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0章
在参观了被服厂之后，这些忧心忡忡的党员和委员们总算是放下了心来。而吴川也趁机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几本著作，特别是去年刚刚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内部进行了推广。
虽然此时泰勒制正被美国工人们所攻击，就连泰勒本人也不得不于去年出席了国会接受听证。但是吴川知道，随着一战的开启，大规模化的生产必然是要迫使各工业国家接受科学管理原则和流水线作业法的。凡是不接受的国家，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
流水线作业法和泰勒制并不是一回事，但正是泰勒制将人的劳动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才使得流水线作业成为可能。否则的话流水线生产并不能造成奇迹，只会造成废品生产线。
当然流水线作业法和泰勒制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降低成本。在过去，培养一个能够单独制作衬衫的裁缝，最起码需要四年。但是现在，只是培训工人制作一道工序的话，三个月就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了。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两个出色的工程师分解项目，再加上廉价的能源和先进的机器，那么原本需要三四年才能培养出来的熟练工人，现在只要有三四个月就能培养出掌握一项工序的熟练工人了。这将会使中国的农民快速的转化为革命委员会所需要的工人，从而大大的降低对于熟练工人的技术要求。
因此，对于吴川来说，服装产业的流水线成功所带来的经验，自然是要向其他行业进行扩展的，首先自然是兵工厂。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战争是暂时结束了，但是对于吴川来说军事工业的建设不过才刚刚开始罢了。
分布在扎赉诺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四、五个城市，约35个工厂组成的东北兵工集团，总的职工人数超过了3万。但是每月生产的各种枪械加起来，也不过才过4500支，各类子弹刚刚过了百万发，75口径以下炮弹1万余发，手榴弹1万2千颗。大炮也才刚刚能够造出仿造德式的75山炮，一个月2-3门的样子。75口径以上的大炮，除了82迫击炮之外，就造不了其他种类的大炮了。
不过在吴川通过鲍尔少校和德国总参谋部的不断交涉下，德国总参谋部终于同意向革命委员会转让1898/1909年式105MM轻型榴弹炮和1904年式100MM加农炮两种，在德国属于轻型的炮种。此外便是向革命委员会转让了几种合金钢的配方和黑头鱼雷的设计图纸。
事实上这几种合金钢的配方和黑头鱼雷的设计图纸，德国人已经卖给满清一次了，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开价近乎于白送。不过他们主要是想要吴川替他们去江西收购钨砂，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西华山发现了钨矿，但只是少量开采了两年，就被当地人以1000银元收回了山头。
此时世界钨矿的最大产地在美国，德国人才刚刚认识到加入了钨的高速钢做工具钢很好用，因此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立的钨砂提供商，以避免被人卡脖子。德国人给出的价格是800马克一吨，南昌地价；运到青岛的话再加30马克一吨。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帝国主义了一些，吴川之前并不感兴趣，因此虽然派了人但没怎么上心。他当然知道江西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钨矿之都，但即便是到了100年后，那里也还是个山青水绿的地方。他又没有发疯，为了800马克一吨的钨砂派人去江西大山里收矿，更不必提那里可是同盟会的地方。
现在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可是老同盟会员了，吴川可不认为对方会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什么好感，他也实在难以为了800马克一吨的钨砂向对方示好，太掉价了。
后来还是德国人自己着急了，拿出了钨合金的配方，表示加入了钨的合金钢用来做工具和大炮是最好的材料，比革命委员会现在弄什么合格的炮钢优秀的多。
