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于一个美国人向自己推荐孔子的理念，让吴川感到颇为怪异，他觉得对方一定没有好好看共和日报上那些反对孔子的文章。但这并不妨碍吴川附和对方，“是的，公使先生。我一直都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那种残忍的由欧洲中世纪奴隶主们发明的殖民秩序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我们应当用自由贸易，国际间的分工合作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去消除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政治阴谋和落后国家的贫困，这才是一个和谐美好世界的未来。
我一直都认为，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新秩序，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共和国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欧洲各国已经陷入了帝国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而亚洲还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起这样伟大责任的伟大国家。所以环顾世界，只有自由之美国才能完成如此之伟业…”
对于吴川的明确表态，芮恩施是感到满意的。作为政治学会的一员，威尔逊和他的外交立场是有着不少共同点的。比如两人都认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东北亚的势力平衡将会起到一个重要的支点，美国政府应当担负起带领中华民国融入国际秩序的任务。
对于吴川在访美期间所主张的美国取代欧洲领导世界论，威尔逊虽然当面不置可否，但他却谨慎的向芮恩施表态，要求其认真的考察一下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和声誉，是否能够成为美国政府在中国的真正朋友。芮恩施在考察了北京和东北三省之后，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相比起北京政府，革命委员会其实是一个更适合美国人沟通的对象。
第603章
送走了芮恩施之后，吴川不免向留下来的库铂律师说道：“这位新公使先生可真是一个不错的人，我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库铂律师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在华的美国商人们恐怕不这么看，而且各国公使对于这位公使先生也不怎么友善。”
吴川顿时有些意外的问道：“美国商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位公使先生？各国公使也是第一次见到公使先生，难道公使一上任就得罪了他们了吗？”
库铂耸了耸肩，一脸无奈的说道：“刚刚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也听的出来，公使先生推崇的是自由贸易，是真正的不以国家力量干涉的自由贸易。因此他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拒绝了在华美国商会的见面要求，因为这些美国在华商人代表试图和公使先生谈论他们在华的发展计划，和要求美国政府给与帮助。
您知道的，现在在华做生意的各国商人都是拥有一定特权的，即便是在您的治下。但是公使先生显然并不愿意执行和前任一样的在华商业政策，这令美国在华商会极为愤怒，认为芮恩施先生只适合在大学里当教授而不是外交官。
至于各国公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见到公使先生本人，但是他们对于芮恩施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法俄两国公使馆的喉舌《北京新闻》在公使先生抵达北京后发表了这样一篇评论，认为他不该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批评法国人在远东屈从于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俄国的卫星国。这份报纸还批评美国外交的特点就是虚张声势，而芮恩施就是这一特点的集大成者。
所以，一位不被各国外交官所接受，不被本国在华商人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我很怀疑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多久。”
吴川沉默良久，随即转移话题说道：“算了，我们还是先不要谈论公使先生的职业生涯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一说，您这一次的天津之行有什么收获吧。”
库铂律师顿时心情愉快的说道：“经过我的努力，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纳森同意以3英镑1先令一吨的价格，运往西雅图每月3万吨上好的焦炭，这是到西雅图的到岸价。我们一共签订了36个月的长期合同，时间是从今年5月到1917年的五月，五月之前预付90万英镑，然后每隔12个月支付90万英镑，1917年年底之前结清尾款。
在合同期内，最多允许开平矿务局延期2个月交付煤炭，2个月之后开平矿务局若还不能交付煤炭，那么开平矿务局就应当补偿西方钢铁公司另外采购煤炭的差价和其他经济损失等，您所提出的条件我已经都加入到了合同内容之中。
不过以当前的国际银价，3英镑1先令就是35银元，而开平煤炭的市价也就在22-23元，从秦皇岛到西雅图的运价约6元左右，也就是运抵西雅图的焦炭价格不会超过29元一吨，开平矿务局差不多有20.7%的浮盈空间，您真的觉得3年内煤炭价格会有50%以上的暴涨吗？”
