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各省自革命以来，不管实力大小如何，这些民党总是先给自己带上个都督的名衔，似乎没有这个头衔就不能出门见人了，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就算是黎元洪，一开始百般推辞，之后不也是乐在其中了吗？
倒是东三省革命至今，还没有听说有都督出现。革命委员会虽然有军人，但是掌握权力的还是一班文人。吴畏之也只是弄了一个主席头衔，表示开会时负责主持而已，并不是什么正经官职。而且他这个主席还要先被委员们选上一遍，并不能自己给自己任命。这样的人怎么会稀罕副总统的位子呢？”
第505章
在周学熙的劝说下，袁世凯终于放弃了用副总统勾引吴川来京的念头。他原本心里想着，如果能够用这样一个空头名号把吴川从关外引诱来京城，那么对付一个群龙无首的革命委员会，他还是有些把握的。而且顺便也能让临时参议院选出的副总统黎元洪对吴川生起不满之心，从而令这个圆滑处世的湖北都督更加靠拢自己。
不过听过了周学熙的劝说后，他觉得自己向吴川提出这个建议只会招来对方的警惕，从而破坏了现在双方之间的默契。
和革命委员会相比，袁世凯觉得自己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武力颇有可观之处，但是革命委员会这帮人和湖北军政府一样，都是一群默默无闻之辈，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根基，只要战事一平息下来，这些人必然是要同地方士绅力量起矛盾的。
就好比湖北军政府那班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拉出了个黎元洪，原本不过是想用其当个傀儡，可现在却因为湖北立宪派士绅的支持，反倒是让黎元洪坐实了这个首义都督的位置，湖北的革命党人因为起义成功之后的争权夺利，反而无法奈何这个首义都督了。
关外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像湖北的革命党人那么幼稚，找一个前清官僚来当革命领袖，但是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发起的肃反运动，何尝不是对于地方士绅势力的一次打压。袁世凯以为，此时革命委员会虽然看似花团锦簇，但是其同东北地方士绅之间已然是势如水火，只要中央权威竖立起来，他还是能够借助政治的手段拆散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军政集团的。
当然，前提是不能让革命委员会同中央搞武力对抗。要是一打起来，北方的局面就全完蛋了。先收拾了西北和南方的革命党人，统一了全国的政治后再对付关外的革命委员会，这才是万全之策。毕竟东北三省受制于山海关，不入关内就无从扩张，这是一个困守之局。
因此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袁世凯觉得只要吴川安分守己，他还是先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为好。不过在遣散了周边的众人后，袁世凯还是拉住了杨士琦说道：“张绍曾、蓝天蔚到底也算是我北洋一系，你不妨找人和他们联络一二。共和已成，大家就没必要再敌对下去了，北洋之间还是应该互相照应的。
至于吴禄贞，这个人一向狂傲狷介，不甘为人下，又喜好美色。你不妨从这一点下手，看看能否煽动其自立，他要是真有这个心思，我不会吝惜一个奉天都督的头衔的…”
和关内各方角逐着新民国时代的权力分配不同的是，1112年整个三月革命委员会的上层都把精力放在了要不要工业化？什么是工业化？要如何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当中。
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这种讨论既是艰难的，也是有益的，同样也是必须的。在这种讨论中，有些党员从只是服从于党中央的决定，慢慢变成了试图向其他人证明工业化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而一些试图把农业作为东三省之本的人士，也在这种争论中慢慢改变了想法。吴川找人翻译的各国农业数据，让他们意识到没有工业的发展，想要解决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提高产量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3月底，随着报纸对于工业化普及说明带来的舆论支持，原本态度坚定反对借债的委员们也有所软化，当然更多的是吴川、宾步程等人在每次会议上反复强调工业的重要性和不断就借债办工业的辩论，让不少意志不够坚定的委员们觉得疲惫不堪，生出了不妨让他们先做一做，等碰了壁自然会回头的念头。
一年多的政治斗争生涯让吴川很快就嗅到了这些委员们在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在和党内同志商议之后，他决定在3月21日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进行摊牌。
当日的会议上，吴川向全体委员郑重的演说道：“在这近20天的会议中，关于为什么要工业化，为什么要快速的工业化，为什么非要举债搞工业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的够多的了。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听得有些麻木了，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讲，不肯朝着工业化方向前进的民族和国家是什么下场，比如曾经的印第安人…
说完这些外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本国的历史。在英国人向工业革命的道路上摸索的时候，我们正好处于明清鼎革的时代，野蛮的满人不仅用野蛮征服了中国，更是打断了华夏文明向工业革命前进的可能性，这是东方文明最大的不幸。
