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不过我们也要重视下一代导弹的性能重点，更高的精度、更快的速度、更强的隐形能力和更变幻莫测的弹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风洞实验室，不过在不久之后就会有，在硬件设备跟上来之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吃透后世的研究成果。”钱学森指着挂在办公室墙壁上的大屏幕，五机部在选址之后就由辽宁省的团队进行装修并安装了相应的设备，科学家们也都在学习使用电脑和设计软件。
对导弹、飞机和其他装备的研发至关重要的高速和高超音速风洞基本都被安置在四川地区，辽宁省相应的硬件设备要么不适用要么有缺口，所以五机部的科学家们还有时间在硬件条件跟上来之前先研究后世的那些资料。中国对导弹技术的重视程度在苏联解体之后可谓是冠绝全球，因为导弹是中国制衡美国威胁的成本最低的武器，美国的岛链防御也使中国对各种射程的导弹都有很大的需求。
“可惜我们没有DF51型的实物样本可以研究，只从资料上看的话有些技术的理解难度还是很高。”被推荐参与洲际弹道导弹工程的屠守锷有些遗憾地说道。
辽宁省境内基本有解放军装备的大多数型号的弹道导弹，火箭军为新成立的五机部提供了每种型号各一份的实物样本，包括所有详细拆解的零件，但是唯独缺了2025年时最先进的DF51型，这种带有一定的防探测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在技术水平上再次拉开美国一大截，是中国军工技术领域最新的结晶。对于军工领域而言，实物样本的意义比设计图纸还要大上不少。
“也不用太担心，毕竟现有的这些东西就够我们研究上好几年了。”导弹控制系统工程师黄纬禄说道，他看了DF41上的那些集成电路控制系统之后就知道自己负责的这项工程大概要花费十几年时间才能追上2025年的最高水准了。
除了最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外，五机部的工程项目也包括了巡航导弹、空对空、空对地、海对空、海对地等等类型的导弹。常规武器和战略核武器不同，有着更高的现实需求，解放军的战略储备并不是用不完的。五机部虽然刚刚成立不久，但是已经划分了几十个工程分部，分别开始“重建”新中国的导弹工业。
和导弹工业同步展开的还有两弹一星中的那颗星星，也就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工程。运载火箭的实质其实就和洲际弹道导弹差不多，只不过运载火箭的大多数载荷不用返回大气层。火箭军在刚刚穿越的时候用快舟火箭发射了大量的备用卫星，这些卫星的缺点之一就是使用寿命比起正规发射的卫星要短得多。而各种军用卫星是现在中国拥有的最大的军事优势之一，可以说各类卫星的重要性比其他直接参与战斗的武器还要高得多。
负责卫星工程的钱骥等科学家面临的困难比两弹工程的同事们要大得多，毕竟就技术水平来说，后世的人造卫星和其他航天项目比导弹和核武器先进太多了，在集成电路等新锐技术上的使用也要多得多。人造卫星毕竟不是单纯的军事设备，而是信息时代的综合性节点。为了保证那些已经发射的备用卫星在寿命耗尽之前可以有替代品，五机部的卫星设计院已经在废寝忘食地研读后世的资料，希望能尽快拿出相应的产品。
而在另一方面，核武器的需求则催生了国防部二机部，这是一个自从成立以来就十分神秘的部门，其具体成员名单到了后世也没有完全公开。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等等科学家共同组成了核武器研发部门，任务是在既有的第三代核武器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研发出下一代的更高效更清洁的核武器。
辽宁省的核武库里基本上是中大当量的战略核武器，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的比例比较少，因此可以提供强大的核威慑能力。而在战后的一、二和三代核武器当中，辽宁省库存的最多的是第二代的战略核武器，包括几枚千万吨级当量的三相弹。
辽宁省的核工业部门只有红沿河核电厂，并没有核能武器化运用方面的专家，因此二机部的科学家们同样只能自己啃那些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在核武器的设计和研发上提供帮助，但是辽宁省的核工业部门可以在生产制造上有不小的贡献。
核武器当中最重要的东西自然是核材料，分为裂变材料和聚变材料。聚变材料的获取相对简单，只要从自然界中慢慢提纯氢氦锂的同位素就行。而在裂变材料方面，虽然现在可以定位中国境内的所有铀有矿，但是中国总体上而言是个贫铀国，而如果没有裂变材料的话，聚变材料也就没有意义。未来生产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将主要由红沿河核电站装备的增殖反应堆提供，这种在后世开发出来的核裂变反应堆能在裂变反应的同时将包裹在裂变材料周围的没有太大利用价值的铀238转变为可裂变的钚元素和超重铀，虽然成本和提取技术较高，但是在先进的铀同位素分离技术复刻成功之前，这种办法可以提供足够的裂变材料。
二机部已经向辽宁省的机械加工厂订购了核武器生产所需的相关设备，另外中央也打算在辽宁省设立一座专门的核能实验室，直接在辽宁省进行相应的研发工作，省得到时候研究员们还得辽宁北京两地跑。目前最重要的同位素离心分离设备已经制造完成，中央军委对二机部的要求是在一五计划结束的时候要有能力生产百万吨级的氢弹。
“在核武器这一方面，我们的技术储备远远领先全世界的水平，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研发大当量核武器，而是研发可以用于特殊用途的，更清洁更高效的战术核武器。”核武器工程的总负责人钱三强副部长正在向自己的同事们讲解中央军委对下一代核武器的需求。
在21世纪的时候，核武器的发展已经不再往扩大当量的死路上走，而是转向小当量高特化。包括对生物杀伤性极强的中子弹，可以造成小范围长时间核污染的特殊材料原子弹和用于大范围破坏电磁环境的电磁脉冲炸弹，21世纪各国的核武库已经逐渐变得丰富，而核弹实战化的可能性也日趋提高。
虽然现在中国的综合核力量水平冠绝全球，但是美国的核武器工程也必然在加速当中。二机部的科学家们不会因为现在拥有超越时代水平的技术就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他们的使命是让新中国在核技术方面的优势永远持续下去。等到了人类终于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和平的那一天，他们的使命才算是功德圆满。
“相信大家在之前那段时间里都已经了解了相关资料，在技术思路这方面核武器在未来几十年里没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追上2025年水平的难度在两弹一星工程中是最低的，但是我们肩上的担子也是最重的。这不仅仅关系到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危，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全世界的和平。”钱三强向面前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强调了他们的使命之重大。
