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方这是在帮助我们？还是在帮助陆军？”野村吉三郎刚一听到这个建议顿时勃然大怒的质问了起来，但是看着王葆真巍然不动的神情，他突然就醒悟了过来，他向着对方鞠躬道歉道：“这确实是在帮助我们，刚刚是我情绪过于激动了，还请阁下谅解…”
西门子事件的爆发，让海军在国民中的声誉已经降到了最低，事件的主角松本和被视为下一任海相的热门人选，因此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已经无法做出脱身事件之外的超然姿态。在国内舆论的连续攻击下，山本首相之所以不肯谢罪下台，就是知道此时一旦谢罪下台，海军就要彻底的被清算了。
而对于海军来说，最为严厉的后果就是，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一并编入预备役，这样在短时间内海军再无一名统帅人物，今后就要变成陆军的附庸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海军虽然没有抓到陆军介入此事的把柄，也把这件事算在了陆军头上，这才想着从革命委员会这边弄出点黑料来，泼一盘脏水回去陆军。正如事件爆发后某位海军将校所言，“今日海军最大的敌人不在国外而是在国内。”
但是如果革命委员会首先把这一最坏的结果当成建议公开出来，日本国民自然是不能接受敌人的主张的。不管野村再怎么大谈日中友好、同盟之类的话语，他心里还是明白日中是敌对关系的，日本的国民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对于一个骤然而兴的岛国来说，最令日本担心的不是什么域外大国的威胁，而是过去那个一直压在自己头上数千年之久的大陆国家再一次苏醒过来，从而再一次夺走日本崛起的国运。因此只要中国不继续衰落下去，不臣服于日本，就是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最危险的敌人。
野村吉三郎和王葆真会晤完毕后就在当晚坐火车悄悄离开了哈尔滨，就好像他三天前静悄悄的出现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王葆真也很快就把同野村会晤的结果向吴川进行了汇报，吴川放下了手中的电文说道：“今天东京召开了记者大会，对山本内阁进行了又一次声讨，我看就算明日日本国会否决了对山本内阁的弹劾案，这一届日本内阁的寿命也要进入倒计时了。
虽然日本陆海军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我宁可日本加强海军也不愿意日本陆军获得更多的资源，日本毕竟是一个小国，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多造一些军舰就得要少造一些机枪、大炮。这样我们和日本陆军的装备差距就不会在短时间内被甩开，没有了技术装备上的差距，日本陆军想要执行大陆扩张政策就是一个幻想。
这件事你和景魁委员商议一下，放手去做，一定不能让日本陆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彻底压倒海军，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王葆真点头回应道：“是，这件事我会同委员跟进。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就是关于新闻用纸的问题，现在教育委员会霸占了太多的纸张用额用于印刷各种教材、试卷，我们的新闻宣传单位都陷入了纸张不足的问题，而用外汇向国外订购纸张又一直通不过财政委员会的审核，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
对于王葆真的叫苦，吴川也感到了无可奈何。虽然东三省是一个木材资源丰富的地区，但是这里的造纸业却异常的落后，事实上此时整个中国的造纸业都很落后。而这种落后程度又是和满清落后的文化教育程度相适应的。
可一旦从农业社会的少数精英教育模式向工业社会的普及教育展开，那么两者之间消耗的纸张数量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问题了。再加上革命时期对于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视，也就更使得东三省的纸张紧缺成为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911年以自由公债向德国订购的十套圆网造纸机器，虽然是德国造纸业的成熟产品，一套机器一日出产纸张也不过才2吨，年产600-700吨纸张。十套机器年产纸张3000吨，虽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机器造纸大厂了，但是对于东三省的纸张需求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1912到1913年，革命委员会一口气进了80套圆网造纸机器，年产量好不容易才堆到2.7万吨，但是去年东三省的纸张用量却突破了5万吨，自产纸张只能满足一半而已。
吴川只能对王葆真安抚道：“教育委员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光是去年东三省小学的入学人数就已经超过了35万人，再加上对工人、农民的扫盲活动，他们也一直对我叫苦不迭。
