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利用物价操控的手段，使得物价上涨后用操控后的物价从富豪手中换取相对贬值的马匹等，支付操控后上涨的、但府库储备充足的其余货物，将马匹分配到边境地区，用贷款的方式让边境地区的民众购买国家的马匹，既可以收缴利息、又可以使得边境地区的战车储备充足，可以免除边境地区的“丘甲赋”。
林林总总，简而言之，无非就是那么几点。
“与之分货”和差级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促进农业发展，征收实物税，改变土地制度。
依靠征税政策劫富济贫、利用税收调控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倾斜。
成立“国轨”统计局和与之配套的官山海政策和国家税收为支撑的“银行”，用以贷款扶植工商业和放贷取利，依靠适度的货币税促进货币流通，打压高利贷而使得“国轨”成为全国最大的贷款机构。盐类等间接税操控，做到“拔鹅毛而让鹅感觉不到疼”的方式，使得齐侯成为全国最大的资产控制者，并且足以操控物价。
而官山海之策，却又不是国家专营，本质上其实是国家收取地租，比如煮盐和冶炼，是可以承包给私人的，然后君侯收取地租和分红，或者算是将归属于国君的山林海滨作为股本，这样可以扩大生产，又使得管理起来更为容易。
因为齐国的经济学派背后站着的阶层，是部分开展工商业的贵族，他们需要一个站台的理论。
这一切看上去和泗上墨家的政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田和认为这种手段足以富国，但却忘了考虑形成这样的一套系统，需要多少有经济基础的官吏干部，墨家投入教育二十年才堪堪能在泗上做到，齐国肯定做不到，而且很容易出乱子。
而且这只是看上去一样，实际上内核和墨家完全不同。
这个巨大的不同，源于托管仲所作的《奢靡》一篇，对于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消费促进生产上，但因为又和墨家的《富国》理论不一致，也必然会导致许多的问题。
内核的所有权和劳动获取财富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就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齐国经济学派的策略，也和墨家有极大的分歧。
消费、投资、出口，这是宏观经济的三辆马车。
墨家学派的经济基础是《节用》，用高积累高投入的方式，完成转型之后，扩张外部市场，利用和越国、楚国的免税条约，大量倾销。
同时内部土改，制造大量的有低级手工业品消费能力的自耕农，在不极大伤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比如如今泗上议政正在讨论的是否对泗上之外进口的粮食征税以保护泗上农夫利益的问题，就算是损害了泗上自耕农的利益——以《节用》为高投入的理论发展国有手工业，用《天志》为道理进行技术垄断和升级，大量出口的同时扩大内部自耕农的消费市场。
对内保证自耕农的基本稳定以提供足够的兵员和内部市场，对外依靠免税出口换取货币和铜等贵金属，继续投入再发展。
而齐国经济学派则过于看重消费的反促进作用，对于调控政策也是寄希望于看不到的手进行再平衡。
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问题看得并不重要，并且官山海政策主要是利用国君对于山海的所有权，收取的本质上仍旧是地租。“国轨”获利的大部分手段，实际上不是地租就是利息，看上去很美好，但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大问题，类似于后世出了大乱子的“青苗法”，而齐国学派的内核也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这个问题也算是齐国经济学派和墨家经济学派的一大分歧。
比如在《节葬》、《节用》的这个问题上，墨家的想法是薄葬，积累资本再投资生产，使得马匹牛羊布匹粮食乃至人口在二十年内都能翻倍。利用土改手段，使得在泗上内部没有大贵族，而将再生产的产品投入到外部市场，不断侵蚀天下。
但齐国经济学派则认为“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也就是说，不但要厚葬，而且要把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大力推广。
不但要大力推广，还要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
同样的道理，齐国经济学派鼓励消费、鼓励奢侈，并认为消费可以促进投资，促进发展。
比如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贵族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
