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月23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之后，袁世凯对于用军事解决革命委员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而革命委员会迟迟没有向山海关方向进军，也让袁世凯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也许并没有打算和北洋做生死之搏，这样在政治上解决也就存在了可能。
只是就在袁世凯思考着该怎么和革命委员会交涉的时候，这日下午济南再次传来了一个噩耗。国民革命军终于开始向济南进军，驻扎于济南辛店大营的第五师剩余官兵难以抵挡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不得不弃城而走，撤退到了济南北面的德州城。
靳云鹏惶恐不安向北京发电请罪，说自己因为袁大总统的恩典才得以得此都督山东之重任，原本他是想要为大总统鞠躬尽瘁的，谁知自己才疏而智短，上任不过数月就引发了山东之大变，辜负了袁大总统的深情厚谊，若非国民革命军仍在追击之中，他早就要把自己囚禁起来，等待北京来人治罪于他了。
袁世凯召集了大总统府的幕僚开会，让阮忠枢把靳云鹏的电报给大家读了一边之后，便勃然作色的喝道：“乳臭小儿欺人太甚，仗着手里有只军队就横行霸道，完全没把中央政府之权威，国家之安宁放在眼里。我就不信了，我袁世凯经历了这么多风浪，难道还能栽倒在这门口的小水沟里？
既然吴畏之想战，那老夫就和他战个痛快。叫你们过来，就是让你们给我草拟军令，让北洋诸军都给我尽快收拢部队转身向北，我要和吴畏之在北京城下决一胜负，我倒要看看这国民革命军究竟有几斤几两，何以如此张狂。”
杨度等人沉默不语，他们其实知道，袁世凯越是如此装腔作势，便越是不想打。倒是北京城的步兵统领江朝宗听了袁世凯的话，立刻慌张的劝说道：“大总统怎么能够自困于京城，京畿一带的可靠部队也只有一个混成旅，要是山东的革命军真的打到北京城下，这么大一座城池怎么守的过来？
而且今年夏天大水，河北受灾不轻，京畿一带百姓的口粮都需要从南方运来的，这革命军打到京城哪怕不立刻攻城，通往天津的道路被切断的消息传开就够京城百姓乱成一片了。大总统还是先避一避吧，先去洛阳等到段、冯两位将军带兵北上，会和了他们手中的力量再打回京城来，这才是万全之策啊。”
杨士琦这才跟着劝说道：“江统领的话是正理，这北京城是死物，就算让革命委员会占住了一时，他们也不能把它给搬回东北去。眼下整个直隶地区空虚的很，滦州兵又不能轻动，动则山海关易手，两路国民革命军合击之下，我们只会败的更快。
相比较而言，大总统您才是我们北洋的核心，只要您在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您若是不在，谁又能指挥北洋诸军北上收复京畿呢？您自困于北京城内，岂不是正好为革命委员会解决了一个头痛的问题，也让在外围的北洋诸军难以决断他们的行动啊。”
袁世凯似乎被杨士琦这番话语给说服了，他在堂前来回踱步数次，方才颇为迟疑的看着杨度问道：“皙子，你怎么看？难道我只有南下了？”
杨度沉吟了一会后回道：“若是革命军真的有入关的意思，那么大总统确实该避让一下。昔日崇祯皇帝宁死不走，结果南明因为乏人主持大局政争不断，最终才有了大清这200余年的天下。
若是南方诸军得不到大总统的消息，我看光是决定由谁来主持大局就需要一个极漫长的时间，大总统切不可自误啊。不过，即便大总统要走，至少也该搞清楚这吴畏之要的究竟是什么。否则我们这么慌慌张张的抛弃了京城，恐怕日后就很难让天下人信服中央的权威了。”
袁世凯沉默了许久之后问道：“该怎么去试探吴畏之的想法呢？”
杨度想了想便说道：“听说徐东海徐公正寓居于青岛，不如请他出面问一问。徐公昔日总督东三省，官声政绩都为东北绅民所称颂，就连吴畏之也数次发文称赞徐公为东北的工业化开了个好头，要求各地官员以东海为师，切切实实的为人民做点实事而不是光喊口号糊弄上级。”
袁世凯沉思许久，方才对着阮忠枢说道：“斗瞻你替我走一趟，我亲自给东海写封信，望他看在过去的情谊上，这次可一定要伸手帮我一把了…”
然而隔了一天之后，从济南传来的消息却更让袁世凯心寒了。昨日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军进攻了济南，而是革命军的哨探出现了在了济南城的郊外，但是早就因为青州、周村两场大败而人心惶惶的济南守军，迟迟等不到援军到来的消息，也没有得到靳云鹏的进一步指示，到底是战是走。
在度过了焦虑不安的两天之后，这些成军没有多久的新兵在哨卡看到了革命军的哨探出现后，误以为革命军的大军就在后方，于是给后方的济南城疯狂报警，然后驻守城外第一道防线的北洋第五师官兵就炸营了。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声称革命军来了数万人，前方哨卡已经被革命军夺取了，大家还是各自逃命去吧。
