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宴会之前举办的小型座谈，中朝双方沟通的基本都很愉快，也算是将此前的一些小争执给抹了去。不过就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洪范图突然向吴川提了一个问题：“我想要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共和党的对日政策中，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阀、财阀、政阀分开呢？根据我的观察，每一次日本的对外侵略，日本国民都是表现的最为狂热的，可以说日本这个民族从上到下都是一群疯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对侵略的正常人。”
吴川看了看表情严肃的洪范图，又看了看一旁神情有些异样的李玮钟，便知道这个政策在人民党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争议。不管他对于朝鲜人民党是怎么看待的，人民党自己却是把共和党当成了榜样，一直都试图把共和党实施的内外政策搬运到朝鲜去的。
在共和党内吴川自然可以用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去说服党员们，但是对于一个比共和党更缺乏工人阶级属性的朝鲜人民党，吴川自然不能光讲这样的大道理。
因此在略一思考之后，他便对着两人说道：“我以为，为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竖立起一个敌人的形象的时候，一定要目标清晰且能够引发人民的共鸣。
把日本整个国家当成敌人，必然会在自己的内部造成分裂，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至少在日本人中也有幸德秋水这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家。
其次，竖立敌人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它，而不是为了制造仇恨。不要说朝鲜，就算是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保证，我们能够消灭掉所有的日本人。为人民竖立起一个无法打倒的敌人，最终只会造成人民对于党的宣传产生怀疑。
所以，把日本人民和日本的反动势力区分开了，不是出于什么仁慈和道德，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现实。既然说到这里，我也不妨对两位多说一句，把个人情感带入到政治生活中是危险的，也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3
第600章
在松花江上停泊的长白号炮艇发出了一声礼炮之后，1914终于到来了。站在小楼窗口看着江边发射的新年礼花，吴川突然发觉自己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见到了4个新年，一时他都有些想不起过去自己是怎么过元旦的了。
对着半空中绽放的烟花 默默吐了口气，吴川便转过身来对着身后会议桌前小声交谈着的党的同志们说道：“没想到这会一开就开到了1914年，我看大家也疲惫的很了，我们讨论完最后一个议题就结束了吧。”
除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宋云桐几位同志外，其他委员完全是靠着香烟提神才能保持清醒了。听到吴川终于说到了最后一个议题，大多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倒不是这些委员们不想工作，而是除了少数委员之外，其他人的思路根本跟不上吴川。共和党毕竟只是一个成立没有多久的新党，许多委员此前管理过的人员大概还不到一个班，如果是按照前清那种放任自由的行政管理办法，大家还可以得过且过。
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从马克思编写资本论开始，理论就非常的贴近工业社会的需要，等到列宁对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的主张之后，党的职责就进一步明确了，即组织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推行工业化，虽然列宁此时还没提出要如何实施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业化。
吴川则按照后世的经验，略略帮助列宁同志的目标向前推进了一小步，要求党员负担起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生产建设的任务，并尽可能合理的安排工人和农民两大阶层在工业化建设中的不同任务。
对于共和党这些刚刚掌握了一个地方政权的委员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多数人只能勉强了解自己分管工作的内容，只有如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宋云桐这些天赋出众的同志，才有余力去了解相关的部门任务，从而时刻抓住党的工作重心。