比如灾荒之年，应该鼓励贵族们修建宫室。为何？因为越是荒年越折腾，让贵族们修建宫室，这样流民可以去干活，然后促进财富的再分配，啥时候富人能够做到吃喝鸡蛋都得把鸡蛋雕刻上花朵、烧个木头都得雕刻出花样，这样天下就不会出现危机了。
这都是齐国学派和墨家学派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听上去齐国经济学派的说法很有道理，但其实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问题。
齐国的经济学派，实际上是认可“食利阶层”比如贵族的存在的，并且极大地认可食利贵族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的。
在齐国经济学派的模型中，是这样的：工商业发展，投入资本，生产产品，但是底层的购买力不足，肯定会出现商品相对过剩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一个“第三阶层”，作为消费主力。
这个“第三阶层”是依靠土地地租为主的贵族，他们的存在，不但从“礼法”上合理，而且从“经济学”上也是合理的。他们不存在，那么消费品卖给谁？消费品卖不出去，底层民众给谁干活哪里有钱？
所以齐国经济学派的理论中，是资本投入生产，底层出卖劳力，食利贵族作为消费者，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
工商业者雇用底层生产、产品卖给食利贵族、收回资金稳定生产。
这个稳定的三角结构中，食利贵族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必须存在，甚至没有了他们，整个经济就垮了，会导致消费不足出现财富无法再分配、底层民众失业等问题。
而墨家学派的理论模型中，是没有食利贵族的存在的，或者说他们是要被消灭的。
墨家学派的理论也已经基本成型，就是投资、生产、寻找市场把东西卖出去换成钱，再投资，再生产。
市场不足怎么办？内部土改，创造大量有消费能力的自耕农。
土地成本太高怎么办？搞掉土地贵族，降低成本，或者直接收取国家地租，要不然土地贵族存在，想要扩大生产就需要支付给贵族地租，导致成本增加，而增加的成本都是添加在商品中的。
内部消费还饱和怎么办？不去创造第三阶层，而是向外找市场。楚国、越国倾销；回来的资本再投入再生产，市场又不够了，继续往外找，为市场不惜开战、航海、深入那些如今还茹毛饮血土著的地盘。
不但深入，还要依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世界，比如在控制的地区不断进行资产阶级土改，扩大有消费能力的人数，扩大资本、扩大雇工的数量，继续扩大市场，然后反馈后继续投资继续生产这样滚雪球。
直到有一天……滚雪球滚的实在没法再滚下去的时候……那就不是现在的墨家所要管的事了。
墨家承认齐国经济学派的消费促进作用和平衡理论，但是墨家学派中没有“第三阶层”这个食利贵族存在的空间。
这就导致墨家的体系不是稳定的，而是需要不断向外，依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整个世界，要不然就得被越滚越大的雪球压死自己。
齐国学派的理论是内部稳定的，这也是符合此时贵族极多的时代特征的，他们不得不考虑贵族的存在，并且自认创造了一个完美自洽的“稳定结构”，靠第三阶层食利贵族做消费方，促进经济发展。
墨家的体系在齐国学派看来，是不稳定的，因为总有一天无限扩大的资本会因为市场不足而出事，绝不稳定，所以似乎墨家的体系是有极大的缺陷的。
这件事在之前墨家和杨朱、列御寇的大辩论中，齐国学派也针对《节葬》《节用》的问题，没有从“礼”的角度，而是从经济的角度给予了反驳。
齐国学派认为墨家这么搞，必然会造成消费不足，墨家节用再投资的方式总有一天会炸，会导致商品太多但却卖不出去的情况。节葬节用，只积累不消费、俭而废礼，弄出那么多商品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们怎么办？没有食利贵族，谁来买你们的璆琳？指望富商？天下如今有几个富商？最有钱的还是那些封地极多的贵族，他们才是维系经济稳定的基石，你们墨家这么搞天下必要大乱，都像你们这么搞，一场为了利益的大战就不可避免了，所以不能像墨家那么搞。
争鸣的时代已经开启，各家的学说都在不断地形成体系，超脱了原本的萌芽和启蒙，还是思索更为深刻的内容。
齐国有自己的学说。
所以田和确信，他找到了一条不同于魏秦楚和墨家的另一条路。
一条既可以维系贵族稳定、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富国之路，而且还能在合法性上解释田氏代齐的完美之路。
他是这样想的。
第二百四十六章 齐国的路（四）
齐国经济学派和墨家学派关于财富的看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难以契合的地方。
对于“富国”这一想法，双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根本不同。
