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谨文当即被送往了南京陆军医院，虽然得到了医生的抢救但尚未脱离危险。这两名刺客当即被随行的卫士所击毙，此外还击伤抓住了一名尚未来得及出手的刺客，被送往了江苏都督府负责的监狱看押。
虽然耿谨文被刺杀一事让执行委员们都感到了愤怒，不过有人还是很快的冷静了下来问道：“耿谨文不仅仅是我们派往南方的代表，他还是联省人民委员会的议长，他遇刺之后会将由谁来接任他的议长职位？光复会和湖北革命党人还会不会继续支持我们？”
一直关注着南方情况的蔡文信在吴川的点头下，向着委员们谨慎的汇报道：“根据情报处的分析，接任议长职位最大可能的，应当是三位副议长之一，王正廷、谭人凤、汤尔和。分别是湖北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和地方民意代表，不过我们认为谭人凤当选的可能性最大。
光复会的力量大多在军中，湖北革命党人此时也正关注于北伐，恐怕不能给我们以太多的帮助。新任江苏都督的徐绍桢正在江北办理北伐军的后勤事务，南京城内说了算的只有临时政府，没有一个主事者出头，恐怕很难让这些人团结在一起。
说到底，终究是这次北伐实施的过于仓促了，打乱了我们提出的稳固后方，再行北伐的计划。不管是肃反还是整军，都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就被打断了。”
有委员已经迫不及待的问道：“那么姜文卿呢？作为耿谨文的副手，这个时候他不应该站出来主持南京的局面吗？”
吴川接过了问题回答道：“姜文卿前往武汉处理汉阳铁厂股权整理和复工一事去了，当下并不在南京。等他返回，恐怕南京这边已经是尘埃落定了。”
有委员终于愤愤不平的说道：“这还有什么好查的，必然是同盟会那班人干的，我们为了革命大局支持了孙当上临时大总统，结果他们反过来就要铲除异己，想要独掌大权了。”
“对，我也是这么看的。我们应当通电谴责同盟会，把暗杀的手段用在革命同志身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陶骏保的墓碑都没刻好呢，他们就对我们也来这么一手，他们也配领导革命？”
虽然有这么一两位委员怒不可遏，但大多数委员还是保持着冷静的，捷尔任斯基就出声劝说道：“同志们，请冷静一些。发泄愤怒对于南京方面毫无作用，他们完全可以把罪责推给清政府和那些被肃反的反革命分子身上，我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护住那位被抓刺客的性命，不能让他被人灭口。”
吴川点了点头道：“我赞成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意见。蔡文信同志，你立刻给南京那边发电，看看能否和徐绍桢联系上，让他派人保护被看管起来的刺客，最好由我们组织人员进行审问，至少也得在审讯组中安排一个我们的人…”
随着蔡文信和张云荣的离开，吴川于是又对着委员们说道：“追查幕后主使人的事固然重要，不过我们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应该讨论一下，如何对付耿谨文被刺之后的变局。
如果耿谨文被刺的主使者真的是同盟会的话，那么这肯定不是结束，因为刺杀一个耿谨文根本没有意义，只要革命委员会还在，我们就能派去第二位同志。所以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我们和同盟会之间的革命联合彻底破裂的局面。”
吴川的话语令房间内的委员们都安静了下来，不过很快就有人打破了沉默，宋云桐起身向着众委员说道：“我认为吴主席的猜测是正确的，同盟会既然已经获得了临时政府的主导权力，自然不会希望还有一个联省人民代表大会压制着自己。
更何况，前几日耿谨文同志就已经汇报过，临时政府认为当前的联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代表大多为各省都督府所指定，缺乏人民代表的公认性，因此一直主张令各省重新推选三名代表，以建立正式的参议院。耿谨文同志自然是极力反对这种无理的要求，认为各省不足代表人数的可以补足人选，但没有必要解散当前的联省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什么参议院。
眼下耿谨文同志遇刺，恐怕我们已经很难阻挡同盟会改组联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张了。而南方的北伐战事也进行的相当顺利，北洋诸将已经开始转向支持清室退位了。
从目前的时局来看，南方革命党人对于我们的支持已经不如之前那么的需要了，因此同盟会针对我们的行动会不断提升，毕竟在打倒了清廷之后，我们就成为了同盟会最大的政治对手。”
有委员当即就说道：“宋委员的意思我能够理解，但是同盟会现在毕竟是名义上的革命派盟主，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攻击他们的话，恐怕各省革命者反而会认为这是我们的不是了。”
