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遇上了一个新世道
六、中南海里关于合作化的争论
1952年，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宣布：1952年苏联小麦产量比1940年增长48%，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马林科夫的这段话在联共19大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显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的人口更多，耕地更少，粮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比苏联更尖锐、更严重。苏联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成功地解决粮食问题联系起来了，一箭双雕地既克服了粮食困难，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在苏联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举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大问题的希望，不禁深受鼓舞。1953年10
土改完成之后，中共领导层在搞不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这是一种可以称为信仰的东西。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搞集体化更有利，是立即动手还是数年之后。一场围绕着步子问题的争论爆发了。先后卷入争论的一方是毛泽东、高岗和山西省委，另一方是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张闻天和邓子恢。
按照建国初期的设想，中国农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将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尊重农村的个体经济，也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话虽是这么说，一旦新富农真地露了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写于1920年4—，许多共产党员便坐不住了。
1950年春，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发现自己的管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一些农民开始买地、雇工。一些共产党员也雇了长工。高岗立即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压制单干户。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实质就是主张土改后跨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立即向社会主义进军。
高岗的讲话在《东北日报》刊出，同时东北局向中央写了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刘少奇在20天之后签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复信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又找安子文谈了此事，他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高岗见到刘少奇的讲话记录，跑到北京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满脸不高兴，又批给陈伯达看。于是高岗以为有机可乘，便拿这个讲话当武器开始整刘少奇认为慕名而不知其实是士人“三贱”之首。主张实行德治教，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后来高岗因权欲薰心整人过头，反而遭到批评，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在批评高岗时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东北挑起的争论尚未了结，山西又闹了起来。1951年山西也搞开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并以此为题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报告。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派调查组去山西长治地区了解情况，正赶上长治地委召开的十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也支持地委的主张，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调查组不同意山西方面的观点，争执起来，找到薄一波头上让他表态。薄一波出于慎重又找到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说要批评山西省委。事后刘少奇果真在几个场合点名批评了山西，说他们存有“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组内削弱私有财产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手工业工场为例，证明简单的劳动合作本身也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必非得等待生产工具全面变革之后再改变生产关系。他说得很有道理，刘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做过自我批评。如果把东北合作化问题引发的争论叫作第一回合的话，这就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个回合可以叫浙江回合，起于1955年6月，契机是砍掉1.5万个浙江的合作社。在这个回合里，毛泽东把自己的论争对手描绘成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宗教》等。，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不幸被毛泽东讥为“小脚女人”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邓子恢认为合作化发展不可太急太快，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按他的指示，浙江的5.5万个合作社中一下子砍去了1.5万个社，砍得毛泽东心痛不已。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等人，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邓子恢为人颇有豪气，盛夏时节在农村工作部作报告，常常旁若无人地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摇着大蒲扇侃侃而谈。面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厉声厉色，邓子恢仍然坚持己见，谈了五个小时，也没有退让。毛泽东道：“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时邓子恢的部下有人劝他别为了几十万个合作社与毛主席争论，邓子恢道：“不是几十万个社的问题了，要紧的是他认为办合作社的那些条件都不必要。这怎能不讲清楚！”
