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来说，欧洲大战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就如电气巨头拉特瑙在某次宴会上所宣称的：“如果德国输掉了战争，对于由此而来的代价，德国的哪一个阶层能够付出？农业界将不会付出很多，中间阶级也不会付出非常多，只有工业界将不得不付出。换言之，胜利者将成为我国工业的购买者，而我们将成为挣工资的奴隶。”
而对于在华投资的德国工商业者来说，在德国没有战败之前他们也许就要为这场大战付出代价了。拥有着海上绝对优势的英国及其日本盟友的联合舰队，将会轻易的把德国在东亚的分舰队撕成碎片，而以英国人的本性，一旦取得了东亚海上的控制权力，下一步就该是清理德国在东亚各个地区的投资了。
不要问德国人为什么如此笃定，只要想想德国和英国互相交换优势时会怎么做，就知道英国人会怎么做了。因此把东亚的资产转移到安全地区去，就成为了德国在华工商业者当前最为紧迫的需求，德华银行向在华德商暗中发布的警告，也进一步确定了大战将临的可能性。
除了少数还具有侥幸心理的德国商人外，大多数的德商在进入1914年的六月之后，都开始了抽取流动资金汇回国内的行动。只是这种行动不过是杯水车薪，中国毕竟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农业国，但凡在中国开展生意，一般都是春夏欠债，秋后还钱，这个时候想要把放出去的资金抽取回来，显然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中国又是一个银本位货币的国家，即便收回了资金还要去交换成黄金才能汇回国内。最快捷的英、法银行显然是不能走了，就好像巴西向德国出售的2百万袋咖啡，现在德国银行迟迟不肯交付，德国侨民的钱要是通过英法银行汇回欧洲，能不能汇到德国还真不好说。
最后就是，对于这些在华德商而言，他们最有价值的财产还是在中国购置的各种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如果紧急抛售的话，将会令他们损失很大。因此不少人开始接受德华银行的建议，把房地产抵押给东北银行，这样一旦战争真的爆发了，可以让东北银行保住他们的房子、商铺或工厂。
为了接收在华德商的庞大资产，沙赫特以德累斯顿银行作为暗保人，使东北银行发行了一笔2.5亿元的建设公债。不过一开始，在华的德国商人还是很犹豫，他们担心东北银行也许会出尔反尔，就此把他们的财产给吞没了。
因此直到6月28日之前，向东北银行抵押房地产的德商资产，也不过才接近1500万元，这还多是同银行关系较好的客户对德华银行发出的警告将信将疑的结果。更多的德商还是选择了观望，试图等到秋收之后再做打算。
只是就在这一天，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到了刺杀，当这个消息传到东亚之后，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德国人就知道，欧洲大战已经不可能避免了。眼下唯一还不能确定的是，英国究竟会否加入到这场大战，和奥匈帝国会在什么时候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已。
于是从7月开始，德国在华商人开始不管不顾的抛出固定资产并清理账目，有些人比较悲观认为很久之后他们都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了，因此在清理完中国的资产之后，就返回了国内或是把资金先汇去了美国。还有些人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华的事业，就听从了德华银行的建议，把自己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抵押给了东北银行。
只是在奥匈帝国没有宣战之前，朝鲜这边却已经先爆发了一场冲突。一名日军大尉化妆成商人在两名朝鲜商人的帮助下对茂山进行了侦查，结果被朝鲜人民军设置于茂山交通要道上的哨卡给识破了。
管理这座哨卡的人民军少尉是朝鲜义兵的遗孤，其一家人都死于日军对朝鲜义兵的镇压暴行之中，因此他对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尤其痛恨，这也是其能够识破日军间谍伪装的主要因素。在确定了这位伪装成商人的日本人是一位日本现役大尉之后，这名人民军少尉就违反了纪律直接下手枪决了这名日本间谍，但却放过了带路的朝鲜人。
这两名朝鲜人返回咸镜北道的罗南后，向日本宪兵报告了这件事。驻扎于罗南的第12师团立刻向朝鲜人民军发出了抗议，要求朝鲜人民军交出凶手，做出赔偿并退出茂山地区。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鲜人民军的拒绝，李玮钟代表朝鲜最高国民会议向日军第十二师团师团长柴五郎中将表示对这一事件感到遗憾，但是首先越界的是日军而不是人民军，既然日军能够在朝鲜的土地上杀戮朝鲜义兵，那么人民军处死一名日军间谍也是理所当然的举动。
朝鲜京城收到了李玮钟的回复后，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立刻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在朝鲜总督府的会议室内，寺内正毅对着朝鲜驻屯军和总督府各官佐镇定自若的说道：“这群朝鲜的乱民自以为有了支那人的支持，就可以对着大日本帝国动刀动枪了。