不过我已经同贸易委员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今年将会向德国订购产量更高的机器，加上制备纸浆的化学药水生产问题也解决了，过了今年纸张的紧缺应该会有所缓解。而且工业委员会研制仿照造纸机器也有了一些进度，至多2、3年我们就能自己生产造纸机器了，到时候就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至于今年么，我同宋云桐同志商量一下，给你们拨出一笔专款…”
第606章玉米小说网
汉堡的气候和大连差不多，但是在北海海风的吹拂下，二月的汉堡却又比大连寒冷的多了。汉堡码头上除了那些工人，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码头或海边长久呆着。
不过令一些汉堡码头工人有些诧异的是，一群中国人连续两周多天天来码头报道，帮他们一起干活还请他们吃饭，哪怕是下雨天也没有断过一天。
虽然不少工人觉得这些中国人可真有些傻，汉堡码头的装卸水准可是欧洲闻名的，他们比欧洲各国的同行要更专业，码头上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几乎很少发生装卸事故。而且德国工会的强大，也使得德国码头的工人要比欧洲各国的码头工人自律的多，至少汉堡码头很少发生货物失窃或故意损坏的事件，而这种事在其他码头简直是一种被官方默认的潜规则了。
如果这些中国人不是某个社民党人带来的，他们的这种不信任姿态恐怕早就引起汉堡码头工人的反感了。但现在么，大家都不想知道这些中国人运走的货物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只想尽快把它装上船，然后忘记这件事。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批机器和其他货物运上船后，撑着一把雨伞的林栋，看着远处被一层雨幕遮挡的若隐若现的货船，松了一口气对身边的赵楠几人说道：“总算结束了，接下来就要祝你们一路顺风，咱们回国再见了。”
想到终于可以回国，赵楠也显得极为兴奋，他用力点了点头说道：“是啊，之后就要在国内见了。要是运气不错，我们3月底就能抵达国内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回去？”
林栋想了想说道：“我还要回柏林和黄松石、林尚志交接一下留德学生会的事务，然后就绕道德国坐西伯利亚铁路回去了，最迟也就3月20几出发，4月中旬应该能到哈尔滨。搞不好，我会比你们先见到吴主席呢。”
赵楠点了点头回道：“那么我也祝你一路顺风，我也真想看一看革命之后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希望我们这次回去都能够发挥出在德国学习到的东西。”
林栋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那倒是不用担心，吴主席现在正愁没人替他干活，要不然也不会催我们一定要在5月之前返回了，你们就在海上享受一下最后的悠闲时光吧，回国之后我看大家是很难空闲下来了…”
“啊嚏”不知有人在念叨自己的吴川打了个大大的喷嚏，然后对着张云荣说道：“所以，斯大林同志就这么直接离开了。算了，就当我不知道这件事吧。嗯，接下来说说剿匪和清理地方上会党的问题吧，这两件事都进行的怎么样了？”
张云荣马上翻开了手中的文件说道：“在道路交通建设大笔投入和地方守备师的严厉打击下，至少铁路沿线、各交通枢纽城市及5万人以上的城市附近已经见不到什么10人以上的土匪团伙了。
当前匪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一是在呼伦贝尔；二是在热河北部及大兴安岭附近；三是在延边地区。延边地区的土匪组成主要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朝鲜人主要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而中国人则是从俄国逃回的筑路工人、伐木工人和淘金工人。
当然，现在延边的匪情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去年吉林中部打击了大批不肯从良的土匪，有不少土匪团伙被我军打散后，就跑去了尚不通铁路的延边地区。我们正在和朝鲜人民军协商，让他们说服一部分朝鲜土匪弃暗投明，然后双方合作一起围剿延边地区和朝鲜境内的土匪团伙。
至于呼伦贝尔和热河北部及大兴安岭附近，主要以蒙古人为主，其次是一些革命战争中的逃兵和破产农民，之后则是日本浪人和俄国流放犯。我军去年和前年连续在辽河两岸及锦州地区发起清剿土匪的行动，使得不少辽吉地区的土匪投奔了蒙古各旗，最终形成了今日蒙匪的规模。
这些蒙匪虽然屡屡遭我打击，但是因为有不少蒙古牧民被这些土匪喊出的保卫蒙古人的土地口号所蒙蔽，一直为这些蒙匪提供着人力和物力的资助，因此一直是死而不僵。今日队伍打散了，明日就又纠集起了一批匪徒。对于他们，我们现在打算以驱逐为主，等到铁路修到草原上之后，再试图隔断这些土匪和牧民之间的联系，然后就可以逐个消灭了。
至于东三省的会党，主要有混元门、在理教、家里教、黄天教、白莲教、黄羊教、红灯教等几家，经过我们的调查，几乎没有一家是好的，不是打着宗教的幌子诈欺信徒的钱财，就是试图借助信众插手地方政治。
黄天教更是把手伸入了小学，借着我们推广民办公助小学建设，公然在小学内宣扬黄天教的典籍，我们已经在五常抓捕了以孙英为首的黄天教传教人士。
