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华北组的大老粗和大老细们一块骂了半天，并且要千刀万剐的那个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坏蛋”，竟然是毛泽东本人。
８月２５日，华北组讨论会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下令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第二号简报。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至每位与会者手中。在信中，毛泽东说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关于称他为天才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陈永贵简直晕头转向了。陈伯达错了？错了！上当了？上当了！林副主席不也说毛主席是天才吗？毛主席怎么又说林副主席和他的意见一致？过了几天，陈永贵又亲耳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原来又是毛主席本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而自己还表示拥护毛主席当国家席呢。陈永贵回到昔阳之后叹道：“我们每天喊的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我们认真读书不够，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不强，毛主席头天指示，第二天就忘了，就不跟了。在九届二中全会时，第一天毛主席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就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陈伯达的骗。”
陈永贵在昔阳有一贯正确之誉，说起上当受骗大概觉得挺丢脸，便补充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骗的同志不少，使一段时间整个开不了会。在位的中央委员很大部分都受骗上当了。原来也不知道，最后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一发表以后，才知道陈伯达一人搞的鬼，他到处煽动，点火，蒙蔽其他同志。”２５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陈伯达从此倒台，至死也没抬起头来。李雪峰作为华北组负责人签发了第二号简报，后来也因此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永远开除党籍”，直到１９８２年才平反。陈永贵初上庐山，便领教了上层斗争的残酷和扑朔迷离。
庐山会议期间，群贤毕至，要人云集，会下的各种活动也很多。当时北方１４省农业会议正在昔阳举行，山西方面在中央催促下起草了一个学大寨的决议，并专门派人送上庐山请陈伯达指教。陈伯达看过果然改了几处。其中一处的原文说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陈伯达道：“学大寨是客观规律，什么叫树立？”大笔一挥，将“毛主席亲自树立”抹去，改成学大寨是客观规律。单纯从文字上说，陈伯达这一改改得高明。他把学大寨的个人意志色彩抹去，强调它是不得不然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当然是最有力量的。但是陈永贵对毛主席忠耿耿又没读过正经的理论书，不知即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也需要拉出客观规律来为自己的决策辩护。他只是觉得心疼。把毛主席亲自树立这几个字抹去不是贬低大寨么？“他给改啦！”陈永贵后来说，“他吱一声一勾，说是客观存在。这样激烈哩呀。你看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干扰破坏，那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在那里存在着嘛！”２６
最后要说一下，尽管陈永贵在中央和省里的政治舞台上常有磕磕绊绊甚至晕头转向的时候，但是在学大寨这个政治问题上他绝对是坚定明确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自觉的政治活动的中心。
据陈永贵自己说，九大期间，他曾经当着李雪峰、郑维山和解学恭的面哭过一场，恳求他们不要反大寨。
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都是北京军区的负责人，而谢振华及其所率的６９军正归北京军管辖，陈永贵与谢振华明争暗斗于北京军区的利益有损，李雪峰和郑维山自然有理由对陈永贵表示不满。
由于陈永贵与谢振华不和，军界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不少。军人与李顺达的关系好，当着李顺达的面就说：“九大，十大，李顺达的票数比陈永贵多！部队就不投他陈永贵的票！”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过：“以后不要再提学大寨了！不要老号召去大寨参观！”曾思玉也是大老粗，放了炮陈永贵也怎么不了他，后来在一上会上骂他几句出出气也就算了。可是李雪峰郑维山管着本地的军队，位高言重，陈永贵不能不去搞好关系，便去求他们不要更说大寨的坏话：“你反我一个人无所谓，”陈永贵说，“恳求你，你要要反大寨。我自始至终在大寨那里工作，我知道大寨人是怎么样执行革命路线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了斗争，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做了一定成绩的。”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后，陈永贵后悔不已地在昔阳的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现在考虑是我犯错哩，一件很不应该犯的哩。就是在九大期间，到林贼死党那里去恳求不要反大寨。你看你，不是斗倒是恳求他干么哩！这一恳求，他妈来越来越起劲啦，越加起劲哩来。我就这件错误。……还挤两眼泪恳求人家，恳求了以后，他们反大寨的劲更来了。去你的吧！……那个时候山东的文件就出了，就是提出不学大寨是反动大寨，不学大寨是歪门邪道，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的那个。你看，你不是给他扣上走资派帽了？为什么恳求他不要反了？”Ｂ２７——无论是软是硬，是攻是守，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大寨的声誉和利益
注释
1．《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2．《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3．同上。
4．同注1。
5．同注2。
6．赵瑜：《但悲不见九洲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见《历史在这里沉想》，第6卷第351页。
7．陈永贵：《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9月。
8．参见《陈永贵沉浮录》，秦杯录，《黄河》，1989年第5期。
9．《陈永贵同志在（伯达）大会上的发言》，1971年5月30日。
10．见注6，第361页，第364页。
11．《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召开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1月。
12．《陈永贵同志在大寨联队分支委会的讲话》，1969年1月27日。
13．同上。
14．见《昔阳县委关于批斗老干部的检查》，1979年1月3日。
15．见注8。
16．摘自昔阳县委档案长期卷，1969年。