老实说，对于明治44年的事我一日都没有忘却过，那群卑鄙的支那人让大岛赔上了自己一生的名誉，狼狈的退出了军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为大岛和第五师团报仇雪恨，不仅要夺回朝鲜北部，还要趁着支那人插手的机会攻入南满，重新夺回我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那是陆军10万健儿用自己的鲜血从露西亚人手中夺来的，怎么可以就这么轻易的交还给支那人，这是陆军的耻辱。各位可愿意和我一起洗刷这份耻辱吗？”
已经61岁的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安东贞美中将却没有寺内正毅这么强烈的开战欲望，他沉默着不出声，其他官佐自然也只能保持沉默。但是很快一个声音打破了会议室内低沉的气氛，“我以为寺内阁下说的是，这群朝鲜暴民一直以来都在破坏着朝鲜安定的秩序，只是过去两年我们一直没有做好准备，才容忍他们到现在。
如今我军在朝鲜已经陆续增兵到了三个师团，12师团在东北方的罗南，18师团在北面的平壤，京城又有着齐装满员的第15师团，可谓是兵强马壮。
第12、18师团从东西两线打开通往满洲的通道之后，第15师团就能够直接扑向凤城，然后打通前往沈阳的通道。一旦拿下沈阳，南满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中，支那人在抚顺、鞍山、本溪、大石桥、营口兴建的一系列工厂，都将落入我国手中，足以补偿我们失去南满这3年来的损失。
以当前欧洲的混乱局势，我相信支那的革命委员会不可能再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什么帮助了。而没有了德国人插手，美国人不过是孤掌难鸣，只要我们依旧认同美国在满洲的投资，我相信美国人是不会再力挺支那革命委员会了。”
安东贞美中将瞧了一眼身边发声的朝鲜驻屯军参谋长古海严潮少将，就知道自己恐怕是难以阻止室内正毅的开战计划了。虽然名义上他才是朝鲜驻屯军司令官，但是调动部队的权力却是在参谋长手中，只要古海少将和寺内沆瀣一气，他就是庙里的泥菩萨。
想到这里他心里也是叹了口气，如果是先皇的时代，古海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古海在军中其实代表的是天皇，没有天皇的同意擅自调动部队，他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但是现在的大正天皇脑子有问题，根本无力做出判断，因此向天皇负责的陆军，已经变成了向内大臣大山岩和枢密院议长山县负责。
古海那敢不经过东京的同意就支持寺内动武，显然是得到了东京某人的指示。但是安东贞美毕竟是经历过日清、日俄战争的旧军人，他很清楚开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战争，而不是为了洗刷什么耻辱。如果为了洗刷耻辱而开战就能赢，那么支那人和朝鲜人就该战无不胜了。
他略微有些厌恶的看了古海少将一眼，这才收回视线望着寺内诚恳的说道：“这些朝鲜暴民如此羞辱皇军，扫荡他们的根据地自然是应该的。但是跨过鸭绿江进攻南满，这就是两回事了。我们是朝鲜驻屯军，行动范围只在朝鲜半岛之内，没有获得东京的命令，就擅自跨过鸭绿江，这可是违犯军律的重罪。我希望寺内阁下慎重。
其次，欧洲大战将起，各国的商业和船只都将会撤回欧洲，这正是天佑我国发展的好时机，在这个时候和支那人开战，真的明智吗？没有外交上的沟通，我们就这么冲过鸭绿江去，各国会如何看待我国？
最后，进入6月以来，朝鲜北部就一直雨水不断，以这样的天气在山地为主的北朝鲜行军交战，我军的重装备该怎么运输…”
寺内正毅不悦的打断了安东司令官说道：“在跨过鸭绿江之前，我当然会得到东京的授权。正是因为欧洲大战在即，所以我军在满洲的行动才不会惹来列强的干涉。外交上的事，自然交给外务省去办理，我们只管打仗就好了。
至于重装备在山中难以运输，难道打一些朝鲜暴民也需要动用重装备？这些重装备是用来对付鸭绿江北面的支那军的。至于那些山里的朝鲜暴民，只要带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就可以了。我无畏之皇军，难道没有了重装备就不能战斗了吗？”
“当然不是，请阁下下令吧。”古海少将带着一群将佐向着寺内大声回答着，安东中将觉得自己的耳朵都有些震聋了。看着部下们兴奋莫名的样子，安东只能咽回了想要说的话，对着寺内低头说道：“那么，就听凭阁下吩咐吧。”1
第615章
1914年7月12日，从罗南出发的日军第14联队打着惩罚朝鲜暴民的口号向茂山发起了进攻。而另有两个大队的日军则进入了茂山东北方的南阳口岸，破坏了和革命委员会的约定，双方不得在贸易口岸驻军，仅以警察维持地方治安。
日军不仅违背了承诺，还开始在南阳口岸大肆逮捕所谓的叛乱分子，并公然向中国边境口岸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索要逃入中国的朝鲜商人，还对中国境内进行了枪击。
在随后的3天内，北朝鲜东部的白岩、丰山等地，西部的安州、顺川都遭到了日军讨伐队的进攻。
7月15日朝鲜最高国民会议向东北革命委员会发出了请求援助的来电，当日晚上吴川召集了共和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们，对朝鲜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认为，对于日军的挑衅行动应当毫不犹豫的加以还击，以保护朝鲜民族的独立力量，这也是将战争限制在北朝鲜境内，不至于扰乱东北地区的生产、生活的最好办法。
宋云桐等委员则顾虑较大，宋云桐如此说道：“支援朝鲜同志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太赞成直接派出部队的支援方式。虽然朝鲜同志进行的民族独立事业是正义的，但是毕竟他们现在还没有获得国际的普遍认可，在各国眼中北朝鲜自治区依然是朝鲜半岛的一部分。
