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阳的带动下，山西各地纷纷仿效，一时以过渡为革命，以过渡为光荣，过渡成风。林彪倒台后一批极左，谢振华就抓住了这个穷过渡批了一通，说这是受了林彪路线的影响，是极左，等等，最后下令已经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退回到生产小队核算。
这股暗暗瞄着昔阳的纠左风来势甚猛，陈永贵极珍惜的过渡成果毁于一旦，直把陈永贵气得几年后还骂娘。“他妈哩！”陈永贵骂道：“把大队核算就批了，都下放下去了！”骂出一句国骂之后东永贵又觉得不妥，补充道：“你们可不要说陈永贵在大会骂谢振华他妈哩。他妈哩，这是口语。注意一下。”说完又摇头叹道：“他都给批了。哪是批什么极左呀，都给批了，……就是要对着昔阳，搞昔阳！”B21
批极左之风深得人心，越刮越猛，批了穷过渡又批共产风，批一平二调。1972年秋收前后，昔阳撑不住了。县委班子内部有王金籽动摇单子自身具有的知觉的清晰程度不同造成的，“微知觉”就是，怕犯错误。李韩锁更是提出暂时解散县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他说年成不好，让劳力回家帮帮忙。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靠平调劳力组建起来的专业队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秋后，昔阳四千多人的基建专业队有三千人悄然下马，热闹了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中断的危险。
陈永贵急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会不知道批极左的来历。他非常尊敬周恩来，可是批极左误了他的大事，谢振华又逼到了家门口，他也不能不反击。陈永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对于内部的动摇分子，陈永贵更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陈永贵冷冷地宣布：“过去我们昔阳有个张润槐，现在又出了一个李润槐！”
在场的李韩锁听了，心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为什么老陈说这个新走资派姓李？领导班子里就他姓李呀！李韩锁越想越怕，知道凶多吉少，便怀着大祸临头的预感小心过日子。果然，陈永贵很快找个茬，把李韩锁一手提拔的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发配到农场去劳动。
这时谢振华提拔李顺达当了晋东南地区的一把手，为了在大面上照顾平衡，同时也让陈永贵兼了晋中地区的一把手。陈永贵立刻以晋中地委书记的身份将李韩锁调离昔阳，让他坐上晋中地区第二把手的交椅。李韩锁明白，就是山西省委的一个副书记也未必有昔阳县委负责人的名声和权力大典为《数论颂》（汉译名《金七十论》）、《数论经》。，当个地委副书记是明升暗降。但是陈永贵这么做已经很念旧情了，他完全可以把李韩锁批臭。李韩锁后来在张怀英身上亲眼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陈永贵反击不久，毛泽东也开始反击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批透，‘左’的批不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大批“右倾回潮”，不同意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人。早年接受朱子学说，后转宗于王阳明的学说。反对佛学，，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B22
张春桥和姚文元迅速毛泽东的意思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中国只许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陈永贵大胜，昔阳愈发扬眉吐气地反右倾鼓干劲。只剩下几百人的农田水利专业队重新上马，一直上到六千人。又新上了六百多个工程，整整闹了一冬。地里大干，县里大批。昔阳县委常委几次开会批极右，把名义上还算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李韩锁从地区召回县里挨批。李韩锁接到电话不敢下来，几百里奔回昔阳，只得到当年的战友们的一顿痛斥，说他立场有问题，路线有问题。这位在官场上闯了大半辈子的地委书记竟被批得呜呜痛哭。
陈永贵得意浓时不肯止步，几个月之后，又被谢振华抓住把柄在周恩来面前告了一状。
1973年4月，山西省要召开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陈永贵与山西团省委有宿怨，1964年12月毛泽东请他吃饭，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大寨，而这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竟然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的名额。陈永贵后来权力大了，就多次重提旧事，将团省委敲打一番。再说，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定谢振华反大寨，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大名鼎鼎的大寨团支部抵制大会，意味着这个会根本就没法开了。正巧，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抵达大寨参观访问，谢振华赶去接待，乘机就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4月23日，周恩来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后，陈永贵遵命改正错误，亲自带领团支部书记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页）
六、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己的哲学观点，提出“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认为历史是人类，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杜塞（LouisAlthusser，1918—）等。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纪登奎主讲。B23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纪登奎又说谢振华搞派性，质问他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几个公社书记不同。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注：上述过程请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6—209页，冯东书是会议参加者。）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回。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
1976年8月23日，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卡车，扣上一顶钢制的高帽子，在太原城里热热闹闹地游斗了一圈。真个是豪情满怀，扬眉吐气。
“八·二三”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02页）
无论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红联站的小胜成了昙花一现。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Ｂ24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陈永贵把红联站的反攻与四人帮和张铁生联系了起来，更压得红联站抬不起头来，直到陈永贵本人倒台。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七、庐山上当
这里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陈永贵在中国最高层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当时上台的机会有限，九大会议上陈永贵有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大会发言，虽然很荣耀，但只能算是一台事先排好的戏。真正有戏的还要算１９７０年８月的九届二中全会。
１９７０年８月盛夏，１５５位中央委员和１００位候补中央委员上了庐山，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
陈永贵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庐山开中央全会，感觉挺新鲜，也有许多不适应。不适应之一是讨论的问题生疏，不适应之二是周围的南腔北调听起来吃力，最大的不适应则是中央上层复杂的利害关系一窍不通。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宣布开会，随后林彪讲话。陈永贵基本上听懂了林彪的湖北口音。他颁扬毛主席是天才，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些陈永贵都留心听了，也懂了关系上的表现宗派主义，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同时着重反对了，并且觉得林副主席讲得很好。林彪就是讲得再重，陈永贵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对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大寨发展党员，陈永贵新党员谈话，必定首先宣布一条：“从现在起，你的一切都要由党来安排了，你要是没这个准备，就不要入这个党。”他还会补充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是现在让我去死，我也要去死。”
８月２４日下午，全会分组讨论。陈永贵在华北组，组长是他早就认识的李雪峰。这天下午，陈伯达操着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讲了很长时间，陈永贵费了老大的劲才听懂了一个大意。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他引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天才的，可是有人竟敢不承认毛主席的天才。他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闻言颇为吃惊。难道中央的斗争也这么尖锐？难道竟有人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这种震惊和愤既的感觉，不仅陈永贵和李顺达这样的大老粗有，在座的几乎每个中央委员都有。大家纷纷叫嚷着要把胆敢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万万剐。当天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描述说：“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番痛快淋离的怒骂中可以感到华北组讨论会场的气氛。大家似乎都气愤得难以控制，似乎唯恐对毛主席不忠。这份简报又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林彪是赞成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他听秘书念了华北组的简报，赞许道：“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至于林彪为什么率部大肆鼓噪，是他想捞点什么还是想替毛泽东说一些想说而又不好说的话，那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是很引人注目的，即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态度基本相反，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小组会上唇枪舌剑地吵了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