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非常要命的数字。
要知道，在千禧年初，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企业破产潮的洗礼，岛国城市经济圈的就业环境本来就不容乐观，此时又加上如此巨大的人口返城潮，岛国当年的失业率直接一路飙升5%以上；各大都市圈充满了等待就业的人群，其萧条无序感，甚至令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当世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瞎编出来的故事中，这段时间也被岛国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期”。
总之，那时候的岛国城市里，别说是高薪工作了，就是正式稳定的工作也寥寥无几。
在这段超级就业冰河期内，岛国的劳务派遣市场规模每年上涨幅度达到30%，无数人抢著出国干著十年前被视为发配苦寒之地的劳务派遣工作，就只是为了那一份收入在本国范围内相对还算勉强过得去的工资。
而那批返城工作的青年人，在阔别城市数年之后，更多的却是连这种并不稳定的劳务派遣的机会都很难抢到，只能从事著诸如便利店员工、餐饮服务员这样的低薪工作。
这是对于人才的极度浪费！
要知道，既然当初能有资本和底气返乡创业，那么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甚至曾经是大企业里面的核心骨干甚至是中层管理者。
可如今他们再度回到城市，却只能从事这种一眼就能看得到头的工作，并且很难再迎来二次改变命运的机遇……无它，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他们跟城市脱节太久了。
在那个故事里，这些出生在非一线城市，生活在东京，却只能打零工生存的年轻人，被岛国社会称为“漂流一族”……也就是“在大城市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又无法回到自己长大故乡（或是已经没有了故乡），被迫放弃婚姻、生育、房产，最后只能面对不断失去一切的人生”的意思。
事实上，漂流一族中的绝大部分人，的确注定会继续这么漂流下去，从青年漂流到中年，再从中年漂流到老年。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小镇青年通往大城市的最后一代人；在他们之前的那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在大都市的原始积累，而他们之后的那一代人，却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大城市生存的艰难，从而选择了平淡的人生剧本。
所以，大量漂流一族的出现，标志著岛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开始从“积极奋斗”向“消极躺平”转变的同时，也预示著这个曾经令阿美莉卡感到不安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丧失了长线竞争力，其中的种种细微之处，不得不令人细思极恐。
………………
听完杨默有选择性隐瞒了一些具体细节的这第一个故事，赵老陷入了沉思，高庆峰却是在沉吟了一会儿后，轻轻点了点头：“城市在区域性经济中的地位类似于心脏一般的关键器官，虽然重要无比，却也需要从周边抽取大量的血液和能量来维持运转……一副躯体有一个心脏那是必须的，但如果这颗心脏膨大的太过异常，甚至要耗干这幅躯体七成以上的能量，却是一种要命的疾病了。”
说著，他深深地望了杨默一眼：“难怪杨总始终不太赞成加快德州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转而以城镇化进程来代替，想必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了？”
听到这货隐晦地提到尤亚坤及蒯华等人碰壁的事情，杨默摸了摸鼻子，微不可察地轻轻点了点头，却是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回复。
高庆峰见状，不以为忤地笑了笑，却是追问了一句：“其实在我看来，城镇化其实只是城市化推进不力的情况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补充手段而已……不过既然杨总对城市化很有戒虑，看样子很是抗拒农村地区有太多的劳动力进城，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低下的客观现实又放在这里，就如同刚才那个故事所说，单靠主管单位单向输血也是难以为继，却是不知道杨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这话却隐隐有些破防的感觉在里面，毕竟加快城市化进程被许多人视作是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一剂良药，可结果杨默刚才讲述的故事里，却无情地将过度城市化的一些弊端点了出来……尤其是那个“漂流一族”所意味的重大社会转折，这是任何一个上位者所难以接受的。
杨默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一个无害的微笑：“办不办法嘛，这个却是不好说，不过接下来要讲的第二段独立故事里，却是有一些可能值得借鉴的想法，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过故事里岛国踩过的巨坑也说不一定。”
说著，杨默在高庆峰一下子锋锐起来了的眼神里，接过赵老递过来的另一只熊猫烟点燃，然后轻轻吐了口青烟：“赵老，高哥，却是不知道，如今的经济学界和智囊团，有没有提过一个叫做【强村公司】的概念？”
强村公司？
赵老和高庆峰对视一眼，眼中露出茫然，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杨默见状，却是轻轻嗯了一声：“没提过也不怕，第二个故事里，主要讲的就是具有华夏特色的强村公司模式……”
PS：1、手里的事还没忙完，我尽可能地每章多写一些，补21号的缺。
2、暂时不要急著下定语，建议看完这三个故事再说，这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
以上。