这种仿照工业生产模式来管理国家的方式，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无疑是新鲜事物，即便是美国这种崇尚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国，在国家管理上也是主张自由主义模式的。当然吴川倒是很清楚，一旦美国进入到了战时，就立刻会抛弃自由主义而实施计划管理的办法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吴川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还是相当佩服的，他之所以能够时刻把握住全局，是因为他知道历史的走向，所以才不会在大方向上出现判断错误。但是这两人凭借着不全的信息和无法确定的未来，得出的结论居然也能和他的判断相去不远，可比另外一些委员强多了。
走回到自己座位边的吴川很快就抛去了脑子里有的没的想法，拿起了一份文件对各位委员说道：“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山东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和北京方面达成了协议，袁世凯同意将胶东半岛交给山东革命委员会来管理。
虽然我们镇压了一批地方上的土匪恶霸和反动士绅，并分配了一批没收的土地，但是这点土地对于整个胶东半岛的人口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因此山东革命委员会以陈翼龙为代表的委员认为，应当趁着国民革命军在山东打出来的威望，尽快推动胶东半岛的土地改革，从而使胶东人心依附于我。
恒宝昆同志也赞成陈翼龙同志的意见，不过一些党外的山东委员们则对土地改革不大理解，他们认为打击土匪恶霸和反动乡绅没收他们的土地是应该的，但是那些没有附和北京政府和我们为敌的良绅则不应当打倒。
山东革命委员会内部因为这个问题吵得相当激烈，恒宝昆同志担心因为土改问题造成我们同山东民主人士的冲突，从而破坏了双方合作的局面，因此有些犹豫不决，遂将这个问题上交给了中央。那么大家就各自发表一下看法吧。”
会议室内众人交头接耳小声讨论了片刻，李升可第一个出声说道：“天下事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之前已经打了土豪劣绅分了田地，那么就应该把政策实施到底。
分了一半田地又不分了，有产者不会感激我们，那些没有分到土地的贫雇农也会怨恨我们，至于那些已经分到了土地的贫雇农恐怕也是惶惶不安，难以信任我们。
我看，胶东半岛的土地改革还是应该落实到底的。当然山东的一些委员们也说的不错，那些没有反抗过我们的良绅还是不能采用粗暴的剥夺土地手段，我看可以对他们进行赎买政策。”
宋云桐立刻反驳道：“胶东三府耕地近4000万亩，即便按中等田地的价格赎买，也要2.4-3.2亿元，我们现在那里能够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
今年，不，应该是去年，东三省的财政收入虽然比起前年有了极大的增长，差不多有2亿4、5千万元的收入，但是去年的支出却也达到了10.4亿元，财政赤字近8亿元，比前年的赤字还要厉害。
而且光是一个胶东半岛就要花这么多钱去赎买耕地，今后其他地方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光顾眼前，也得考虑今后啊。”
原本还想支持李升可的委员们立刻紧紧的闭上了嘴，虽然他们觉得李升可提出的建议非常不错，至少给地方上的同志减少了工作上的压力，拿钱买地至少不会激起地主们最大的反抗。不过听到宋云桐给出的数字，他们就知道这个方案肯定是不可行的了。
李升可虽然还想努力一下，但是他抬头看了一眼吴川的神情后，就打消了想要让受益者来出赎买钱的想法，因为吴川显然是不可能同意的。
在一圈中国党员们都说完之后，几位俄国党员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显然是支持无偿剥夺地主土地的，但是他们也反对把土地再分给农民，而是主张仿照东北的国营农场建立集体农庄，从而把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
随着会议室内各位委员们都说完了自己的意见，大家就把目光都聚集到了吴川的脸上，等待着他最后的发表。吴川一手拿着文件，一手夹着香烟，对着这个问题思考了许久。
事实上，一开始收到恒宝昆的报告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无偿剥夺地主土地，然后重新分配胶东半岛的土地。但是随着对于山东社会情况的各项报告和当前的国内外时局，他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未免有些犹豫不决了起来。
思考了许久之后，他终于开口对着会议室内的委员们说道：“我还是先说说自己对山东土地问题的看法吧。
首先胶东半岛作为山东的东三府，是一个多丘陵的地区，这一区域地少而人多，所以迁移到关外的山东人，其实大半是来自这一地区。因为胶东半岛的人口不断向辽东迁移，使得胶东半岛的阶级矛盾一直没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就连出了名的山东土匪也主要在山东西部地区。
其次，因为胶东半岛的农民有闯关东的传统，这也使得这一地区的破产农民还存在了一个翻身的机会。于是当地的自耕农比例要远远超过山东西部地区，差不多在50%以上；至于贫雇农则只占25-30%，地主约7%，剩下的是富农阶层。
最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同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战斗，如果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剥夺地主的土地，只会惊吓到帝国主义分子，从而让他们和我们彻底翻脸。