吴川看着他微笑的说道：“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要是亏损了算我的，要是盈利了你就能够获得10%的利润分成，对您而言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要是开平矿务局到时不肯认账怎么办？听说他们的董事会中也有一个美国律师的。”
库铂律师很是干脆的说道：“我已经在合同中约定，申请仲裁的法庭所在地首先是西雅图，其次才是伦敦。虽然英国人很强大，但他们休想在美国的法庭上为所欲为。”
吴川点了点头说道：“我喜欢你的自信，库铂先生。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坐下来仔细瞧一瞧您和开平矿务局签订的合同吧…”
1914年的1月对于吴川来说是忙碌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也是极为繁忙的，就在新年的1月21日，他还督促内务部通过了四时令节，正式规定了春节的假期，这大约是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发布的最无异议的一条政令了。
而在京城的市面上，也出现了许多东北的新奇商品，比如自行车、缝纫机和公共汽车等，这些原本极为昂贵的舶来品，现在突然就成了国货的天下。比之舶来品低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使得原本作为奢侈品的机器，现在至少可以让一般的大户用的起了。
另一边，一直在筹备明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农商部，也不得不向袁世凯报告，请求准许革命委员会和农商部一起筹办参展事宜。
农商部总长张謇向袁世凯如此呈情，“如果我们把革命委员会排除在外，那么他们必然是要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加入赛会的，这样一来无疑就是在外人面前彰显了革命委员会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分裂，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声誉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现在革命委员会能够主动向农商部申请参会资格，并承诺赴美费用自理，还愿意承担旧金山参展馆的建设经费，我认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至少他们还是承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的。
此外，眼下各省虽然已经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但是各省内部并不安定，农商部要求各省提交的土特产，几乎都不离丝、茶之物，也只有东三省还有些足以同洋人机器相媲美的物件，要是让革命委员会单独参加赛会，我担心到时中央政府摆出了展品还不及一个地方政府的出产，在外人面前就难看了。”
袁世凯默默的看着张謇带来的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等物，虽然他对于这些西洋玩意并不怎么在意，只要他暗示一下，自然会有人把更为精致的西洋玩意送到他的面前来，但是他心里也清楚当下的中国是造不了这些玩意的，虽然天津、上海等地已经有商人声称自己能造完全国货的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但大多是进口零部件组装而已，有的甚至干脆是从国外收购旧机器进行翻新，这样的产品自然是不能送去国外参加赛会的。
而东三省制造这些物件虽然也是从进口零部件组装开始，可现在却已经能够正式宣传，所有零部件都已经能够自己生产了。而且产品的质量也只是比英国货、德国货稍差一筹，比之日本货实在是好的太多了，但是价格却又这么低廉，以至于东三省生产的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上渐渐风靡了起来。
想到这里，袁世凯不由向张謇求证道：“听说东三省还出产几种自动车，日本人向他们采购，他们还不卖？”
张謇苦笑着说道：“是卡车、公交车和两种新出的小汽车。倒不是他们不卖，而是他们把东三省内和东三省外分为了数种价格，后者要比前者贵30-50%，他们声称省内价格接近成本价是一种特殊让利，不能够用来优惠外国人，因此导致了日本人的抗议。
最终双方约定，出售给日本的车价应当按照出售关内的售价定价，才算是了结了这桩争议。而且他们还同日本人签订了合同，把一部分零部件交给了日本的厂商进行制作。”
袁世凯不以为然的说道：“难道有钱还怕买不到东西吗？这自动车本就是洋人发明的，日本人完全可以向洋人去进口么。”
张謇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就算是按照他们制定的最高价格，同样一部车也要比洋人产的便宜三成以上，再加上中日之间的运费和日本到欧美的运费，价格相差近一倍。这些车辆不仅可以用来补充火车运输之不足，也能减轻大城市内部的交通困难，投资比电车低的多，自然为日本人所青睐了。
更何况，洋人可不会用日本人生产的零部件，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赚回一部分本钱的。因此，日本人宁可和革命委员会谈判，也不会去赌气进口欧美产的自动车的。那样他们至少要多花费一倍的资金，还难以解决维修的问题。”
袁世凯思考了好半天，才对着张謇问道：“你打算推举谁来担任筹备赛会的负责人？参加这次赛会要花费多少经费？”
“清季朝廷派人参加国际博览会，不是委派的洋人就是不通实务的官员，因此每每引发外人耻笑。我民国新生，自然不能再重蹈清季的覆辙。