第532章 故事缘由动因（2）
第532章 故事.缘由.动因（2）
前面说过，在那个架空的时间线中，当东大进入了改革开放第三十个年头，经济已经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时，惊觉中日之间经济发展有著如此惊人相似度的专家们在梳理了岛国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初的那段历程之后，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赶紧著眼于国内，看看地域广博的东大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可以夯实农村基层这一蓄水池之余，也能有效规避岛国曾经踩过的那些巨坑。
很幸运的是，东大毕竟有著五千年的历史底蕴，民间的聪慧绝伦之辈不知凡几，于是专家们很快把目光锁定在了江浙地区。
江浙地区素来有藏富于民的习惯，而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自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连续38年领跑全国，可要说到村集体经济，却曾经一直是短板；哪怕是到了改开后的第三十八个年头，江浙地区依然有将近1/4的村庄家庭年收入（5人口计）尚不足10万元……这个标准在其它地区或许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在当时的江浙地区，却绝对属于妥妥的低收入。
其实这倒也不奇怪，东大的地域太过广博，并不是每个村都有足够的资源让自己发展起来，哪怕是江浙这种老天赏饭吃的区位，也不可能遍地土豪村，村村吃上时代的红利……更多的普通农村，都处于一种先天条件乏善可陈，资源缺东少西，发展前景受限的状态；
而且就如同全国GDP排名第一的省份是广东，但最穷的地区也位于广东境内一样，虹吸效果越明显，本省的其它区域就有可能更穷。
回归正题。
在那个虚构出来的时间线里，专家们之所以把目光锁定在江浙地区，其实最初是源于两个地方的异常数据……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浙江新昌，另一个是则是平湖。
之所以被认为“数据异常”，
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活跃度和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常规数学模型下的标准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头部经济主体，其组织框架明显不同于寻常的民营企业。
于是乎，在进一步走访调查后，“强村公司”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专家们的视线里。
所谓“强村公司”，
并不是具体指某家公司，某家企业。而是指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按照【产权清晰】、【收益归村】的原则，组建出来的现代企业的统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家运用了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小型集团公司或者企业群，只不过它的经济属性并不是主流的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而是以村为单位的集体企业而已。
这看起来很有些历史的印记，仿佛跟七八十年代的那些村自建公司以及农村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讲，强村公司就是当初农村合作社模式的一种升级和变形。
只不过1.0版本的村自建公司，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能力，往往只会盯著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注定赚不了大钱……别说赚大钱了，大部分1.0版本的村自建公司甚至就连个温饱都混不上，然后逐渐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强村公司不一样，它不但引入了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体系，还采用了相对比公正公开的资产评估体系，以及较为透明的内部运作流程，但同时保证了运营班子的相对集权，大大减少了决策成本和经营效率，可以说既保留了公有制经济的先天凝聚力，又补上了1.0版本的许多漏洞和不足。
而这些强村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历程，也很有些意思。
其大抵的脉络就是……
在九十年代到千禧年这段时间里，江浙一些地方因为时代和区位的原因，很是造就了一些身家不菲的大小老板；村里的人见了之后不免心生羡慕，央求其带著一起发发财。
对于这种请求，那些赚了钱的老板很有些发愁，毕竟自己能力放在那，十几二十个人他可以帮衬一下，几百上千人他怎么帮？
可是江南地区嘛，大家都是了解的，其农村地区的宗族观念虽然比不过潮汕等南方沿海地区，但却比北方根深蒂固多了，因此眼见著父老乡亲相求，许多人也实在拉不下脸来拒绝。
于是乎，一些人便取了个巧，直接让全村成立一家公司，然后通过自己这些年攒下来的人脉，给村里面拉来了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承包业务……比如城镇保洁、比如绿化养护、比如河道保洁、比如物业管理，比如冻肉分切等等。
然后有意思地事情来了。
这些业务虽然都是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蓝领业务，但利润却也不算低，再加上江浙地区的农村人能吃苦不说，脑子也非常灵活，于是几年下来，倒也逐渐做的风生水起，并且在相关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原始积累差不多完成了，那么这些公司定然要谋求发展啊。
于是乎，根据自身的情况和资源的不同，这些企业纷纷搞起业务延伸和产业升级起来。
虽然延伸的业务五花八门，但整体来说，大致分为四个方向：
第一种，依托领头人原有的业务渠道，以外贸业务为导向，实现一村一品的出口外向型业务，并且致力于做大做强。
