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万历改元，普天同庆，按例可以加一次恩科，转过年来，又是会试之年。”沈默举起食指道：“这样连续两年都是大比之年，你说天下的读书人，还有功夫议论时政么？”
“真是大手笔……”张居正点头道：“不过这不光是为了给我打掩护吧？”
“当然不是，”沈默也不虚伪，点点头道：“你方才说，不建议增加机构，这个我同意，但不增加人员，我不同意。”顿一下，解释道：“一提起增加官吏来，就好像马上要增加冗官冗员，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了。但凡是得有个度，现在大明朝才两万名官员，其中还有十分之一的京官。剩下一万八千人，要管理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县，实在是太少了。事实上，也是根本管不过来的，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吏员填充其间，才能勉强维持运转，这个数字是三十万。”
“哪怕是京城之中，也有大量的吏员存在。”沈默喝口茶，接着道：“每个衙门的正式官员太少，又多调动频繁，以至于缺乏经验，不得不把大半权力交给终身都待在一个衙门，一个岗位的小吏操持。如果官员不够精明强干，往往就会被胥吏们牵着鼻子走，权力也旁落到这些人手上。在地方上更是如此，县令、县丞、主簿、典史各一，这就是管理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官员编制，这些人要管地方上的文教税收，治安防盗、河工团练、工商建筑……更是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权力交出来，让那些胥吏来办。所以才会有人说，真正管理这大明朝的，不是官而是吏！”
“而这些胥吏呢？一没有正式编制、二没有国家俸禄，三没有上升空间，在一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官员在做事的时候，还得想想自己的升迁、封荫、诰赠、养老，但胥吏们统统没有这些，他们只能追求钱财！或是寻租，或是索贿，手段百出，无所不用其极。更是毫无原则廉耻，为了自己的利益，罔顾国家朝廷，官员和百姓都苦不堪言。”
“是啊……”听了沈默的话，张居正大点其头道：“这些小吏位卑权重，又浑不在乎，胆大包天，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在户部和吏部都待过，对此深有体会。”
“他们不过是些抄写文字，传送书信，处理流程性事务的小卒，哪里有什么权力？”沈默指出原因道：“只不过因为正式的官员太少，不得不把大量的权力交给他们，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可也不能把他们都裁撤了，一水换上官员吧？”张居正道。
“当然不用，只要在各衙门增加官员。”沈默答道：“将权力分工细化明确，每个人各管一摊。再用太岳兄的考成法监督，还怕官员们不瞪大眼睛，盯紧了手中的权力么？”
“嗯。”张居正点点头，又摇头道：“但这样一来，全国的官场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官员们自然欢迎，读书人也欢迎，可将来一旦要改回来，立马天下大乱！”
“……”沈默看他一眼，暗赞道：“不愧是张太岳，果然一眼看到头！”他摇头道：“不是什么事，都能回去的，覆水难收，木已成舟。所以我们不做是不做，做就让他永远回不去！”他一字一句道：“我要在这一任上，让督抚都变成常设官！给地方上重新划分权力，倒要看看谁能改得回去！”
第八八五章 大婚（上）
三天后，由户部提出的《请颁行条编疏》，通过了廷议，即日起颁行天下。自此掀开了全国范围的清丈田亩、赋税改制的大幕。
为了保证新政顺利实施，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同样获得了通过。自此，凡上峰交代的差事，本堂执掌的公务，都必须专人专项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一式三份，一本自留，一本送六科稽核，一本送内阁监督，以备查验核实……这是京城的衙门。对于地方官府也是如此，每个省都要立账册，同样是一式三份，所不同的是，稽核的任务交给了都察院。日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所有官员的升迁，奖励或罢黜，都凭这册档录作为依据。月有考岁有稽，全凭白纸黑字说话，谁人也打不得马虎眼。
这项改革极为简单，效果却立竿见影。自推行以后，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魔蘑菇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一拖再拖，而是立即执行，毫不延误，唯恐在‘考功簿’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
这样内阁通过六科控制住六部，通过都察院控制住各省，终于管住了散漫懈怠的天下官员，至此令行禁止、如臂使指，一举解决了困扰历朝历代两千多年的政不通、事难举的痼疾，为接下来一系列政令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万历元年三月，户部、都察院扩编完成，然后由长官带队，分赴各省督办一条鞭法，这次的队伍中，有一半是国子监毕业的监生，对于监生的栽培，沈默可谓是不遗余力。
毋庸置疑，从九品中正到科举取士，从唯出身论到唯才是举，是极大的进步。尤其是到了宋明以后，随着科举取士彻底成为正途，阶级的流动性大增，大官的儿子没法再是大官，平民百姓也有了鱼跃龙门的机会。
这样给了天下人才一个公平竞争、出人头地的机会，天下人才也争相报效朝廷，大大加强了王朝统治的稳固和持久，自然是极好极好的。然而什么事都是物极必反，久则生弊。国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科甲，第二是监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朝中的高级官员大都出自前两种，后来因为监生的质量下降，进士成为正途，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甲官员才是自己人，举人、监生出身的，备受歧视，吏员出身就更惨了。
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举人监生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惟一的目标，便是考进土，考中了获得甲科出身，日后才有前途可言。考不中，就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耗尽一生的精神才力，就为了能够金榜题名。许多人考了一辈子，头发全白、牙齿掉光，还在锲而不舍。
