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在电报上说的是真话，他现在确实是在忙着一件关乎于东北三省未来的大事，那就是币制改革。虽然在革命爆发占据了北满的时候，吴川就已经开始命令财政委员会整理北满地区的各种钱币，并开始改铸银元和铜元。
但是直到革命委员会初步建立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供销体系，并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了南满铁路的管理权，革命委员会才正式决定推出东北三省的新币制。
吉林银价在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就一直上升，从前银一两合钱三千一二百文，外城四千左右。宣统初年，城内一两都要5千制钱出头了，之后官府大铸铜元才改变了这一银贵钱贱的局面。
虽然机器制作的铜元因为纹饰精美且难以仿造，因此比较受百姓欢迎。清末当十铜元开始铸造时，定价是100枚铜元换1银元。1905年以前，胶州铜元80枚兑换洋银一元，安庆是95枚，苏州88枚，杭州90枚，上海是92-95之间。
可是清末铸铜元是为了谋求余利，因此原本规定一两银兑铜元150个，但是官钱局兑给民间钱铺时一两银只给114-115个。而钱庄向小民收兑时同样要打折扣。这也就导致了铜元的价格虚高，铸铜元成为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而铸造铜元的机器国内虽然不能制造，但是对于各省督抚来说还是能够轻松的从国外购买到的。于是广东、湖北等省就开始了大规模改铸铜元的行动，到辛亥革命前1银元就只能兑换110个铜元了。而革命之后，夺取了各省政权的军政府为了填补亏空，更是大铸铜元，于是铜元的价格就开始暴跌，1枚银元眼下都能兑一百三四十枚铜元了。
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己也铸铜元，不过主要还是把剩下的制钱融成铜材制作子弹和电线。虽然这一改铸行动同样利润丰厚，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关内铜元往关外开始流动时，革命委员会就发现如果不加以制定法律条文加以约束，东北就成为了关内不足额铜元的倾销市场了。而一个币制不够稳定的市场，对于正在大举建设的东北来说，完全就是一柄悬在脑门上的利剑。
于是在经过了三个月的讨论和研究，又获得了大量贷款的流入，有了足够本钱的革命委员会终于决定建立起一个半封闭的金融市场。为什么是半封闭，因为革命委员会还不能把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卢布驱逐出市场，因此只能在默认卢布在北满的存在下，建立起一个东三省内部流通的货币机制，对外则实施强制结汇政策。
第529章
在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议上，财政委员宋小濂向各位委员就欲推出的新币制做了说明：“我们现在打算实施的，是以银元为本位的元、角、分、厘四个单位，元、角以银制，分、厘以铜制，都采取十进制单位。
每一银元的成本合上海规元7钱2分，但银元以下各单位不再以市价为准，而是采取强制性的固定单位。过去1银元兑换12小洋，或1银元兑换铜元数目不定的现象，将在新币制推出后杜绝。
从革命之后到现在，随着委员会统治范围的扩大和粮食期市的良好运营，东北的私人钱庄和地方上的私票都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截止民国元年8月，当前在东三省内使用的主要货币只剩下了卢布、银元、银元票、小洋、小洋票、铜元、制钱、日元。
在战争的打击下，日元的发行数量已经跌到了70-90万元，在进一步限制日本正金、朝鲜银行的营业范围之后，日元的使用将会进一步缩小。金融委员会认为，当我们接管了南满铁路的运营权力之后，日元退出东北已经成为了必然之局。
至于本地的百姓，虽然已经接受了我们所发行的银元，但是他们对于小洋、小洋票、铜元、制钱的使用习惯，使得想要这些货币自动退出市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颁发强制性的政策，在3-6个月的过渡期后，取消这些货币在东北的使用权…
至于卢布，在中东铁路管理权为俄国人所操纵的状况下，我们恐怕是不能动摇其地位的。不过我们北满的日用品多来自外部输入，只要我们控制住了这些日用品的输入，对俄国进口货物进行打击，那么至少可以限制住卢布使用区域的扩大…”
各位中央委员经过了仔细的探讨之后，基本同意了新币制的推出，并在吴川的建议下将其命名为共和币。吴川最后向财政委员会建议道：“马上就要进入秋收季节了，东北基本上是一个依靠农业为主的地区，粮食贸易就是东北市场的根本。
我们想要让共和币为东北唯一使用的货币，光靠法律和政策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获得市场的认可。我们的大豆产量超过一半以上是出口国外的，至于其他粮食也有百分之2、30%是向关内输出的。因此想要让共和币在东北统一货币，首先就要确保共和币的数量能够应付粮食采购商的货币兑换。
