对伪村政人员公开发函，限期与抗日力量接头，掩护抗日工作。
“1941年8月，据统计，昔东、昔西共有60个农村党支部被敌人扫荡或叛徒特务所破坏，根据地大大缩小，昔西只留下孟先垴、王家淘等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昔东只留下皋落、刀把口等十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
“1942年6月，昔西……开始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重点是反‘维持’。”
“1942年9月，昔西……先后摧垮了庙淘、泉水坪、鸽坪等村的维持会，后又摧垮了常沟、恋思、岩庄……等村的维持会，同时枪毙了岩庄村特务王文寿，司家沟村特务庞丁维……”
可以想见，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B12，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28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
陈永贵出狱后，便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给一位卖烧饼油条的老板当伙计。他很聪明，手艺学得快，打烧饼炸油果自然不在话下，拉面也拉得好。日后招待客人，他时常下厨露上一手，并且颇受好评。
陈永贵这位伙计当得并不安份守己。一次他挎着烧饼出去卖，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拉扯着面黄饥瘦的孩子拦住陈永贵央求给口吃的。陈永贵太能体会这家人的处境了，连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目光他都觉得熟悉。他二话没说，一股脑给了这家饿得半死的人十多个烧饼。“我见不得可怜人”，30年后陈永贵对儿子陈明珠说，“总不能眼看着人家饿死吧。”
他倒是又敢做敢为了一回，可是怎么跟老板交帐呢？回去的路上他拦住了一位挑着柴进城卖的农民，说：“哎，你这柴换给我吧，我这个有六个烧饼。”那位农民拿了烧饼欢天喜地地走了。陈永贵见了老板，又挨了一通好骂，他照旧是冷笑着听着，一声也不吭。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恐怕陈永贵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他是比一般的农民更能干，也努力奔过了，可是奔到30岁上不过就是一个烧饼铺的伙计。
陈永贵把他不能发达的原因归于时代和社会，他曾对昔阳县委的领导说：“呀，老张，在日本人、国民党时，我就不是陈永贵了？我就没能力了？我怎么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啦？”
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
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63）
在土改运动中，陈永贵沾了共产党的光，分到了窑洞和十几亩地，后来还分浮财得了几件家具。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养活他的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应该说不在话下。庄稼人的好日子在向他招手
四、老少组与好汉组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组。昔阳的老解放区刀把口和白羊峪出现了两位搞互助组出了大名的农民，一位叫张老太，一位叫王殿俊，两个人都戴着太行区英雄模范的头衔。
这时刚挨过斗不久的陈永贵也冒头了。
1946年的一天，村里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你不是往起组织？我先参加！”于是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就组起来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好汉组里没有拖累人的老弱妇幼户。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单枪匹马干不了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正所谓“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这时候展现在陈永贵面前的前程显然是非常辉煌的。
他平生初次得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他响应中共昔阳县委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用不了几年，买房子置地闹个富农干干应当不在话下。事实上，当时大寨也真有四户人家卖地，六户人家买地。昔阳县南关离大寨不过十里，那里的一位村支书更令人眼红，他分了最好的房，最好的地，娶了一位成份不好但在村里最漂亮的老婆，还雇了工，日子过得极火爆。
陈永贵却极不寻常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秦怀录描写道：“有一次，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他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慢便慢吞吞地问：‘便良小，你怎么不报名参加互助组？’
“是呀，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他把哒着烟袋锅，帮着梁便良把粪撒上，思谋着以礼节情。著作已佚，散见于《世说新语》等书。，思谋着，终于，一个主意出来了：‘便良小，这样吧，你跟我干！我不嫌你小，只要听话就行！’”B13
据陈永贵自己说，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他提意见，抱怨他丢下他们不管。于是，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他话中带刺地说：“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闹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B14
好汉组的好汉们听了这话很不受用，可是碰上了陈永贵这么一个不好好发家，专门去和困难户掺合的怪人，心里不舒服也硬气不起来，只好为自己开脱道：“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怨气大点的则冷笑道：“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看哩。任你陈永贵劳力强，受死你也枉然。”
陈永贵是个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回敬道：“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这个组有前途哩！”
据陈永贵后来说，当时他与他的女人也有“斗争”：“我女人感到自己劳力强，跟那些娃娃老汉们一块吃亏。而自己尽干重活，累得也够呛。所以她有意见。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B15
这段话说得有点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毛病。老少组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看这个阵势陈永贵就难免吃亏。实际上，陈永贵大包大揽地操心费力，只求种好地，最后落个人人有饭吃大家有钱花，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他的确是吃亏了。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个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于是好汉组里就有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超凡脱俗而且大获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少组只是其中之一。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路线觉悟高，自觉主动地打响了大寨两条路线斗争第一枪的证据。陈永贵本人也在各地的巡回报告中隐去了自己曾加入好汉组的事实，有意把好汉组描绘成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下面的两段引文分别摘自他于1973年9月30日和10月5日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和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小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好汉互助组。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那时我在老幼互助组。……”
