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笑了笑说道：“我何必迫害他们，国民党发起叛乱，本就触犯了国法，我名正言顺的解散他们不就是了。把这些国民党人开除出国会，这样国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我们也正好少了一个麻烦。”
徐世昌沉思了片刻后说道：“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说不定现在那些国民党议员也许会改变想法，尊重大总统的政令了。”
袁世凯沉默了良久说道：“那就看看他们草拟了这么久的宪法草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和我作对了，那么我也不是不能网开一面的…”
第591章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成立，便从参众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由于这些人是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商议的宪法草案，因此又被称之为天坛宪法草案。
虽然因为宋教仁的被暗杀，使得国民党组阁的梦想成为了泡影，但是国会内还是国民党占据了主流，因此宪法在商讨的时候，依然采取了限制总统权力的思想，把国会凌驾于行政权之上。
10月14日，袁世凯见到了宪法草案后勃然大怒，认为国民党简直是不讲规矩，在军事上失败之后居然还想在政治上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实在是把北洋的实力完全不放在眼中。至此，开除国民党解散国会的念头在他心里已经不可抑制。
此时黎元洪已经当选为副总统，因此袁世凯令段祺瑞邀请黎副总统入京议事。段祺瑞强行把黎元洪劝入京城之后，便接到北京来电任命其为代理湖北都督，要求其整顿湖北的军政。
黎元洪抵达京城之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袁世凯安置于瀛台之内，相当于半软禁的处境。这使得黎元洪对于袁世凯越发毕恭毕敬，不敢稍有违背大总统的意思，两人相见时黎元洪犹如“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
于此同时，袁世凯也下令冯国璋进入南京整顿军纪，并找人劝说张勋主动辞去江苏都督的职位。面对革命委员会的通电问责，张勋虽然私下破口大骂不止，但却不敢回电反击。
张勋很清楚，他之所以敢如此行事，就是出于对袁世凯背叛清廷的不满，认为袁世凯有负国恩，而北洋集团上下虽然支持袁世凯却并不否认这种看法。因此袁世凯如果敢对他下手，北洋内部也没什么人愿意和他死磕，毕竟他占着大义的名分。满清虽然对不起汉人，可没有对不起北洋。
但是对上革命委员会他却没有这种心理优势了，虽然他天天在自己的军中宣传大清的恩德，表示自己还是要效忠宣统皇帝的，但他并不是真的要誓死效忠于宣统皇帝，否则此前同民军作战时他就该战死，而不是向北京发电要求朝廷同南方议和了。
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击败了冯国璋率领的军队，又击败了日本人，张勋当然知道自己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对手。更何况，此次山东的国民革命军以如此优势击败第五师，也让张勋的部下们胆寒不已。
让这些辫子军去祸害没什么战斗力的民军，并准许他们在战后劫掠平民，这些辫子军是胆气十足的。但是让他们去同一只能够同列强的军队对战的强军去打，战后还要被清算家属，那么他们估计造张勋反的机会更大一些。
原本在攻入南京时因为军纪败坏就已经导致各国不满，特别是张勋的部队还误杀了三名日本侨民，使得一向支持清室的日本人对于张勋也是大为不满，在这种强大的外交压力下，袁世凯已经有意替换张勋的江苏都督位置了。
现在再加上革命委员会的通牒，袁世凯就更是向张勋摊牌了，要么张勋带兵去山东剿灭革命委员会，则事后可以担任山东都督，要么就是顺从内外意思，先交出江苏都督的位置，过一段时间他再给张勋安排一个位置。
张勋自然不会去选择前一个选项，不过他也不肯接受过一段时间给自己安排，而是要袁世凯现在就给他一个去处，否则即便是他愿意交出江苏都督的位置，但手下这些人还是要在江苏继续待下去的。
袁世凯不得不给出了一个长江巡阅使的头衔，并允诺每月给拨款项，张勋才心有不甘的点头认同。
在南方事务安排妥当之后，10月25日袁世凯突然向国民党发难，袁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攻击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
北洋集团在各省的支持者随即一一通电表态，认为国民党“肆毒宪法”，指责天坛宪法草案为“暴民专制之宪法”。不过袁世凯的恐吓并没有让国民党议员们屈服，宪法草案还是在10月25日进行了三读。
眼看着天坛宪法草案要正式通过成为正式的宪法，袁世凯于11月4日悍然下令解散了国民党，从而使得国会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自行闭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不得不和国会一起，于11月10日自行解散。
虽然袁世凯一度担忧自己的行为会招致革命委员会的不满，因此还特意发电向吴川说明了自己解散国民党的苦衷和迫不得已。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吴川的回电对于他解散国民党的行为并无过多指责，而只是提醒他共和之总统并非前朝之皇帝，请他不要逾越了总统的职权。
革命委员会的温和提醒，让袁世凯误以为吴川所率领的共和党和孙、黄率领的国民党也颇有积怨，所以吴川对于国民党的支持也仅限于人身保护而已。试探出这个结果之后，袁世凯倒是放开了不少手脚，开始进一步集中自己在北洋团体中的权力，预备埋头几年再和革命委员会见分晓。