既然代表了朝鲜主体的大韩王室服从了日韩合并协议，那么日本出兵进攻北朝鲜自治区还是存在着某种合法的名义的。如果我们现在直接派兵越过鸭绿江，反倒是成为了入侵朝鲜地区的入侵者了。
按照欧洲目前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就连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帝国正是塞尔维亚的幕后老板，因此俄罗斯向奥匈帝国的宣战是毫无异议的。
俄罗斯一旦向奥匈帝国宣战，法国就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他今后就要单独面对德国的压力了。而法国的下场必然会引发德国人的下场，这场战争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最终把欧洲甚至是世界分为两大敌对阵营。
我们这个时候和日本进行战争，还是我们主动挑起的战争，将会使我们站到协约国阵营的对立面去，就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我们无疑正是在协约国的包围圈内。这场战争一旦爆发，我们是否还能够如1911-1912年那样迫使日本做出让步？我以为这需要经过审慎的考量。”
宋云桐委员的想法代表着好大一部分委员们的想法，虽然在吴川不断的灌输下，共和党上层已经渐渐认识到，中国想要完成政治统一并进入到工业化时代，最大的阻碍不是那些欧洲老列强们而是和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吴川，还做不到把当前的欧洲列强视为无物，认为这些老牌列强不过是些纸老虎。在他们眼中，英、法、俄三国所组成的协约国体系，实乃是当前世界最为强大的国际政治集团，在吴川的带领下革命委员会和日本进行单打独斗，他们还是有些底气的。
可要是让革命委员会卷入到世界两大敌对阵营的大战中去，特别是在被协约国包围的状况下向协约国之一员发起挑战，这就不能不出声反对了。辛亥革命爆发时，大家之所以肯听从吴川的指挥，和日本打上一场，那是因为民族革命初起，众人的士气高昂，在革命热情的感召下，几乎人人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自然也就毫不迟疑的听从了吴川指示。
但是在革命稍稍有些成就之后，吴川就开始不断的让人把欧洲的政治文化书籍、报纸翻译成中文，让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一面。再加上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人竖立起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观念。
唯物主义价值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在物质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显然更容易获得共识。如果把价值观竖立在道德基础上，那么除了一神教的信徒外，几乎不可能让两个陌生人达成对道德的一致标准。
因此，只要分析一下协约国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再对比一下革命委员会所拥有的物质力量，那么宋云桐等委员的保守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是吴川让人翻译这些书籍、报刊时未曾料到的一个副作用。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便出声制止了各执一词的委员们的争论，他环顾了一圈会议桌前的委员们，这才略略提高了一些声音说道：“我记得战争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衰败了。
甲午战争之所以会爆发，就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强力的制止日本对于朝鲜的入侵，从而刺激了日本国内好战分子的野心。我们已经放弃过一次朝鲜了，而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想必大家也看的很清楚了。那么如果这次我们再放弃朝鲜，朝鲜的民众难道还会再信任我们吗？
1910年根据日本人发布的调查数据，朝鲜半岛有人口1313万人，日本列岛有人口4920万人，如果我们放弃了朝鲜人民，就等于是让日本帝国主义获得了相当于本土四分之一的人力资源，而国际无产阶级联盟则失去了1千多万人民的支持。在这样此消彼长的趋势下，帝国主义就会变得越来越强，而无产阶级联盟则会越来越虚弱。
所以，为了国际无产阶级联盟的生存，我们就要尽一切可能的去削减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人口，并把他们转变为无产阶级联盟的一份子。这不仅仅是在帮助朝鲜人民，同样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是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选择了一个最为适当的时机挑起了对于朝鲜人民的战争，把这场战争同当前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现在加入到这一战争中去，未必不会遭到协议国的联合封锁，甚至是出兵围剿。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决定两大阵营胜负的地方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东亚，英国接纳日本的目的是让其为自己看守东亚的利益，而不是让日本利用协约国的力量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利益。这正是帝国主义之间永远都弥合不了的利益冲突。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挫败日本对于朝鲜人民的进攻，那么协约国各方就不可能支持日本占用原本应该用在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资源。而没有了协议国在背后支持，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应对一场长期战争，更不必提同时挑起对中朝人民的长期战争。
