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大户？”
“吃大户！”
“宵夜，当然是‘小眼镜大排档’！”
“好，那就‘小眼镜’。”
“成，咱们走！”
“走！”
张潮手一挥，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开了图书馆。
中文系主任李无为和其他几个年纪大点的教授正在楼下闲聊，还想等张潮下来一起说说他这场讲座，没想到就看到张潮被年轻老师和学生们拥着往校门口去，都没发觉他们在等他。
李无为不由得酸溜溜起来，对旁边的林丹娅道：“这……他这也太受欢迎了！”
林丹娅道：“年轻人嘛……不过主任，咱们这次可要抓住机会！”
李无为愣了一下，问道：“什么机会？”
林丹娅道：“这两年大家有一个经验张潮基本在哪里多停留，都会给那里留下点什么。他给自己的家乡留下了两部小说，十几篇散文；给燕大留下了毕业答辩直播，给燕师大留下了一部小说。
去山西，留下了一个电视纪录片；去香港，留下了一篇武侠小说；去日本，留下了一部动画；去上海，留下了一本杂志、一个比赛……
最近去个贵州的小山村，给他们留下了三部小说，两条路。”
李无为专攻小学，对当代文坛关注不多，现在听林丹娅这么一说，顿时大感兴趣，追问道：“你的意思是，一定要让张潮留下点什么？”
林丹娅道：“‘风过留声、雁过留痕’，张潮虽然年轻，但注定要在文学史上留名。如果他能给学校留下点什么，那就最好了。”
李无为点点头，道：“那你们做好工作，一定要激发出张潮对厦大的认同感、归属感，他爸爸不是咱们校友吗？对了，还有创造力。”
一个大学里的系部要支棱起来，不仅要靠“里子”，还要靠“面子”。而“面子”，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和行业大咖的关系，以及媒体的曝光度来支撑的。
80年前，鲁迅总共就在厦大呆了4个月零12天，还嫌弃得不得了，在日记和与许广平的通信里把鹭岛从饮食到居住环境，再到同事关系，都吐槽了一个遍。
以至于后来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厦大是用“三椅、两灯、一地窖”来招待鲁迅。
但是这都不影响“鲁迅研究”后来成为厦大的一块招牌，还专门建了个纪念馆，就连学校大门口的校名题字，都是从鲁迅的墨宝中集字集出来的。
张潮自然无法和迅翁相比，但是在名气和媒体效应上，却是今日文坛的一时之选，如果张潮能为厦大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那无疑大大增加了这次邀请他来的价值。
就在他们商量之时，张潮已经和老师、同学们，分别搭乘几辆出租车，来到了湖滨中路的“小眼镜大排档”。
和后来已经开成连锁饭店的规模不同，这时候的“小眼镜大排档”真就还是“大排档”，在路边的空地上支着几个篷子，海鲜要么在冰柜里冰鲜，要么就养在叠起来的蓝色塑胶箱里。
老板是个个子小小的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是鹭岛本地人，所以都叫他“小眼镜”。最早就是一个家庭小店，因为物美价廉、明码实价，做法也地道，所以很快就成了本地海鲜大排档的明星档口，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张潮等人一来，位置马上就紧张起来了，但好在是“大排档”，变通容易。戴着眼镜的老板很快指挥着员工，给他们腾出位置，又支起了两张桌子，这才勉强坐下。
两个老师和张潮一起在排档的海鲜区点好了菜，虽然是“吃大户”，但一个贵价海鲜都没有点，不过是酱油水鱿鱼、辣炒花蛤、椒盐濑尿虾、清炒地瓜叶、清蒸多宝鱼……这些家常菜。
因为明天都还要上课，学生、老师都在，所以都默契地没有要酒，只让上了饮料。
待到热腾腾的菜肴一上，大家的情绪也都高涨起来；几杯饮料下肚，桌上的师生之别就淡了。
这年月，大学里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自由的，师生之间的对立、斗争关系还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学生在课堂上录了老师讲课内容然后去举报的荒唐事情，因此很快就其乐融融起来。
大家本来是要和张潮探讨文学的，但真到了此刻，却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结果惊讶地发现，张潮的生活中原来不止有文学和艺术NBA、游戏、八卦、键政……几乎什么都能聊上几句，标准的2000年代文科大学生。
私底下说话，也完全没有故弄玄虚的味道，都是一些大实话。
聊了很久，才终于有一个文学社的学生壮着胆子问道：“去年德国有个汉学家叫顾彬，说‘中国当代的小说都是垃圾’，引起了很大争论。
我注意到你对此发表过任何看法，是因为认可吗？”
张潮停下筷子，问道：“这……我真没有注意到。他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学生也回忆了一下，才回答道：“大概，大概是在去年的12月份吧。”（实际发生在2006年的12月11日。）
张潮笑道：“那就是了。那一阵贵州的大山里，别说上网了，手机都没有信号，几乎和外界断绝了联系。所以确实不知道他说过这些话。”
学生追问道：“那你现在知道了，怎么看呢？”
张潮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能确定这是顾彬的原话吗？是看过他写的原文，还是听过采访的原始音频？”
提问的学生哑然，他确实也只是看到国内一份报纸的转载，然后就看到报纸和网络上的舆论沸腾起来了。
张潮接着道：“如果要我评价顾彬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那我必须确认他确实说了这句话。不然我吧半天，到时候顾彬说自己是被无中生有，或者断章取义了，那我还得给人赔礼道歉去。
德国太远，德语太难，我可不想去，也不想学。”