到了200年后，当英国人开着坚船利炮出现在广州海面上时，我们用来保卫国家的还是200年前满清入关时的武器。于是，从南京条约开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开始加诸于中国人的身上，直到中日马关条约，连过去匍匐在我们面前的臣属小国都能拿着一把买来的破刀子在我们身上割肉了。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消亡，往往就是从拒绝改变开始的。是的，我知道当我们把西方的工业文明引入到中国之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所亲近的、所眷恋的生活…”
吴川说到这里突然就顿了顿，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异样了起来，过了好一会才充满感伤的继续说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传统，都将被工业文明所摧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个从精神上毁灭自己过去的过程，没人不会为此而感到感伤。”
吴川再一次停下了发言，用目光巡视了一遍全场在座的委员们，这才收起了感情用一种冷酷的语调接着说道：“但这正是新时代诞生必须要承受的阵痛，我们必须承受我们所熟悉的旧世界的毁灭，才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而也只有把这样的痛苦加诸于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的下一代人才不必承受这样的痛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逃避的责任。
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是当前中国唯一有能力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领导力量，为了让中国尽快赶上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挽回被满人所浪费的200多年时间，我们必须要承担起领导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
我们的文明停滞在过去已经太久了，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应该加快一些，更快一些，再快一些，在这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够在短期内追赶上西方文明发展速度的时代，任何保守主义都意味着落后。而这两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所以，只要我依旧担任着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些工业计划、融资计划就非通过不可。如果各位委员真的非要阻止，那么就请先罢免我吧。”
吴川的话语在中央委员们之中激起了惊涛骇浪，宋云桐、吴泰几乎在同一时间站出来反对了吴川辞去主席的言论，接着其他共和党籍委员也纷纷起身表态。
原本态度就有所软化的委员们，见状也纷纷起身挽留，并改口称自己对于东三省工业化的方向还是支持的。很快表态支持吴川的委员们就超过了出席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这使得剩下的委员们坐卧不安了起来，他们反对举债但依然还是支持吴川担任主席的，因为吴川是当前关外各方认为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物。
在迟疑了数分钟之后，剩下的委员们也终于跟着发声，表示接受工业化的道路，但表示要对举债修建的工业项目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滥借外债和贪污款项的问题出现，并要求工业、金融委员们给出更为详细的项目规划和还款计划。
对于这些细节问题，吴川倒是很乐意做出让步，大的方向既然通过了，东三省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也就顺势确定了下来。不过让吴川有些意外的是，随着工作重心的确立，前期革命委员会内部争论的人事问题倒是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不过他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现象，之前大家争夺位置，其实就是类似于革命胜利之后的分功赏爵。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只是据有了东北三省，但是治下好歹也有近2千万人了，对比起共和党的党员人数来说，还是有着大把位置可供东三省其他势力派系分配的。
只是这种位置的分配，都是以过去的功劳而不是未来的工作进行的报酬，因此各派的争夺自然就激烈了起来，反正他们也不是和共和党争，是和其他人争夺，心里丝毫没有负担。因此就连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成为了分配权力的标准。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今后工作重心的确立，所有的权力就都必须要围绕工业化这个主题进行分配了，不能支持工业化的派系，瞬间就被排斥了下去，人事权力很快就集中到了走工业化道路的委员们手中，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进行的人事安排，自然就压制住了那些功勋派人事安排的方案。
而中央委员会确定的工业化方针，又压制住了地方和军事系统的不满之声，因此此前因为人事斗争而出现的内部分裂局面，倒是因此得到了弥合。
当吴川等共和党高层把注意力转向关内时，才发现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已经于2月1日正式辞职了。3月2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授命唐绍仪组阁。
第506章
耿谨文在看过了这几间用租赁平房改建的教室之后，对于立达学社更是增添了几分钦佩之意，这些从清华学堂退职的教授、讲师凭借自己的力量办起了这家私人学院，完全是不取分文报酬，还往学院内补贴了积蓄作为办学的开支，没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可是办不到的。