综合以上这些看法，我的建议是：先对山东民众揭发、宣传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反动性，组织自耕农建立合作社，打击地主在农村的高利贷及粮食垄断生意，减租减息。我们需要先让山东民众认识到，革命委员会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鼓励他们去同地主、富农做斗争，等到瓜熟蒂落了，再去推动土地改革…”
吴川的主张其实就等于是搁置了胶东半岛的土地改革，但是各位委员经过讨论之后发觉，吴川的主张实际上是比较稳妥的，因为一旦在山东推动强制性的土地改革，谁也不清楚北洋派会做什么反应。毕竟北洋派的上下在打败了国民党之后，几乎都在疯狂的聚敛财富然后在老家购买土地，要是革命委员会打出剥夺地主土地的旗帜，估计这些原本畏畏缩缩的北洋军头，就要为了自家的财产和革命委员会拼命了。
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各位委员们还是举手通过了吴川的建议，先以宣传工作和减租减息运动作为胶东半岛的工作重心，至于胶东的土地改革先暂时搁置。
会议结束，从办公小楼返回住所的途中，斯维尔德洛夫不由有些好奇的向身边两位同伴问道：“你们觉得吴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是否正确？”
捷尔任斯基直言不讳的说道：“吴现在可比发动起义的时候软弱了，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把土地改革强制推动下去，而不是担心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应。”
斯大林则沉默了好一阵才说道：“我同意菲利克斯的意见。”
第601章
道外区的哈尔滨大剧院是1913年建成的地标性建筑，和北头道街的同记百货商场、工农超市一起构成了新道外的商业圈子。
1913年10月，改造一新的头道街商业街正式开始投入运营，一个月后此地的人流量就超过了道里的旧商业区。和一味追求奢华的俄国高档商场或是老式的中俄杂货铺的风格不同，在吴川的建议下头道街的商铺都改成了简洁明亮的装饰，还完成了电气、街面和上下水的改造，几乎已经和后世的城市商业区相差无几。
这种集中商业的模式，又通过商品的价格或风格进行细致划分市场的店铺经营理念，很快就击败了道里区分散式的商业经营方式，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在严格的打击了城市的犯罪行为，又取缔了黄赌毒产业之后，道外的治安环境已经和道里相差不远，甚至可以说整个城市的治安都变好了。
因为城市治安的良好，使得这座城市的居民不再有什么禁止出入的地方，那么民众自然就会涌向城市中最热闹的区域消遣，而头道街商业区不仅有着丰富的商品可以消磨时间，环境也非常的干净舒适，且还有一处消费不高的大剧院，自然就吸引了城中大部分年轻人。
而便利的公共交通和城市建设带来的工作机会，使得哈尔吧的城市居民手中变得相当宽裕，这也是头道街商业街开张后会爆红的原因。就连那些原先不愿意踏足道外区的俄国中产阶级，现在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消费习惯。
现代商业的经营模式给俄国商人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他们刚刚来哈尔滨时带给中国商人的冲击。只不过中国商人见到了新的商业模式就会去试着模仿学习，而俄国商人则是习惯性的先向俄国官员告状，试图对头道街的商业加以限制，以维护自家商铺的利益。
只不过现在的哈尔滨虽然有着众多的俄国官员，但是从中东铁路管理局到哈尔滨特别市的俄国官员都很清楚，这座城市究竟是谁说了算。1913年年初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革命委员会就增强了北满各地的兵力，并特别加强了哈尔滨的驻军。
吴川从国外回来之后虽然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但是在他的建议下中俄军队都退出了市区，只是哈尔滨的警察部队是控制在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因此双方军队的撤离不过是让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警察部门掌握了这座城市的唯一武力。
而除了武力上的不平等之外，在特别市管辖区扩大的范围中，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官员大多投资了新城区的商铺或住宅，道外区的繁荣也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和这些俄国商人的利益及少数大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官员的反对相比，显然这些获益官员更在乎自己的利益，毕竟彼得堡也没打算要同中国人开战的意思啊。
于是到了1913年年底，作为外人的俄国人在哈尔滨第一次意识到，哈尔滨的真正主人到底是谁。虽然在海拉尔等革命委员会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俄国人还是一贯横行霸道，但是在哈尔滨市内，俄国人终于开始变得温和了起来。
哈尔滨大剧院是仿照莫斯科大剧院重新设计而成，分为大剧场和小剧场两个部分，大剧场用来放映电影或上演戏剧，小剧场则是魔术、杂技和评弹等杂剧。这一剧院的落成，立刻压倒了俄国人在道里区建成的小剧场和各种俱乐部舞台，成为了哈尔滨最大的娱乐场所。