第二种，是借助自己的区位优势，全心依托上海、杭州、苏州等一线城市的商品分发业务和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承接一些中间加工和分装环节……虽然做的还是力气活，客单价也便宜，但胜在量大，因此倒也很是赚了些钱。
第三种，是利用领头人对市场的敏锐触觉，开始拓展一些新领域的业务……比如后来的某东，被无数养花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宿迁大学”，比如那几家快递企业，全都是这一类型。
第四种，则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三产业上，然后把资源整合优势发挥到极致，在旅游、房地产、信托、供应链金融这些领域玩的花活齐飞，利润不够的话，甚至连看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总之，这种来自基层的摸索方式，很快就被国内的那些专家高度重视起来，甚至在改革开放进入到第42个年头的时候，强村公司模式被正式写入江浙地区的官方文件中，由此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所谓独行难，众行远。
鉴于村级公司后期运营难度大，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在发现强村公司的积极意义后，立即出文鼓励强村公司采取村村联建，或者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以便整合优势资源，拓宽业务范围。
而事实上，这一做法很快地就收到了效果。
以故事里余杭某个叫做永安村的村子举例，这个村子地处杭州西郊，2017年集体经济收入只有28.5万元（是集体经济板块的收入，而不是指这个村子一年只有这么点收入），成立强村公司后，通过依托杭州强大的旅游客流量，搞短线游+农文旅融合，集体经济一飞冲天，仅仅三年时间，就实现营收超500万元；
吃到了甜头后，永安村又从“一村谋富”，拓展到“报团共富”，与周边村组建了新的强村公司，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立了90余家不同细分类目的强村公司，并实现营收约1.52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村可以通过这些强村公司创收660万元，最低的村子也有100万以上的新增营收。
可以说，有了主管单位的帮扶和支持后，这种灵活性和弹性巨大的强村公司模式，在极短时间里就爆发出巨大的潜力，让无数在之前被视作毫无价值的沉睡资产得以苏醒，进而在充满想像力的各种创意中变成了金疙瘩……这无疑是证明了集体经济框架那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活力，很是给国内一些历史否定者和“惟西方经济论”的舶来专家们脸上扇了一耳光。
只不过，虽然强村公司模式在底层逻辑上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但商业毕竟是个残酷的修罗场，要想大范围推广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就必然需要考虑到大量铺开后，这些强村公司即将面临的同质化竞争，如何避免再现历史上的大锅饭惰性，如何激发带头人的内生动力，如何加强风险管控等一系列问题。
好在东大素来是个包容性极强，创造性也极强的国度，因此在肯定了强村模式的积极意义，将其作为振兴集体经济的第一板斧后，很快就探索出了第二板斧……片区组团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在经历了两年的高速发展，江浙地区的各类强村公司数量达到2278家，入股行政村超过1.1万个，总利润也超过21亿元之后，通过大量的数据样本对比和分析，大家发现，单一的乡村景点无法满足多元消费需求，单一的实业产业环节，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扩散效应；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自然也极其有限。
于是乎，在经历过几轮论证后，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开始与市场有机互动，打破地域界限和区域壁垒，进行跨村联动，让散落的景点以“大景区”的形式连片呈现；让分散至各村的一些关联产业环节，开始彼此承接联动，并尝试著通过新增强村公司和股权重组，实现某段产业环节的完整和小范围经济内循环。
这就是所谓的“片区组团模式”，通过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空间和地域上的桎梏，以一种“近则连片，远则蛙跳”的形式，将彼此需要的细分领域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这种片区组团模式，让许多单体资源并不具备优势、产业形态也并不多的村子受益匪浅，然后一种等价交换的模式搭上了快速奔驰的火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一个叫做“余村”的地方了，联动17个村庄共建的“余村大景区”以及对应的新服务新业态，甚至在那个虚构的时间线里，被当成了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为了避免说水字数，这一块的内容就不展开了，自信查询就成。顺便多说一句，这种模式主要常见在旅游项目中，我们出去旅游时，尤其是在滇南、巴蜀、江西等地区掏钱消费的那些碎片式的旅游线路，就是类似的思路。）
总之，片区组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和宗族文化的内在联系，规避和克服了空间限制，是一种非常具有东大特色的资源协同模式，并且通过运营前置，避免了投入重复浪费，项目一旦建完或者业务重组完，立马就能投入运行，村集体则以资产和产业入股，农民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可谓是一举多得。
当然，在那个架空故事里，随著越来越多的片区组团项目出现，各家强村公司意识到，单打独斗毕竟是能力有限的，只有联合更多的强村公司，只有形成足够大的利益共同体，只有真正联合起来风险共担，才能把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极致，才能通过群体效应赚到更多的钱。