自从加入了共和党之后，耿谨文不知怎的就开始喜欢亲近这种喜欢做事也能够静下心来做事的理想主义者了。对于那些夸夸奇谈的口头主义者，和不愿意为人民做点实际事务的革命者，他也是越来越反感了。
重新走到教室边上的小房间内坐下后，耿谨文小心的按了按右胸有些发痒的伤口，这才对接待自己的胡敦复说道：“胡先生，南阳里这里的环境其实并不适合办学，这里人流复杂外边又吵闹的很，而且民房格局狭小，采光也不好，学生连个运动的地方都没有。
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以思想，也要强健其体魄，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不能承担起沉重的思考的。革命委员会非常有诚意的邀请立达学社的各位同仁前往东北，我们会给与专门的土地和拨款，修建一所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
坐在耿谨文对面的几名老师一时都有所意动，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出声而是看向了坐在右边的一人。被同仁们注视的胡敦复沉默了许久方才摇着头答复道：“耿先生和革命委员会的善意，我只能心领了。
只是我们立达学社同仁创办这所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受干涉独立自主的办学。大同学院的大同之意，正是取自《礼记，礼运篇》：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一语。
我们这些人凑了228元办这所学院，为的是完成一个理想，而不是为了将名邀利。现在好不容易才起个头，却又因为先生的邀请丢弃这里，我担心自己日后会后悔。此外，听报纸上说，革命委员会在东北批判孔孟之言，说儒家礼教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我也实在难以认同…”
虽然反复劝说，胡敦复都不为所动，其他人也避开了耿谨文的目光，耿谨文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离开之前他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胡敦复道：“既然胡社长和各位先生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也不好强人所难。
不过革命委员会和各位先生一样，也是认为想要改变中国就必须培养更多的理工科人才，所以吴川主席让我把这笔经费交给各位，早一天建成大同学院，也好为中国多培养几个有用之才。
只要革命委员会还存在，那么每年都会捐赠一笔经费给大同学院，用于资助那些有才能但却无力承担学费的学子，当然我们只捐助那些学习理工科的学生…”
目送耿谨文几人的身影消失于胡同内后，终于有老师好奇的向胡敦复问道：“社长，看看这位耿先生的手笔，要是有个一两万大洋，我们就可以先把建学校的地皮买下来了。”
“想什么呢？捐一两万大洋给我们这几个人办的补习班？南京临时政府对那些正规的学校都没这么大方过，有个一两千大洋就很不错了。”
谈话的几位老师看着打开信封的胡敦复突然楞在了哪里，便有人好奇的凑过去看了一眼，顿时惊讶的说道：“3、30万？”
“什么30万？你们说的梦话么。”吴在渊有些不相信的撇了一眼，然后赶紧四处张望了一下，接着压低声音对胡敦复说道：“这里可不能久留，咱们还是赶紧去银行，把支票存到户头里去，刚刚我们的讲话要是给旁人听了去，是要出祸事的。”
其他几名老师围在胡敦复身边也是连连点头，都说不出话来了。上海自从光复之后，青帮会党就失去了控制，除了租界之外的地方社会秩序都乱的很。虽然这些老师平时里的本职拿的也是相当高的薪水，一个月最少也有1、200元，但是30万银元的数目，还是让他们心惊肉跳了起来。那些青帮会党几千块都能杀人越货了，更何况是这么一大笔钱。
胡敦复迅速的把支票收好，放在了贴身的口袋中，但他突然长叹了一口气道：“这革命委员会，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你们说，我刚刚拒绝耿先生的时候，态度是不是生硬了些？看起来是不是有些失礼…”5
离开了南阳里之后，跟随耿谨文上了马车的秘书唐安礼不由小小的抱怨道：“委员你伤都没好就到处乱跑，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主席交代？这立达学社的人也真够傲慢的，我们都邀请了几次了，他们还是八风不动，搞得好像我们是请他们上梁山造反一样。要我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这两条腿的人还怕找不到，您就不该给他们什么赞助，让他们在南阳里好好自力更生去吧。”
“呵呵…哎。”耿谨文轻笑了几声又赶紧按住了胸，缓和了一下才说道：“你还是少抱怨两句吧，否则立达学社的人没把我气死，倒是笑死在你手上了，你可怎么办？”
唐安礼只能把嘴角向上扬了扬，不再说什么了。耿谨文感觉自己的胸口舒服了些，这才接着说道：“我看重的可不是区区一个大同学院，而是那些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的学生。
主席说过，随着革命第一阶段目标的完成，暴力革命将让位给温和的社会革命。中华民国虽然创立了，但是占据了中国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有些闭塞的地区甚至会认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就是中华民国的新皇帝。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某些人、某些势力集团的野心会迅速膨胀起来，不是试图用武力压制其他不同声音，就是想要割据一方当一当土皇帝。革命委员会现在手中倒是有着一只不小的武力，也有着一个较为团结的组织，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改造当前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知道共和政府和专制政府的区别，那么我们这个团体也很快就会堕落腐化的。