黄天教的总据点就在长春郊区双阳县，黄天教的干将蔡国山、大智和尚欺骗了信众大笔的钱财，在此地建立起了一个大型寺庙叫做灵岩阁…
以上就是这些会党的具体情况，我们预备在4月-5月发起一场东三省一致的反迷信活动，把这些会党的组织都破坏了。另外，上个月孙中山派遣了戴季陶和山田纯三郎前来东北和这些会党联络，不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北京的袁世凯。戴季陶抵达沈阳后，第一时间去拜访了张榕，他摆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倒是不好出手抓他了。”
吴川晒笑着说道：“孙博士还是执迷不悟啊，到了现在还在玩联络会党这一套，他不知道满清已经亡了么？他到了东京之后都搞了些什么啊？”
张云荣马上回道：“黄兴到了日本之后，因为二次革命失败的问题，孙博士和他大吵了一家，现在国民党内部几乎人心涣散，都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日本人也是小气的很，觉得国民党大约是没什么复起的机会了，连生活费都削减了大半，据说去年冬季有人因为买不起取暖的木炭而生病的。
此次戴季陶虽然受孙博士指派前来东北，但是在面见张榕时曾经委婉的向革命委员会表示了感谢，感谢我们庇护了国内未能出国的一大批国民党人。此外他还暗示，一批在日国民党人希望能够和共和党一起联手继续革命，不过看起来并不是孙、黄的意思。”
戴季陶这个人在吴川的记忆里还是有一些印象的，蒋纬国的老爸，坚定的反共人士，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近代人物。
吴川只是沉思了片刻，就对着张云荣说道：“共和党并没有垄断革命的权力，对于任何想要参与革命的人士我们都是欢迎的，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打着革命的旗帜，却试图阻扰革命前进的人或政党。就把这句话传达给他吧。
另外告诉他，会道门和土匪在革命委员会治下都是危害人民的反动组织，我们不希望国民党在我们的治下接触这些反动组织。他想留在东北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触犯我们制定的法律，否则就不要怪我们不讲革命情谊了。”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了，原来是宾步程带着几名建筑师过来了，吴川顿时想起了今天要做什么。他中止了和张云荣的谈话，邀请宾步程和几名建筑师去隔壁的会议室交谈，会议室内的大方桌显然更适合看建筑图。
这几名年青的建筑师中的德国人是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员，也是贝伦斯建筑事务所的职员。他们为吴川带来的，是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设计图纸，这也是吴川和美国财团谈妥的12亿美元贷款清单中的一个项目，总投资1.2亿美元。
这是过去两年革命委员会从德国进口卡车零部件装配之后的一次大的飞跃，除了从哈尔滨卡车制造公司中汲取的流水线试生产经验之外，从雪佛兰公司获得的生产机器和技术也进一步拓展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设计的规模。
这座汽车厂包括了炼钢、轧钢、轮胎、玻璃制造和汽车装配等十几个专业厂，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产业基地了。整个汽车厂修建完成之后，不仅可以生产卡车、汽车、特种车，连拖拉机都能生产。
虽然吴川没能从福特那里获得关于流水线的秘密，但是凭借着德国工程师和中国工人的不断研究试验，他们几乎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流水线的存在问题。接下来就是在实践中继续调整细节问题了。
几位年青的建筑师设计的工厂图纸，仿效的是贝伦斯于1909年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和机械车间，几乎已经达到了这个时代工业标准化、合理化和工业美学的最高标准。
一边看着图纸，一边听着建筑师们的讲解，吴川听完后说道：“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设计了，虽然美国人都在讨论福特公司的高地公园工厂，但福特先生的工厂还在使用蒸汽动力，所以他需要建设多层厂房，可我们用的是电力动力，所以我们的工厂布局将会更为合理，修建的速度也会更快…”1
第607章
二月末，关于东北农业银行的增资计划终于宣告完成。初始股本3.2亿银元的东北农业银行在增资前核算为4.5亿银元的股本，增资完成之后银行股本达到了9亿银元，新组建的东北中央银行-东北国家银行代持了革命委员会对各银行的所有股份，其中东北农业银行的股权就达到了44.1%。
这个数字虽然确保了革命委员会对于东北农业银行的话语权，但还没有达到绝对掌控的地步。不过鉴于目前各方的形势，吴川也知道这也是眼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程度了。增资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从华尔街筹集的土地公债，小部分则来自于部分建设项目贷款的挪用。