吴川当然知道钨合金是个好东西，可是现在革命委员会连金属钨都提炼不出来，拿什么搞钨合金的炮管。德国人马上表示，一吨钨砂可以换22磅的金属钨粉末。
吴川有些好奇的问德国人，要是用钱买的话是多少？德国人马上告诉他，“纽约市场上一磅钨为31马克，看在大家是朋友的份上，德国可以只要30马克一磅。”
吴川于是就没了脾气，不过配方他终于还是收下了，只是调查之后他才发现，在赣南县内收购钨砂大约8银元一担，挑到南昌大约要12元一担。外国洋行在南昌收，18-20元每担，难怪他们收不到多少。加上现在又革命了，这条出山的商路就断了。
了解了情况之后，吴川又找了德国人进行协商，他要求每吨达到标准的钨砂换220磅粉末，最好在青岛进行加工。因为他需要把现在的价格提升5倍，来驱使江西地方士绅自己开采钨砂和修建道路。3年内他可以确保江西地方提供的钨砂数量，从现在的7、8吨一年上升到100吨以上。
德国人思考了几天后向吴川提供了一个合同，注明15年6月以前吴川必须给德国提供300吨合格钨砂，则吴川可按照每吨钨砂换取220磅金属钨。如果1915年6月之前未能达到这一数量的话，就只能按照每吨钨砂800马克或22磅金属钨作为交换。
而德国人同样表示，在没有收到100吨合格的钨砂前，德国不会考虑在青岛建立一个提炼厂。只是在吴川忙碌着和德国人交涉，忙着关注各处工厂开建状况的时候，关内又出现了问题。
自从唐绍仪“因病辞职”，袁世凯不得不为当前的局面进行善后，正因为他怀疑这是同盟会的阴谋，所以他才找了一个和国内没有什么关联的陆徵祥来组阁，加上陆徵祥又多年在外熟悉和洋人打交道，在中华民国尚没有得到各国承认的时候，袁世凯希望陆徵祥能够扭转民国政府在列强眼中不靠谱的形象。
但是7月18日经参议院以74票通过其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赴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的陆徵祥，第一次在参议院演讲致辞就搞砸了。
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缘故，这位新上任的总理用中文说话时明显带有外文语法的痕迹，加上陆徵祥是从翻译干到外交官的，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演讲的经历，言词之中不免有些气弱。把唐绍仪都批的灰头土脸的参议员们，不免有些看不上这位稍显懦弱的总理。
而他最后说的话，“…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
这些话顿时激发了众多参议员的不满，自从参议院迁移到北京之后，这些参议员们就成为了北京城的新贵。他们在北京城吃花酒吃的快把八大胡同当成了自家家宅了，就连在参议院开会时，还有人不关注议案反倒是对谁请吃花酒关心的很。
自家亲戚是要照顾的，参议员们向袁世凯要官也不是一个两个了。因此陆徵祥的这段话顿时激发了诸多参议员的不满，认为陆徵祥含含糊糊的完全不像个能够办事的，现在还出言嘲弄大家，简直是不知所谓。于是原本只是走个过程的阁员提名，被参议员们来了全盘否决。
这种行径自然引起了共和党代表的不满，但是共和党的代表上台还没有说上两句，底下的参议员们就纷纷退场表示今天就这么办了。这一事件引发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不管是北京城早就不满参议院乌烟瘴气的市民，还是全国的社会名流，都对参议员否决全部提名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攻击。
章太炎、张绍章等人联名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对参议院大加批评，对参议员进行了严厉指责，“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议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两月而不成…名曰议员，实为奸府！”
社会舆论对于参议院的批评，很快就转向了对民国乱象之不满，最终提出了对于共和政体的质疑，以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惶惶不安的参议院终于向袁世凯屈服，通过了陆徵祥内阁的组建。
虽然这一事件最终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但也令袁世凯再次怀疑起中国是否适合搞共和政治了。参议院内，除了共和党的几位代表始终进退有据之外，其他人完全就是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因为担心在唐下台后他会推出自己的私人，这些参议员很快就接受了陆徵祥，结果看到陆徵祥不合他们的胃口，就又想连陆也倒了，这简直是拿政治为儿戏。