“这个老幼互助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要看我们的戏了！……这个好汉互助组，尽管他们占有四好，B16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好。他走集体道路是形式，是假的，他们就是在春天互相变工下种，夏季是各干各，秋天各人往各人家里收粮食。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这叫什么互助组呢，还不是形式！到底谁看谁的好戏？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啦，不是好汉组看老幼组的戏。这是大寨成长的基础。……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听起来老少组与好汉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对头，其实不然。好汉组的组长贾进才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成立互助组本来也有起党员带头作用的意思。陈永贵另立山头又盖了他，他不但不嫉恨，反倒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的。”
1948年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1952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力，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
陈永贵出名后把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说得那么不堪，贾进才似乎也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知道后自然很不痛快，但是他不说话。后来接陈永贵的班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说：“老贾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都接受。一个大好人，可是在能力上不如陈永贵。他也不高兴，一度宋立英(贾进才的妻子，大寨大队党支委)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了纲了。贾进才不说，宋立英说。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B17
１９７６年陈永贵指示宋莎荫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谈到这段“文章”的写法时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部斗争史的提纲中，贾进才的角色已经成了走资派。（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３５３页）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作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答，并不是与进才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哩。”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B18陈永贵太清楚剥削和贫穷是怎么回事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五、小轿车上看前程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15个亩产500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陈永贵因此获得了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的资格。
1952年12月16日，经过整整一天旅途颠簸的陈永贵一行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当时昔阳至阳泉刚刚通了长途汽车，一天还只有一趟。一路上坐在旧汽车里的丰产劳模们被颠得一阵阵地弹起摔下，一位怀孕的女劳模还因此流了产。这一段如今只用一个小时就能驶完的路竟用了小半天。尽管如此，在不久前还要骑着牲口，迈着两腿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量的县委干部和劳模们看来，能坐上这辆破汽车已经很新鲜很令人兴奋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朝鲜那边还在打着仗，物质条件自然很差。陈永贵这一行人就住在太原一所行政干校的窑洞式房间里。
这一年陈永贵37岁，人生的路已经走过一半。要论名气，与他同行的昔阳县刀把口农民张老太比他大多了。张老太只比陈永贵大八岁，却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第三名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桂冠，并且参加过开国大典。更了不得的是相预，而凶丰理（治）乱出焉”。，上年张老太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会后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以便遇要事直接向党和国家主席反映。当时的张老太如日中天，相当自信，恐怕也没有把陈永贵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之后，他将在陈永贵副总理兼昔阳县委书记的统治下，戴着反大寨、民主派和走资派的帽子死去。
省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开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驻地，专程来接大会主席团成员张老太。那时的小轿车还很少见，偶尔有几辆在大街上飞驶而过，山区里出来的劳模们还看着挺新鲜。
接张老太的小车停在门口的时候，陈永贵正巧和一位县里的干部在外边站着说话。陈永贵见了小车，闭住嘴，一言不发地看着张老太上了小轿车，显出一脸复杂的表情。他见过小轿车，但是他没想到农民也能坐上小轿车，而这种事就在他眼前发生了。他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了许久，转过身来叹了一声，对站在身后的昔阳县农村科科长王富元道：“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边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王富元闻言心里一震。看惯了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芸芸众生，忽然听到一个农民说出这番不同寻常的话，王富元强烈地感到眼前的这位庄稼汉抱负不凡，志向远在常人之上。这短短的一段话竟使他记了40年。
陈永贵的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过的话。秦始皇车辚辚，马萧萧，随从如云，威风显赫，刘邦和项羽挤在人群里看。刘邦叹道：“大丈夫固当如是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他们都被打动了，后来都走上了争夺天下的历史大舞台。陈永贵也被中共山西省委派来接一位农民的小轿车深深打动了，他相当自觉地登上了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舞台。这个舞台所面对的观众不再囿于亲戚邻里的小圈子，甚至也不再局限于大寨附近的十里八村，他的观众将要包括重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甚至要包括周恩来和毛泽东。
顺便提一句：十七年之后，1969年7月，陈永贵已经当选中共九大中央委员，有了自己的专用小轿车，整天坐着跑来跑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专门为此向他提过建议。冯东书说：“老陈，我给你提点儿建议。”陈永贵说：“好。”冯东书说：“你下乡不要坐你那个天蓝色的小轿车，路那么不好，在乱石滩里走，车受不了，司机很心疼，在群众面前也太显眼，坐个吉普车就好得多。”
陈永贵说：“对，对，对。”答应得很好。但他照旧坐着他的小轿车在乱石滩上跑，坚决不肯放弃。不久，陈永贵又在众人面前将冯东书痛骂了一通，说冯东书让他干这，不让他干那，谁给的权力？还说冯东书不让他坐汽车。陈永贵动辄驱逐不顺眼的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后来也被驱逐。冲撞了陈永贵的小轿车情结，大概也要算原因之一。（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271，P274）
1952年的劳模会之后，陈永贵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山西省农业劳模。他的知名度至少在昔阳县的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劳动模范这种社会角色大概也是当代人的发明。中国古代倒也有一些荣誉性的社会角色，由权威方面表彰褒奖，鼓励人们效仿。不过，那时的受表彰者，大抵是以一些以毕生之力严格遵从某种道德标准的烈妇孝子忠臣义士，或是在战争中以性命相搏立下功勋的人们。于是有碑有匾，有牌坊有祠堂，这也算“求仁得仁”了。至于劳动能手，所得的奖励本来就在劳动成果之中，或财富或金钱。再说劳动基本上是一种谋生谋钱的活动，硬以荣誉头衔奖之也未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中国共产党人褒奖劳动能手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富国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新体制。在这种新体制里，一位劳动能手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他可以成为一位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