如果科举能够真正选拔出人才也行，然而四书五经八股文的教条考试，注定除了极少数智商绝伦的天才之外，选拔出的绝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人本身毫无政务能力，又大都在层层考试中耗尽了精力和锐气。年纪且大，无心学习，只想着如何补偿过往受尽的苦累。
浪费精力，埋没人材，选拔出的又大都年长事故，暮气沉沉，只想着升官发财的官吏，科举制遂成为吏治的大害。不知道有多少天官首辅，想要扭转这一局面，使官场的升迁不论出身，只看政绩，然而无一例外，全都失败。
沈默的前任，隆庆年间的首相高拱就曾提议，国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以高拱的手段都没有推行下去。现在轮到沈默来做这件事，他没有发表刺激科甲官的言论，却默默的做了很多。
他知道，高拱和之前的官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科甲官群体，对任何妨碍他们独吞官位，虎口夺食的举动，都会极为警惕，坚决反抗。一个人想和一个集团斗，哪怕是皇帝也不可能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集团从瓦解，让争论乃至争斗产生于集团内部。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同盟军，取得斗争的胜利。
沈默正是这样做的，南京监生之乱后，他改革国子监教育，第一步是优化生源，首先停止接收捐监生……这是监生质量下降的根源。只接受各省学政推荐上来的生员，以及恩荫大臣的子弟。本朝的制度，对于大臣的儿子，有文荫或武荫。在大臣建功或是几年任满以后，照例可以荫子。文荫从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起，毕业后直接授官。比如说严世蕃和徐阶之子徐璠，都是走的这条路。
然而对于仕途而言，这种不劳而获的荫生身份，非但不是大路，反而是种阻碍。是以严世蕃权势滔天，尚不能入内阁、掌枢机，徐璠刚当上工部侍郎，就被人盯上弹劾，不得不辞官回乡。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监生出身的官员，普遍地位低下，能靠父兄攀上高位的数目极少，所以缺乏天然的同盟军，很难在科甲官的地盘生存。
现在沈默致力于提高监生的教育质量，改善生源之后，他更是恢复了原先严谨的积分加实习的学制，并且广聘名师坐堂。北京国子监由徐渭领衔，有陈绍儒、陈鎏、闵熙、华察、王世贞、徐中行、李贽等；南京国子监由耿定向领衔，颜山农、林云同、柯维骐、张献翼、林庭机、何心隐、余允文、冯越等当时知名大儒分而教之，昼则会撰共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弟子。
对于首辅大人的这项善政，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子弟，自然不会反对。而大儒们也因为被重视被尊敬，而为他大唱赞歌。当然那些尚未及第的平民士子会感到焦躁，尤其是屡考不中者，更是将其视为自己失败的原因。几乎每年都要为此闹事，但这一次，朝廷宣布连开两年科举，所有的噪音马上就销声匿迹了。
所以沈默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心情，为北京国子监的毕业生们践行。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艳阳取代了寒风，一扫冬日的严寒，沈默在三公槐下，对这七十八名毕业生，以及五百多名在校监生，讲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历代朝廷选拔人才，为国家出力，自应当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本朝更是立贤无方，惟才是用。太祖高皇帝时，用人之途最广，僧、道、皂隶，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荫子，至八座、九卿者，亦不可缕数。然而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便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堂入室，为国家展采宣猷，终身不得其志矣……”
沈默一番话，把过去二百年来，监生们江河日下的地位勾勒出来，引得全场无不黯然神伤。然后他话锋一转，大声道：“一直有人说，这是因为科甲官排挤所致。我相信，哪怕现在，持这种想法的也大有人才。然而我告诉你们，这是大错特错的。你们要知道，开国初年，便是监生与进士并举。那时经过严格教育、谙熟政务的监生，表现要远远强于进士。以至于后来，国朝曾经有十年未开科举，朝廷官员尽数采用监生，当时的名臣大僚，都是清一色的监生出身。如果说要排挤，也应该是你们排挤进士才对，怎么能挤着挤着，又被人家后来居上了呢？这显然要从别处找原因！”
“这里面，既有朝廷的原因，也有你们自己的原因。朝廷方面，由于财政危机，允许捐资入学、缩短学制、减少师资力量，这都是导致监生水准下降的客观原因。然而最根本的，还是监生们的自我放纵，不管是荫生还是贡生，都可以说是天之骄子，进入国子监后，便自以为前途无忧，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就开始耽于享乐，荒废学业，在国子监中混几年，除了酒色财气，什么知识都没学到，进入官场上，如何去跟那些经过层层选拔，才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科甲官竞争，输得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几十年来被边缘化，你们怨不得人家科甲官，是朝廷和你们自己的错。”顿一下，沈默接着道：“但是从隆庆元年以来，朝廷已经改正了错误，这一点上，相信你们比谁都清楚。可以说，今天能够毕业的七十五人，在学识上不逊于那些进士官，在实际政务上更是要比他们强。现在我给你们大展身手的机会，虽然起点要比进士官低一些，人家毕竟是一层层考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你们不该不平衡。但我保证，自从你们踏上仕途的那一刻起，便不论出身，只看政绩！不管你是科甲官，还是监生官，考核你们的唯一标准，就是那本考成账册!白纸黑字，历历在目、谁也捣不了鬼！只要你们表现优秀，年年考成位列前茅，自然不会有人阻止你升迁，将来就是登阁拜相也有可能！”
“我今天来到这里，说这么多，其实也不至为了你们，同样为了我自己。你们也许不知道，为了重振国子监，我顶了多大的压力。如果你们不能争气，我自然要引咎。这这不要紧，关键是好容易重新振作的国子监，就会成为昙花一现。到时候再没有人会为你们说话，机会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万事开头难，想要把国子监这块招牌，变得和科举取士一样亮，你们要付出科举官十倍的努力。”
“自助者天助之，国子监将来何去何从，监生的前途如何，答案就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已经毕业的，将要毕业的，和还要继续学业的监生们，牢记你们各自的使命，为了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吧！”