17．《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的讲话》，1967年11月28日。
18．《陈永贵同志代表省核心小组在全省各地贯彻七·二三布告的讲话》，1969年8月5日—12月30日。
19．《陈永贵同志在平遥县的讲话》，1969年8月14日。
20．同注6。本节中关于李顺达的描写多参见赵瑜文。
21．《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附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22．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51页。
23．《昔阳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1974年4月18日。
24．《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15日。
25．《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1971年5月20日。
26．《陈永贵同志在全县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骨干会上的讲话》，1975年10月31日。
27．参见《陈永贵同志在批陈大会上的发言》，1971年5月23日。另见《陈永贵同志1975年10月31日在县委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
一、入政治局
１９７３年４月，陈永贵由于抵制山西省团代会挨了周恩来的批评，不久，陈永贵被召进北京，而且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于是山西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犯错误了，被扣在北京不让回来了。其实陈永贵正在北京和大红大紫的王洪文等一起上读书班呢。这个读书班是中共中央专门为来自工农兵的中央委员办的，二十来个学员配有二十位高水平的教师，学期三个月。陈永贵挺头疼读理论书，特别是马列的原著。导师们的那些高深的话说出来都拐着弯绕着圈，怎么着急使劲也弄不明白，真不如抢撅头刨地直来直去，有多大劲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使多大劲。好在这个罪没受多久，为十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文件草稿出来了，读书班的中央委员们便开始讨论修改十大文件。
陈永贵和王洪文等人一起讨论修改的十大文件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搞出来的，其中修改党章的报告将由王洪文署名和宣读。王洪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并不高，陈永贵说他们也是“边学习、边修改”。①不过，九大党章中的一些话就连小孩子也知道非改不可，比如关于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决定。林彪出逃并摔死在蒙古，上述规定显然成了笑话。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陈永贵回到昔阳后这样介绍开幕情景：“等了时间不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出现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向在台上和台下的代表们打招呼，代表们鼓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代表们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陈永贵说到此处，昔阳县三级干部也鼓起掌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永贵继续描述道：“二十四日下午的大会开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出走方面的札记和评语，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1933年首次出，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啦，毛主席才往回走。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②
其实陈永贵的描述并不准确。毛泽东的身体并不健康，以至宣布散会后竟然不能自己站起来退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随机应变，说了毛主席请大家先走的那段话。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也是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８月２８日，大会选了了１９５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子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８月３１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２０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③对比九大政治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的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④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部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前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份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２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二十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的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五十八，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四十多岁才扫盲。三十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我的担子来。”
“这次回昔阳，和群众一起，受到了鼓励。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干。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绝不怕困难。群众和我一起想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条是下狠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第二条是努力向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学习，快一点提高工作能力；第三条是请中央允许我尽可能在下面做一些工作，或者每年有一定时间在下边工作和参加劳动，更好地深入群众，了解实际。”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⑤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边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