宋云桐点了点头后说道：“确实如此，所以我们要打倒同盟会的第一步，就是把他们从革命盟主的位置上赶下来。既然北洋军政集团的政治倾向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支持南北议和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减少流血，尽快缔造和平，我们应当支持北洋军政集团和清室的分离，以和平手段促使满清退位，然后撤销临时政府，重新推选新政府…”
如果说上一次吴川还能以坚持革命到底的原则，来维持革命委员会和南方革命各派系之间的联合关系，那么这一次他也难以对抗如此高度一致意见的委员们了，而且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了同盟会去说服这些委员们。
虽然他在党内已经竖立起了威望，但是这种威望是建立在他能够带着大家一次又一次赢得胜利的基础上的，如果他的决定不能为党带来利益，那么这种威望是用一次就少一次。更何况，采用刺杀一事来解决政治斗争，这无疑已经打破了吴川的底线，这意味着今后和某些党派如果无法取得共识，就有可能被肉体消灭，谁能和这样的党派进行合作？
在一番紧张的讨论之后，吴川接受了各位委员所认同的主张，表示将派遣人员前往北京和袁世凯进行沟通。在吴川的建议下，关肖权和吴景濂作为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
第二日从南京传回的消息，被抓的那名刺客于昨晚在狱中暴毙，这令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大为震惊，就在委员们讨论如何让南京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时，关内的战场上又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两湖的北洋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不得不退回了河南，而江苏这边的张勋在1月21日晚偷袭北伐军被击退后，双方于2月2日再次爆发大战，张勋再次败退。
听闻这些前线不利消息之后，隆裕太后于2月2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讨论退位问题。各方请求清帝退位的联名也增加到80人。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同盟会于同日正式给革命委员会以通报，认为刺杀耿谨文的凶手是整军后被淘汰的官兵，刺杀纯属三人的泄愤之举，并无背后主使之人。同日接任联省人民代表会议议长的谭人凤宣布解散联省人民代表会议，组建由各省推选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以讨论南北议和问题。
2月8日南京参议院组成，同日革命委员会正式通电全国，在清室退位的基础上和平建立共和国。这一通电获得了湖北军政府、南方立宪派士绅和同盟会以汪精卫为首的成员的支持，北伐各部队开始有停止不前的现象。
2月2日，湖北方向的军队完全停下了进攻。虽然姚雨平的第四军于2月2日在宿州再次击败得到了援军的张勋部，但是孤掌难鸣的他也不得不停留在了宿州。2日晚临时政府被迫下达了停战命令，预备和北方议和。
而被第四军击退的张勋退到徐州后，也立刻向北京发表声明，表示自己赞成共和。这就意味着北方再无一只部队肯为清室流血了，北京的满人权贵开始纷纷出京前往天津租界，袁世凯终于完全取得了北方的控制权。
去掉了满人的掣肘，又和革命委员会达成协议的袁世凯，迅速调动起了手中的部队防守住了黄河一线。在此种状况下临时政府继续北伐至京城已经失去时机，且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压住了答应给与临时政府的后续军费款项，迫使临时政府不得不全面转向和平。
2月10日，新组建不久的南京参议院匆忙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抗议，除对皇室年四百万拨款降低到了两百万元之外，其他条件并无修改。
只是清室退位虽然明确无误了，可是这临时大总统究竟是延续还是重选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根据最初的南北议和，只要袁世凯承认共和推翻满清，同盟会就支持他担任首任总统。只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横插了一杠子，破坏了南北议和不说，还推动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联盟，打压了南方的立宪派势力。
这就使得现在的北洋看起来并不如之前那么的强大，而同盟会在南方各省的力量也较之前稳固的多，于是宋教仁、陈其美等人认为不应当让出总统之位。可黄兴、汪精卫这些人却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和，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为什么还要同袁世凯争这个位置，岂不是让世人以为同盟会起义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第491章