理论道义终究只是理论道义，齐国的路，需要和现实契合。
齐国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或者说和泗上墨家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是齐国根深蒂固的贵族。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变革的大时代下，变革必然要损害贵族的利益。
墨家的手段简单粗暴，将泗上的贵族彻底清除，或是肉体消灭、或是逼着他们成为工商业的投资者，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瓦解了贵族存在的基础。
但齐国不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手段，不是因为田和仁义，而是因为他的执政基本盘是贵族，而不像墨家那里执政的基本盘是庶农工商。
贵族的势力在齐国有多强大？不用看别人，看看田氏自己家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大贵族阴谋政变夺权的，当年田氏不禁宾客，导致子嗣繁多，分封建制之下子嗣繁衍一个家族控制了齐国七成的封地，这正是田氏代齐得以成功的因素。
富国之后，还要强兵，这两个很现实的梦想，也不得不考虑齐国的现实情况。
在这一次政变之前，田和已经开始思索齐国的富国强兵之路，也可自己身边的谋士幕僚们讨论过许多次，吸取了齐国委托管仲之名的管子学派的许多人。
要用管子学派的理论完成富国强兵，就不得不考虑贵族的态度。
如何让贵族能够听命于齐侯？
如何能够从贵族手里收上来钱？
如何能够将贵族和国君的利益绑在一起？
这是齐国的难处，也是齐国不可能借用泗上墨家经验的根本原因——泗上没有贵族了。
放眼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如今是泗上。
泗上的经验不能学，那么除了泗上之外最富庶的地方，便是宋国围绕泗上周围的那些地方。
那里很富庶。
那里又和泗上用着不太一样的制度。
那似乎是可以学习的。
宋国靠近泗上的地方，贵族是怎么富庶的呢？
这一点田和有所耳闻，用简单的话来说，那里的小贵族们不再依靠封地的劳役地租来生活，而是将自己的封地经营起来。
比如原本二十井的封地，依靠劳役地租的话，二十井中便只有最多三井作为自己的收入，依靠其余十七井上的农夫进行封建义务的耕种——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制度，获得三井的收入。
但现在，宋国靠近泗上的那些土地上的小贵族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封地，将多余的农夫驱赶出封地，使得大量的农夫前往泗上进入冶铁、手工、玻璃等行业。
然而仍旧是二十井的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则购买牛马、采取垄作、买来犁铧，雇佣农夫种植粮食。
泗上的工商业大力发展，正需要大量的粮食、酒、靛草等诸多农产品，那些原本只能收入三井的宋国小贵族们经营着二十井的土地，根据泗上收购的市场价格，或是种植土豆开办酿酒作坊、或是种植小麦玉米沿河运送到泗上、或是种植靛草棉花。
大量的农夫失去了土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动乱，因为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口，顺带着泗上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宋国大量的作为商品的粮食，而泗上的手工业品又不仅仅在宋国销售，所以造成了一种稳定。
即：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农夫被驱赶出了自己的份地，泗上那边每年接收成百上千的宋人进入作坊或是南下垦荒，再从宋国收购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作出的商品再销售了天下各处。
看上去宋国那里的富庶，是齐国可以学习的，但是田和之前和管子学派的人讨论之后认为并不可以学。
其一，军制问题。
宋国二十年前商丘政变国人共政之后，商丘有了一支可以碾碎贵族的半常备军。泗上墨家占据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是宋国的，依据当年的盟约，如果宋国内部出现动乱，墨家的军力会如当年对楚作战一样，支持国人共政。
宋国加上崛起的墨家，魏韩楚衰落的现实，使得没有诸侯在不能够一举灭绝墨家之前会去招惹宋国。
宋国的小贵族的存在，已经和原本的分封建制的军制不同，打仗的时候不再需要征召贵族的私兵，半常备军和墨家的势力就足以维系宋国的稳定。