于是本就士气全无的新兵们就丢下了济南外围的防线往后方逃了去，这些败兵在经过济南西关的商埠区时还不忘抢劫了一把，并顺手放了把火。城内的第五师官兵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革命军已经突破了外围防线杀到了济南城下。
惊骇之余，这些城内的官兵立刻架上了靳云鹏逃到了城北的火车站，然后坐着火车撤退到了德州。事实上这些城外的官兵只顾着逃跑，放的火并不大，很快就被商民自发组织起来扑灭了。只是等到城内恢复了秩序之后，济南的绅商们才发觉，山东都督带着人已经不知去向了。
没有军队保护的济南城，在这样的战乱中就是一块吸引人的肥肉。哪怕再怎么痛恨革命军的顽固士绅，也不敢把自己的性命再交到一群已经失去军纪约束的乱军手中。济南的商人们最终决定派人向革命军投诚，要求对方派出军队维护济南城的安全。
张孝准并没有接受济南商民的请求，反而把济南商民的信件送给了周村城内的张培勋等北洋军官。张孝准顺便派人传话给张培勋等人，“你们在周村城内已经是一只孤军，没有什么援军会来解救你们了。不过念在周村城内商民的安全，革命军愿意给你们一个出路，放你们回去济南维持济南城之治安。相比周村城，济南城可重要的多了…”
张培勋和部下们商议之后，又加上城内商会极力劝说，终于决定交出周村城返回济南。张培勋还向张孝准保证，自己这些人回去之后绝不主动向革命军发起进攻。于是在25日晚上，失陷了2天的济南城又回到了北洋军的手，此时呆在德州的靳云鹏因为没人告知他，还不清楚济南这两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9月24日，军事委员会也接到了张孝准发回的山东战事的相关汇报，按照张孝准的说法：“北洋第五师战术呆板，不擅于对付运动作战，也缺乏打硬仗的勇气，虽然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战术颇可一观，但其组织度却相当的涣散。
其具体表现就在，军官和士兵之间缺乏互信。比如，山东地方多匪患，故子弹枪支在黑市上颇为抢手，为了防止士兵把发下的子弹倒卖，故军中子弹平日里并不下发，只有在训练或打仗之前才予以发放。于是士兵的实弹射击次数一年不过数次，射击能力低下，还不及一般的土匪。在青州作战时，敌军由于事发突然根本来不及发放弹药，于是在施放了几排枪后就一哄而散，为我军迅速击垮。
其次就是对于友邻部队的不信任，一旦我军从侧翼突破一点，敌军就会出现全线崩溃的局面。说到底，敌军完全不指望自己的友邻部队会为自己挡住侧翼，也不相信友邻部队会重新组织兵力夺回阵地，他们只担心自己会被抛弃在阵地上，成为了友邻部队逃亡时用来拖住我军的炮灰…”
对于第六野战师在山东取得的战绩，军事委员们先是难以置信，至少他们还是和北洋军交过手的，当时的北洋军虽然不及日军，但也算是一只正规部队，在四平战役之前军事委员会还是相当重视北洋军的。
当然，在要求第六野战师发动进攻之前，军事委员会还是评估过双方的战斗力的。在和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之后，军队就一直在重新整编，在淘汰了那些不合格的军官和士兵之后，六个野战师的战斗力都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按照吴禄贞的说法，如果一开始国民革命军有这样的质素，那么沈阳城外他就不可能输给冯国璋。而且这只军队再对上日军的话，也不用躲在壕沟里死守了，至少在炮火的支援下，还是可以对攻一下的。不过大家都估计第六野战师能赢，却没有想过第五师会输的这么惨。
朱和中对此总结道：“北洋军这一年多来扩军迅速，但是战斗力下滑的也是迅速。对上了南方那些同样以扩兵为主的军队尚可以耀武扬威，但是对上了稍微正规一些的对手就显露了原形。
我看这一仗我们能赢，不是我们变得太强了，而是北洋军正在变弱。就不说山东这几仗了，就说说河南的白朗，不过是一群乱兵加上土匪，但是在河南能够打破唐县、禹城，在北洋军的追击下还能突破重围南下湖北，打下了枣阳。
虽说这是北洋军的精兵强将都调到了南方的缘故，但是作为袁项城的老家，居然都能被一群土匪纵横来去，可见北洋的武力已经使用到了极限。我军若是挥军入关，我看袁项城必然是保不住北京城的…”
第589章
朱和中开了这个头之后，其他军事委员们也不由跃跃欲试的讨论起了入关的可能性。虽说吴川此前一直在军中宣传，国民革命军的首要之敌人是帝国主义，其次才是国内的封建势力。
但是山东这几仗把北洋军的虚弱表露无疑，让军事委员们意识到只要分出一小部分兵力就可拿下直隶，把东北和山东连成一片，革命委员会可以借此压倒北洋集团成为国内第一的政治力量，这个诱惑就未免让人难以拒绝了。
不过众人讨论了一会之后，发觉吴川一直保持着沉默，于是不由便收敛了激动的情绪，有委员向其谨慎的问道：“不知主席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川平静的说道：“南下入关当然好，既可以获得华北的大部分地盘、人口，还能摧毁了北洋集团竖立起来的中央政府。丢掉了华北的北洋派是不可能再统一为一个政治集团的，因为分食于南方各省的北洋军必然是要占地为王的。