袁世凯之所以要对北洋集权，实在是在这次镇压南方各省民军的过程中，北洋暴露出了过多的弊病。虽然他极力在外人面前维护北洋团体，但是张勋和冯国璋率领的部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也是让他在各国公使面前丢了极大的面子。
就连日本的军事顾问也在他面前直言不讳的说道：“如果大总统不能整顿北洋军纪的话，不要说南方各省民众不会真心臣服于北洋，日后和革命委员会交战时，大总统手中恐怕也要无兵可用了。”
袁世凯也知道，日本人说这话是三分带气，四分是真看不起北洋军，还有三分则是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忌惮。不过他还是被日本人的话语激起了想要整顿北洋的念头，在国民革命军这个唯一大敌在侧虎视眈眈之时，他已经不能再容忍北洋军继续腐化下去了。
更何况，从他接手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集团就有一种天下是北洋的了的心理，因此在军政官员的任免上，处处都以是否出身北洋作为评判的标准。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想要当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北洋的总统。
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北洋的军政力量虽强，但是当今中国并不止北洋一家之势力，即便不提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光是南方各省的地方势力也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已，一旦北洋暴露出独占中枢的意图，南方各省肯定是要爆发大规模的叛乱的。
此次北军南下所暴露出来的败坏军纪，也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地域偏见有多大，北军进入江苏之后就好像是进入了外国一样，肆无忌惮的劫掠杀戮平民，使得中央政府在战前获得的舆论同情，在南京一战后尽皆化为乌有。
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号召各省发起二次革命时几乎没有人响应。但是南京之战后，山东革命委员会突然向北京发难，南方各省却突然出现了许多抗击北军的地方武装。倒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力大过了孙中山、黄兴的国民党，而是南方各省民众确实受不了北军恶劣的军纪，因此看到有人带头后，就忍不住响应了革命委员会的号召。
而在山东革命委员会发难后，北洋诸军调动不灵的局面，也让袁世凯开始意识到北洋团体内已经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其次是北洋大团体的利益，最后才是服从于他这个北洋领袖。
面对这样的内外局面，袁世凯也只能彻底放弃了撕毁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趁着对南方的胜利之际，对革命委员会展开决战。他只能先把精力放在梳理内政上，不仅要梳理北洋团体内部的关系，更要梳理解散了国民党之后如何安抚那些非北洋势力的关系上。
对于北洋团体，袁世凯以为暮气已深，需要对北洋团体进行重建，淘汰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而又不能打仗的军事人员，因此他试图用蔡锷这个外系将领来担任重组北洋的任务。蔡锷虽然不是北洋一系，但是他的老师梁启超却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二次革命中更是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这边，因此被袁世凯视为了半个自己人。
而对于各地的非北洋势力，袁世凯则以为应当排斥持有共和思想的人员，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二次革命，袁世凯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只要谈论共和就不能不附和国民党的主张，附和国民党的主张就等于是承认孙文、黄兴才是共和的缔造者，这样一来他就天然矮了孙文、黄兴一头。
且共和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天然就是反对政府的一面旗帜，只要政府管一管事，地方上的无赖文人就破口大骂政府破坏共和，欲行专制之政。袁世凯又不能去学吴川，高喊共和即是人民对于反动势力的专政，那么北洋这个团体就要先散伙了。
袁世凯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尊崇孔子思想，以纲常礼教正人心护道德，以进大同世界的道路上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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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2章
就在袁世凯忙于处理国民党、国会时，吴川也正努力应对着10月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如果说1912年共和党最大的目标是为了结束战争，那么从1912年秋到1913年夏天，共和党也只抓了两个重点，处理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恢复农业生产和为大规模工业建设打下基础。