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闹剧，使得原本对于大总统这个位置心满意足的袁世凯，现在也有些坐不住了。要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内不能压制地方诸侯，外不能得到列强承认，他这个总统和戏台上唱戏的戏子有什么区别？
第521章
高木襄望着面前的协议，许久不能出声，昔日的学生王葆真则一脸肃然的坐在了他的对面，丝毫没有相劝之意思。
过了好久，高木才抬头看着对面的学生问道：“真的不能再谈一谈了吗？把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变为具有年限设置的土地使用权，这恐怕并不符合共和主义吧？而且我并没有听说贵方向俄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只对日本居留民做出这样的要求，这恐怕对我们双方日后的关系不利。”
王葆真对着老师点头致意后，语调温和但态度坚决的回道：“主席的意思，协议怎么谈都可以，但是条件一字不能更改。如此处理这些日本居留民在满洲的土地权，正是为了减少日后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留下隐患。
更何况我们给出的条件已经相当优厚了，商业类土地使用权50年，工业类土地使用权70年，住宅类土地99年。如果不是为了中日双方今后能够长久的和平友好下去，我们完全可以不必给出如此优厚的待遇。”
高木襄沉默了片刻后，向王葆真说道：“虽然日本当前遇到了些困难，但是贵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就真的不为以后打算了吗？
革命委员会只是满洲的地方政权，背后是贪婪无度的俄国人，关内是不可靠的北洋集团，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要激怒我国，我以为并不是明智之举。”
王葆真盯着老师看了许久，方才露出了微笑说道：“贵国十余年前向我国提出马关条约时，似乎也未思考过今日两国的关系会变得如何。
此前主席送了我一言，我愿意将之再转赠给老师：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我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向贵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是出于贵国的友谊，而是我方在战场上获得的优势。既然贵国在战场上没能获得想要的胜利，老师又怎么能从我这里获得想要的协议？”
高木襄心里充满了无力感，事实上他并不想坐在这个谈判桌前。但是在政治谈判结束之后，落合认为由他这个昔日的老师来和王葆真谈，也许能够在经济遗留问题的谈判上多保留一些日本的利益。于是受命前来给王葆真颁发学位证书的高木襄，不得不和自己过去的学生展开了这样一场必然失败的谈判。
无奈中的高木襄下意识的用英语说道：“大国不能违背自己所签订的条约，否则国际条约体系就无法存在。”
王葆真立刻不假思索的用英语回答道：“没有那个大国能够让另一个大国永远承认于自己有损的条约，否则国际条约体系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高木襄表情冷峻，终于点头说道：“我国可以接受这一款项，但是是否可以免去地税？我们之前可是已经付过土地的地价了。”
王葆真摇着头说道：“这是我国的法律，不可以为贵国百姓破例。如果贵国百姓觉得吃亏，可以出售土地换取现金，那么就不必缴纳每年一付的地税了。”
高木襄摇了摇头，直接跳到了下一个问题，“本溪湖煤矿在1910年6月，获得了前清政府农工商部的批准，我们有《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的。南坟庙儿沟铁矿开采，也在合办合同之内。为什么贵方承认抚顺煤矿的合办权，却执意要收回本溪湖煤铁矿？”
王葆真平静的回道：“大仓组和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着土地纠纷问题，他们手中的许多土地都是通过收买当地奸徒以欺骗或武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而且大仓组当前在本溪湖煤矿的投入也不大，所以为了减少麻烦，革命委员会认为应当予以收回开采权。”
高木襄思考了片刻之后，方才说道：“我们希望能够保留大仓组对于本溪湖煤铁矿的开办权，我们愿意仿照抚顺煤矿的方式进行合作。作为交换条件，我们愿意让渡出大连港一部分管理权，以方便革命委员会对海外贸易的进出口管理。”