由于吴川主张这一剧院应当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大剧院虽然造价不菲，但是门票的价格却不高，除了特殊剧目外，基本为5分一场的价格。因此大剧院一开张就引来了许多市民的关注，花上5分钱在剧院里看上一场表演或电影，成了哈尔滨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哈尔滨的电影产业还在摸索之中，但是在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还是拍出了第一部剧情默片辛亥革命，当然这部片子着重宣传了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发起的革命经过，把武昌起义简单的描述为受了哈尔滨起义的感召。
这部片子播放不久就受到了齐齐哈尔革命委员会的抗议，他们认为片子中有多处不实，首先齐齐哈尔才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哈尔滨起义只是策应了齐齐哈尔起义；其次，吴川同志是在齐齐哈尔建立起了革命的组织，然后才转移到的哈尔滨。
作为影片出资方的哈尔滨革命委员会认为齐齐哈尔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无理取闹，只是长春革命委员会也表示了不满，认为这部影片完全没有突出长春起义对于革命的贡献，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辽宁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敢和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争夺大革命的贡献地位，但也委婉的表示沈阳的革命同志一直都是吴川同志最坚定的支持者。
在这场争夺革命首功的争吵中，最失落的大约要算是吉林革命委员会了，作为原吉林省的省会，眼下在省内的地位差不多被长春抢了，而在大革命中又无什么功劳可言，再加上孟恩远刚刚被定罪，因此只能做和其他二线城市那样，眼睁睁的看着这四座城市争夺革命首功的话语权了。
当争执闹到了吴川面前之后，吴川不得不下令电影制片厂就各方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并把片名改成了革命在1911年。只是他的处置虽然安抚了关外的各革命委员会，但是并没有预料到日后这片子进入关内播放时又惹来的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最终某位委员把革命改成了吴川，才算是结束了中国首部默片引发的争论。
不过这场争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和吉林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从而意外的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914年1月1日，哈尔滨大剧场内座无虚席，在哈尔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人物都来了剧院观看新年戏剧。这是革命委员会第一次搞这种新年集体庆祝活动，坐在二楼的吴川看着下方的委员们，心中默默的想着也就是少了个电视转播，要不就圆满了。
今天的戏剧是新排练的京剧剧目大闹天宫，通过对旧剧目大刀阔斧的修改，去掉了旧剧目中的愚昧迷信思想和伦理说教，这出大闹天宫就成为了一曲颂扬造反精神的革命戏剧。经过了革命委员会众多知识分子的修改，这出戏的台词要比旧剧简洁优美了许多，而曲调和唱腔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
在经过了这些改进之后，这出京剧的思想和节奏变得较为适合吴川这个后世人的三观和观赏习惯了。而对于正开始接受新文化洗礼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们，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京剧，倒是让他们看的津津有味了起来。
当然对于吴川来说，京剧无论怎么改，他也是难以长久欣赏下去的，在他那个时代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了看本电视剧都要手动加快的程度了，还谈什么欣赏一整出戏剧呢？因此在开演没多久，他就把注意力从舞台上挪开，和坐在自己身边的梁廷栋闲聊了起来。
“…你推荐的那个任辅臣同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革命卫队试图调查和孟恩远相关的旧23镇人员时，抵住了革命卫队的要求，保证了旧23镇官兵的情绪稳定，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已经和其他委员们商量过来，决定下个月正式颁发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的总政委，去掉代理两个字。这样你也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地方建设工作中去了。”
梁廷栋小声的回道：“任辅臣同志虽然此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投机革命的人。能够在这次案子中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我也很为其高兴。我相信在他担任了总政委之后，一定会忠诚于党和革命的。