而在这期间前往美国处理革命委员会同美国政府外交关系及建立中美贸易及投资规划的吴川，在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归国之后，就开始调整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政治路线，预备建立起一个阶级属性更为明确，施政纲领更为清晰的阶级政权。
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对于中国的社会背景越是了解，吴川就觉得辛亥革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革命，它和法国大革命或其他革命运动都不同，这并不是一群坚定的革命者带领着具有一定觉悟的革命群众发起的革命运动。
对于这场革命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发觉与其说这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在满清体制下看不到出路的各方势力协同一致推翻了这个毫无希望的王朝。而在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各方势力很快就因为失去了共同的目标，从而互相争斗了起来。
于是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一年多的争斗中很快就分成了两大主流，试图让中国社会退回到中世纪，以政教合一的思想抵抗外国列强入侵的守旧派；和出国留学归来，鼓吹共和思想和试图抛弃传统文化从思想到服饰全盘西化的激进派。
吴川发觉自己还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在辛亥革命这个节点归来，他根本组建不了共和党这个偏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就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前国内对于外国政治思想的所知甚少，以为留洋归来的必然是共和派的支持者，所以辽东的同盟会才会这么轻易的接纳他。
而辛亥革命爆发的突然性，结果让各方都没有准备好拿出一个完整的建国纲领，黄兴根本没有思考过如何去建立一个共和国，归国后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了武汉，试图拿回武汉革命的领导权力。至于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休养，听到国内传回的革命消息时，知道回国也赶不上了，于是干脆去了英国想要获得英国人的支持。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同盟会内部自己都在为总统责任制和内阁责任制争吵不下。
正因为如此，吴川才能在东北打出人民专政的招牌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挑战。而从革命一开始，吴川就坚决和旧士绅划清了界限，从而破坏了东北立宪党人想要首鼠两端的可能性。之后，吴川更是借助立宪派士绅和日本人私下勾结的行动，彻底在政治上打倒了东北的立宪党人，使他们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出现。
吴川的这一系列行动，基本是符合留学生居多的同盟会成员的认可的，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留学生们的最大支持。但是吴川也很清楚，留学生们支持他的这些行动，并不是支持他所主张的工农主义，而是因为留学生们更希望能够先打倒那些本土守旧势力的代表，因为只有先打倒了这些人，他们所主张的共和思想和全盘西化才能落地生根。
但是吴川同样没打算附和这些激进西化派的意图，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是在民国创建的初期，国内共和思想正处于一种甚嚣尘上的状态，就连袁世凯也不敢公然反对共和，反而屡屡对外宣称，他是尊重国会，拥戴共和的。
不过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共和主义者遭到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各种守旧势力开始对共和思想、西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在旧势力的反扑下，胆小者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谈论共和两字；迷茫者不知该何去何从，往往就退回到了社会主流的立场上；只有那些理想者才会继续朝着共和的道路向前。
而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却正是重新塑造共和党理论的最佳时机，他们终于能够脱离共和主义的范畴，建立起工农政党的形象来了。共和党同国民党的形象，也就此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分。
当然，要把这个理论传达给全党，并获得东北各方的认可，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川能够说服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大部分的高层干部，但想要让整个党都接受他的新理论，他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气的。毕竟现在许多中层干部都是出自有产家庭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参加革命，但吴川也没有一定的把握，这些人能够从民族主义者顺利的转变为阶级主义者。