因此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粉碎他们脑子里那种不正确的观念，让他们理解共和党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息息相关，让他们知道共和就是保卫他们的利益，那么当反动派想要卷土重来的时候，人民才会主动帮助我们击败那些反动派。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革命阶层-工人阶级，一个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知识阶层。就目前的中国来看，能够做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知识阶层，唯有那些理工科出身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学识内容就是带领工人进行各种工业工作。
所以大同学院办得越大越好，就能为中国培育出足够多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又会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又会壮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强大就是党组织的壮大。所以我们支持他们，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啊。”
唐安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就在他还在思考这番话语时，耿谨文却又转头看向了马车外的街景，脸色有些阴郁的问道：“泗水的事情，哈尔滨还没有给出指示吗？”
唐安礼立刻回过神来说道：“我先送先生回医院复诊，然后再去问一问…”
在袁世凯接任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后，3月25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只是华侨的这一行动引来了殖民当局的干涉，荷兰军警打死了集会中的华侨三人，伤十余人，还逮捕了百余不肯散去的抗议华侨。
事件爆发之后，当地华侨闭门罢市表示抗议，而荷兰当局再次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这就是耿谨文感到沉重而又愤怒的泗水惨案。
吴川听到这条消息之后先是难以置信，接着便有些出离愤怒了，“都已经20世纪了，这种鼻屎大的国家还敢在亚洲对中国人耀武扬威，真应该把他们都送进集中营去。”
只是吴川除了愤怒之外，他发觉自己还是无奈荷兰人何，现在的中国连自己的领土主权都保不住，更别提隔着一片大海的东南亚群岛了。
而对于泗水惨案的反应，南京临时政府总算是在解散前承担起了一些责任。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
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王宠惠将上述要求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京当局。3月30日，临时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以此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
只是北京的袁世凯却想要息事宁人，除了给驻荷兰公使刘镜人发电报交涉外，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制措施。吴川和党内同志洽商之后，决定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张，要求袁世凯向荷兰人施加压力，并在舆论上声援泗水华侨。
除此之外，吴川也对张云荣下令道：“我之所以要参加革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人在海外根本没有安全可言。既然荷兰人想要一场革命，那就给他们一场革命。安排一些武装人员前往东南亚，并电告耿谨文，让他招募一些东南亚的进步人士来东北，我们将会教授他们武装斗争的技能…”
第507章
4月15日中午，吴川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和吴泰、宋云桐讨论，关于如何向北满迁移人口和南方招募来的知识青年该如何进行分配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打了开来。
房间内的吴川等几人下意识的停下讨论往门口看起，却发现原来是佩奇.开普兰一头汗水的冲了进来，紧跟在他身后的张云荣进入房间后立刻向吴川道歉道：“主席同志，开普兰先生非要立刻见到您，我没来得及阻止他…”
佩奇却盯着吴川有些失魂落魄的说道：“泰坦尼克号沉没了，就在今天凌晨2时20分左右。”
吴川为一头雾水的吴泰、宋云桐等人翻译道：“他说，泰坦尼克号于今天凌晨沉没了。”
宋云桐有些错愕的对吴川问道：“一条美国船沉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这么慌张的跑来这里，难道主席你有认识的人在船上？”
“是没啥关系，反正它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沉过一次了。”吴川心里颇为镇静的想着，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脸上露出了沉重的表情向宋云桐说道：“不，这是人类的灾难。好了，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我需要同开普兰先生单独谈谈。”
带着一脸的不解，吴泰、宋云桐几人还是起身离开了房间，并在路过佩奇.开普兰身边时一脸凝重的向其点头致哀。
在吴川的示意下，张云荣轻轻的关上了房门，把两人单独留在了办公室内。佩奇依然还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看到房间内再无其他人之后，才语无伦次的说道：“有酒么？我需要一些酒精，否则我都不知该怎么说这件事。”
吴川默默的走到一旁的酒柜，拿了一瓶白兰地和两只酒杯出来。在一口干掉了一杯白兰地之后，佩奇似乎才有些清醒过来，絮絮叨叨颠三倒四的谈起了自己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