要是我们连海外商人和关内粮食商人的采购款项都兑换不了，又怎么能够指望把这些旧货币清退出市场。因此接下来的10月到12月，正是最为关键的时刻。我要求财政委员会联合金融管理小组，对各银行的兑换业务进行督查，决不能出现共和币被挤兑的现象…”
这种对于金融货币的统一，正是前清想干而没能干成的。因为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区域，满清手中的硬通货实在是不足，而对于外国列强的强势，满清政府也是无能为力。
不过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这一次推行的新币制倒是要比满清轻松的多了。对于日本的战争，使得干预东北金融的列强少了一个。而出于对俄国的警惕，其他列强也支持革命委员会采用一种独立于卢布的银本位政策，从而为下一步过渡到金本位打好基础。最后便是，东北的城市建设和实业投资引入了大量的白银，使得革命委员会有资本推动新币制。
而共和币的推出速度，也比吴川等中央委员们想象的要快的多。第一是因为在这一年内革命委员会铸造的银元几乎是无限兑换的，因此这为共和币带来了极高的信誉。不管是卢布还是日金，在东北的初步推广，也是以无限兑换金银为保证的。
第二是革命委员会直接发薪水或间接发薪水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人，这些人又大多集中于铁路沿线各城镇，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销售市场，这也就使得商人们不得不开始用银元来结算自己的业务。
第三则是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联通东北的物流交通体系，从铁路、水运到海上运输，再加上现在正在建设的东三省公路系统，正将东北过去的行商改造成为依附于这套物流体系之下的分销商。
在过去，东北商人之所以能够和俄商、日商抗衡，靠的就只有两件法宝，提供东北商人内部资金拆借的钱庄，遍布东北各地的粮栈、大车店。在日俄银行的资金打压下，铁路加有线电报的竞争下，东北商人这个团体本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而现在么，革命委员会算是给了这个商业群体最后一击，令他们不得不改弦易辙，加入到了革命委员会所创建的新商业体系当中来。
而吴川也并没有就此罢手，在退出新币制的同时，他还向中央委员全体大会提出了两项关于税收方面的改革，土地附加税和个人所得税。吴川向各位委员解释道：“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的的建设期固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因为社会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所以生产力的极速发展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美国、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最终不过是塑造了几十或几百人左右的财富寡头。
美国人可以靠着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墨西哥的土地来维持社会的继续前进。日本可以靠吞并朝鲜、抢夺南满土地来维持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学习他们的做法的，因为中国还很弱小，搞不起向外掠夺的战争，而革命委员会更是弱小中国的一只地方力量，就更没有这个能力四处去侵略了。
所以我们想要学习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么我们就只有压迫本国的民众，而人民也必将抛弃我们，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毁灭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因此，革命委员会想要存在下去，不至于因为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失衡而毁灭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财富有所限制。我们必须抑制过高收入的人群，我们必须限制大土地地主的出现，因此我们应当趁着他们力量还不大的时候推出法律加以限制…”
吴川提出的建议，基本核心就是劫富济贫。土地附加税是为了阻止6000亩以上地主的出现，所以制定的附加税目标就是，6000亩以上的土地将不能让地主获得任何收益。对于那些租用土地的大农场来说，则不受限制。
而个人所得税从年薪600元以上起征，从1%到36%，分为六个档次，6000元以上统一征收最高税额。而当前军队最高工资是年薪2760元，政府这边最高的约为3000元一年，工人法定最低工资8元每月，革命以来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5.08元。