至于让东北各方势力正式接受共和党一党执政多党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样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在实践中共和党此时已经牢牢掌握住了革命委员会的执政权力，但是想要让各方民主人士接受认同这一组织方式的合法性，同样也是需要花上许多精力说服的。
而在组织这两个大会之余，吴川还要应付同俄、英等国的外交往来，可以说这些事情占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使得他对于北京政府的小动作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
这一个月的时间，吴川觉得比在美国半年还要累，他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和人谈话，或者是出席会议。在宋云桐等中央委员的协助下，最终吴川终于还是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变为了全党的路线纲领，并迫使东三省其他各方的政治代表们接受了共和党的决定。
当然吴川能够圆满的达成自己的主张和两个助力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来自北洋政府的助力，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行为，让东三省其他各方政治力量发觉，虽然共和党的做法稍显霸道，但至少没有把他们完全扫地出门，要是共和党也和北洋派这样行事，他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另一个则是共和党发起的，自肃反运动以来发起的第二次清理革命委员会内部敌对分子的运动，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运动。这一运动继续把东三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包括了进去，眼下被抓到官职最大的是吉林省省主席孟恩远。
作为原前清吉林23镇的统制，长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虽然革命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军职，但还是在政府里给了他一个相当高的地位。虽然在革命委员会的规划下，吉林省的重要权力正从吉林城向长春转移，但是孟恩远还是掌握了不少行政上的权力的。
只是这位显然并不习惯革命之后的新规矩，一直以来都还是照着过去的行事方式做官。于是很快就同不少贿赂案和贪污案牵扯上了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其一直都在包庇着号称韩边外的夹皮沟金矿矿主韩登举，不仅收受了对方大量的财物压下了夹皮沟百姓对于韩家的告状，还将一批军火转卖给了韩家。
虽然去美国之前，吴川就收到了关于韩家不法事迹的卷宗，但是直到从美国回来之后他才突然在党的中央会议上拿韩家作为例子。在吴川点名之下，梁廷栋亲自督抓了这起案子，派人要求韩登举限期前来长春说明情况。
虽然韩家其他人惊惧之下一力劝阻韩登举不要前往长春，甚至还有人认为夹皮沟地形险要，金矿上又有这么多矿丁，前清也不敢拿自家怎么样，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不过才占了关外三省，有什么能力清剿他们韩家。
不过韩登举思考了一天一夜后，还是赤手空拳的走出了夹皮沟，带着两个下人去了长春。韩登举这一配合，孟恩远及吉林城一批官员的劣迹就暴露了出来。更为严重的是，此时革命卫队也接到了军中的举报，说是孟恩远之前联络了23镇的旧部下，向他们说了一些袁世凯和北洋团体的好话，似乎有意劝说他们支持北京政府。
贪污腐败加上政治上的动摇，孟恩远顿时就成为了本次三反运动中的典型人物。虽然吴川帮助其抹去了政治上动摇的罪行，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保护23镇的旧官兵们。吴川并不介意清理军中那些政治不够坚定的个体，但他并不希望清理行动变成清洗行动。
一旦对孟恩远进行追究，那么原23镇的旧官兵们就必然会迎来一场无法容情的大清洗。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在政治审查中不会牵连出更多的人员。作为23镇的主官，孟恩远和这些旧官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审查开始就连吴川也无法确保自己是否还会信任这些23镇的旧人。
但是在数次整编分队之后，原23镇官兵已经分散到了各支部队中去，吴川并不相信他们对于孟恩远的忠诚度会这么高，隐蔽能力会这么强，在军中各级政委的监督下还能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于是他干脆就把这一点给隐没了，只是以贪污腐败的罪行对孟恩远进行了调查。
不过即便是如此，对于各级革命委员会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震动。孟恩远的行为不管是在前清还是在关内都只会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但很少会因为这种罪名被真正治罪的，毕竟他现在的地位已经和前清的封疆大吏持平了。
孟恩远倒也识趣的很，见革命委员会只字不提自己联络旧部的事，他立刻就认了贪污腐败的罪。孟恩远的认罪，不仅让许多人跌掉了眼镜，也让各级官员悚然而惊，关外的腐化风气立刻扭转了过来。而向党中央靠拢，向吴主席靠拢，也成为了两个大会的新动向。于是在百般努力下，吴川还是在两个大会中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第593章