日本人的让步确实不小，但王葆真却知道这不是日本人的本意，主要还是在于革命委员会收回了营口的控制权后，现在正大力宣传开发营口港，让以围绕着大连中心主义建设的日本人慌了手脚。担心革命委员会打算从货源上卡大连港，这将让投入了巨资的日本人血本无归，这才不得不寻求妥协。
王葆真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既然老师您都已经这么坦白了，那么我也不妨直言了。收回本溪湖煤铁矿的合办权，除了地方上的意见之外，革命委员会认为本溪湖的煤、铁可能会成为日本军事装备的制作原料，主要是担心成为日本陆军的枪械大炮原料。那么我们自然是不能容许，日后日本陆军用我国的煤、铁资源制作的炮弹落在我国军人的头上的。”
高木襄听了心中不由一动，试探的追问道：“如果本溪湖的煤、铁只供应给我国海军之用？是否就可以继续合办下去？”
王葆真摊开双手，为难的表示道：“如果只是用于贵国海军造舰的话，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就不会这么大了。但是这很难监管，除非…”
高木襄有些紧张的看着王葆真问道：“除非什么？”
王葆真犹豫了一下说道：“除非在合办本溪湖钢铁厂的同时，在大连修建一所造船厂。只要这些钢材都被加工成型再送往日本，那么我想大多数委员是不会过于坚定反对的。”
高木襄总算是松了口气，本溪湖的铁矿石在开采之后送回国内试炼的结果是非常优秀，比大冶铁矿的矿石质量更好，海军一直要求保证本溪湖煤铁矿的合办权，试图保证军舰建造钢材的来源。王葆真的这个答复，差不多接近了海军的底限。
他心里盘算了一下后便向王葆真拜托道：“那么，我方希望能够联合办理本溪湖钢铁厂和大连造船厂，希望王君能够帮助我方说服委员会的委员们。我以为，只有我们双方在满洲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才不会出现反复…”
这一日的谈判结束之后，高木襄便回去向落合总领事汇报了结果。他对落合总领事建议道：“…目前来看，虽然革命委员会在公众面前对我国时常表示不满，但是在实际问题的磋商上，还是充满了灵活精神的。
我认为，应该签署这份协议，这样满洲的大部分悬案就可以宣告了结，我们就可以同对方商讨棉纺织品和大豆贸易的重要议题了。
对于当前的日本贸易而言，中国实际上比美国更为重要。生丝贸易不过涉及到数十万农人的生计，但是和中国的贸易却涉及到日本的工业是否还能继续前进的问题。没有从满洲获得的大批原料，和向满洲出口我们的工业品，那么我们的经济就完全破坏了。”
落合看着手中的协议，觉得比端着富士山都要沉重。于去年11月开始的这场莫名战争，几乎让日本丢掉了日俄战争之后在满洲获得的一切进展，连日俄战争的胜利果实也吐出了一半。原本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日本未来，在这场搞不清胜败的战争之后，突然就变得暗淡了下去。
按照某位将军的说法：“这一仗让日本一夜间退回到了三国干涉被迫归还辽东半岛的时代，陆军中某一派系应该对此负责。”
落合合上了手中的协议，下定了决心道：“那么就按照这个结果上报吧，至少我们已经尽力了。”
东京官邸内，收到了落合发来电报的西园寺首相，只是瞧了一眼电报的内容就放在了一边，转而向着脸色蜡黄，带着两只明显黑眼圈的山本藏相继续问道：“坏消息就不必一件件说了，你还是直接了当的告诉我，现在的状况到底有多坏吧。”
山本达雄沉默了半天之后说道：“国库的黄金储备还剩下了1.7亿日元。内债上升到了14.7亿日元，外债上升到了20.6亿日元，对外债权则下降到了2亿，纯外债为负18.6亿日元。这场经济危机至少让我国损失了7亿日元以上的财富。”
西园寺伸手揉着自己发胀的太阳穴，有气无力的问道：“那么有没有好消息？一丁点也成啊。”
山本达雄想了想说道：“国际市场上我国的公债抛售潮已经停下了，美国也改口暂时不对我国生丝进口进行限制，日元现在也恢复到了法定价格的74%，到了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回到原来的价位…”
一阵无礼的敲门声突然打断了两人的谈话，西园寺不高兴的叫进了自己的秘书，这位秘书进门后有些张皇失措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西园寺立刻起身对着山本达雄说道：“陛下晕过去了，我现在要入宫，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第522章
随着工业委员会送走了一批人去留学之后，委员会的不少事务就不得不分摊在了剩下的人身上。对于其他部门来说，也许就要叫苦不迭了。但是对于工业委员的这些主要骨干来说，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劲头做事，丝毫不觉以为疲累。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正是过去一直想做而无能为力去做的事。即便有些人跑去国外埋头苦读经年，但是回国之后也只能拿着学位证书弄个官做，想要把自己的学问用在中国真是千难万难。朝廷把他们养起来也就是数万两银子的事，但是想要让他们发挥所长，那是数百万两也未必能见底的事。