我以为负责巴拿马赛会的主持人，一要通外语；二要有赛会经验；三要出过洋，了解外国习俗；四能够同外国商人交涉；五有一定的交际才能；六懂得外交。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京城内也就那么几个，到时我呈报上来，请大总统定夺就是了。
至于参与本次赛会的花费，自然要主持人定下之后，由主持人来制定预算，我就不为代劳了。不过我觉得200万元应该是要的。”
看了袁世凯有些不悦的脸色，张謇马上又补充道：“当然，这个数目只是我自己预估，真实的经费未必会有这么高。”
袁世凯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虽然他极为重视民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经历，但也没有想过要把一个师一年的军饷丢进去。不过他很快就转过了念头，对着张謇说道：“季直兄，我同意和革命委员会合办，但是要他们出150万元的经费…至少不能少于所需经费的一半。要不然，他们就得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
第604章
对于北京农商部发来的电报，吴川只是扫了一眼就对分管这一工作的牛翰章说道：“就照他们的要求，我们可以承担一半的经费，但是每一笔的支出必须经过我们的审核，我们可不当冤大头。
另外，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旧金山修建展馆，但是我们自己的展厅必须由我们自己进行设计、修建，北京无权干涉。此外，东三省的展品会在自我选拔之后，给北京报上一份清单，但不接受北京的审核。
最后，贸易委员会想好本次参展商品的选拔方式和展览方式了吗？这是东三省商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对于我们打开国际市场可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机会。”
在吴川对面正襟危坐的牛翰章，身上丝毫瞧不出数年前在吴川面前坦然自若的神态了，他老老实实的向吴川汇报道：“贸易委员会经过讨论之后，认为我们不应该学习北京把这场博览会看成是什么保卫面子的场所，就如主席您刚刚说的，这次博览会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
因此我们应该挑选一些东三省传统的强项，也应该挑选一些东三省现在正在发展的新产业。但应当尽量以我们预备大力发展的产业为主导方向，比如食品加工产业和服饰产业，并准备一些成品作为礼物，以赠送游客品尝或使用。
能够借助此次博览会让更多人知道东三省出产那些商品，就是我们此行最大的目的，至于奖项则应该放在第二位。”
吴川点了点头道：“我支持贸易委员会的决定，只要能够把我们的商品推销出去，能否得奖到是不重要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好好谋划一下展出的方式，不要像过去那些博览会，把东西放在展厅内等着人来参观就算完事了。
我看完全可以构思出一个生活场景，把我们的商品融合到这个场景中去。比如我们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通过三个场景编排出一个小故事，然后把我们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来，这样给人留下的印象会更深刻一些。
另外，这次我们还要派出一些新式飞机前往博览会进行表演，你到时去同航空局联系一下。还有，同北京商议完成后，就尽快派人去旧金山挑选建馆的场地，不要过于指望北京政府的能力。”
牛翰章连连应是，吴川和他继续交谈了几句，就结束了这场谈话。送走了牛翰章之后，宾步程就带着中国远洋航运公司总经理李子初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略略寒暄了几句，宾步程就向着吴川说道：“李经理把图纸送过来了，就是美国人帮我们设计的几种船型，我觉得您应当了解一下。”
吴川自然不会反对这个提议，于是李子初便把身上背着的圆筒解了下来，拿出了几张三视图放在了室内的方桌上，摊开为吴川一一解释了这些船只的设计好处和缺陷。
吴川听完之后，用手指着其中一张图纸说道：“油轮和冷藏船都没什么问题，不过这艘502型运输船为什么还要加装船舱呢？虽然可以多带上200多人，但是这样装卸货物不嫌麻烦么？”
李子初连忙解释道：“装卸货物本来就慢的很，载重几千吨的船就算一切顺利也要7天，而且甲板上也不能堆放散货，不建这些船舱也是浪费空间啊。”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现在内河运输船和火车上都有一种标准箱，约能装5吨左右。我们去年在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试用了一下，效率还是相当不错的。只要在固定航线上，有足够多的同种货物运输，那么码头上的装卸时间能够比散货装卸，减少1/37的时间，运输成本下降了94%。
我不是说要把所有船只都改成装运集装箱的货船，但是在某些固定航线上，我认为集装箱货船的效率要比普通散货轮船高的多，运输成本也低的多。比如，营口到上海或新加坡，营口到旧金山或西雅图，又或是大连到横滨或旧金山。
我看这一款502型运输船可以修改一下，把甲板以上的船舱去除，加装固定装置。船舱内里也修改一下，改成适合放置集装箱的标准。我们现在向西雅图定制了20*8*8英尺，10*8*8英尺两种货柜，你先让船厂修改成适合这两种货柜放置的船型。先造两艘出来试验一下，看看合不合用，不合用再修改。”
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是李子初还是点头接受了，利用标准箱子装运货物美国人早就开始使用了，但他还听说谁用过20*8*8英尺这么大的货柜，不过他并不觉得这个想法不可行。如果海上运输也能使用内河上用的集装箱的话，那么对于远洋航运公司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等到吴川看过了这些船型之后，李子初便向吴川汇报起了中国远洋航运公司现在的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回了各式船只144500吨，其中客船6艘，客货船11艘，散货船34艘。尚有29艘船只要在5-6月完全收回。过去一年里我们还购入了新旧油船10艘，长江客货轮4艘，总吨位75000吨。以上船只吨位相加，总计219500吨。