选择像原历史上那样参与到两弹一星工程当中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名誉而感到满足，而是将他们身上的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当成一种压力，用以鞭策自己继续前进。这种不为名利，大公无私的精神在新中国尖端国防领域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和他们的后辈选择这项事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自身的利益。
为了方便就近利用辽宁省的技术和资料，并综合考虑了安全方面的问题，二机部和五机部都将地址选在了辽宁省的战略物资储备中心周围。新中国战略武器工业的重建和开发工作，就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中展开了。两弹一星元勋们现在有了超越自己在原历史上的成就的机会，新中国的历史依旧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 第169章 宗教问题 --------------------
解放军18军正式解放拉萨的同时，西藏的社会改造工作也随着我党工作队的入驻而开始。在进行西藏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当中，基层干部们面临着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困难点，那便是藏族同胞广泛的喇嘛教信仰。
在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历程当中，宗教工作是比较值得一提的。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本土宗教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而外来宗教的影响力更多地集中在疆藏地区，帝国主义殖民者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将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带到中国。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混乱无序的社会中野蛮生长，不仅仅是那些势大根深的大型宗教组织，各类小型的衍生宗教和邪教组织也层出不穷，对我党的基层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
以道教、佛教、绿教、天主教和新教五大宗教为主的中国宗教组织当中，天主教和新教主要分布在过去受到西方诸国影响较深的城市地区和江南地主家族控制区，佛教和道教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绿教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小型聚居点和西部的落后地区。由于道教和佛教是旧中国的古老宗教，它们在历史上的多次干政尝试都被皇权打压，因此不会对新中国的基层建设造成什么困扰。但是后世俗称的闪米特三邪教在其西方起源国都有浓厚的政教合一传统，绿教的背后有中东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的支持，新教和天主教的背后则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些宗教组织阻挠新中国的建设、破坏新中国的社会基础。
除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境内施加的影响力之外，中国境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层出不穷的小型邪教也和这些大型宗教颇有渊源。虽然小型邪教的产生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归因于大型宗教的影响，但是它们抄袭的教义基本上是从大型宗教的经书中提取组合的。
起源于人类对未知自然界的恐惧的宗教发展到今天，不能说对社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总体上是落后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对社会思想建设是不利的。宗教本身是一种精神信仰，宗教的扩张对我党在人民群众间推广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十分不利，也和在群众当中普及科学素养的基本国策相悖。
“话说这么多，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运动式的治理，通过暴力手段一次性地解决所有宗教信仰。我们在认识到宗教的本质的同时，也要清楚宗教是一定条件下自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渐渐缩小。”周总理在政务院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上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基调，“我们国家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发展。新中国的宗教组织必须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就是顽固的反动派，是要被人民民主专政消灭的对象。”
后世的宗教发展使得人们发现自己原本对宗教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虽然新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贫困地区也逐渐减少，但是宗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跟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顽强地生存着。在21世纪的时候，新中国国内的信教团体竟逐渐有了年轻化，并向高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这和之前的宗教只会在贫穷地区强势的印象大不相同。
这其中自然有着文化入侵和其他的各种境外因素作祟，但是宗教确实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自身，使自身更加适应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
“在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方面，我们还有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将宗教组织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切断，不能让境外势力通过宗教组织影响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周总理面前的人除了政务院相关部门的干部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宗教组织代表。