1112年2月12日,袁世凯将《清帝逊位诏书》呈献给隆裕太后，养心殿御座上就坐的隆裕太后尚未看完全篇就已经泪如雨下，她于是不再阅览，将面前的诏书交给了军机大臣世续、军谘大臣徐世昌盖用御宝。
此时反对逊位共和的恭亲王溥伟在殿外自请召见，隆裕太后当即说道：“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
于是隆裕太后下令，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殿内，两名大臣盖用御宝陈于黄案。隆裕太后抱着幼帝溥仪哭泣不止，袁世凯及殿内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是日清亡而民国生。
2月13日，清帝逊位诏书登于报纸，光复各省民众一时欢呼雀跃，尤以南京为盛。早上宋教仁乘坐马车前往火车站时，因为街道上的庆贺人群太过密集，足足花费了往日3倍的时间才抵达了南京火车站。冲入站台的宋教仁在送行的人群中终于找到了要找的目标，他赶紧分开人群跑了上去。
面色苍白，一脸病容的耿谨文正坐在轮椅上和人告别，突然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他回头一看，方才微笑着说道：“原来是渔父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清室退位，民国新创，你现在应该忙的不得了才对，我还特意让人不要告诉你的。”
宋教仁无视了耿谨文身边几名随员对其不善的眼神，走到了耿谨文面前打量了一会，方才安下心说道：“看你的气色比前两天好多了，这我倒是放心不少。和南京相比，确实是上海的洋人医生更出色一些。另外，谨文兄说不要打搅我，这就太过见外了。
其实之前我们沟通的一直很愉快，如果不是出了这桩事体，我以为接下来才是我们携手干一番大事的大好时机。我原本是想等你身体好一些再和你聊一聊的，但是现在你要去上海就医，我就不得不过来送一送你，顺便和你谈上两句了。有些误会，我以为不应该拖延时间解释的。”
耿谨文瞧了瞧周边嘈杂的环境，不由笑了笑，有气无力的说道：“我肺部受了伤，可提不起多大的声音和你交谈，要不我们还是上车，进了包厢再说吧。现在离开车还有半个小时，足够我们交谈的了。”
宋教仁当然不会拒绝这个建议，有些话也不适合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下说出来。11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建造规格是中国铁路最高等级的，不管是铁路还是机车都相当的先进。耿谨文虽然还不能如孙中山那样，弄到一列特快专列来坐，但是也弄到了两节一等车厢，一节用于自己休息，另一节给随员和随行护士。
当其他人离开了耿谨文的包厢，让他和宋教仁两人独处之后，坐在耿谨文侧面的宋教仁当即靠着椅子的扶手，和耿谨文拉近了些距离后，认真的对他说道：“刺杀一事确实不是我同盟会所为。我这几天已经查过了在南京的各同盟会组织，也亲自向陈其美询问过，我同盟会中部总会之人和三名刺客并无来往。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格担保。”
耿谨文注视着宋教仁的眼神，沉默了许久之后才平静的说道：“我相信渔父先生你的担保，但这毫无意义。”
对于耿谨文的回答，宋教仁一时有些错愕，这样的回答并不在他的计算之内，因此他一时有些想不起自己该说什么了。
耿谨文顿了顿后又说道：“我记得我刚刚同吴主席见面的时候，吴主席曾经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在当今的中国干革命工作，就得先接受随时会死亡的命运。如果连这点认识都没有，靠着一股热情去革命，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所以，对于被刺杀一事我并不放在心上，就算没有那三名刺客，以后也会有其他的危险在等待着我们，只要我们不停下脚步，就不可能不遇到危险。
对于这件刺杀案来说，刺客想要杀死我这件事，对于我们和幕后主使者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幕后主使者通过刺杀我这件事，是否达到了他的目的。我在南方没有私仇，所以幕后主使者谋刺我并不是为了泄愤，而是想要阻止我做某些事情。
而就这些天来，临时政府所颁发的一系列政策，我不得不承认，幕后主使者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肃反和整军都停下了，而此前由革命各派系控制的联省人民代表大会也宣告解散了。
我不明白，这个时候您跑来告诉我，刺杀者和同盟会中部总会无关，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革命委员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之间的信任已经宣告破裂，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南京受到了一场刺杀，而是在于你们在之后干了些什么。