此外，既然主席提到了地方工作，我也还是想要向您汇报一下我在地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蒙地开垦移民和当地牧民之间的矛盾…”
吴川听完了梁廷栋描述的问题之后，沉吟了片刻后向他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梁廷栋有些苦恼的说道：“那些蒙古王公们总是当面说好，但转过背去就放任甚至撺掇底下的牧民抗垦，虽然我们加强了对于武力抗垦的打击力度，也加强了宣传工作，但是效果还是不大。我觉得大约只有尽快把铁路修过去，用铁路把蒙地加以分隔，才能降低牧民们的反抗。”
吴川思考了一会之后，摇着头说道：“修建铁路打破蒙古王公对于牧民的控制，确实是一个办法，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希望牧民开发蒙地，还是应该加强宣传工作。我以为当前你们遇到的问题不是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而是宣传方向出了偏差。
对于牧民除了宣传开垦蒙地的意义之外，也要告诉他们能够获得什么好处，而且我们要切实的保证这些好处能够落实到普通牧民家里。我认为，对于人民的宣传要谈利益，且非谈利益不可；至于道德，那是留给我们自己的。要是对人民呼吁道德，把利益都留给了自己，那么我们同旧的统治者又有什么不同呢…”1
第602章
这一晚上吴川和梁廷栋几乎都没怎么关心舞台上的表演，倒是趁着这个机会把一些不太方便在正式场合进行交谈的话题，趁着今晚闲聊的机会一一进行了沟通。
没办法，梁廷栋虽然是吴川在党内最亲近的几名委员之一，但是在他被调离哈尔滨前往长春之后，再想要像从前那样和吴川进行毫无障碍的沟通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吴川身边的秘书组甚至都不能给他安排出一个时间段出来，除非吴川点名要见他。
梁廷栋其实也知道，党内某些委员也不大希望他和吴川的关系过于亲密，党内现在是已经确立了吴川作为党的领袖的地位，但是大家还没有打算接受谁作为吴川的接班人。一来是因为吴川的年纪还很轻，并没有选择接班人的需要；二来是因为除了吴川之外，党内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能够服众的人物，斯维尔德洛夫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可惜他是个俄国人。
虽然吴川之前前往美国时，把党内最高决定权交给了宋云桐、朱和中、梁廷栋三人组成的小组，并有以梁廷栋作为中央主席后备人选的意思，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其他委员的认可。以至于等到吴川返回国内之后，委员们反而有意无意的开始阻碍梁廷栋和吴川私下见面的机会，就是怕两人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从而在事实上竖立起了梁廷栋在党内二把手的地位。
梁廷栋能够感受到同志们对自己的小心，但他也只能选择避嫌。共和党的理想主义色彩确实要比国民党强烈一些，但并不代表党内没有政治斗争。事实上共和党内的政治斗争远比国民党要激烈的多，只不过共和党更讲究组织纪律和政治原则，所以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不会被肉体毁灭而已。
但是相对于国民党这个不成熟的政党而言，共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失败者挫折感要更强烈。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没有掌握住政权，党内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力核心，失败者退出政党也还是有着别的出路的。
可共和党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地方上的执政党了，在党内被边缘化就很难再翻身，退党更是意味着政治上的死亡。因此，党内的同志在这种政治斗争下成熟的相当快，他们不像国民党那样会轻率的发起党内斗争，但是对于自己所主张的政治路线却异常的坚定，信仰不够坚定的同志就是第一批被淘汰的党员。
从辛亥革命开始，吴川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自己所主张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这也就使得凡是和吴川唱反调的人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从中央委员中消失了。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委员愿意以吴川为自己的政治对手了，因为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正确中，吴川同志已经在广大革命群众中竖立起了永远正确的形象，任何和吴川意见相左的党员，都不用吴川开口反驳，就会先遭到其他人的质疑。
但是这些委员们心里未必都是和吴川的革命主张一致的，他们中不少人也是有着独立的革命理念的，不够独立的人也不会来参加共和党了。因此，虽然他们现在无法和吴川竞争，但并不表示他们愿意由吴川指认一个完全听从于自己的副手，那党内不真成了吴川的一言堂了么，虽然现在和吴川的一言堂也没啥区别，但好歹吴川现在做什么还是愿意尊重组织程序的，事先会征求各中央委员的意见。