于是乎，而随著业务规模的扩大和演进，强村公司也开始出现了层级分化，根据自身实力规模和业务范围，大抵分为村庄、乡镇、县、市这四级；而资金构成，也分为了单村独资、多存合资、还有村级资金入股国有公司/工商企业等各种形式……一句话，只要能起到效果，只要能形成燎原之势，形式可以是五花八门。
但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是，发展集体经济，不可能十个指头一般齐；即便是采用了集群协同发展模式，那些资源更丰沛，产业更发达的强村公司和所在的村子终究是能通过股份配比拿到更多的收益的；
因此，如何让那些资源禀赋不足的村子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样需要再实践中寻找答案。
于是乎……
通过“飞地抱团”来进行资源挪位，变成了江浙地区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三板斧。
所谓“飞地抱团”，简单来说就是以资源禀赋不足的集体经济和乡村位重点，通过行政协调的方式，将村级扶持资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产业订单等具有较强驱动力的资源集中配置到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采取异地共建项目、人财物要素二次重组分配、联合发展物业经济等方式，增强造血功能。
虽然说这样免不了需要合村并乡，但毕竟能有效促进产业联营空间，而且也能通过置换的方法，去实现资源最大化整合和要素最优化配置。
总之，除了县域之内的飞地，县与县之间，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源贯通……一句话，只要能置换配置出一个优质项目，或者是能拼接出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环节来，强村公司和作为扶持方的主管单位可以做出较大程度的让步，在其它方面给予溢价补偿。
事实上，飞地抱团这第三板斧使出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资源置换方式这跟七八十年代国企大体系内的互惠互作业务有著异曲同工之妙，只要能做好风险评估和控制，绝对妥妥的双赢。
借用这个故事里举的例子，推行飞地抱团模式后，江浙地区的桐乡市有91个资源禀赋不足的欠发达村与综合条件明显占据优势的包括龙泉村在内的9个村，共同出资创建了一个名叫“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新城”的项目，并对人、资、物，进行了二度重组和优化配置……最终这个项目在这总计一百个村的各种人脉资源的帮助和引流下，很快就实现了盈利，并在首次分红时，就实现了每村10~50万不等的分润。
虽然这笔分润数额并不多，但一个百村联合项目，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盈利，本身就是一件极有说服力的事情……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还是在各村没有充分激活自身潜力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一旦项目正式走上正轨，那将是一件极有想像空间的事情。
总之，这三板斧一摸索出来，算是基本上奠定了江浙地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模式，甚至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也将其作为“山海协作工程”的推荐模式进行大范围推广，用以优化区域经济的布局。
对比来看，这种“由下至上”的，本质上就是通过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振兴的强村公司模式，要比岛国那种“由上至下”的以大基建为主要载体的农村振兴计划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好像有些东西不能太展开了说，本章内容有所删减，感兴趣的不妨自己去查资料，强村公司模式明面和暗地里涵盖的内容太广，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
……………………
听完杨默的第二个故事以后，赵老和高庆峰看向杨默的眼神有些古怪了起来。
这尼玛……
这故事里面的内容，怎么听著这么耳熟？
你小子还在钻探公司的时候就开始捣鼓的那个百村振兴计划；
你进入大华公司以后不断推动的那些产业分流和下沉；
以及你小子花费巨资，在德州和兰陵两地投资以及分流过去的那一个个项目；
还有你这次主导的不良资产剥离和重组过程中对于竞标企业的资质要求……
你，确定不是如同故事里一样，早早地就开始实验强村公司模式了？
想到这，高庆峰看向杨默的眼神里，多了一丝锋锐的精芒。
三年前……
这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吧？
还在当科长的时候就开始捣鼓这些事，这个年轻人，未免也太过可怕了些吧？
然而更可怕的是……
p> 他一步步走来，这些听上去既有些复古，又很有些扯淡的设想，竟然全都成功了！？想到这里，高庆峰隐去了眼里的精芒，轻轻笑了起来：“杨总，这个故事非常不错，很有想像力，也很有探索的空间，而且也更加符合我们华夏的主流思想和站位高度……赵老，我倒是觉得这个强村公司的设想，非常值得一试，甚至有大范围推广的价值！”
最后一句却是对著赵老说的。
赵老闻言，轻轻地点了点头：“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一环嘛，那些南方媒体整天老是说我们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国有制经济如何如何……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如果在见识了以故事里强村企业为主要模式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以后，会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