此外按照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公司有一个八年内订购各类船只109万7千吨的计划，第一期造船计划514500吨，合同已经全部签订。美国船厂订购了六成，日本船厂1成半，剩下的则放在了国内。不过除了江南造船坞之外，其他船厂都需要扩建造船设施，至少要在今年5月以后才能正式开工。
第一期造船计划将在1917年10月以前全部完成，我们考虑在1917年初制定第二期的造船计划…”
吴川不由出声打断了他说道：“这样是不是太慢了些？现在国际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船可买？七八成新就可以。而且，我希望能够把一些船改成燃油锅炉，我们现在的石油炼化已经差不多一天能够消化掉1000吨原油了，剩下的重油现在还很难处理，拿来用作船只的燃料是再好不过了。”
李子初沉默了一阵后说道：“现在国际航运的行情只是一般，如果我们抬高一点价钱还是能够买一些旧船回来的，但这不经济啊。现在的造船技术日新月异，新船的速度不仅要比旧船快，船只的布局也更合理一些，而且旧船普遍偏小，对于那些大船很难展开竞争的。”
吴川看着他诚恳的说道：“现在向中国远洋航运公司注资的钱，是向美国人借来的。如果公司在16-18年盈利3000万美元，那么我们可就亏大了。如今这第一期造船计划都要到1917年10月才完成，这第二期造船计划还怎么来的及？
向美国人订购的船只15年底就能完成，日本人这边也不会超过这个日期，但是我们自己建造的船只就麻烦了。所以，现在还是别去管第二期计划了，我这边大约还有4700万美元的贷款余额，我拨给你3000万美元，你在五月底以前能买几艘是几艘，但是不要少于10万吨。
总之在年底之前，公司的船只吨位一定要达到50万吨，1915年底之前至少要有75万吨船只的保有量，那么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大概能够完成和美国人对赌的协议。”
李子初默然了好一阵，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觉得即便把船只堆到75万载重吨，公司也不可能一年赚到3000万美元，按照现在的航运费用，那得要150万载重吨船只才勉强能够完成，这还得是船只满负荷的运输下的状况。
在心里默默的叹了口气，李子初只能勉强的点头说道：“我会试着努力和那些外国轮船公司洽谈，最近日本的船只在东亚海面上竞争的利害，一些外国轮船公司有经营不下去想要放弃东亚航线的意思，我看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到一些不错的船只。
另外，公司已经在营口、青岛、大连、海参崴、上海、汉口建立了自己的码头和货栈，在新加坡、泰国、越南、爪哇、西雅图、旧金山、汉堡、热那亚、纽约等地租用了码头、货仓…”
就在李子初向吴川汇报着中国远洋轮船公司的经营状况时，哈尔滨车站的站台上，钢铁同志也正向来送行的捷尔任斯基等人告别。
捷尔任斯基有些不解的向钢铁同志问道：“你何必走的这么匆忙，斯维尔德洛夫刚刚去了伯力，要是等他回来我们再谈一谈，你再回去不好吗？而且我们也没有通知吴你要走的消息，这似乎有些不大礼貌吧。”
这一趟的远东之行，对于钢铁同志来说，可谓是好坏参半。他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但也替自己竖立了不少新敌人，而且令他恼火的是，竖立这些新敌人并不是他的本意。虽然他觉得这些自由派分子的确需要教育，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面对捷尔任斯基的真诚问话，钢铁同志只是迟疑了一下，便向对方问道：“你认为吴这位中国同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捷尔任斯基迟疑了一下说道：“如果他能够坚持现在的道路，那么终究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
钢铁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但也很快就说道：“是的，菲利克斯，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吴现在在远东所建立的各种组织，已经把学生、青年、妇女、工人、农民、军队、知识分子一一网罗了进去。
东北三省近2000万人口，至少有800万人已经在这张大网的笼罩之下。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一周之内让这800万人中的某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然后同他进行交谈。在这种严密的社会控制中，如果吴不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
菲利克斯，我当然不希望这种糟糕的局面出现，但是我认为我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不能把所有底牌都摊开在吴的面前。作为列宁同志的代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并不认为还有同吴见面的必要。我希望你也能够好好想一想，如何防止吴走向我们的对立面…”
第605章
王葆真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日本人，不无遗憾的说道：“野村先生，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日本陆军的把柄，即便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出卖给您。做生意的商人都知道要讲信用，何况是我们呢。”