可以说，年收入6000元以上也好，拥有6000亩土地以上的地主也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和自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了。而在经过了历次肃反整理之后，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中已经没有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代表，可即便如此这两个税法的讨论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辩，最终以吴川做出妥协，对军队和政府雇员的法定收入进行豁免，方才勉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6
这一系列金融税收法令的推出，其实受到最大打击的还是那些一开始投资在革命委员会这边的商人和地主。他们先是通过战争前的粮食投资生意赚到了一大笔，接着又借战争制造出的需求订单赚了一笔，虽然购买了一些公债，但很快又从战后的没收土地竞拍中获得了超额收益。
陡然之间，这些随着革命而资产增值十数倍或上百倍的暴发户们，便开始忘乎所以了起来，许多人很快就暴露出了乡下土财主或投机客的本性。他们仗着革命委员会给予的优待，一边在铁路沿线或待建的铁路线附近大批囤积土地，强行购买反动分子的地产；一边则试图染指革命委员会正在组建的供销-物流体系、扩张银行业中的私人资本。
不管是军队、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东北普通民众，都对这些暴发户们生起了厌恶感。军队认为鲜血都是自己流的，可革命带来的好处到被这样一群商人、地主给得了去。
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则是天然的对商人的不信任，商人的存在虽然活跃了地方经济，但是他们追逐利益的囤积居奇等举动，却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最大因素。简单的说，为了赚钱这些商人老是想着找政策上的漏洞，给政府找麻烦。
至于东北的普通民众，一方面是有些人是看不惯这些暴发户趁着革命发财；另一方面则是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重建后，必然会有许多人跌落自己的阶层，从而怀念过去痛恨革命。只是革命委员会现在势力颇大，他们不敢直接向革命委员会发难，自然就先对着这些趁火打劫的暴发户们进行批判了。
而对于吴川来说，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正是他所需要的。想要建立起东北的工业化体系，对于商业资本的约束和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打击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供应体系和稳定的粮食来源，银行家们对于日本的金融攻击，未必不能用在东北三省。
日本的经济之所以会这么脆弱，除了债务太高，出口受制于人之外，日本现在的大地主和大粮食商控制着粮价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边才吹起号角，日本的粮价就开始暴涨了，日本政府能够稳定的住民众就怪了。
第530章
革命委员会连续推出这样连续重磅的政策，吴川自然是抽不开身南下去同孙中山会晤的。更何况，孙中山此次北上对袁世凯政权的支持，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共和党和同盟会最后一点默契，那就是对于约法的尊重。
不管后世的舆论怎么鼓吹这位革命的先行者，从其归国以来一系列的表现来说，已经很难让吴川和对方合作下去了。一个没有原则的政治家，对于他的敌人也许造成不了什么伤害，但是对于其盟友来说却是一颗不确定的炸弹，你永远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会背叛你。
而且吴川也不想给对方带上什么光环，给东北民众一种错觉，以为共和党和同盟会是友非敌，同样是尊崇于这位革命领袖的。事实上看了孙中山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的表现，再想一想他对于宋教仁遇刺之后的表现，吴川就觉得如果四一二之前这位没有去世的话，同样会做出蒋介石一样的选择，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类人。
陈其美杀陶骏保，孙中山写了副悼联，告诉大家要以大局为重；袁世凯杀张振武，孙中山又写了一副悼联，要求大家不要破坏了南北统一的大局。结果轮到宋教仁死了，孙中山倒是不记得什么是大局了，连黄兴的反对都不听，只是一味要起兵反袁。
所以吴川觉得，和这位相见毫无意义，他又不姓蒋，真受不起对方的关爱。而在这些金融税收政策退出之后，东北三省虽然有那么一些反对之声，但是总体上来说也只是些杂音而已。东北的立宪派绅商组织已经差不多被革命委员会瓦解了，地方上的势力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清理的七七八八，除了顾人宜、冯德麟这有数的几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势力的代表了。