之后国内将不会再有一个能够和我们对峙的军政力量，这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自然是最好的。不过我在想，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吗？革命委员会真的做好了承担起解放全国的责任来了？对于满清、北洋和外国签署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我们有能力说不了吗？”
面对吴川的三个反问，各位委员们都陷入了沉默。吴川看了各位委员们一眼，这才继续说道：“事实上北洋政府的存在现在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在外交问题上他替我们承担了大部分国民的责难。
同样的是对外借款，北洋借了2500万英镑就被骂的狗血喷头了，但是我们借的不知几倍于北洋，可是报纸上却很少有骂我们的文章。为什么会如此？不就是国民们认为，北洋借的债务是要全体国民一起去归还的，而东北的债务则是东北自己的问题，只要东北人民不反对，他们才懒得理会我们东北的事务。
而在俄国、英国扶持外蒙、西藏的独立事件中，国民也一样是怒斥北洋政府，较少问责于东北和四川两地的实际控制者，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地方政府应该去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委员会能够在东北大搞建设，而北京政府却左支右拙的原因。
因为北洋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它没有能力承担起一个大国政府的责任，而我国的国民对于民国的期望却很高，认为只要实施了共和就能让中国和日本一样成为列强之一，但是他们却从不愿意去了解，日本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们更不明白，我国所面对的内外局势，要远远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恶劣的多。日本是个小国，本身也没有多少资源，所以列强对于日本的兴趣不大，加上又有一个虚弱的清王朝在一旁，这才能让日本从列强的手中摆脱控制。
而我国在列强眼中是一个资源丰饶且疆域辽阔的东亚大国，这是一个能够给各国列强带去大量财富的土地，犹如西亚的奥斯曼、波斯和南亚的印度。只要有一线可能，列强都是不会放弃在中国的利益的，好比英国人，光是在长江流域的投资就超过了5亿美元，不计算革命委员会的贷款，英国在华投资占了各列强总投资的40%以上。英国人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在华利益吗？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东北得到快速的发展，英国人希望利用我们抵抗俄国人、日本人的势力南下也是一大因素。毕竟英国本土距离中国极为遥远，而俄、日两国就在东亚，一旦让俄日两国吞并了东三省，则下一步就是华北。
而一旦我们决定入关，英国人必然是要加大对于北洋及南方各地方势力的扶持的。因为英国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中国，而是一个能够维护中国治安却又无力反抗列强的虚弱中国。华北事实上就是我们英国人之间的缓冲区，要不要进入这个缓冲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北洋集团，而是英国人。
在对抗俄日两大帝国主义的同时，再去招惹第三个敌人，这无疑是短见的，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在没有解除俄国或日本帝国主义之一的威胁，在英帝国主义没有衰退下去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足够的力量之前，我认为保留北洋政府，维持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还是有必要的。”
吴川的这一席话语终于浇灭了这些委员们的激情，当然他们的轻易退让也和革命委员会当前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期有关，入关南下夺取北京当然好，但事实也有人是相当犹豫的，他们担心打破了现在革命委员会蒸蒸日上的形势后，会被拖入到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当中去。
就像北洋军，在辛亥革命初期几乎没有革命者不忌惮这只军队的，哪怕是南方最能打的湖北新军，也在北洋军手中吃了大亏。但是随着北洋军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大，不停的扩建军队之后，这只军队的战斗力已经下滑到了，被国民革命军第六野战师一击即溃的程度。