10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吴川从海外带回的大笔投资，也让各方势力难以反对共和党一党执政的立场，拥有着压倒性政治、经济资源的共和党，即便是脱离了各方也是能够维持住现在的革命委员会的，但是其他各方一旦脱离了革命委员会就什么都不是了。
在这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下，弱势地位的政治势力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信仰是难以和强势的一方对抗下去的，即便这些势力中也许会有一些坚定的反对共和党一党执政的共和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身边却没有那么多愿意和他们一起反对共和党的盟友。
毕竟想要和共和党这样一个组织严密、政治理念清晰的政党对抗，他们需要的是组建另一个类似于共和党的组织，但这又违背了这些共和主义者自己的理念，毕竟此时的共和主义者实质上更为推崇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即通过削弱政府的权威来保障人民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永远不能去建立一个真正严密的组织，否则就是在违背自己的政治理念了。
而除了这些偏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之外，其他所谓的共和主义者不过是为了自己追求更多的权力，一旦他们发觉共和党并不打算和他们分享权力，而自己又无力反抗时，要么就是离开东北入关，要么就是转而变成了拥戴共和党的民主人士了。
重新整理了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吴川这才把目光重新转向了内部的建设上。在去年，革命委员会确立了东三省工业化首要发展的六大基础产业，并决定把资源向煤炭、钢铁、电力三项产业倾斜，这一政策使得三项基础产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佳木斯钢铁厂在今年10月中旬的顺利投产，使得革命委员会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下的钢铁厂。而鞍山钢铁厂的总设计也仿照着美国钢铁公司最新的加里工厂完成了设计，在10月底第一批工程机械和工程师已经抵达了鞍山，开始了鞍山钢铁厂的修建。至于和日方合作的本溪湖钢铁厂，也开始了第一座高炉的砌筑。
煤炭方面，今年东三省的煤炭产出已经突破了600万吨，预计全年可以达到700万吨以上，虽然抚顺煤矿出产了三分之一的煤炭的产量，但是鹤岗等地的煤矿也正在抓紧建设机械化的竖井和适合于露天开采的煤田。
而在电力方面，1911年全东北的发电机总装机容量大约是7330千瓦，到了1913年10月发电机总装机容量已经突破了10万千瓦，年发电量从3千万度左右提升到了今年的近3亿度。发电机装机容量的快速扩张，将东三省快速增长的煤炭产能消耗了大半，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能源，为东三省的工厂建设和农地灌溉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因为充足的火电供应，美国人在大石桥投建的铝冶炼厂于今年9月就开始了试提炼，不仅生产了电解铝，还生产了电解镁和电解铜。铜、镁、铝原料不仅有产自辽宁和山东的，还有来自于日本的铜精矿和来自东南亚地区的铝土。
在实践过程中，美国人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东南亚发现的铝土矿比东北及山东的铝土都好提炼，而日本如果能够提供大量的铜精矿的话，比中国自己去深山中开采还要方便的多。原本一直慢吞吞建设有色金属提炼厂的德国人，很快就获得了美国人得出的结论。
德国人很快就加快了有色金属提炼厂的建设，拥有一个优良港口的青岛，实质上比建立在大石桥的美国铝厂更方便进口南洋的铝土和日本的铜精粉。再加上今年截至到7月，从江西送出的钨矿石已经超过了700吨，这说明在江西地方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钨矿产地。
不管是战争需求还是工业发展的需要，一个不被美国人控制的钨矿产地，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难以拒绝的诱惑。但江西实际上处于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内，没有革命委员会的帮助，德国现在并不能深入到这一地区去。于是德国人很快就按照此前所承诺的，在青岛建立起了一整套提炼金属钨的设备。
如果就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最多三到五年时间，革命委员会就能初步建立起一个勉强成型的工业体系基础。不过吴川却知道，革命委员会其实并没有这么多时间。如果时间线不发生变化，那么明年欧洲爆发的战争就会打断革命委员会和平发展的模式。
如果时间线真的发生了变化，最多三年革命委员会也要主动挑起一场战争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根本支付不出这么多利息。革命委员会不是在战争中消灭债务，就是被国际银行家们慢慢窒息而死。
基于打赢了就不用还贷款，打输了也不能便宜了国际银行家们的想法，吴川于是在革命委员会中再次推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国防建设规模。6