野村吉三郎海军中佐对于王葆真的话一个字都不信，不过此时伪装成一名日本商人的他却显得极为谦恭的向对方劝说道：“可我认为，我们日本海军才是贵方的好朋友。
不管是山本首相还是斋藤海相，一直都是主张对华友好的，我们一直都认为只有日中双方结成同盟，才能抵抗欧美白种人对于亚洲的殖民政策。
但是日本陆军却不这么看，他们念念不忘向大陆扩张的政策，正是日中敌对的矛盾根源。此次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海军的骤然发难，未尝不是陆军在背后捣鬼，试图用一桩海军的丑闻来转移国民对于陆军过去一年多来的责难。
海军领导的内阁倒台，将会让陆军重新翻身，今日日本所实施的对华友好政策恐怕都将会荡然无存，倒时日本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将彻底恶化。我想这也是贵方所不愿意见到的，因此我们才迫不得已向贵方请求帮助。”
日本海军的某重大事件，就是上个月日本《时事新报》透露，德国西门子电机制造公司长期向日本海军当局行贿。并爆出了西门子电气公司东京分公司职员盗取的关于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的文件，日本舆论顿时哗然。
在陆军的鼓动下，日本政界也对山本权兵卫内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海军不得不成立了检查委员会对“西门子事件”展开调查。结果不仅查清了围绕千叶县船桥附近的海军无线电信所建设接受了西门子公司贿赂的事件，还发现了在订购巡洋战舰金刚号期间，海军通过三井物产公司收受英国维加斯公司贿赂的事件。
这两起事件一爆发，顿时引发了日本各界更大的愤怒，山本内阁已然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焦头烂额的日本海军几乎已经走投无路，海军大臣甚至派出了自己的秘书官偷偷前来东北，试图从革命委员会挖一些陆军的丑闻回去，用于转移国内舆论的视线。
只是在革命委员会看来，日本的陆海军其实就是一丘之貉，去年汉口、山东发生的日本间谍案，使得日本政府的骄横无礼姿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日本在二次革命期间派遣现职军官侦察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说，驻汉口日军派出的西村彦马少尉大约还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在明知汉口江岸停车场已经被确认为军事重地实施了戒严令的情况下，西村不顾北军步哨警告擅自闯入警戒线内，并用短刀刺伤了值班少尉武开疆。
这一事件明显责任在日军方面，就连汉口日本领事馆在调查之后也如实向国内汇报，认为应当低调处理此事。但是陆军省却不干了，在陆相楠濑的坚持下，日本内阁最终向北京发出了这样一个蛮横无礼的照会。
1、对西村少尉下手者和现场的将校处以严刑，执行刑罚时汉口的日本将校现场列席；2、直属大队长免官，严重申斥其监督上司：联队长和旅团长；3、所属师团长或司令官亲自赴领事馆谢罪；4、中国政府公开向日本政府表示遗憾之意。
忙着和国民党及革命委员会开战的袁世凯把这件事推到了黎元洪头上，结果就是以黎元洪亲自前往汉口日领事馆道歉并对西村进行慰问、赔偿取代了第三、四条要求，算是解决了这一事件。从山本内阁对于陆军的纵容姿态来看，日本海军的对华友好政策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一旦陆军煽动起民意，海军立刻就屈服了。
正是在日本间谍案的处置上，原本对于山本内阁还抱有好感的王葆真大为失望。当然对于北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失望的人就更多了。袁世凯在这一事件中虽然用政治手腕让黎元洪顶了中央政府的责任，从而解脱了北京政府的困境。
但他忘记了一件事，他现在已经不是前清的北洋大臣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有些责任是推脱不掉的。黎元洪虽然在明面上丢了脸，但是稍稍清醒一些的国人只会把这笔账算在北京政府的头上。比如革命委员会就拿着这一事件作为案例，对全军、全党进行了思想教育，一方面揭穿了日本所谓对华友好政策的欺骗性，一方面则批评了中央政府不作为。
虽然心中对于野村的话语不以为然，但王葆真却一脸真诚的称赞了山本首相上台以来对于中日友谊的贡献，随即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虽然极想帮助山本首相脱离当前的困境，但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爆发的实在太快太密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海军的某重大事件已经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焦点。
这个时候即便你们抛出一些陆军的黑幕，我看日本的国民也是不会关注的。甚至于陆军还会借此指责海军与我们勾结，从而给海军的脚上再绑上一块大石头。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只能回复你，革命委员会没有什么陆军丑闻可以出卖的，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帮一帮你们的，让海军至少可以体面的下台。”
野村吉三郎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王葆真问道：“贵方打算怎么帮助我们？”
王葆真身体稍稍向前倾倒，小声的向他说道：“我们将会在报纸上称赞日本陆军的勇敢，贬低日本海军的作用，并建议日本国民要求把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编入预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