前面说得颇为严肃，但最后一句还是把大家给逗笑了，把稍微有些凝结的气氛，重新活络开了。
这时杨辰沛问道：“那你觉得中国的当代文学怎么样呢？是不是落后于世界？”
张潮没有着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吃了一个辣炒花蛤，又喝了一口快乐水，才道：“你说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只指欧洲、美国和日本？”
一句话又把杨辰沛问得噎住了。
张潮笑着安慰道：“没事没事，能向这仨看齐是好事，至少说明很有心气。其实在文学甚至整个艺术领域，把‘欧美日’当成世界，也不是不可以。
这三个地方的文化影响力至少占全世界的70%以上，也生产了全世界最多的文化产品，当然也能代表世界艺术的趋势和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倒也不为过。”
杨辰沛听到这里，才松了一口气。
张潮看到师生们都看向自己，连忙道：“大家吃菜，吃菜，边吃边聊。”
然后身先士卒地边吃边聊：“但即使这样，也不意味着这三个地方的文学就一定能主导其他地方的文学追求，或者注定是‘先进’的标准。”
有人好奇问道：“那你的意思是？”
张潮道：“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大家都还记得吗？看过他的《我的名字是红》了吧？”
众人都点头，这么新鲜热辣出路的诺奖得主代表作，要是没看过就太丢人了。
张潮接着道：“他是土耳其人，远离‘欧美日’这三大艺术‘轴心国’，但却是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几乎算得上支柱级别。
他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想过吗？”
张潮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所有人都把耳朵竖得老高，想知道他后面怎么说，就连那些教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也不例外。
从学者角度，和从作家角度，去看待这样一个重要作家，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是所有研究者都十分感兴趣的。
张潮接下来的话，确实颠覆了他们的看法。
第282章 中国文学的大排档宣言？
张潮缓了一缓，才道：“去年帕慕克获奖以后，我们基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小说技法上。他也确实是目前还处于创作活跃期的作家里，最喜欢颠覆自我、始终走最前沿的一个。
《我的名字叫红》甚至都不能算他最大胆的作品，但是在风格、视角、结构、技艺已经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读帕慕克的小说，让我有一种需要重新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冲动。
他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82年，从时间几乎和中国的先锋作家们同时起步。但是2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先锋作家要么回归现实主义，要么止步不前。他却还在不断创新，想起来令人惊叹啊。”
这时有一个年轻老师捂嘴一乐，问道：“也包括于华老师吗？”
张潮点点头，认真道：“当然包括他。说实话，在成为他的学生之前，我很难想象写出《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的他，后来怎么又写了《活着》这样在技法上很‘传统’的作品。
即使《活着》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创作。”
大家没有想到张潮对自己的“老恩师”的评价竟然这么直白，一时间都有些愣神。
张潮笑道：“这些我前两年就和于老师交流过了，刚刚那些我都是捡轻了说，不碍事。我们还是说回帕慕克即使他在技法上创造了那么多新颖的东西，我仍然认为这不是他最重要的文学贡献。”
说着，张潮又夹起几片地瓜叶，说道：“要是我爸爸看见这东西现在能上桌当菜了，他肯定唏嘘不已。大家赶紧吃菜。”
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发懵，听得正入神呢，张潮怎么说起地瓜叶来了？
张潮接着道：“我爸生于50年代，童年时正好遇上粮食青黄不接，我大伯看他饿的不行了，就带着他夜里去生产队的地里偷东西。地瓜不敢偷，因为地一翻开第二天就会被看出来，所以只敢薅一些地瓜叶煮来吃。
那年月，地瓜叶是实在没辙才吃的东西，也就比野菜、树皮好一点。现在呢？这一盘要10块，大家都爱点，比空心菜还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虽然不知道张潮为什么对地瓜叶说了这么一通，但是还是有同学回答道：“时代不同了嘛。以前穷，地瓜叶拿来充饥；现在有钱了，大家发现地瓜叶拿油一炒，又嫩又甜，用来清口、去腻，是道好菜。”
张潮点点头，又夹了一筷地瓜叶吃掉了，接着说道：“是啊，你们看，第一个把地瓜叶端上餐桌的厨子多伟大。这一盘菜，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中国50年来，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变迁。
帕慕克和他的作品，对于土耳其来说，就是第一个把地瓜叶炒了并端上餐桌的那个厨子。”
这个弯拐得有点急，众人一时间消化不了，都没有人接茬，于是张潮连忙招呼大家吃菜喝饮料。
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学生怯生生地问道：“你的意思是，帕慕克是一个‘转变期’的作家？”