这些宗教代表在听了周总理的论述之后有喜有忧，虽然早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周总理就召集国内的基督教代表人物，在全中国展开宗教的“三自运动”，驱逐了原本在中国基督教会中有很大权利的外国神父，但是今天的会议明显证明我党对宗教的态度是会更加严格的。后世本土宗教教会和境外宗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警惕，毕竟现在的中央还没能见识到极端宗教组织的强大破坏性。既定的宗教政策既不会像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样追求以暴力方式彻底消灭宗教，也不会放任宗教在中国境内随意扩散。
中央对宗教政策的看法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将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同外国势力剥离开来，并对它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在超长远规划上尽量以彻底消灭宗教的存在为目标，但是短期内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的存在。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佛教和道教本身并没有像闪米特宗教一样太强的扩张性，而是强调信徒对自身的思想管理。
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主要受众就是那些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生活方式逐渐西化的富裕家庭，包括当时最显赫的蒋光头一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洋教在那段时间里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教会利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和自己的西方势力背景，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扩张。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解放军接二连三的对外战功，可以预见信洋教这种行为不仅不会代表任何“身世显赫”的意味，甚至会和落后无知联系在一起。
根基不稳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在脱离了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维持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这两种宗教在中央的眼中，并不比扩张性弱的佛教和道教要麻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限制他们的传教行为。
“人民政府关于宗教的政策中有些部分会和之前协商通过的有些不太一样，主要是在传教限制和宗教捐献这方面做出改变。”周总理一本正经地和面前的干部与代表们讲解新政策，政府对传教新增了大量的限制，比起原历史上也更加注重执行层面。
新的宗教政策将规定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只能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传教，而且这类宗教场所的密度也被严格限制。传教场所不能设置在明显的公众区域，更不能向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公开，政府机关将会设置专门的监督人员驻守宗教机构，防止非法传教行为。
“传教行为仅限于人对人的对话，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印刷带有传教作用的印刷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生产或委托生产带有传教性质的生活用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在进行志愿社会活动的同时宣传宗教......”周总理拿出一份新的清单，向会议室里脸色愈发苍白的宗教代表们进行宣读。
现代宗教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工的具，大多数宗教的神职人员本身并没有什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看中的无非是更多的信众群体所能够提供的更多的宗教捐献。原本新中国对宗教的限制并不是那么的大，只是要求宗教必须脱离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是现在政府明显是要着手限制宗教发展，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无疑会狠狠地打击宗教的经济基础。
而在这场讨论会之外，绿教的问题被党中央单独拿出来讨论，毕竟在后世的经验当中，绿教对新中国国内建设的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虽然绿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新疆和宁夏等地，从面积和影响人口的数量来算并非太大，但是绿教本身的排他性和顽固性使得相应的宗教组织有很大的破坏力。
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就对新疆和宁夏等地的绿教势力进行了一次集中打压，以王震司令员为主的新疆军区部队不仅剿灭了绿教武装马家军，而且在新疆解放的过程当中狠狠打击了绿教疆独势力。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当中，由于中央王朝没能对新疆地区施加足够的影响力，绿教已经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宗教和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得我党的群众工作变得困难起来。
“我党在建国之后，对新疆地区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建国初期的时候由于新疆反动势力强大而且经常袭击解放军部队。我们不得不对新疆执行比较严格的管理政策，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要有足够的武力，新疆之所以在一个地区有两个省级行政单位，就是因为当地的反动分裂势力强大。”吴铭向中央政治局解说着原历史上的新疆建设情况，“在特殊时期结束之后，新疆的治理政策由于社会治安趋于稳定、反动分裂分子逃往国外而放松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见缝插针地插手我国在新疆的宗教和民族事务，力图以极端宗教势力扰乱我国的西北地区。在各方势力的影响之下，新疆地区的极端宗教势力一度有复辟的现象，他们在新疆甚至是其他地区发动恐怖袭击，残害我党的基层人员，有时候受其蛊惑的宗教信徒还会包庇暴恐分子。”