最重要的还是，革命委员会虽然从战争进入了建设期，但是手中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因为革命委员会现在并不缺钱，今年从关内招募来的大批新移民，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几乎都没有流向地主这边，而是被安插进了各种工程、工厂和国营农场。
虽然经历了去年年末的这样一场革命和对日作战，但是今年从关内而来的新移民依然超过了50万人。其中从南方过来的就有八、九万之多，这些南方移民虽然在气候上不如北方人适应东北，但是就受教育程度来说，却比山东、华北移民高多了。
这些南方人和山东、华北移民不同，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老乡带路，只能跟着革命委员会走，因此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都是比较坚定的。因此当他们被分配到地方上之后，都是很自觉的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政策，监视着地方上的变化。
而吴川很快又推出了义务教育普及计划和扫盲计划，决定把征收的土地附加税、个人所得税优先用于东三省的教育。革命委员会预备在五年内普及一半适龄儿童的小学入学，十年内全面覆盖东三省的小学义务教育。要在三年内把东三省的识字人口提高到30%,5年内提升到45%，十年内提高到90%以上。这才算是让最后一点抱怨声消失于群众的支持之中。
1912年的十月，对于革命委员会或东三省民众来说，确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和前一年的辽河、松花江大水相比，今年虽然还有水灾但都不大，因为在革命委员会的治理下，辽河上游倒是建立起了多处排水和引水沟渠，这极大的减轻了辽河的水患。
而今年春耕时，革命委员会给与贫民的大批贷款，和出动部队对一些缺少劳动力的农户进行帮助，使得春耕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抛荒现象。于是到了十月开始收获庄稼估算产量时，农业委员会的估算是近1000万吨粮食的产量，比去年高了100万吨，接近这十年来的平常年景了。
根据今年东三省人口的粗略估算约为2000万人，合人均1000斤粮食。总的来说，至少东北现在的粮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今年的大豆产量约为250万吨，其中至少有150万吨是革命委员会年初给与贷款种子预定的，因此今年的大豆议价权，依旧还控制在革命委员会手里。
英国人、美国人对于大豆收购此时还在观望之中，德国人和日本人却早早开始了对于大豆的采购协调，日本人还是想要绕过革命委员会直接去同那些中间商交易，而德国人却早早的和革命委员会打了招呼，预备把今年的进口数量提升到40万吨以上。
德国人之所以如此豪爽，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支付黄金马克，革命委员会向德国出售的大豆款项，很快就会变成向德国银行支付的利息和各种机器。对于德国人来说，即便大豆贸易不赚钱，他们也能从机器贸易中获得极好的利润了。
在去年爆发的柏林危机中，德国银行损失了不少黄金，这使得德国的银行和企业家们更加关注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毕竟双方之间的贸易，完全是有利于德国的。即便其他各国也有便宜的油料，但他们要求的可都是现金交易，这黄金掏出去未必还能再拿回来。
对于吴川和革命委员会来说，大豆贸易倒是成为了一个创汇的巨大来源。当然和革命委员会现在背负的债务相比，大豆贸易获得的利润差不多刚好够付利息。
不过吴川对于钱的事也没发愁几天，对于日元的收割报酬终于结算完毕了。革命委员会获得了六分之一的利润，即500万英镑的黄金。这笔钱很快就存入了摩根银行，作为东北交通银行增资的抵押物及其他贷款的担保。
虽然这笔钱只闻了闻味道就飞到华尔街去了，但是至少解决了关于东北交通银行增资的问题。而最让他感到兴奋的，还是十月底在工业上听到的一连串好消息，在西门子公司工程师帮助下制造的第一台火力发电机，第一条15.4千伏的高压线自然不必说。
以鲁道夫.狄赛尔研制的船用柴油机作为动力，位于哈尔滨北岸的造船厂成功的制造出了一艘550吨的客轮。看着这艘客轮在松花江上灵活的身姿，吴川不由向身边的鲁道夫.狄赛尔恭贺道：“恭喜你，狄赛尔先生。您制造的柴油机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鲁道夫.狄赛尔迟疑了一下后说道：“可是光是依靠您这里的订单，我恐怕养不活自己的工厂。我到现在为止，对于卡车上使用的柴油机的研制，依然没有什么进展。我想知道，您是否愿意资助我的研究，我愿意分给您一半的专利。”
吴川有些好奇的说道：“船用柴油发动机在德国怎么会没有市场，你们不是有一条多瑙河贯穿了全国的吗？”
鲁道夫.狄赛尔苦笑着说道：“德国的船用蒸汽机已经很成熟了，使用上极为可靠，而且在德国煤炭可比柴油容易弄到。另外，此前因为我出售的柴油机的失败，至今还有人不信任我工厂出产的柴油机，他们宁可去同那些大工厂合作。而我又找不到其他投资者扩大我的工厂，所以除了东方的订单外，我在欧洲并没有接到几份订单。”