看看张之洞搞出来的汉阳铁厂，数百万两花下去结果炼出的都是些低劣钢材，因此一直就有人诟病建这个汉阳铁厂不划算，拿这些银子购买军舰或是修路，恐怕甲午还输的没这么惨。
故而，虽然有这么一些想要改变中国的人出国留学，试图从洋人那里学会制造机器之学，但是回到国内之后依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这也就是为什么，但凡出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大多都投了革命党，因为满清这边根本容不下他们。
而在革命委员会这边，随着南满部分权利的收回，在吴川的组织和规划下，外国投资开始不断的涌入东北三省。对于这些工业委员会的技术骨干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不真实的美梦，过去那一座座画在脑海里的工厂，现在正通过他们的手落在图纸上，然后又一步步的变为现实，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快乐的事了。
宾步程宁可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也不肯随便的把这些工厂营建的事务交给别人去办。虽然革命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们此时在东北也能算是新贵，但是在共和党委员们以身作则的带领下，几乎没有人敢如北京的参议员那样整天没事逛窑子，为亲朋好友四处请托钻营的。
事实上，因为吴川对于黄、赌、毒三业的批评，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荼毒及压迫中国人民最直观的表现，并对东北三省的黄、赌、毒三业从业人员及土匪团伙一直以严厉打压的决心。就连那些最早投资于革命者的东北新资本家们，现在也是一口一个黄、赌、毒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害人虫，他们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扫除这些害人虫，就算有烟瘾的也只敢偷偷躲在家里吸上两口，并无人敢公开吸食的。
虽然在有些人眼中，吴川这些共和党员在个人道德上未免严苛的有些过分了，官员娶个小老婆要被批评，男老师和女学生谈个自由恋爱，这等文人眼中的风流雅事，在吴川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不但立刻拆散了人家，还将男老师给辞退了。
只是共和党在个人道德上的这种严苛要求并不单单用来约束别人的，而是先从自己做起的。和一小部分人的不舒服相比，广大的民众倒是很喜欢现在这个富有勃勃生气，且秩序井然的社会。至少他们的妻女出趟门安全的很，倒是不用担心会惹上什么麻烦了。
在这方面，一直把共和党视为无君无父的遗老遗少们，倒反过来支持共和党的道德标准的。至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送女儿去学校读书，是为了让男老师们有机会找她们谈恋爱的。而且黄、赌、毒、匪四类，更是有产者的大敌。
共和党能够铲平这些前清的旧恶，虽然对于妓院的改造并没有全然完成，但是整个东北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道德重整的过程中，立刻变得敦厚纯良了起来。
即便是最为顽固的宗社分子，也不得不在私下的聚会中认为，当下的东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清明之世界，过去街头随处可见的流浪人员已经难以见到，因为共和党专门建立了福利院，对于小孩、残疾人、老人进行了收容，对于那些因为一时困难的逃难人员则救济后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被组织起来劳动建设后，社会风气自然就会出现绝然不同的变化，而社会秩序快速恢复后，大多数人便开始对新政府产生了敬畏。这个时候，哪怕再不认同新政府，也最多是嘴上发发牢骚，决不至于再有什么行动了。
而人心一旦安定下来，对于建设国家或寻找自己的个人事业兴趣就大了起来。对于掌管革命委员会工业标准化工程的宾步程来说，他就觉得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简直是三头六臂都忙不过来了。因为每一项引入的工业制造技术，都必须转化为革命委员会的标准，才能真正投入生产中去。