渔父先生，在我看来这场革命已经结束了，因为你们已经亲手摧毁了这个革命联盟，以同盟会的力量是不足以和北洋集团-各省立宪士绅同盟相抗衡的。和这件大事相比，我受到刺杀一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宋教仁心情复杂，完全不知该如何回应对方，过了好久才期期艾艾的说道：“事情未必会变得如此糟糕，至少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临时政府，也让清帝宣布退位了。
从谨文兄你身上，我能够感受到革命委员会对于革命的追求。如果我们能够把刺杀案解释清楚，难道你就不能说服吴川和革命委员会看在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份上继续支持孙先生吗？
我想你应该清楚，和袁世凯相比，孙先生才是真正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共和的人。若是让袁世凯接任了临时大总统，这个国家也许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耿谨文转头望向了窗外，2月的南京已经看不到什么积雪了，只是路边的垂柳还是光秃秃的，春天还是没有到来啊。他心中胡思乱想着，口中却开始敷衍道：“我现在远在千里之外，说句话都上气不接下气，哪里还能去说服其他人。孙先生受万人敬仰，又有克强先生和您辅佐在侧，实在是轮不到我这个小人物多嘴…”
随着汽笛声响起，宋教仁不得不下了列车，他终究还是没能说服耿谨文帮助缓和同盟会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望着车窗边的耿谨文和自己挥手道别，然后缓缓远去，宋教仁心中不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虽然他和耿谨文共事不久，但他却觉得和对方在公务上的默契还要高于自己身边的那些同盟会骨干们。
耿谨文从南京的离开，也就意味着革命委员会正式从南方临时政府的撤出，这正是宋教仁所不乐意看到的。和对一切都抱有乐观态度的孙中山，对革命委员会不以为然的黄兴，对革命委员会莫名痛恨的陈其美等人相比，宋教仁却是认为革命委员会在临时政府内的存在，正是临时政府存在的基石。
没有了革命委员会在临时政府内部的掣肘，固然从此可以让同盟会乾纲独断了，但是临时政府发出的命令还有效果吗？作为北方牵制住北洋集团的主力，各省革命党人都很明白这样一件事，只要革命委员会出关南下，则北洋必败无疑。可如果革命委员会和北洋联手了，那么大家加在一起也是没戏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革命委员会改组联省代表会议为联省人民代表会议，并下令各省对反革命分子肃反时，各省军政府也只能捏着鼻子接受。因为此时大家都已经承认，临时政府从大义到实力都已经压住了各省，哪怕有一两个省想要跳反，也要在周边各省的围攻下灭亡的。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撤退，原本四大革命派系的联盟就宣告解散了，光凭一个同盟会连北洋都未必单挑的过，大家为什么还要听从临时政府的命令？现在应该是临时政府给各省军政府好处，才能避免自己单独和北洋对阵才是。
只是宋教仁忧心忡忡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如汪精卫则干脆是主张让位以求南北和平的，他连临时政府都打算送给北洋了，那里还顾得上革命委员会退出不退出的事。所以他只能以私人身份前来送行，希望至少能够缓和一下两家的关系，只是现在看来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耿谨文的回应。
就在宋教仁在站台上呆呆的站立时，靠着窗户望着他的耿谨文终于收回了目光，轻轻的叹了口气。他其实已经给过宋教仁机会了，只是对方只谈刺杀案，却回避了关于同盟会在临时政府中排挤革命委员会的行动，这就让他无法和对方交流下去了。
政治团体和政治团体的交流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利益的补偿或交换。不谈利益的分配，却指望靠着个人的交际能力来缓和两个团体之间的矛盾，这不是把他当成了傻子了么。
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内部本就有不赞成支持同盟会领导革命的声音。在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人看来，同盟会虽然名望甚高，但是并没有对这场革命做出了不得的贡献，跑去湖北抢了军权却被北洋打的跑回上海去了，已经够让人不齿了。
之后还对革命同志背后下黑手，把打下了南京的功臣陶骏保给杀害了，手中又没多少实力。不管怎么看，这同盟会都不像是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的主。和同盟会一比，先后击败北洋和日军的革命委员会，怎么看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团体，凭什么我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耿谨文可以不追究刺杀自己的主谋，但是不能不为革命委员会的利益考虑。如果在同盟会损害着革命委员会的利益下，他还要主张双方继续合作的，那么他估计自己接下去就该被召回靠边站了。