张潮没有马上回答，示意他等一下，开始专心对付手里拿着的一个皮皮虾。他先用筷子尖垂直插进皮皮虾的尾部，然后沿着皮皮虾的背甲一路把筷子捅到头，按住，再捏着尾巴一揭
一只完整的皮皮虾就被剥出来了。
张潮惊喜地道：“有膏！”接着一口就把皮皮虾的肉和膏吃进了嘴里，品味了虾肉的鲜甜和虾膏的醇厚以后，发出了心满意足的“嗯~”声。
受到张潮的感染，大家也放松下来，开始剥虾的剥虾，剔刺的剔刺。
张潮这才说道：“说他是‘转变期’的作家，不仅不准确，甚至可以说贬低了他。他就代表着转变本身帕慕克之前，土耳其文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城市的底层劳动者；
手法也局限于现实主义，几乎是欧洲18、19世纪文学的粗糙复刻。这当然不能说是‘错’，但毫无疑问忽视了土耳其社会在奥斯曼帝国末期以及瓦解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杰出的创作，把土耳其社会的城市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带入了文学世界当中，并且成为经典。
他几乎是一个人创造了土耳其这个国家乃至文化圈的现代文学，不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在主题层面上，创造出兼具现代与传统的全新的审美范式，比如‘呼愁’。
如果说凯末尔在制度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社会，那么帕慕克就是在创作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文学。”
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张潮竟然将一个作家和“国父”相提并论，也算是开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系的老师舒琼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质疑道：“你这么评价，会不会把帕慕克显得太高了？
他难道比托马斯品钦，或者约翰库切还要优秀吗？”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作家，约翰库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现代文学版图里，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张潮解释道：“帕慕克是给整个土耳其世界的年轻作家开路的人。他为土耳其带来了从表达形式到思维方式都独树一帜，又臻于完善的文学范本。
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预言，不久的将来，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轻作家会一个一个涌现出来，不断冲击世界文学的中心。
因为帕慕克已经把最难的事做了，最大的石头搬开了。”
一个学生好奇地问道：“最难的事？最大的石头？是什么？”
张潮“嘿嘿”一笑，道：“那当然是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啊。别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绵延数百年的大帝国，经典浩如烟海。
如何面对这庞大到能把任何后继者碾成粉末的遗产，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难题，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帕慕克因为搬开了这块石头，差点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进派的暗杀名单，只能被迫离开家乡。
当然，土耳其的国内倒是有不少他的拥护者认为帕慕克应该回国坐牢，甚至被杀死，这样能激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世俗化改革。”
张潮说完，饭桌上的师生全都陷入沉默当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张潮竟然对帕慕克的了解这么全面、深刻，完全不是国内跟风的皮毛报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向迟钝的中国文学界也是这时候才开始关注到这个作家。
《我的名字叫红》更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于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当所有人还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乱坠般的繁复叙述技巧中时，张潮竟然已经开始关注帕慕克的文学史价值，这种敏锐足以让国内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颜。
尤其是张潮说完这一切，还一副“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的样子，让人又羡又恨。
其实不是张潮有意要炫耀，因为这在10年后，帕慕克已经被研究烂了，他说的这些结论并没有特别之处。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称石破天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