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顾骜才注意到一个问题：“对了，你不是姓严么？令尊怎么姓萧？难道……是继父？”
儿子叫严平，父亲叫萧牛，这名字怎么看都不正常。
“不是，不是继父。”事关自己家门，严平解释得很勤快，
“倒是我现在的母亲，是继母。我爸后来再婚了所以我跟表姐其实没血缘关系。至于我爸姓萧，是他习惯了这个笔名，去派出所改了。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跟周树人姓鲁一个道理。
我还有个姐姐，大我一岁，去年跟爸的姓起了个笔名，叫萧穗。当年爸妈花了不少心血、托关系送她去蜀都军区工团，后来她在部队犯了点错误，不好混，索性自己写点东西投稿混日子。”
顾骜听了，礼节性地惋惜了一句：“在部队犯了错误怕什么，那也应该来高考，从头开始。自暴自弃换个名字从，这算什么出路。凭你家家学渊源，她要是心，怎么也得考个武大吧。”
严平无奈叹息：“我跟我爸也是这么劝她的，没办法，她自己迈不过心里那道坎。”
第33章 真香！还敢说你不是投机倒把！
第二天一早，顾骜辞别了严平和苏泽天，跟马风踏了回钱塘之路。
他还很仗义地客气了一下，留了自己的联系地址（没有电话，只能留通信地址），让严平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
赶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凭录取通知书买了车票。因为车次少，得等到午才能发车，顾骜和马风随便在站前小广场逛一会儿。
因为估计以后都不会来徽省了，所以顾骜和马风昨夜把全部徽省的粮票、肉票都留给了严平，免得浪费。只是随身留了点第二天路吃的干粮。
当时的各种票证，大多是分省供给的，除了全国粮票之外，其余的出了省形同废纸。
因为没有票，顾骜跟马风逛了半天也没东西可以买，最多只能逛逛新华书店、淘几本书。
不过小县城的书店也没多少有趣的货色，最多一两个小时，顾骜觉得淡出鸟来。
这时候很需要“饮料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打发时间，可惜有钱没票也买不了。
后世坐惯了高铁的顾骜，本来一直不理解绿皮车为什么那么多卖小食的，现在才算切身体会了。
正在顾骜百无聊赖时，还是马风眼尖，指着广场角落的一辆人力三轮车，轻声说：“诶，顾哥，看见没，那三轮车写着‘炒货免票’，难道是个投机倒把的？咱去买一点吧。”
顾骜微微有点近视，眼神着实不如马风好。听了提醒后，他才眯着眼看过去，注意到车挂着块写着“傻子瓜子”的硬纸板。
至于第二行的小字，顾骜已经懒得看了。
“傻子瓜子？那不是电视剧里提到过的投机倒把典型么！说后来三-全会开完，央还拿他的案子、讨论雇工算不算资本家剥削。”
顾骜脑子里，立刻反应过来。
对于后世喜欢看年代剧的人来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实在是太有名了。
可以说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代表了农业的改开；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代表了城市个体户雇佣制的改开。而且这年广久跟小岗村一样，都是典型的徽省“刁民”
这里的“刁民”没有贬义，只是说他们敢冒险。改开最初五年，徽商吴越和粤东的商人发展还要好。主要是浙商粤商要靠算计和嗅觉做生意。而徽商完全是靠胆子肥，哪怕有可能被枪毙，照样敢往冲。
后来政策渐渐明朗了，胆子大的竞争优势不明显了。
顾骜起了社会调研的心思，揣了几块钱，跟马风一起凑去买瓜子：
“同志，两块钱葵花籽。”
蹬三轮车的是个面颊凹陷、皱纹深如沟壑的年人。粗手粗脚，一看是贫苦农民出身。
听了顾骜开口是两块钱，年人拿搭载脖子的破毛巾擦了擦脸，歪着嘴反问：“小兄弟，买过东西没？知道两块钱瓜子有多少么？”
顾骜无所谓地说：“给我称两斤呗，不用找了，剩下的钱，买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年人把叼在嘴里的卷烟重新往耳朵后面一插，咧嘴一笑，挥手是一铲，舀起满满一勺炒瓜子，倒进一张叠成三角的《人人日报》里。
“不用称了，两斤只多不少。”年人很自信地把报纸包递给顾骜，“想聊点什么，不影响我做生意行。”
“你是年广久么？”顾骜也不想跟一个小贩虚与委蛇，开门见山了。
毕竟他已经是大学生，小商小贩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基本能回答他问题的，都会回答。
78年的大学生可是很稀罕的。
年人被这么问，竟然还有些得意：“看你们样子，也是外地读书人吧。看来我年老六的名气不小么。”
果然是他。
顾骜又问：“我记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想到跑来宣州做生意。”
年广久心情不错：“我隔壁芜州的，卖炒货都这样的人家买了炒货放家里，起码能吃几个月，老呆在一个地方怎么卖得出去？再说都快过年了，当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个县最多留两天。”
顾骜听了暗暗点头，意识到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干果炒货是易于长期存放的东西，所以大家买了之后，很久都不用再买。而且还有半个月是春节了，国人都有过年的时候摆果盘、招待拜年客人的习惯，所以瓜子花生这些东西，确实是年前销量最好。
而年广久的根据地在芜州，也是地处徽省的江南部分，所以生意覆盖芜州、宣州和马山三地，也顺理成章了。
短短几句话，能分析出这人颇有朴素的生意头脑。
连一旁的马风，都几乎想掏出小本本记笔记。
顾骜随即又问了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叔，那你炒瓜子，要请帮工么？”
这个问题让年广久警惕了些，不过看在顾骜像是个爽快人，他还是回答了：“忙的时候请四五个帮工，平时自家人够了。瓜子都是收来的，又不用自己种。”
顾骜：“那你不准备扩大雇佣规模吧？”
年广久：“怎么可能！现在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如邓公在三-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