革命委员会维持当前规模的部队已经深感吃力，如果不是吴川弄来的大笔贷款，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不会进行的如此顺利。但是现在又要派兵入关转向扩建军队规模，那么在军事上革命军也许能够和现在的北洋军一样节节胜利，但是在这样的胜利背后，就是失去了对于军队建设的控制。北洋第五师的结局未必不会复制于国民革命军身上。
而吴川最后的一番话语算是给这场会议落锤定音了，“事实上北洋第五师的溃败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北洋军的虚弱使得列强对于北京政府的最后一点忌惮也要抹去了。
在这样的局势，列强采用武力入侵的中国的野心就会大大增长。这里我要提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吃了亏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会放弃入侵中国的念头，原先他们也许会考虑一下，万一和我们打起来北洋军偏向我们怎么办？现在他们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只要专心对付我们就好。
对于列强来说，这样一个弱势的政府，正是替他们统治中国最好的帮手。因此一旦我们同北洋开战，列强一定会转向支持北洋，以消耗革命委员会的力量…”
在统一了军事委员会的思想之后，吴川很快就统一了党内和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们的思想，于是在9月26日，革命委员会向北京公开通电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项，革命委员会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持立场，但是革命委员会决不能坐视反动分子借镇压叛乱之名残害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
山东都督靳云鹏无视革命委员会一再警告，勾结山东劣绅残害山东革命党人，这种反动军阀必须撤除其一切职务。在中央政府没有派出妥善人员之前，革命委员会将按照山东人民的意愿实施地区自治。
第二项，以路透社刊登的连续报道，9月1日北军攻入南京时开始劫掠，直到4日方才停手。尤以张勋所部蓝衣兵军纪最为败坏，南京城内商店、茅店、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少贫富，多被奸淫。北洋各军官皆袖手旁观，无一阻止。这是中央军还是土匪？
中央政府所委任之江苏都督张勋者，在进攻南京时屠戮平民，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江苏都督，残民者何以治民？据说张勋所率军队至今还留有辫子，身穿前清时的蓝色军服，这到底是民国武力还是前清余孽？
张勋其人必须加以治罪，其部必须予以解散。若是中央政府不能处理，则革命委员会可代为效劳。
第三项自中央政府对地方用兵以来，各地土豪劣绅即开始对乡里的革命主张者施以报复，轻则驱逐出乡，重则活埋刀砍，各地哀声一片。革命委员会对此惊骇莫名，他们究竟从谁那里获得了权力可以肆意剥夺他人之性命？烦请中央政府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革命委员会的通电在各地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即便是各地宣布效忠北京政府的势力，此刻也纷纷发电北京，请求北京政府以大局为重，和革命委员会握手言和。就连北洋内部也不乏私下发电给袁世凯，认为大总统可以就这三项条件和革命委员会谈和，先保住了胜利果实再说。
住在青岛的徐世昌，面对坐船赶来的阮忠枢的劝说感到犹豫不决，但是在听到了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电内容之后，终于点头答应替袁世凯同山东革命委员会进行交涉。
对于徐世昌的到来，恒宝昆等人倒很是慎重以待。作为沈阳人，恒宝昆对于这位前东三省总督还是钦佩的，这位在东北确实是做了不少实事。但是，徐世昌的能力和手腕，也是让恒宝昆等人颇为忌惮的。
听完了徐世昌此行的来意，恒宝昆便干脆的摆明了自己的底线道：“我军并无意攻占济南以北、以西地区，但是鉴于此前山东都督在胶东半岛的倒行逆施，胶东人民现在并不愿意重新归于山东都督府的管理。我们和国民党、山东同盟会等商议后，决定对胶东半岛实施暂时的自治，直到中央政府有能力保卫人民权力为止。”
徐世昌听了有些不快的说道：“这岂不是就是割据一方，你们这是至中央政府的权威于何地？”
恒宝昆不卑不亢的回道：“与其说是我们割据一方，倒不如说是北洋挟持了中央政府。今日中央政府处处都在北洋的控制之下，处处都在维护北洋的利益，和人民究竟有什么关系？对于一个人民没有权力的政府，自然也就没有权威可言…”
第590章天阅小说网
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突然发难，除了给正骄满志得不可一世的北洋军一记狠狠的耳光，同样也让原本摄服于北洋军威的各省地方势力跌破了眼镜，天下人这才发觉北洋武力也不过是如此。