关键就在于这个“条件”。刘少奇、薄一波等曾认为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离开这些客观条件谈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邓子恢也认为发展新社必须考虑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譬如已有的社办得如何，是否增了产，是否巩固，干部力量的强弱，作为合作社的基础的互助组规模如何，原有的工作基础怎样等等。而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断定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对此若不及时利用，等到农民不那么穷了，新富农大批出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毛泽东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判断由来已久。1951年9月，山西的合作化之争尚未平息，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初稿写成后，毛泽东让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陈伯达找到山西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陈伯达向毛主席汇报了赵树理的看法，毛泽东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但是他并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只是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见解，让那份草案不要光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四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更加乐观了，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紧接着他又指责那些看不到这种积极性的人：“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折不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农民的这种认识和推崇是毛泽东的独创，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之所在。至于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即将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来回答了。我们将会看到，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实践中，陈永贵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所作所为将对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决策发挥影响，他本人的命运也与这场大试验密切相连
七、办社第一年
1952年年底，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他听说了不少农民英雄的大名，其中有两位还是他的山西老乡，1952年爱国丰产金星奖章的荣获者，金星英雄李顺达和郭玉恩。陈永贵的眼界更开阔了，他知道了中国最拔尖的农民正在干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活动筹办级社。这并不太难，唯一的麻烦就是县里反对规模过大。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有49户，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
陈永贵动员了几户，可是尝到了合作的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劝急了，据说还有人对陈永贵瞪了眼，说要干就一块干，不干就谁也别干。这是认准了陈永贵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跟着陈永贵不会吃亏。陈永贵挨了这样的顶撞心里高兴，一拍大腿说，不管他狗日的，咱给他闹个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咱49户，谁来也不给看。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此时大寨村里出现了一幅群雄争霸的局面：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为一方，贾进才、贾寿元和李二和领导的三个互助组为另一方，还有几个自视其高，谁也不依附的单干户。陈永贵似乎还嫌这种暗暗叫劲的格局的火药味不浓三定律，质能关系定律等）的哲学意义。中国学者曾运用物，又叫人起草了一份挑战书，由他出面正式向三个互助组下战书挑战，签字画押，当面鼓对面锣地赛了起来。
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手里。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各家有各家的地，虽然有了换工互助，自己的地总还要自己操心。如今土地作股归了大堆，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个积极性变成了一个积极性。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贡献又该分多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那时陈永贵几乎还不识字，因此也不会记账。不过他算账算得很精，譬如他曾带头低报自家地的粮食产量，以此迫使各户在土地折股时少算股份，相应地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从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账他很会算。管记账的会计叫贾承让，以前曾经读过几个月的村学。据大寨的老人说，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大队长小时候很捣蛋，上三个月的学有两个月是逃学，剩下一个月则是睡觉。陈永贵选中他当会计主要是看中了他不自私，不往家里捞便宜，肉烂了也是烂在集体的锅里。陈永贵管这位会计叫“万笔清”。
一个初春的早晨，陈永贵和几个人坐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才见到几位社员稀稀拉拉地扛着家伙过来了。他心里直冒火。头一天说得好好的在这块地干活，可这些人来得一个比一个晚。这么下去还比个什么赛？又等了一会，他黑着脸问一位刚到地头的社员另外一个人干什么呢论和策略。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和转变，“就来就来”，那位社员说，“这会该出门了。”陈永贵压着火才没有骂出声来：“我们等了半天狗日的还没出门？”
等到人来齐了，陈永贵黑着脸训了一通话，说明天咱换个办法，在村里集合好一块上地。过了几天，陈永贵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灵，在村里集合与在地头集合差不了多少，于是他又规定吹牛角号，牛角号一响谁也别磨蹭，大伙一起上地。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了又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吹牛角)这个办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B20这时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说他“不民主”，“主观主义的包办”，“营生混乱”。B21