回去了一趟德国然后重新回到东北的沙赫特博士，在和吴川连续讨论了将近一周后，决定借助大笔资金流入东北的时机，对东北三省的货币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完全废除旧制钱和其他货币在东三省内的流通，从而确立起共和币在东北的法定货币地位。
之前革命委员会虽然以法令强行规定了共和币的货币地位，但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统治区域扩大到南满之后，想要维持无限兑换的银元显然是超出了革命委员会的能力的，因此这条法令被有限度的执行了，在那些传统商业地区，革命委员会还是默认了过去的货币结算方式。
而这一次，在东北地方政权基本稳定下来之后，革命委员会手中又有着去年东三省农业丰收积蓄的大量物资，再加上从海外流入的大笔资金，吴川决定和东北境内除了卢布之外的其他货币进行决战了。这一次的主要目标不是已经被打残了的日元，而是银两、制钱和关内铸造的银元、铜元。
按照吴川的想法，共和币在这次改制之后，应当成为一种真正的法定货币，而不再是一种称量货币了，这样纸币的发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从而能够为东三省的扩张性财政预备更多的子弹。沙赫特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这次回国不仅仅是顺便休假，还对革命委员会在德国发行的巨额公债进行了换发新公债。
原先的5年期公债现在已经换成了5年、10年和15年的多种期限组合，由于过去4年里革命委员会的偿付利息能力很好，加上革命委员会又从美国获得了大笔的融资，因此原本欧洲市场上只是反应平平的中国自由公债这一次换发行动非常成功。
新换发公债约15亿马克，其中法国投资者就购买了将近40%，德国投资者购买了25%，其他各国投资者购买了15%，德国银行团保留了20%，德国银行团保留的都是15年的长期公债。
当然，这一次中国新自由公债之所以这么热门，欧洲战争气息越来越浓厚也是一个诱因。法国投资者购买新自由公债的资金，正是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撤出的投资，哪怕是最为理智的欧洲和平主义者，在1914年开始后都觉得，也许一觉睡醒之后欧洲就陷入战争了。
不过哪怕是最为疯狂的战争鼓吹者，都不认为这场战争能够打上一年的，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之前，某些国家就将会因为耗尽弹药和粮食而寻求一个体面的投降了。”
正因为如此，欧洲的投资者开始收缩在协约国和同盟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更为安全的海外，首选之地自然是美国，这也造就了美国纽约股市40%的股票被欧洲投资者所购入的奇迹。接着便是远离欧洲的各国公债，美国、印度、日本、中国，都是欧洲投资者进行短期投资的青睐目标。
沙赫特所在的德累斯顿银行是保留新自由公债份额最大的银行，差不多有1.5亿马克这么多。他自然是希望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然后按时付款给德累斯顿银行的。革命委员会统一东三省货币虽然损害到了德华银行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但是对于德国银行团和德国的投资者来说却是利好，因此他自然是支持对方的。
当然，让沙赫特如此信心满满的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原本德国银行团对于中国自由公债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各家银行的董事认为吴川未必能够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即便是中国革命胜利了也未必能够按期偿还本息。
名义上20亿马克的贷款，实际上到了吴川手里的还不到10亿马克，还大多是些破铜烂铁，不过各家银行倒是赚了个盘满钵满。但是吴川不仅在中国取得了一块地盘，这3年来还支付了2.4亿马克，其中1.6亿马克是各银行团扣下的公债余额，原本是打算吴川失败后用作赎回无法支付的自由公债的。
剩下的8千万马克则是来自德国公司的代付，以换取革命委员会出口的原料，而1914年的利息也已经筹集齐全。这样一来，原本风险极大的中国自由公债，一下就变成了风险较小的优良公债。只要革命委员会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德国出口各种原材料，那么公债的本金还不清才是最好的选择。只要再收10年的利息，他们就已经收回了所有的本金，剩下的都是纯利了。
解决掉了财政上的两个漏洞之后，吴川这才有暇关注起了关于上海钢铁期货市场的报告。从去年11月底运行到今年2月，期货市场的交易量虽然不断增高，但是却并没有达到吴川想要的目的。
他要求成立这个钢铁期货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铁矿石、钢铁和焦炭的价格，可不是为了赚些手续费的。在获得了智利铁矿、马鞍山铁矿和大冶铁矿的部分或全部矿石产能之后，吴川自然是希望能够推高铁矿石的单价，从而把日本钢铁企业从中国铁矿石市场排挤出去的。
日本钢铁企业现在只有一家官营企业八幡制铁所和二十一家民营企业，作为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官营八幡制铁所，第一座高炉建立1901年，去年粗钢产量21万余吨。此时的汉冶萍粗钢产能只有4万多吨。