散会之后，沈默到徐渭的值房中休息，徐胖子摇头连连道：“通篇没有说一句忠君爱国，勤政恤民，全都是官途啊、前程啊、命运啊……俗，真俗，这些年你可是越来越俗了。”
“这世界本来就是个俗世。”沈默撇撇嘴道：“你也不想我好容易来一次，全讲空话废话吧。”
“这倒是，”徐渭点头道：“我看那些监生，眼珠子都红了，只要不是麻木不仁的，你说这一回，得管好几年用。”
“但愿如此吧。”沈默颔首道：“他们到底能不能立足，接下来几年是关键。推行条编、清丈田亩、整理财政，这三大战役中，不知要有多少官员落马，多少新星窜起。加上从朝廷到地方，都要扩大编制，能把握住机会，他们就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要是把握不住……”说到这，他轻叹一声道：“恐怕真会是昙花一现。”
“那样就太糟了。”徐渭摸着已经斑白的胡须道：“我这辈子全搭在这一件事情上，还指望这帮子除了四书五经，还会数学、会计、逻辑的家伙，毙掉那些书呆子呢！”
徐渭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科举。他才华横溢，百年不遇，却被一篇八股文，足足折磨了三十几年。要不是遇上沈默，点醒了他，还不知道这辈子蹉跎成什么样呢？所以当初沈默让他当这个国子监祭酒，冲击一下大明朝的取士之道时，徐渭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在国子监一待就是十年，为得就是培养出一批学以致用，经纶济世的干才来，证明不是只有文章写的好，才能当好官的！
第八八五章 大婚（中）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万历六年春。冰消雪化燕子归，柳条滚绿榆钱青。辽阔的华北平原从漫长的冬季中苏醒过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天地回暖花香芬芳，怎不叫人心旷神怡？
这六年时光里，老天爷给足了大明朝面子，年年风调雨顺、四方无事，正是内行改革的大好时机。自从隆庆六年八月，沈默当国以来，这五年半的时间内，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门的权责。其中最醒目的，是财政权的上收和行政权的下放。
财政权的上收，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在此之前，全国的补给虽然也是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地方衙门。各个地方衙门……通常是县一级的官府，按照上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卫所、河工等需要补给的单位。一个府县，要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钱粮；一个卫所，要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补给。这种短程的补给线就如蜘蛛罗网一般，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其低效僵化的程度，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试想，由十几个州县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州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额如期缴纳，而其他州县没有义务补其缺额，于是国家明明有能力，却总是供应不足。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作任何改变。所以开国二百年来，因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根本无从解决。
但条编法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痼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中央总收总支，不再只是一个口号。万历二年，户部成立了‘度支全国钱粮总司’，简称‘度支总司’，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亲任度支使，南京户部尚书陶大临任副使，在两京分设南北总库，在全国各省设立分库。规定各省所收税银，除规定作为地方费用的部分，一律先行解送分库，不得自行截留。
按规定，各省分库需在每年十月前，将银钱账目汇总至户部，待下一年度预算之后，由户部统筹分配，一应军需供给，物资采买，全都采取招商买办的方式，佥募商人代为采买运输。
所谓招商买办，简称‘招买’，与‘采办’一样，是一种政府的采购行为。但国初便存在的‘采办’，是官府直接与农民或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其间不经过商人这个环节，而且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大部分都通过贡赋的形式，直接向百姓征取。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任何形式的政府采购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设的，并未形成规模。
近五十年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带来显著的改变，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棉花、蚕桑、茶叶、靛青、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进步到少而精。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加大了生产的价值，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
除了南京、苏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双杨市；浙江的不濑镇、长乐市等，商业市镇遍布东南。北方则以北京为主，有河间、临清、开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郓城、彰德等小镇，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商人穿梭其中，货运南北，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论何地的货物，都能从市场上买到。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