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看着电报，拍着桌子大吼着：“李润石，我知道你想要绥远，你想拿苏联的援助，我就算把那里送给日本人都不会交给你李润石的！”
而延安这边，李润石主席在内部军事会议上对众人道：“常凯申知道绥远的价值，他最近的军事举动，他自以为我们下一阶段的战略意图就是绥远.....”
红军下一轮的军事行动，会在1936年二月开始！选在这个时间点，原因有二，其一红二方面军将顺利突破川北，而后会直接进入兰州休整。
目前二方面军即将进入松潘地区，其发回电报告之中央，在川中“行军”一路顺利，沿途川军非常配合，几无战事。按中央的指示，红二方面军现在是一路行军一路不停地沿途征兵扩红，预计到达松潘时，总兵力最可以达到三万三千人以上。
有三万多红二方面军主力坐镇兰州，威慑西北后方，三马中残余的青马就会老老实实不敢动弹，而中央红军就可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东线用兵。
李润石主席看向了墙上的地图的山西位置。
未来的这一年，每一个月的时间都极其的宝贵，即使是冬季也不能坐等。
过完年，结束一个半月的休整期后，立刻就要再次主动出击。
绥远虽然好，但现在那里是各方势力关注的重心，看似容易拿下，实际上变数太多，陷阱太大。不但常凯申会插手，东边的日本人也随时会有所行动。
李润石主席在得知日本租界发行的报纸上也长篇累犊地报导“绥远危机”的新闻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他真地匆促发动绥远战役，把傅作义兵力全吸引到绥远，驻察哈尔的日军立刻就会有所行动。
虽然他从黄克嘴里知道全面抗战要到1937年七月才会爆发，但是李润石主席也很清楚，历史早就被改变了。七七事变本就是下层日本军官的“独走”。绥远战事一起，在前线日本人的眼中，更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个头脑发热的日本人会在那时搞事，引爆全面抗战提前发生。
“今年的二月是个好机会，因为二.二六兵变.....”
此时的李润石，已经被选为军委主席，兼总政委，拥有最高军事决策权。
二二六兵变，会让日本政坛短期内大乱一阵子，而这段时间，正是红军发动新一轮攻势最佳的窗口期，这也是他决定在二月用兵的原因之一。
“现在，整个中国都以为我们红军会全力北上夺取绥远，常凯申这么认为，日本人这么认为！常凯申目前所有的战略布局，调兵运兵，全是针对绥远的，但是，他的战略判断完全错误！”
“我们不是北进绥远，我们才不会在常凯申预设好，做好充足准备的战场开战，我们二月份的攻击重心，是东征山西！”
当时，李润石用力地拍着桌上地图山西的位置。
“至于作战目标，我们表面上是痛打阎老西，到他家中打秋风，抢地盘！但这一切，都只是个姿态我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山西这儿开辟战场，在这里围歼常凯申入晋的中央军！”
李润石主席很了解常凯申这个对手，他是个见缝就钻上海青皮。对山西早就垂涎三尺，山西战事一起，势必趁机入晋。
原历史的红军东征时，总兵力不过二万人。
而这一次他的东征，出动的兵力将超过十万！而涉及的战场，不仅仅只是山西一处。北面的绥远，南面的汉中秦岭山区，都会有部队配合出击，进行战略佯攻牵制掩护。
“常凯申，他以为他们的部队是猎人，进山西就象当初四川一般，是来驱虎吞狼捡便宜，抢占阎老西的地盘的，但是他这回弄错了一件事！”
“其实我们才是猎人，他才是猎物！”
“在山西，我们是客军，但常凯申何尝不是客军？”
“我们攻入山西后，突破吕梁，进入晋中，做出围攻太原的姿态！阎老西是头守家犬，他必然把所主力缩入太原死守不出。这样整个晋南地区差不多就是半真空状态。”
“比起常凯申的部队，我们有先手优势，先到达晋南战场，可以在这儿休整，以逸待劳。常凯申的部队，围绕在山西周边，赶到晋中的速度前后不一。”
“以阎老西死保老家的军阀习性，晋中战役爆发时，他只会把主力全部缩到有天险防御的战略要地龟缩不出。常凯申的援军来了，他也只会闭门不让其入！逼得他们只能和我们野战！”
开军事讨论时，李润石主席拿着教鞭指着晋中各地，首先敲了敲太原。
“我们就以太原为中心，设下陷阱，变成一个磨盘，将常凯申投入山西，名为支援，实在为抢地盘的部队一波一波地消灭。这一战，我们要歼灭常凯申在华北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
历史上，红军因为兵力不足，东征山西只能是打个秋风就走。而这个位面，手上拥有超过十五万战略机动部队的李润石，目标却是放在山西全境。他要在这里布置战场，以山西为铁砧，红军为铁锤，一锤一锤地将常凯申投入山西的“援军”一支支地砸碎。
“常凯申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野心太大，胃口太大，目标不明确！消灭红军，抢占山西地盘，他都想要！这两个战略目标看似联在一起的，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要消灭红军，就应当集中兵力，追着红军打。要抢占阎老西地盘，就得分兵占领城市，控制周边。这两个战略目标，短期内其实是冲突极大的，都想要，那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冬季作战，野外天寒地冻，并不是好差事，常凯申的中央军，娇生惯养，分不清这二者间的矛盾和陷阱.......”