第492章
对于上原勇作来说，这个冬天真的是分外难熬。这不仅在于满洲冬季的气候远比日本苦寒，更在于他所率领的这支军队失去了战意。
就如他之前向山县的秘密汇报，从四平退回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不仅仅出现了对战争的不满言论，甚至于某些部队还出现了士兵抗命的现象。
而那些从国内上来的增援部队虽然一开始还颇有士气，但是军纪却极度败坏，即便派遣军司令部三令五申要求不得骚扰支那平民，但依然有小股部队在驻地附近自行征发粮秣、苦力和抢夺女人。这些小股部队不仅证实了支那革命委员会对于皇军的污蔑之词属实，更是激发了支那百姓的愤怒。
就连为陆军奔走的满铁职员，也对于这些国内来的增援部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公开抱怨：“陆军如果精力太过旺盛不如直接发起进攻和支那军人去较量一番，在后方破坏满铁苦心维持的日支亲善成果算是怎么一回事？陆军到底是来保卫日本在华利益的，还是来破坏日本侨民在满洲经营起来的事业的云云。”
上原勇作知道，这些日本侨民和满铁职员抱怨的，不是陆军败坏军纪的现象，他们其实是在抱怨陆军的按兵不动。如果陆军在满洲能够打上一两场胜仗，把支那百姓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给压制下去，那么他们才不会关注陆军的军纪问题。
但是在陆军从四平撤退后，原本对于外国人唯唯诺诺的支那百姓就起了些变化，他们对于外国人主要还是对日本人，突然就失去了畏惧感。过去在奉天，哪怕日本人是孤身一人，也敢毫不畏惧的斥责一群中国人，而中国人不仅不敢围观，也很少有敢回口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冲突，警察和官员只会站在日本人这边，而自己只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日本在满洲的人数虽少，但是对于人数众多的支那人并不畏惧，而且还喜欢抱团欺负支那人。满洲的日本人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看起来要比其他海外日本人更为团结，哪怕是日本人在欺负支那人的过程中吃了点小亏，也会成群结队的向中国官府抗议，甚至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报复，直到敢反抗日本人的支那人家破人亡或逃离本地为止。
但是在四平撤退之后，支那人的胆气突然就雄壮了起来，一旦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只要当街大喊一声“日本人又欺负人了”，顿时就有一大群中国人围了上来。与之冲突的日本人要么立即道歉，要么就得挨上一顿打。
至于像过去那样向官府告状或集结人员进行报复，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事。因为旧官府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新官府只会偏向本国人，而那些无所事事的日本浪人早在支那军抵达之前就南下了，现在依然停留在本地不肯离开的，都是不肯放弃本地财产的日本居留民。
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虽然要好上一些，但是支那人也普遍出现了不合作的姿态。那些和日本人保持合作的本地大户，往往成为了支那小股部队的首要袭击对象，而派遣军光是维持从大连到奉天城的铁路安全，就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不多的机动兵力，那里还顾得上去保护这些亲日大户的家园。
于是原本亲日的支那人开始疏远日本人不说，就是那些在满洲置办起了家产的日本居留民，也开始主张日支亲善，放弃战争了。
上原勇作对于这种变化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他并不是不想对支那军发起进攻，但是陆军对于满洲冬季作战完全没有信心。这并不是陆军对满洲作战没有研究，日俄大战之前日本就开始研究高寒地区作战了，否则就不会出现“八甲田山事件”了。
但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后，陆军就发现研究和实战还是有区别的，在战争中出现的大量病员证明了两件事，日本人不适应高寒气候和日本的后勤无力支撑这种气候下的大型会战。所以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实施了满洲驻军轮换制度，就是为了让陆军各师团熟悉满洲的气候。
只是现在这一制度的效果还没有显露出来，这场战争又爆发的过于突然，加上前期战事的不利，使得上原勇作难以下定决心发起一场大的会战。而在双方呈现对峙局势之后，随着部队的士气下降，派遣军就更打不起一场无法速胜的会战了。