而原本假借北洋军势在本省掀起白色恐怖的地方士绅，在听闻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实施的报复政策之后，顿时也收敛了不少。这些地方劣绅之前敢于跳将出来清洗本地的革命党人，无非就是看到国民党失势，连几个头领都被北京通缉了，他们此时对这些革命党人下手，既可以讨好北京，又能够重新夺回地方上的权力，这才如此上蹿下跳。
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举动告诉了这些反动劣绅，北洋军还没有彻底镇压全国的力量，而革命委员会和国民党不同，前者是敢于清洗乡里的，完全不会顾忌地方上是否会糜烂一片。特别是现在，那些被反动劣绅教育过的革命党人也已经醒悟了过来，不再对这些乡里乡亲讲什么乡党情谊，而是怒气冲冲的带着革命军回家乡报仇来了。
这些反动劣绅虽然顽固守旧，但大多数人还是识时务的，当革命军拿起屠刀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老实了起来。既然北京政府不能把革命委员会怎么样，那么他们自然就退回到了中立的立场，继续观看北京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斗争结果了。
9月28日，袁世凯率北京大小官员到孔庙祭孔，并发表了如下讲话：“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
9月29日，吴川在《共和日报》上亲自发表了打倒孔家店一文，文中把孔教比作了吃人的礼教。虽然这一文章在孔教会甚嚣尘上的关内遭到了蜂拥一般的攻击，但是四川《醒群报》主笔吴虞却发文表示支持。
吴虞以《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为开端，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批驳尊孔思想。最终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一句话，中国要新，国民要新，思想要新，就要彻底打倒孔教思想。
吴虞的文章彻底引发了各省反孔教势力的批孔思潮，这其中不仅有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和留学生们，还有各种反对把孔教定为国家的宗教人士。孔教会把孔子政治化的后果就是，凡是主张共和政治的人士就不得不首先打倒孔子这尊圣人，然后才能打倒躲在孔子背后的封建礼教。
此前一直为关内知识分子所诟病的革命委员会的反封建思想理论和白话文运动，此时倒是因为袁世凯的尊孔行动，转而为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派所接受了。
就好比陈独秀的断言：“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也就是说，原本认为革命委员会对于孔孟思想的批评过于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袁世凯有可能走向独裁专制的时候，不得不在维护共和政治的旗帜下，同革命委员会站在了一起。这对于那些试图通过国教行动维护孔孟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措手不及的打击。
对于文化界的这种思想斗争，袁世凯既不出面澄清，也不支持孔教会的国教行动，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含糊姿态。毕竟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来说，他眼中最为紧张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去掉头上临时两字，从而获得这个国家名正言顺的统治权力；另一件就是和革命委员会言和，先为北洋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也就在这一天，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周树模抵达天津，下榻于海河边上上利顺德酒店内。在他抵达之前，作为袁世凯代表的徐世昌已经住进了酒店，两人于是开始了会面。
作为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过去就做过徐世昌的下属，他倒是没有料到自己还有同这位老上司进行谈判的时候。两人在一间面对海河的茶室内，先是品茶叙旧了将近一个下午，直到这场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徐世昌才漫不经心的向老部下问道：“吴畏之是真心想要和平呢？还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呢？”