吴川思考了片刻后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建议您把工厂搬来哈尔滨，我可以给您弄一块大场地，也可以为你招募更多的人手。我想您现在也应该对这片土地有所了解，我们并没有赶上蒸汽机的时代，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正好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内燃机的时代。
你看，不管是制作船用发动机还是柴油发电机器，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都是充满无限需求的。我相信，只要您的机器足够好，就不愁赚取不到足够的利润。而革命委员会也很愿意和您合作开发一款以柴油机为动力的卡车。”
鲁道夫.狄赛尔思考了许久，终于决定接受吴川的建议。和德国那些排挤自己的工厂主相比，至少远东看起来要安静的多，除了这里距离欧洲有些远，让他难以时刻了解欧洲的技术发展速度。
得到了鲁道夫.狄赛尔肯定的答复后，吴川也很是高兴的对他说道：“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周边的资源都极为丰富，但是陆地上的交通条件却是糟糕的很。如果有这样轻巧方便的动力船只，我们就可以把各处江边的城市连接起来了。
而且我国还不止这几条适合航行的江河，南边的辽河、渤海，更南方的长江、珠江都需要这种使用柴油动力的船只。另外我还希望能够用柴油机制造能够远洋航行的船只动力…”
除了这第一艘自制的柴油内河船舶外，哈尔滨特种车辆厂的工人也制造出了一辆，使用自产发动机的卡车。按照宾步程的说法，这部52马力直列4汽缸汽油发动机能够被制造出来，冯如所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吴川于是向他问道：“那么这辆车里有多少个零件是我们自己能够制造的？还需要多久可以把它完全国产化？装配这样一辆车需要多久？”
宾步程不加思索的回道：“全车1621个零件，我们能够制造684个，想要完全国产化估计需要三年时间。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法解决钢材品质及几个关键部件的加工…装配这样一辆车大约需要249个小时。不过我们正在定量装配标准，和研究流水装配线，明年应该可以初步完成…”
第531章
从川上的办公室向外望去，即可看到医院街规整的街景。即便是一直对俄国抱有警惕之心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俄国人在修建这座城市的时候是下了一番力气的。
当然，就像他们修建旅顺港那样，俄国人似乎并没有想过自己会失去这座城市。只是在川上俊彦看来，俄国人对于哈尔滨的控制力正不断被削弱。
自从哈尔滨附属地被扩大为哈尔滨特别市之后，市区的范围扩大了十倍都不止，而原本泾渭分明的中国人居住区和俄国人居住区正被打破藩篱，在推出了功能区的概念之后，种族的集聚正被工作的集聚所取代。
除了那些最顶层的俄人权贵、富豪外，中下层的俄人正被这座新的城市消化吸纳掉。为什么说这是一座新的城市，因为川上能够感受到这一年来城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过去不管俄国人再怎么努力修建这座城市，哈尔滨和东北这片土地之间依然是格格不入的，它更像是中东铁路开启的一个窗口，俄国人通过这个窗口和中国人进行贸易。而除掉了贸易之外，这座城市几乎就和中国人不发生任何关系。
俄国人把自己的城市用围墙或铁丝网围住，除了必要的生活物资和苦力外，他们就在这小天地内过着和俄国毫无差别的生活。过去与其说这里是中国的哈尔滨，倒不如说是俄国在中国境内的一块飞地。
但是随着哈尔滨特别市的成立，市区扩大之后对附属地四周隔离围墙的拆除，中国人正以自己的意志改造着这座俄国人的城市。是的，是中国人在改造俄国人的城市，而不是俄国城市的扩大。
自日本开化以来，曾经有那么一批日本人真诚的认为，东方是没有城市经营这个概念的，因此他们不惜拆除了东京一个街区，完全仿造英国街道修建了银座这个完全西化的街区。
当然，随着日俄战争的获胜，日本又开始觉得自己的文明还是有着可观之处的，因此又开始反对劳民伤财的西式城市建设运动。于是在国内得不到发展的日本建筑师，纷纷开始来到满洲，试图在满洲实现他们的理念，然后再返回去影响国内那些顽固派的思想。
只是，日本并不认为中国人也有城市经营的概念，他们认为日本文明是独一无二的，而中国文明自从满清入关之后就死亡了，所以才有了所谓能够和西方文明抗衡保卫亚洲文化的，只有代表东洋文明的日本文明的说法。
这一文明观不仅大大的增长了日本人的自信心，也令日本人对于入侵朝鲜、中国的行动失去了罪恶感。因为日本人认为，当下只有日本才能和西方列强对抗，为了东洋文明不被西方列强所消灭，那么亚洲各国就应该统一到日本的旗帜下，由日本带领各国反抗西洋文明的入侵。和文明的延续相比，消灭一些不明事理的各国顽固分子，实乃是小事。
但是，哈尔滨的变化正告诉川上俊彦，中华文明并没有死去，仅仅在看着将要熄灭的火堆中放上了一两根干柴，中国人就又开始显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活力。
当今世界真正可以称得上城市经营典范的，也就是伦敦、巴黎、柏林三座城市。伦敦代表着权力和傲慢，巴黎则代表着历史和时尚，柏林则是一座未来之城。其他各国的城市规划，几乎都是对这三座城市或多或少的模仿。