在提出了竖立能源、通讯、交通为下一阶段的工业发展核心产业的同时，吴川还向各位委员们陈述道：“…去年工业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发展规划，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实践之后，已经证明这个规划是出色而又极为有效的。
1911年整个东北的工业产值还不到2亿元，去年达到了近4亿元，而今年更是已经突破了7亿元。其中化学产业从几乎是空白发展到了今年3000万元的产值；钢铁产业也从不到1000万发展了今年的7500万元；医药、电机、汽车等产业也是过去几乎没有，到今日发展为数千万的大产业。
正是革命委员会执行了正确的工业发展计划，我们才能够从无倒有的建设起这些过去东北所没有的重化工工业。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人民是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我们并不需要列强通过殖民主义来给我们灌输所谓的西方文明。
只要共和党人能够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启发人民的思想觉悟，了解人民的生活需要，鼓励并引导人民建设自己的家园，那么我们就能彻底粉碎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者编制的谎言，让人民知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或救世主来搭救他们，只要中国人民能够联合起来，那么中国人民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救世主。
当然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存在着不小的瑕疵，但我认为这种瑕疵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领导人民建设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过犯了错误就要承认错误，就要反复检讨错误的产生原因，从而吸取教训避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栽跟头。
比如，去年到今年的工业发展建设中，我们的同志就出现了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声音认为办企业应当交给私人去办理，政府只要收税和进行监督就够了，因为英国、日本等列强都是这么做的，由国家来办企业只能亏本。
另外一种声音则主张，工业发展的建设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严格的控制，才能确保这些资源流向国家所需要发展的行业，国家不仅仅要控制重工业，同样也要抓住轻工业，这才能确保社会资源的分配不会浪费。
不过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偏颇之处。前者忽略了资本的逐利本性，不明白资本是不可能投入到一个不能产生利润的行业中去的，以中国今日的落后状况，投资重工业显然是一桩无利可图的生意，看看汉阳铁厂的现状就知道了。
作为前清洋务运动留下的最大的重工业成果，汉冶萍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负债累累，而随着今年汉冶萍公司和西方钢铁公司、日本八幡制铁所签署的铁矿石、生铁出售合同，汉冶萍公司实质上已经完全沦落为了这两间外国钢铁公司的原料产地。
因为炼钢技术的落后和内部管理的不善，出卖铁矿石获得利润比汉冶萍公司自己冶炼钢铁利润更大一些。所以返回国内重新掌握了汉冶萍公司的盛宣怀，就干脆放弃了自产钢铁的长期发展计划，这就是资本家的本性。
如果我们把工业化的责任推给那些资本家，那么就会出现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荒唐现象。问题在于，和平时期我们当然能够买到外国的钢铁和大炮，但是一旦我们和列强开战还能买的到吗？这是对人民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
至于另外一种全面控制资本的声音，我只能说想法是不错的，可现实却是残酷的。把所有社会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按照人民的需求进行分配，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不仅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激烈竞争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也能更为有效的让人民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学习、生活和工作。
但想要完成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一只无所不能且清廉奉公的干部队伍，因为只要在分配方式上出现了一点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问题。无限之权力也就意味着无限之责任，以目前中国落后的基础设施、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教育程度，全面控制资本最终只会变成绝对的平均主义和贫穷主义，这并不是我们共和党人所要追求的新中国…”
吴川在革命委员会大会上对于两种工业化思想的批评，算是让这半年来革命委员会内部争执不下的两种思潮打上了一个句号，暂时压制住了双方的继续争斗。
第59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