除却严守君子之礼、认为驱逐农民离开他们的份地是“不仁”的贵族外，剩余的那些小贵族深受泗上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逐渐将他们的封地，变为提供商品的生产资料。
齐国不同。
齐国没有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走的是农兵合一的制度，临淄地区的士卒是国君可以征召的主力。
打仗的时候，临淄地区的农兵为主力，各个贵族需要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为国君提供符合自己封地的战车、徒卒，以及各自的私兵。
比如在南济水一战被歼灭的平阴军团，那不是常备军团，而是战时征召的平阴附近的农兵以及各个贵族的私兵。
譬如上士，作为一个上士，在战时需要在自己的封地上拿出来一辆战车、三辆辎重车乘车、以及数量足够的徒卒。
在正统的周制中，旅是五百人，而一个下大夫实际上在军中的职位就是旅帅，他们出征的时候要出动一旅之师。
随着人口的增加，现在齐国的上士基本上就是周制的下大夫，但因为齐国制度有过一次改革，齐国的旅是两千人的大旅，所以齐国的下大夫依旧是旅帅，但是上士所能指挥的人数，等同于春秋之前下大夫的人数。
想要连同军制都改了，那要天翻地覆，齐国没有这样的条件，田和自认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彻底中央集权，很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在田和执政的时候，要面临的局面是他要和兄长留下的贵族势力抗衡，他敢动贵族，没有完成集权的、刚刚内乱过的齐国贵族就会搞掉他。
宋国可以那么搞，那是因为墨家的存在，以及二十年前盟约的存在，使得宋国对外战争的时候其时有一支常备军，那就是墨家的义师；同时因为二十年前盟约的存在，使得宋国的贵族内部分裂，但任何一支都不足以反抗墨家义师，三姓共政的局面被墨家插了一脚之后，谁违背盟约那就有灭族之祸。
齐国不能这么搞，因为田和手里没有一支常备军，而且因为内乱府库空虚，作为专职雇佣兵的“技击士”也不能雇佣多少，打仗所依靠的依旧是贵族力量。
有了钱，然后才可以维持一支听命于君主的常备军，然后压迫贵族逐渐收权。
而不是先得罪贵族，然后认为这样就能弄到钱，到时候就可以组建常备军：顺序弄反了，结果不言而喻。
既然军制先不能改，那么农民就必须要被束缚在土地上。
不考虑动乱的问题，假使齐国采用宋国的手段，那么农民便会自由迁徙，农民的自由迁徙，意味着贵族不能有效的管控封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时候贵族拉不出足够的封建义务兵。
宋国和泗上，因为不需要贵族分封以统治，也不需要贵族封地上的封建义务兵，同时还能够有一支四万人左右的常备军，所以他们可以搞贵族。
齐国不行，因为齐国的士人和官吏数量莫说比不上整个泗上，可能连一个沛邑都不了，齐国需要贵族分封维持统治，也需要贵族封地维持稳定，以便可以拉出足够的士卒作战。
技击士源于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但技击士作为雇佣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不多，依靠雇佣兵打仗问题极大，而且很难维系足够的数量。
尤其是春秋已经结束，如今天下诸侯相争，动辄三万、五万这样数量的大军，不能只靠那点精锐的技击士。
历史上秦国变法可以做到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的全国上下强军，源于墨家三分之后秦墨入秦，有组织地以吏为师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吏，所以才导致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秦王需要征求秦墨巨子的意见并且去建议赦罪，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垄断了秦国教育和基层官吏的组织头目。所以秦法严苛太傅都要割鼻子但对于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一事秦君还要去过问。
泗上如今可以做到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且不需要贵族，因为泗上发达的工商业每年半数的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培养了跳出了周官学体系的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建设了能够控制到乡一级的基层执政体系，那还要贵族干什么？不但不要贵族，而且墨家别的学派的人也不要，包括儒生，因为墨家如今自成体系。
如今齐国在军制上就不能这么做，也没能力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