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一开始虽然以大冶铁矿为主，但是现在却渐渐转向了印度和马来的铁矿石。但是，大冶铁矿依旧是八幡制铁所最重要的铁矿石来源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驻长江舰队第一时间就控制了大冶铁矿，原本试图将这一重要铁矿完全纳入到日本的控制之下，但是在本地民众的反抗和英国人的抗议下，日本人终于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
之后革命委员会试图控制汉冶萍公司，日本人也极力破坏，从而导致了革命委员会放弃了这一计划。但是革命委员会从美国西方钢铁公司那里转让了同汉冶萍公司的铁矿石、生铁购买合同，从而获得了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一半以上的铁矿石、生铁产能，这却也是日本无法阻止的。
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出手干涉，使得原本汉冶萍公司同日本签订的苛刻铁矿石购买合同有所变更。原本合同所规定的每吨铁矿石只许在2.4-3日元内浮动的条款，最终改为了按照上海铁矿石市场价格进行浮动计算。
为了能够在战争爆发前囤积更多的铁矿石，吴川自然是想要抬高铁矿石的单价，从而刺激日本铁企业放弃购买中国铁矿石。但是显然日本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在上海钢铁期货市场开张没多久就入场了，并且还拉着英国人一起打压铁矿石期货。
英国人控制下的印度、马来半岛和澳大利亚都有着丰富的铁矿，因此当英国人出手之后铁矿石期货就被不断的打压在了4.5元每吨的低价位上。而铁矿石期货的压低，也导致了一系列钢铁期货的压低。这样一来，受损失最大的反而成了汉冶萍公司。
因为汉冶萍公司只是一家工厂，并无控制市场份额的能力，并不像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控制的钢铁厂那样，可以用国家订单的方式维持钢铁厂的经营，并给予大量的低息贷款。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下，汉冶萍公司立刻就陷入了亏本生产的模式。
不过吴川是一点都不通情汉冶萍公司的股东们，辛亥革命之后对于汉冶萍公司的股权争夺，最终还是向袁世凯投诚的盛宣怀获得了胜利。而盛宣怀向鞍山钢铁厂和日本八幡制铁所借去的款项，首先就是先归还了盛家对于汉冶萍公司的借款，当然谁也搞不清楚这笔借款是怎么产生的。
吴川思考了数日之后，便和沙赫特及摩根财团在中国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并于3月初向纽约发了一份电报，邀请股票交易手杰西利弗莫尔来中国一趟，吴川在电报上并没有提及邀请他来中国做什么，他只在电文的最后写了个10%。
吴川是上午发出的电报，到了晚上他就收到了利弗莫尔的回电，电报上的回复也很简短：“我已登上前往洛杉矶的火车。”
于此同时，外蒙古库伦政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此前在革命委员会的分割下，外蒙古自治区被一分为四，而外蒙古革命委员会在库伦王公喇嘛及俄国势力的逼迫下退到了巴音图门地区。
但是之后库伦政权向俄国借款练兵，在组建了一只5千余人的部队之后就有些目空一切了起来，公然违背了和革命委员会的约定，宣布废除自治成立大蒙古国，库伦活佛成为了共戴皇帝。
不过在俄国人眼中，库伦政权就是个笑话，驻库伦的俄国外交官密勒尔给外务次官涅拉托夫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库伦官府没有任何制度、方针。征收的租税比中国官府还要高的多。库伦当局的残暴、无能，令土默特人及内蒙古人都不愿意在库伦继续待下去了。库伦当局所谓的独立，离开了我们的支持就会瞬间垮台。”
只是库伦政权中的王公喇嘛并没有这种觉悟，在打出了独立旗号尽一年后，这些王公喇嘛没有等来巴音图门的反击，立刻就张狂了起来，认为革命委员会还是惧怕自己身后的俄国人的。因此他们决定彻底把外蒙古统一于库伦政权之下，把汉人完全从蒙古人的土地上赶走，甚至要把内蒙古六盟也纳入到大蒙古国的疆域内。
主持库伦政权的三音诺颜汗还是存在一些理智的，他不同意首先向巴音图门发起进攻，而是要先把西面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收回到库伦的统治之下。然后再联络内蒙古的蒙古人联合进攻巴音图门。不过因为革命委员会已经消灭了外蒙古的蒙债问题，因此对于库伦政权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动，不少蒙古人并不赞成，反而有人偷偷向巴音图门的外蒙古革命委员会进行了通报。
吴川听到了从库伦传回的情报，只是下令加快通往巴音图门的铁路和临时公路修建，并让乌泰和东蒙古的王公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库伦政权的宣言，并同意革命委员会派军进驻东蒙古维护地方治安。2
第608章
吴川在关外忙碌着的时候，1914年的关内也热闹的很，先是1月白朗军连破六县，招募部众近万人，一时横行于霍山、六安一带，周边的北洋军居然没有敢出兵剿匪的。