但是在哈尔滨的城市规划建设当中，中国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欧洲人的城市经营理念。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分散的功能性城区，运动场所和公园的结合等，正把原先哈尔滨城市规划对彼得堡、莫斯科的简单模仿，转化为一种新的城市建设理念。
当然，光有理念没有建设实力也是不行的。但是凭借着一颗不知恐惧的豪胆，中国人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于这座城市的全面改造。
在过去，俄国人为哈尔滨规划的城市主干道，最宽的也就是28米，大多数都在11米宽左右，和9米宽道路为主要街道的东京相比，已经算是相当阔气了。
但是中国人虽然沿用了俄国人给城市道路制定的三级区分，不过却提高了三级道路的标准。城市主干道设定为36米宽，次干道12-24米宽，支路则为7-9米宽。最离谱的还是，中国人正将城市主干道完全铺装化，对次干道也采取了部分铺装化，并且要完全消灭城内的土路面。
这种想法即便是在欧洲也是相当离谱的，就算是莫斯科也没能完成主干道的硬铺装化，一下雨也还是满街的泥泞。而在这之前整个哈尔滨用碎砖铺设的路面已经是最高级的了，不过全市也只有6条而已。
不过这种质疑的声音，随着第一条混凝土路面完成以后，就开始慢慢消失了。虽然这种路面确实花钱，但是雨天走在上面也确实舒服，而坐在马车上时也感觉更为平稳了。再说了，这出大头的是革命委员会，得到实惠的却是城里居住的所有人，因此大家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只是在哈尔滨城市居民开始对身边的城市建设习以为常的时候，川上俊彦却已经开始坐不住了。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人，一开始认为这样规模的城市建设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样的投入很难收回成本；而且他们觉得中国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把图纸上的规划变为现实，因为中国太缺乏建筑师和工程师了。
但是川上俊彦很快就发觉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判断错误了，中国人改变了建筑工人的作业方式，将之变为一个个专业班组，从而极大的降低了工人的技能要求。而对于包工把头制度的废除，对于工人的集中学习培训，使得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上升的很快，这大大的减轻了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负担，从而将整个城市建设的活动有条不紊的铺张开了。
到了10月份，哈尔滨市各建筑项目今年的工作任务都已经提前完成，有的甚至都开始进行明年的工作量了。和这些中国建筑工人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相比，实在是很难同川上印象中那些温顺沉默的中国苦力重合起来。
就好像这些人的身上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对于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改变真的很让日本人不舒服，就好像好不容易才等到村子里的土财主败落下去，总以为自己可以取代对方享受一下过去土财主在村里的地位，结果这破落户突然似乎又有了翻身的希望，这就相当令人不愉快了。
只是让川上感到失落的是，中国人对于哈尔滨城市建设的大笔投入，并没有陷入到难以为继的困境，反而因为城市建设所带来的机遇和廉价能源、交通，迎来了大笔投资。今年1-8月，各国在哈尔滨投资建立的工厂超过了100家，而中国商人在哈尔滨建立的工厂则超过了600家。到了10月份，哈尔滨的常住人口超过了15万，此外还有2万多流动人口，几乎比去年增长了一倍。
因为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哈尔滨的地价和房价开始了快速的上升，但是城市扩展部分的土地大都属于革命委员会所有，这也就使得土地的溢价填补了城市基建方面的投资。
川上俊彦和领事馆中的一些人曾经仔细研究了哈尔滨这一年来的变化，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对于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除了通过设立特别市消灭了各国的治外法权，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外，便是优化了城市的能源供应和公共交通。
后两者显著降低了投资办厂的成本和难度，吸引了想要投资实业的工厂主。而革命委员会为投资者准备的优惠条件还不仅如此，根据投资者想要投资的方向，革命委员会将会规划在同类工业区，并提供优化过的工业建筑设计和建筑队伍，从而进一步降低工厂的运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