军事会议上，李润石将手中的教鞭扔在桌上。
“那些被我们红军占领，然后又被中央军顺利收复的，原本属于阎老西的地盘，就会是他们的败亡之因！”
第121章常凯申的实力
抗战之前，常凯申手下到底有多少部队？
这是一个很不好说清的问题。
中原大战时，常凯申能动用的总兵力达到七十余万人，而对手冯阎李白三家的总兵力超过八十多万人。而后常凯申通过银币弹加张学良相助打败对手，并顺便将韩复渠石友三之流“买成”自己的部下，入主中央，一时间可动用的兵力超过百万。
但一直到他败退台湾为止，常凯申能真正指挥的部队，都是个很难确定的数值，主要原因就是他部队的成份实在太过复杂，通常分为三种，嫡系江浙黄埔系，地方杂牌系，被银币弹买过来的“二五仔系”。
江浙黄埔系，嫡系亲儿子部队，自不必多说，相对是最好指挥，尤其是“微操”的，但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和“抢功逃命时不惜捅友军两刀”的毛病一直都没改过而且在前者发生时，常凯申的“远程微操”往往效果很差。
而杂牌系，比较容易解释的，就是本是地方军阀，屈服于南京国民政府，愿意听调指挥的“老实人”炮灰部队从内战到抗战时，这些部队经常被常凯申反复地调到战火最前线优先消耗掉。比如湘军，川军，以及抗战后的滇军。
至于二十九路军，虽然基本听从常凯申的调动指挥，但由于其出身西北军，加上华北特殊的外部环境（日本人的压力），宋哲元军权、财权一把抓，常凯申对他的影响相对有限，也就韩复渠差不多。只是前者野心不大，大多数时间常凯申还是能指挥得动的。十九路军其实也属于这个类型，但因为光头逼人太甚反了。
至于二五仔部队，比如韩复渠，石友三，余汉谋等。他们本身就是一方军阀，有自己的独立财政来源，不完全依附于常秃子，对常凯申的态度是若即若离，觉得翅膀长硬了甚至会扯旗二度反蒋。常凯申对他们的态度比对待杂牌还要提防，甚至直接下场把他们干掉例如石友三，韩复渠。而这类人也明白常凯申的德性，对他十分提防，双方属于互相利用的“同盟关系”。后来西安事变的张、杨二人，其实也十分接近这个类型。
此外还有第四种成份，也就是各个地方的士绅势力组成的地方保安团，保安队，其是以团为编号单位不过此团非彼团，具体人数差别极大，从百余人到上千人都有。其属于清末“团练”的历史残留，通常称为“地方民团”或“地主武装”。平时“自带干粮”，地方财政自养，剿共时叫他们一起出兵打下手。而这些地方民团，本身又依附于其所属省份的军阀势力，有着“半官方的身份”。
例如：红二方面军杀出湘西开始长征前，围攻他的湘军超过一百三十个团。但实际上这一百三十个团里，正规军最多就占一半甚至更少，余下的就是这些在南京国民政府那儿正式编制都没有“省级地方团练部队”。
五次围剿时，常凯申围攻苏区的号称出动大军百万。其实这百万大军里，一半以上也是这类各种打下手的地方民团武装。从前提到过的马步芳，应对西路军时，短时间里甚至可以紧急动员出一百多个“团”组成十几万人的战略预备队。
包座松潘战役时，彭总率领的残缺的红三军团+四方面军非战斗人员临时转换的补充兵组成的六千人部队，在弹药充足的情况下，当时轻松横扫包座以北的那一万多人的“地方杂碎”，也都是这种“团练”性质的地方武装。
但这些“地方团练”式的“杂碎”部队，尽管勉强有个编制，有地方领法币纸钞当饷，但本身训练，装备都极差，一般也就能执行“守家犬”或者进行机动距离不远“辅助清剿”作战任务，当当“还乡团”，扮演类似“皇军”身边的伪军的角色。
这些地方杂碎部队本身也有自知之明，红军主力强大时，他们也是各种避战打酱油，“机智”地充当眼线和打下手的角色。但一旦红军损失巨大被重创时，会象非洲鬣狗般，趁人之危一拥而上撕咬例如红34师湘江之战后的残部就是这样被他们反复攻击消灭。
常凯申到底有多少可动用的军队，确切的数字，其实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1936年时，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概总数量在170万~200万之间。这个数字包括了各地方的大小民团在内。而隶属于常凯申，他基本可以指挥得动的，大概是在九十到一百万之间。
别看这数字好象很大，姑且不去扣除中间的“空饷空额”，这所谓的百万大军中，还要扣掉一半的“地方民团”等等，实际上他的“正规”主力部队，嫡系加杂牌，不算“杂碎”，再扣掉那些危险的“二五仔”部下，真正的核心主力，也就是五六十万人左右，大约100个师的部队。这100个师，指是可以在国内随意调动的,指挥相对顺畅的野战部队。
第三次反围剿时，常凯申出动三十万大军，被李润石的红军一口气干掉常凯申17个团，也不过是消灭了三万多人，结果就“全军大败”，原因就是，这三万多人其实全是这三十万大军的“核心战力”。别看有三十万大军，其中一半都是“团练部队”或者“半团练半杂牌”的垃圾部队，真正能打的也就十多万人，作为核心的主力部队一下子被打崩，余下就是土鸡瓦狗不打自溃。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常秃子出动五十万人，被红军打掉三个主力师，当时也是伤筋动骨，不得不休整很久才能卷土重来，原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