部队的士气不断下降，不仅仅在于从四平撤回的部队感染了从国内增援的新部队，更在于奉天大本营身后这条漫长铁路线的防御作战。因为一些增援部队的军纪不靖，导致了铁路沿线的支那民众对于日军的不满。
如果是过去的话，这不过是个小问题，毕竟支那人数再多也是难以同有组织的国家力量对抗的。但是随着支那革命委员会对南满各地势力的收编，这就不再是区区几处村庄和一些支那百姓和日军的对抗了。这同样也是在一个政权组织下的，国家与国家力量的对抗。
上原勇作手中虽然还有近2个师团，超过六万人的力量。但是把这样的力量分散在大连和奉天之间的广大区域，就好像是在一碗拉面上面撒了几粒葱花，看起来很像样子，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学习过法军建制的上原勇作并非没有听说过，“两个马穆鲁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穆鲁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打胜三百个马穆鲁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穆鲁克兵。”
然而拿破仑皇帝的这句名言被支那军逆用了，游离于铁路线两侧的支那民兵绝不和小队以上的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而在小队以下规模的战斗中，这些支那民兵就会以人数优势加上手榴弹等爆炸物完全压制住日军小队作战。
上原勇作认为，自己掌握着的六万大军真的展开和支那军进行野战，也能轻易击败2倍以上的支那军。但是当他不断的把兵力分散开去之后，这只军队不过只能当成几万治安警察来使用了。大连到奉天铁路两侧起码居住着数百万支那民众，这几万武装警察固然可以保证地方上的治安，但是接下来该让谁来抵挡支那的正规军呢？
虽然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展现了一种有效的对付这种游击战的方式，但是上原勇作却知道这一策略无法在南满实施。即便不考虑支那人的数量，光是考虑哪些被俘的日本军人和一直关注日军行动的外国记者，上原勇作也不敢像英国人那样把铁路线两侧化为焦土，将沿线的支那百姓都集中关押起来。
这不仅会败坏日本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将会使得日本公债在国际金融市场遭到抵制，就像日俄战争中俄国公债被国际市场抵制一样。依赖于借债维持国家运行的日本，是没办法冒这样的风险的。
不过目前令上原勇作感到最为头疼的，还不是这些问题，而是新近冒出来的一件士兵袭击军曹的案件。这件案子当然不是在派遣军中发生的，而是在支那军俘虏的日军中发生的。
按照支那及外国报纸所刊登的消息，在支那军长春的俘虏营中，一名军曹因为管教了不听话的部下，结果在晚间受到了这名部下的袭击身负重伤。这一事件激怒了日军的军官们，他们一致要求管理俘虏营的支那军人处死这名袭击上级的士兵。但是俘虏营中一向严守军中等级的日军士兵们，这次却站在了袭击上级的士兵一边，反对处死这名同伴。
而这一争论随着报纸传播到派遣军中之后，很快又引起了派遣军中军官和士兵们的对立。因为支那报纸上将整个案件详细的刊登了出来，所谓军曹管教不听话的部下，是因为革命委员会给俘虏营安装了一个名叫广播的新玩意，广播内会播放一些日语歌曲和阅读一些文章，以安慰日军俘虏的思乡情绪。
这原本是革命委员会的善意，但是革命委员会这些天把对一些被解救出来的日本妓女采访录进行了广播，以揭发日本财阀和军阀之罪恶。广播告诉日本士兵，他们的敌人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国内那些欺压日本人民的财阀和军阀。
这样的广播自然引起了俘虏营内日本军官们的不满，他们一边向管理俘虏营的支那军方进行抗议，要求停止广播，一边则命令俘虏营中任何人不得在广播期间倾听。这位被军曹殴打的不听话士兵，其实就是因为在广播期间发呆，没有按照军曹的要求按住自己的耳朵。
而这位士兵之所以发呆，是因为他觉得广播中某位妓女的采访录很像自己姐姐的经历。本就被广播引发了感伤情绪的他，再一次被军曹毒打后终于萌发了反抗的意念，这才会隐藏了工具于晚上袭击了这名从军以来老是殴打他的军曹。
对于日军的军官们来说，军中等级就是一切，就算军曹的行为有些粗暴，那也不是士兵以下犯上的理由。若是过去，自然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这个主张。但是现在么，因为支那及外国报纸对于这名士兵的同情，派遣军内部突然就冒出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有人开始声称，幸德秋水的一些主张也不全是大逆不道，国民背负着高昂的税金，又把子弟投入到战场，好不容易才打赢了日清、日俄两场大战。但是除了让国家背负了巨额债务，农民连米饭都吃不上外，国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倒是财阀们一个个修起了西洋大宅，穿上了昂贵的洋服。他们究竟是在为日本和天皇而战，还是在为财阀和将军们而战？
第49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