想到这里，梁廷栋也只能摇头挥去了脑海中不好的情绪，转而向吴川说起了最后一个让他困扰的问题：“最后一件事，就是夹皮沟韩家该怎么处理？
韩登举这次配合的很，韩家霸占的土地退了，该给当地农民的赔偿也给了，继续处置他吧，他犯的事又够不上重罚，可不处置他，我又怕纵虎归山。韩家在夹皮沟三代经营，树大根深，若是不给出一个能够服人的借口，我担心不能服众。”
吴川思考了片刻，再次开口时却没有直接谈及韩家的案子，而是说道：“当今世界各国采用银本位货币的，只有我国和印度，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到一种货币的交易下的。也就是说，我国只要想要积极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去的话，迟早还是要接受金本位货币的。
这样一来，黄金储备对于我国来说就变得极为重要。虽然我并不认为黄金作为世界货币能够支持多久，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生产能力的年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黄金的年开采量。所以金本位迟早要和银本位一样退场，但是在金本位货币退场之前，我们还是应当尊重世界各国的选择的。
那么，我国想要赢得对外贸易及金融上的自主权，黄金储备就必不可少。此前我之所以不去动这些私人采金者，那是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到考虑黄金储备的问题。今天我之所以要动这些私人采金者，是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黄金储备的问题了。
在一个国家的未来面前，一个家族的存亡又算得了什么呢？韩家能够在夹皮沟采金这么多年，不是他们家族太过强大，而是满清太过衰落了。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人民的政权，那么这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矿藏自然就要一一收回。不仅仅是夹皮沟，整个东三省，乃至整个中国都是一样的。
所以，韩家在夹皮沟的采金执照必须交出来，而且韩家也必须要放弃在夹皮沟的采金事业，不过我也可以给他们另外一条出路。
革命委员会之前和美国人开了一间铜矿开采公司，美国人派出了探矿小组在菲律宾勘察的结果，发现菲律宾的铜矿品位虽然不高，但也有几处值得开采的铜金矿，此外还有着其他有价值的锰矿、镍矿等有色金属矿产。
让他带着人去菲律宾吧，我们拥有联合铜业公司10%的股权，价值500万美元，就拿0.5%的股份购买韩家在夹皮沟的金矿。告诉他，他在菲律宾群岛的开矿工作将会得到革命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我们需要东南亚的资源发展中国的工业…”
新年过后，吴川见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来客，库铂律师。也见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信任美国公使芮恩施。前者虽然是接受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指令，在吴川身边负责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事业，不过现在么他倒更像是吴川的私人律师了。
吴川并没有着急和库铂律师讨论之前安排的事务，先是同在其陪同下到来的芮恩施攀谈了起来。
芮恩施和威尔逊一样，出自美国政治学会，是美国进步主义的学界领袖之一，可以说他和威尔逊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
但是和这位教授出身的公使交谈之后，吴川便感觉到对方和威尔逊其实还是有差别的。以他个人的观感而言，威尔逊总统的身上更多一些政客的气息，而这位公使先生则更多一些学者的味道。
比如，在吴川和威尔逊总统交谈的过程中，虽然双方都知道美国政府资助革命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在东方牵制住日本。但是威尔逊总统在和吴川的交谈中从无一字提到日本，似乎美国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资助并非是为了对付第三国。
但是这位芮恩施则毫不掩饰的，在谈话中表明了自己对于日本的厌恶感。芮恩施这样对吴川说道：“…我国对于贵国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目的并不是为了分割中国，事实上我国更乐意见到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在远东出现。
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中国的出现，才能够保证东北亚及太平洋的海上秩序不被英日同盟所左右。日本虽然因为明治维新而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这个国家的好战性，完全毁坏了东北亚及太平洋上的和平秩序。
我个人是反对当前欧洲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全球殖民秩序的，我认为这一全球殖民秩序只会给世界带来战争和贫困，并不能让人类的文明变得更好。我以为世界应当变得更为和平一些，就如贵国的孔子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