佩奇讲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只是围绕着收到的电报内容反复强调而已，不过对于吴川来说却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并不需要通过对方的描述去想象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他只需要把自己记忆中那本电影的名场面回忆起来就够了。
不过吴川此时倒是明白了这一事件对于欧洲人的打击有多大，就好像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之于美国人，联盟11号事故之于苏联人。在抱有强烈自豪感的象征被摧毁后，人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
只是这一事故终究不是亲眼目睹，因此佩奇的心理创伤并没有那么的深刻。在向吴川倾诉完泰坦尼克号事件之后，他总算是恢复了几分平静，向着吴川说道：“摩根先生向我发来了电报，感谢我们为泰坦尼克号所做的一切，但是他希望买下我们在航行中拍摄下的所有影片。
作为对您友谊的回报，摩根财团将把革命委员会发行的土地公债的折扣提到97扣，年息降至5%。今后革命委员会在华尔街发行公债时，摩根财团一定会给与最优惠的待遇。”
听到佩奇传达的摩根的要求，吴川一时陷入了沉默。老实说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利用泰坦尼克号事件做些什么，如果不是年前某次和佩奇等人闲聊时说起了这艘世界上最优雅巨大的英国工业之杰作，吴川差点就忘记了泰坦尼克号事件原来就发生在1912年。
当然，他也无意做什么神棍，对佩奇和摩根预言什么不幸的海难。不过听说摩根希望让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行打破当前邮船的航行记录，以宣传自己名下的航运公司时，吴川不由向佩奇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利用当代的科技结晶把泰坦尼克号的首次航行拍摄下来，然后剪辑成影片在全美乃至全欧播放，这样的宣传效果要比简单的一句打破世界纪录，更加的让摩根名下的航运公司深入人心。
而且吴川认为，光是把影片在全美播放一圈，以5美分一张票的价格计算，有个500万人次的播放量就足以收回投资了。既然欧洲人都在讨论这艘巨大邮轮，没理由不会有人来观看它的处女航行是多么的令人振奋。
佩奇于是心动了，他认为这不但能够讨好J.P.摩根，也许还能打响报社的名声。于是他以报社的名义同吴川一起投资购下了一艘烧油的货轮，并把这艘三千多吨的货轮改造成了一个能够在海上拍摄的基地。这艘货轮在拍摄完成之后就会出售给革命委员会，因此这趟拍摄航行的投资也就在20万美元以内。
但是佩奇显然没有想到，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居然也是她最后一次的航行。而对吴川来说，因为自己的插手，成功的多营救了数百条生命，这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初步目的。但是他并不打算就此放手这批影片，因为这些影片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还有着另外的意义。
因此在沉思过后，吴川随即开口说道：“对于泰坦尼克号的不幸遭遇，我也觉得心情极为沉痛。但是我个人以为，这场悲剧同样也是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付出的伟大牺牲，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利用人类的灾难来获取利益，我认为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以为我们最好不要把影片出卖给摩根财团。但是我们可以建议摩根先生，捐赠出一笔资金建立一个基金会，我们可以把影片捐赠给这个基金会，然后剪辑出一部公益影片，让全世界记住这起不幸的事件，如果有什么收益的话，就用来资助那些因为科技进步而不幸牺牲的民众家属。
另外，共和日报和纽约新闻报都可以无偿的使用这些影片资料，并在不损害摩根财团利益的情况下使用它们。”
佩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如果真的把影片出售给了摩根财团，那么他的报社并不能得到太多的好处，因为摩根先生收购影片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让这批影片流露出去，从而毁坏了自家航运公司的名誉。
佩奇的悲痛心情很快就让位给利益思考，他很快就接受了吴川的建议。和东方对于这一沉船事件的风平浪静不同，泰坦尼克号事件对于此时的世界中心，大西洋两岸的民众来说是极为震撼的，就算是一直和协约国敌对的同盟国也在为这一事件报以沉痛的致哀。
在吴川异想天开的插手下，和历史上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泰坦尼克号乘客获救人数超过了1500人，死亡及失踪者约有700人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摄影船和泰坦尼克号不仅保持着足够近的距离，还经常性的保持着无线电通讯，因此摄影船在第一时间就出现在了海难场进行了救援。
只是虽然获救的人数大大的提升了，可主要是一、二等舱的乘客获救数提升了。2等舱以下的乘客，占据了大部分遇难者的名单位置。一等舱337名乘客，只有十几人遇难，其他人都成功的登上了摄影船。
当报纸刊登出遇难名单和船舱乘客表后，对于一、二等船舱乘客获救的高成功率，不免就有了许多责难之声。
但是摩根财团、纽约新闻报、共和日报宣布组建基金会帮助海难者家属，并决定把航行过程中拍摄下的影片剪辑成记录片公开播放，以回应遇难者家属及公众的不满后，攻击资本家及一、二等船舱乘客的报道终于少了不少。
获救的一、二等舱乘客也纷纷向基金会慷慨解囊，以表示自己并没有占据其他人求生的机会，这只是一起单纯的不幸事件。
之后就有美国报纸开始攻击船上唯一的日本人细野正文，一名白人男子控诉这位日本人推开了妇女儿童上了救生艇；也有人说这位日本铁道院副参事是男扮女装，爬上了满载妇女和儿童的十号救生船逃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