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黄克昔日长沙零元购带来的遗臭至今未散，不但湖南，甚至全中国的大部士绅们，仍然坚持认为“血洗长沙”是卫立煌奉常凯申之命所为。得罪了军头名声不会臭，得罪了常凯申，名声也臭不到哪，但是得罪了士绅这个群体，那么名声就绝对很难好起来。
背了黑锅的卫立煌就是最好的例子。
长沙零元购至今，各地报纸提起他来，都是拐弯抹角地在说怪话，更有甚者，把“卫立煌”换成了“卫立蝗”，更缺德无比地给他取了“蝗虫将军”的外号。
而让卫立煌未入山西，就名声更加臭不可闻的第二个推手，却是阎老西。
阎老西的“坐壁上观”，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地方士绅死脑筋，“不配合”。
山西三地，北边的大同背靠中央军，相对最为安全。太原重兵云集，死守个一两年也不是问题。最弱最危险的，反而是最南的临汾，阎老西总是担心兵力不足。临汾以农业为主，周边的那些土财主们，他们总是舍不得家中的坛坛罐罐，要动员他们带上武装家丁躲入城中可不容易。
在他们看来，红军是要钱又要命，常凯申只是要钱。尤其是晋南地区的士绅富户们，在他们看来天塌来有高个子顶着，红军好象还很远，南边的中央军要是入晋，我们放点血，让中央军保卫我们，不就安全了吗？
你们这样操作是可以安全，但我老西可就不安全了！
阎老西要想守住临汾，需要把各地的士绅手中的民团，尽可能多地集中到一处啊！为了让他们听话，阎老西也只好吓吓他们。
要钱又要命的红军离临汾太远，南边不是还有一个“要钱又要命”，“血洗长沙”的“蝗虫将军”吗？
于是卫立煌就成了“卫立蝗”，被阎老西拉出来恐吓晋南各地士绅快点带上家当逃进临汾的最大的反派角色，老西神操作之一，就是象黄克一般地在造谣卫立煌的谣，说他入晋是要替常凯申来清洗士绅，重演当初长沙的那幕......
卫立煌军入晋之后，一路上其大军所过之处，当地士绅魂飞魄散，大军未至，就先闻风丧胆，拖家带口，携带家财，直往就近的临汾逃窜。
入晋之后，卫立煌不断地听到自己的“蝗虫将军”的恶名，心里也是无语。
在穿越太岳山，擦过上党地区的边缘时，卫立煌一路走一路大骂常秃子“纸上谈兵”瞎指挥。
何也？
山西这丘陵地形，简直要比瑞金还恶心，这让习惯了在平原地区作战的十四军行军极为痛苦不说。先头部队已前进了几十里，大量的火炮被滞留在后方，困在山间动弹不得。
“军座，这行什么屁军啊！我们穿过临汾北上，就可以直抵太原了，为什么要这么绕路！”
向卫立煌报怨的，是第36师宋希濂，在太岳的山间行军，各种山路简直把他恶心到要吐了。
“李润石红军是内线作战，现在阎锡山摆明了要坐壁上观，我们贸然穿越临汾直接北上太原，一定会在途中中伏的。”
卫立煌也后悔道：“当时我们就该和益之（指朱培德）一起走！现在从晋南入境，然后绕道太岳山入晋中，兜了一个大圈，太愚蠢了！”
“其实过河前，我们绕道河北入晋也来得及。”
“那样的话晋南就会被张杨占了！”
卫立煌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身为老军阀，阎老西非常清楚没了地盘的张学良这几年所受的苦，故意对他扔出这块饼，就是打算把所有的势力全拉到山西来，这样方才方便他这个本土军阀的混水摸鱼。
这也正是阎老西“神操作”坑死常凯申的地方。
正如李润石主席预见的那般，常凯申只顾在山西“跑马圈地”，分不清占领地盘和消灭对手哪个更重要，这是他犯的最大军事错误。
张杨会不会真的投红，常凯申心里没底，但是张学良要是得了山西的地盘，有了个窝，他就真的没法把东北军怎么样了，所以后来才会有要卫立煌北渡黄河入晋，然后绕了一大圈和第三军与新编第一军会和的“神操作”。
翻过一座山，还有一座山，看着两边无边无际的山，卫立煌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胡宗南的第一师在包座山区悲惨的遭遇......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不妙啊！
--------“灵甫兄，你怎么进来了？”
“克斋兄，别多问了，一言难尽啊！
“怎么了？”
“我不想多说！”
在南京陆军“模范监狱”里，张灵甫一脸阴沉地回答着前49师师长伍诚仁的问话。
包座之战，第一师全军覆没，事后问责，大罪被王天元那个小小的“通匪团长”背了，小罪的背锅侠，就是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
黄杰不杰，铁军不铁，两人皆不成仁。
这就是包座之战后，流传在民国的三位败军之将的大笑话。作为“小背锅侠”，伍诚仁到现在还在蹲班房，不过他快被放出去了。谁知出去前，却意外地遇上了包座-松潘之战时唯一幸免于难的黄浦校友。
同一监牢宿舍的二人，话不投机，聊了两句就聊死了，然后张灵甫躺在床上，背过身去。
张灵甫进监狱，是因为他在过年时打死了自己新娶不久的土司黄脸婆。
历史上他是他是在35年年底打死最早的发妻吴海兰，这个位面，打死的却是在康西拉了他一把的土司小妾。
原因很复杂。松潘之战后仅以身免的张灵甫靠取了西康土司女儿，得其相助全身而退，并幸运地升官。但是事情怎么回事，很快在国军中间传播开来。
小白脸，吃软饭的外号，着实让他抬不起头来。
而后第一师虽然重建，他也由团长升为旅长，但是这时的第一师，已由委员长的亲儿子变成了隔壁老王生的狗崽子，待遇连杂牌师都不如。
后来变成新编第一军第一师了，情况依旧没好转。上头换了个新上司长腿将军孙元良。
这货是啥德性，张灵甫在北伐时就知道他的老底，只是仗着“浙江黄浦系”的身份，才一直备受重用。本来捏捏鼻子忍忍也就算了，老子再怎么样现在也是个旅长了。
但是孙元良上任后，整个第一军上下也是乌烟瘴气的。
按编制，第一军两师，总计应当有二万二千人。但实际上张灵甫估计过，能有一万六千人就要笑了，余下的都是空饷。
新编第一军的前身是第一师，当初换俘时，被红军释放的第一师人员前后加起来就有一万六七千人左右，为何落到孙元良手里，“扩编”后反而人数下降了？
身为旅长的张灵甫稍一关心就发现问题所在。
第一：心理落差大。原本是一等中央军一等人待遇，现在却变成了“不是人”的杂牌军待遇。
第二：重建时审查宪兵的神操作：那些被俘的第一师士兵，在红军那儿享受到了“被当成人”的优待，虽然做了两个月的工，但释放时工钱、路费全都给足了。然后这边红军前脚放人，审查宪兵后脚就把人全圈起来，借审查之名把钱抢个精光。
他张灵甫再无能，却也知道，这样一操作，这些兵哪里还有啥忠诚度可言？上战场不打你黑枪就算有良心了。
一番操作下，归建时第一师士兵当场就跑掉不少，重建后待遇下降，又跑掉不少。最后第三点，却是搭上了孙元良这个废物军长。
上任后他吃空饷吃得更凶，面对不断逃走的士兵毫无作为，也不急着补充，只顾自己拼命地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