有一天陈永贵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专门谈这个营生混乱的问题。他这次既没有训人，也没有发脾气，上来先做了一通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大家出主意提意见。陈永贵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嗑嗑吧吧地念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物，是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和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众人纷纷说好。陈永贵说，咱们以后也按这个办法来。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立刻就上来了。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带头拣难做的活干，还不时挑起几个小竞赛。再加上他嘻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表扬批评，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大，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兴。”B22这一年的7月17日，一位县里的干部来调查了一番，对陈永贵说你领导得很好。陈永贵高兴之余略带夸张地答道：“不是学习外地经验，不用说把大寨领导得这样好，就连我自己也会领导不好。”B23
1953年有个美好的秋天。按照当时的眼光，农业社的庄稼好得叫人眼亮，平均亩产高达240斤。与农业社比赛的那三个互助组平均亩产是180斤，四个单干户平均亩产才160斤。按百分制计算，互助组被评为75分，农业社得了95分，挑战方大获全胜。陈永贵喜气洋洋，召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把全村人都叫来了。他有心扩大农业社，在会上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大丰收。
陈永贵正讲得兴起，一位会打铁的单干户高声插言道：“你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的，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像你们好，我一亩地产它三百多斤还觉得没什么呢！”
陈永贵顿时被噎住了。那时是晚上，看不清众人的表情，只听得会场上议论四起，乱乱哄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庆丰收大会似乎没法继续开了。陈永贵问身边的党支委们咋办，支委们也没办法，一位支委说，你看吧，咋想个办法整整这家伙。陈永贵思谋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刚上县参加的会是统购统销会，国家给咱四万二的统购任务，我今天晚上就亮出来吧。”那一年是统购统销的第一年，支委们也不懂啥叫统购统销，说你就来吧，行。
陈永贵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你丰收了好！这还不好？你单干户丰收我们表扬，互助组也说丰收我们也表扬。丰收了还能不表扬？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产量分下去哩，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报产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这回轮到那位铁匠目瞪口呆了。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1952年农民每卖给国家100元的农产品要少得17.9元，1953年更甚，达到23元，197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
那位铁匠听了陈永贵的话，顿时脸色就变了，顾不上体面，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骂道：“我这是屁眼嘴，坏嘴！我是想自己会打铁，抽空挣点钱，不想入社。我那三百斤是假的，我也就150斤，连我秸秆算上也没有三百斤。”
众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铁匠和陈永贵。陈永贵冷冷地说：“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我们没打你。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自己报的还能有什么假哩？这个产不能下！就按你报的数购！”
铁匠急了，说：“你要按我报的那个数征购，我全家不用吃东西也完不成！”
陈永贵道：“你没吃的我们不管。任务你必须完成。这个会上不给你下产！要下产啦？就是大寨这60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大家给你同意下产就下啦，不给你下就是不给你下！”
铁匠没别的办法，次日一早果然挨门挨户去求，丢了大脸。B25
这一年陈永贵在完成统购任务中充分显示了他国家至上的风格，一般农民都想少吃亏少卖粮，陈永贵则相反，四万二的任务他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他征购征得太狠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干部，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后来陈永贵还很有道理地把这些社员的余粮说成是农业社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的证据。
办社的第一年就这样左冲右杀地过来了，陈永贵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实了自己的才能。是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带领社员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对于这个过程，莎荫和范银怀在那篇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主席留下印象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做过详细描绘：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71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也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B26
首战白驼沟共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并使12亩地免于洪水冲刷。这是大寨村古往今来头一份大规模的造地工程，地地道道的空前壮举。大功告成之后，陈永贵豪气冲天，将祖祖辈辈叫了数百年的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八、黄牛、母猪和灰驴的故事
1955年底，大寨的富裕中农贾寿元感觉到形势又要变。这些日子陈永贵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传说去年上任的那位28岁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很赏识陈永贵，要在大寨搞一个试点，土地不算股了，农具和牲口也要作价归社，从此后“黑豆碾了皮儿，光剩下仁(人)了”全靠劳动吃饭。
贾寿元在村里是有名的精明人。凭着这份精明他当上了富裕中农，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前年陈永贵的那个初级社向他领导的互助组和其它互助组挑战，秋后陈永贵他们在场上分粮食，他躲在家里远远地看着，人家分一户他记一笔，竟有本事把初级社的总产亩产和各户所得算得一斤不差。经过那一算，再和家境与自己相近的社员一比，贾寿元认定入社有便宜可占，当年就带着自己的那组人马投奔了陈永贵。那一年陈永贵的农业社扩充人马几乎席卷了全村，靠的并不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的神吹和整人，最起作用的还是他贾寿元的私下证实和带头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