周树模沉吟了片刻后，便不疾不徐的回道：“确实是想要和平，而不是什么缓兵之计。再说了，眼下处于不利局势的并不是我方，就算要用缓兵之计，也该是贵方需要才对。”
徐世昌眉头一挑，语带不满的说道：“少朴，我们交往的日子也不算浅了，何以还有你我的说法。真要论你我，你也应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吧。吴畏之何许人也，值得你这么敬重于他？”
徐世昌不过是一句玩笑之言，但周树模却思考了许久，才慎重的回道：“我看不懂这个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却能轻易的把人心掌握在自己手里，谋划之际胆略过人，行事之时却又谨慎万端，绝无一般少年得志的张扬。有曾左之长，而无曾左之短。”
徐世昌有些哑然失笑的看着这位老部下道：“少朴莫不是在说笑？曾左可是中兴大清的人杰，虽项城也不及远矣，吴畏之真有这样的才能和志向？”
周树模沉默了片刻之后问道：“项城以能吏、干吏而著称，北洋上下都知其不好财，不好色，平生只好做事。但即便是如此，下面人的孝敬一样是少不了的，年轻时也有了数名小妾。
但是反观吴畏之，年未满30就手握一方重权，又有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南满特权的功绩，以其在东北之地位，何物不可得，何女不可娶？然而时至今日，彼也未置田宅，也未求美色，不管是我们这些前清时代的老人，还是那些留学生看来，这都是一个圣人。
手握重权而能够做到如此自律的，除了曾涤生、左宗棠外我还没见过第三人。那些革命党人一朝得势随即腐化的，可谓是数不胜数了。其身正，治下严，则军民自然无有不服。”
徐世昌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正正经经的向他问道：“那么什么叫无有曾左之短呢？”
周树模顿了顿，这才语气平和的说道：“因为他不用效忠一个满人皇帝，所以不必在忠君和爱民之中做出选择，故自不必如曾左这般做一些违心之事，说一些违心之言。此便是无曾左之短了。”
徐世昌在心里反复思考了数次，这才试探的问道：“照这么说，你觉得今后这天下是属于吴畏之的了？”
周树模想了良久，才摇着头叹息的说道：“我确定不了，吴畏之走的路和袁项城走的路不同，那条路太过艰难，非大毅力、大勇气、大志向、大智慧，外加一点运气，就是中道而坠的下场。强如李中堂不也只能做一辈子的裱糊匠吗？”
徐世昌默然无语，过了许久才问道：“既然如此，吴畏之何以要走那条路？”
周树模长吐了一口气道：“我和吴畏之虽然交往不久，不过隐约也能瞧得出他的心意，不过是不甘心三个字。我们终究不及这些年青人，想要顾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些，所以国事才会败坏至此，这个世道也只能靠着他们去改变了…”
徐世昌和周树模在利顺德酒店内谈了三天，算是谈妥了双方和平的条件。革命委员会获得胶济铁路以北的胶东半岛及诸城地区的统治权，但需把周村交还给山东都督府，并在名义上接受山东都督府的管理。
胶东半岛的盐税、关税等，不得加以截留。而北洋政府不得干扰东北和山东之间的铁路运输，关内外铁路的管理权交于东北铁路局，但是铁路余利必须上缴给国库。革命委员会不干扰北京在热河的驻军，而热河驻军也不能干预革命委员会在该地的商业活动。
北京政府将调换山东都督和江苏都督，但不对两都督进行处分。北京政府支持并保护革命委员会在关内各地的商业贸易，比如长江的航运事业、马鞍山铁矿的开发、海南岛的橡胶种植及矿产开发等。
最后，革命委员会尊重本次国会大总统的选举结果，而北洋派也承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恢复第一版的临时约法，非南京临时参议院修改的第二版。
对于徐世昌带回来的结果，袁世凯还是有些不满的，他对着徐世昌埋怨道：“东海兄，你这也太好说话了，革命委员会所谓的第一版临时约法，比之第二版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要是恢复了这版约法，这天下事依然轮不到我们说了算，反而给了各省反抗中央的借口。”
徐世昌只能搪塞道：“总要革命委员会承认了这个大总统选举的结果，之后我们才好做事。否则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就在眼前，项城你难道真要和革命委员会打个结果出来，然后让孙、黄之辈看笑话吗？何况国民党的武力是被消灭了，但是国民党这个政党还在，要是我们和革命委员会打个两败俱伤，恐怕得利的倒是他们了。”
袁世凯顿时恨恨的说道：“就他们这些捣乱的，还想渔翁得利？既然我们和革命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就要彻底解决了国民党不可。”
徐世昌一惊，马上劝说道：“项城你可要慎重行事，我们可刚刚和革命委员会达成协议，说好了不能再迫害革命党人，还要追究那些无辜迫害革命党人的凶手的。要是革命委员会以为我们欺骗了他们，恐怕是不好收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