新疆的治理问题一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困扰着我党，由于极端宗教势力背后的资金供应者威胁着我国的原油供应，我党在处理新疆的宗教问题时总是束手束脚。直到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对新疆的治理政策再次收紧，当地的社会问题才算被压了下去。
不过即使如此，当地的宗教势力也没有放弃扰乱我党社会建设的目的，总是在某些隐秘的地方搞小动作，令人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染指到义务教育专用的课本上，在教材中宣扬绿教教义，对抗中央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政策。
“就如吴铭同志所说，这样的宗教组织我们应该将之定性为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力求彻底消灭。”主席在看过那些后世的资料后也非常愤慨，毕竟宗教势力的影响使得我党改善新疆人民生活的愿望难以达成，加剧了宗教势力的传播。
中央对这些人的政策将是比历史上更加严厉的，如果任由极端宗教势力发展下去，不仅会对中国国内造成影响，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后果。治理极端宗教势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目前对绿教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国内的极端保守的绿教组织，并推动相对温和的部分进行世俗化，让他们主动修改教义并摒弃那些从中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恶劣习俗。
与此同时，中央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投入，把汉语教育彻底贯彻下去，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在国家大一统的大义面前必须做出让步。任何试图染指教育和文化改造的顽固宗教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在量刑的时候不作任何宽大处理。
从长远来看，我国还会在国际上和国际化的绿教组织进行博弈，既要使他们不至于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威胁中国在长远未来的石油供应，也要让他们知道，向中国输出宗教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中国也将会把国内的顽固宗教分子直接送回到他们的精神故乡，比起每年远隔重洋到中东某城市进行朝拜，不如直接住到那附近比较好。
“我们的工作要以治病救人为主，但是对于顽固分子要毫不留情。要让破坏社会秩序、阻挠社会生产力发展、毒害人民群众思想的反动派没有容身之所。”
-------------------- 第170章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
除了最尖端的国防工业之外，辽宁省的穿越自然也为解放军的基础装备研发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辽宁省穿越的79集团军和北部战区的部分海空军自不必说，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中，辽宁省从战略物资储备中心的地下洞窟中调出了大批的先进装备，为几个承担了重要战斗任务的解放军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换装。原本属于装备一般的轻步兵军队的解放军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械化师乃至是信息化合成战斗群，从单兵信息化设备到主战坦克和自行火箭炮一类的重装备无所不有。
虽然现有的装备足以让解放军武装几支天下无敌的机械化大军团，但是新装备的研发生产也不能被落下，毕竟储备武器不可能用上几十年，就算是以可靠耐用著称的59系列中型坦克也没有那么长的“保质期”。根据中央军委初步制定的军事改革计划，未来解放军的陆军装备将以全面机械化、智能化为目标，各个兵器工程的研发时间可以很长，但是在性能上绝不妥协。
在步兵装备方面，辽宁省的工业部门从库房里面找出了56枪族以及81枪族的生产线，目前已经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很快就能开始量产。不过这些使用7.62mm口径步枪弹的武器并不是自动步枪的发展趋势，56枪族和81枪族终究只是过渡型号，将来的主要用途是出口创汇。解放军的装备目标自然是在后世已经研发完毕的使用小口径步枪弹的191枪族以及其他在新世纪研发的装备，这方面就要看机械部门的技术水平能用多长时间来恢复了。关于选用哪些装备作为步兵单位的制式装备并没有在军队和技术部门之间引发争论，毕竟可以选择的选项不是很多。
而在陆军重装备方面，部队和技术部门关于装备的先进程度就有些争议了。久贫乍富的陆军首长们强烈要求直接上最先进的坦克、自行火炮和伴随防空系统，一步到位把2025年解放军的信息化套装给整上，反正陆军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中等规模、高度精锐，就算多等一段研发时间也没有问题。但是技术部门则建议军委先用次一点的装备进行全军换装，先逐步熟悉未来装备以免跨步太大这个时代的战士们无法适应，而且简单一点的技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会比较可靠。
新任的五机部坦克设计局“101工程”总师陈耀增院士（虚构）原本是15式轻型坦克的项目主要成员之一，时年六十几岁的他当时随着设计组到辽宁省调研15式改型的服役情况，正好随着辽宁省穿越。作为现有的在坦克设计方面经验最多，资历最老的设计师，陈耀增自然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坦克设计工程的总师。他的项目组中就包括被推荐来学习重兵器设计的祝榆生，而陈耀增本人在年轻的时候给五机部123工程打过杂，当时带他学习的人正是祝榆生总师。师徒二人戏剧性的地位交换让陈耀增感到颇有点紧张，毕竟当年这位独臂神师在项目组里对学生们很是严厉。
101工程并不是完全设计一辆新车，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造工作，目前还不能确定原型车选择已知的哪一型号。真正的完全新设计的第四代主战坦克已经被选定了“WZ1004”的工程代号，这型坦克的设计工作要在101工程定型量产之后才开始，到时候的总师估计还是陈耀增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