比如这个从年初开始讨论的自行车标准生产会议，讨论了十余次才算是把一辆自行车分为了七、八个部件，交给十几个厂进行生产，然后由革命委员会投资的自行车总厂进行装配。
除了美国飞速的跳过了自行车普及阶段，直接走向了汽车交通时代，此时的欧洲还是自行车交通的天下。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定型的自行车，在今日的欧洲几乎已经成为了城市中常见的交通工具。毕竟这种工具不要加油，也不用喂食，只需要两条腿就能动起来，还能带上分量不小的东西，正是普通人近距离外出最好的交通工具。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欧洲流行的人力交通用具还没有传播开来。因为进口货太贵，上海进口的头等脚踏车要85块大洋，二等的也要78个大洋。
有钱人虽然买得起，但并不乐意用于日常出行，因为中国的路太坏。哪怕是在北京城内，中间的大路一下雨也是泥泞不堪，两侧的阴沟更是足有1米多深，要是一不小心摔下去那可就麻烦大了。至于穷人，自然是看都不会看一眼，这等足够在家乡建一间瓦房的洋玩意了。
革命委员会对于哈尔滨等城市道路的修建硬化，最先收益的就是自行车行业了。在道路硬化完成之后，骑着自行车出行立刻就方便了起来，但是面对高昂的洋货，自行车依然是难以在城市内普及开去的。
和只把眼睛放在钢铁、化工、拖拉机、卡车、电气装备等重工业上的吴川不同，宾步程觉得当前中国人最需要的，其实应该是脚踏车、手表和缝纫机。脚踏车可以改善城市居民的出行状况，手表可以让他们掌握时间，而缝纫机可以节约家庭妇女的辛劳。
只有先从这些小的方面进行改变，中国的城市才能慢慢向欧洲的城市靠拢。和吴川对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不以为然不同，宾步程则以为如果中国真的能够这建立起这三种制造产业，那么至少也就有了合格的技术工人。
光是一个脚踏车，虽属轻便工业，但是车子的制造方式，在简单中是有着繁复过程的。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淬火尤须深具经验。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其它如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看似容易，实在并不如理想中之简单。
所以，光是一部自行车的国产化，即便有着德国工程师的帮助，也足足花了半年时间，才生产出了一部合格的样品。虽然宾步程和吴川在工业的发展次序上有一些分歧，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又是认同吴川的主张的。
那就是应当把消费品生产尽量的民营化，在优厚利润的刺激下促使社会资本聚集到工业而不是土地上。国家对于消费品的生产，应当采取引导、扶持、管理等手段，通过市场的有序竞争来淘汰掉那些不合格的工厂。
有些委员们还是有反对意见的，认为搞这些消费品生产是能够快速赚钱的，搞那些重工业则是长期贴钱，革命委员会就算不垄断这些生产，也没理由主动把容易赚钱的生意让给资本家，自己去承担困难的重工业建设。
不过吴川最终还是压制住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手段和控制大宗原料来调节资本的利润，没必要同资本家去争夺市场。而在市场的竞争下，起初高利润的消费品，因为投资门槛较低，很快就会变得薄利，但是为这些消费品提供大宗原料的垄断者，则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
比如自行车、缝纫机这两样消费品，只要有合格的钢材，哪怕手工也是能够敲打出来的。但是合格的钢材谁能够提供？就目前来看，只有革命委员会投资建设的大钢铁厂才能提供。因此投入自行车、缝纫机行业的厂家越多，则钢铁厂的生意就越好，中国的私人资本很难化几个亿去投资一个大的钢铁厂，因此几乎没人能够和国家进行竞争。
而投入自行车、缝纫机行业的厂家越多，也就意味着在市场的竞争下，产品价格就会越低，于是人民也就得到了好处。
所以，革命委员会只需要在一开始把能够赚钱的行当传播出去，到了最后，参与这一行当的资本就等于被我们套牢了。因为在这一生产-消费环节中，不能被取代的是上游的钢铁厂和下游的消费者，至于中间的生产者随时可以被其他人所取代。
虽然吴川没有说明，但是其他委员们还是听出来了。资本家们虽然因此赚到了钱，但也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控制产业的附庸，他们根本没办法在这个行业里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原料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