而袁世凯对于这种小事并没有放在心上，趁着革命委员会拒绝在恢复宪法之前参加国会，他干脆于1月10日解散了国会，并宣布要为中华民国建立一部真正的宪法。革命委员会对于北京政府的宣言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于是袁世凯便在1月26日急急忙忙的推出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在试图重建中央政府权威的同时，袁世凯还派人干掉了从南方监狱逃出的应夔丞。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国民党人之外，社会舆论已经不太关心暗杀宋教仁的凶手了，大家现在更为关心的是，袁大总统会弄出一个什么样的宪法出来。
但是2月27日赵秉钧在直隶都督兼民政长任内暴死，第二天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同时教育部又下令各学校、商店将教科书中刊有孙文、黄兴照片及对孙、黄赞扬之词一律删除净尽。
不少知识精英这才意识到，袁世凯想要的新宪法恐怕和要远远超出各界能够忍受的下限。各地反袁的声音开始零星出现，特别是在中学和大学中尤为盛行。
3月2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禁止政治结社及同盟罢工，规定学生不得政治结社，也不得参加政治集会。3月9日袁世凯令设清史馆。3月11日袁世凯颁布维护纲常名教的《褒扬条例》。
4月1日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限制言论自由。4月9日康有为在《不忍》杂志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限，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同日，撤消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5月9日，袁世凯又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直接对其负责。
从1月到5月的这一系列政治操作，袁世凯几乎把军政权力完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同时也让国人看清楚了其人独裁之本质。虽然袁世凯试图强力压制各界的不同声音，但是当他把自己和礼教捆绑在一起之后，反袁就反孔，反孔就是反袁，这已经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操作了。
原本对于革命委员会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教，打倒孔子等言论还有所不满的自由派精英，瞬间就从中间派转向了激进派，并开始对孔教会、对君宪派领袖康、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这种思想和文化上的冲突，很快就让知识精英把矛头指向了孔子这位圣人的本身，要把这位圣人从神坛上扯下来摔个粉碎。
站在袁世凯这边为其摇旗呐喊的旧文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新旧思想的冲突会变得如此爆烈，原本还颇受世人敬重的孔孟圣人，在扯上了政治之后，从人格到思想都成了中国一切不幸的根源。之前还在社会舆论上颇有声势的孔教会，在学校中成为了大多数学生唾弃的对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种思想或文化的流行或衰落，并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认可。孔孟思想在学校被学生们所鄙夷，也就意味着孔教会离失败不远了。不过孔教会的骨干们并不承认这种失败，他们一边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边公然向袁世凯献媚，试图依靠强权来压制思想上的异端。
只是这些旧文人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北洋政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袁世凯的命令既不能指挥东北和胶东半岛，就连西南诸省对于北洋的政令也是阴奉阳违。因此不管袁世凯如何尊崇孔子，如何发布政令控制言论，依然无法控制住那些反对孔教，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声音。
不过，这些旧文人们并没有看到北洋政权的局限性，反而认为各地之所以老是有反北洋、反大总统、反孔教的声音，主要还在于：名不正，言不顺。这大总统一职是共和国的首脑，按照共和国的体制，大总统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大家选个人出来承担这个职位而已。
反过来说的话，如果大家觉得你当总统不合适了，你就应该下台。因此国人当然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袁世凯、批评政府了。而且共和体制和伦理纲常也完全不匹配，只要大总统是民选的，那么就无法用受命于天的封建纲常思想去同这些反对声音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