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前不能让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达成针对我们的同盟，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在战争前期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也只是一点困难而已，当欧洲战场上俄国遭到失败后，彼得堡当前团结一致的假象就会破灭，俄国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对于工人、农民的欺骗就会遭到破产。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带领俄国的工农联盟响应列宁同志的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中朝俄三国的无产阶级联盟将会背靠背作战，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我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而帝国主义将会在这一场大战之后走向衰亡…”6
吴川对于未来的描绘，终于打动了大多数委员，就连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也毫无疑义的表示支持吴川的判断。去年冬今年春，在斯大林同志对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了一场清理之后，一些思想过于右倾的护国主义者被迫退出了组织，从而使得主张无产阶级国际联盟的党内力量掌握了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于是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在思想上完全成为了列宁派，对于欧俄部分的社会民主工党（布）中某些右倾思想极为愤慨。在奥匈皇储被暗杀后，某些欧俄地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居然去附和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右倾主张，认为在阶级利益之前首要的是国家利益，因此俄国的工人阶级不应该在战争期间反对沙皇，而是应该听从“祖国”的号召，拿起武器去屠杀敌对国家的无产阶级。
列宁同志对于这种反动的言论自然是充满了愤慨的，在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错误主张之后，便是对国内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不过在护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下，俄国的工人阶级根本听不进列宁的主张，就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也对列宁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他认为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是“梦话”。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国所掀起的狂热，正使得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们陷入了一场困境。反对战争就会被狂热的民众所唾弃，支持战争又等于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列宁等少数领袖依旧在坚持之外，大多数无产阶级的领袖选择了屈服。
但是在远东，有着严密组织和一只武力的布尔什维克们，对于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理论则深信不疑。而俄罗斯远东边疆区的大多数土著人口，也无意为沙皇政府去同万里之外的“祖国”的敌人作战。只是大家还没有想好，在什么时候能够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转为国内革命战争，吴川现在提出的结论则刚好弥补了这个缺点，自然也就得到了俄国党员的认同。
第616章
吴川的主张最终获得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们的赞同，俄国党员是希望能够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变为现实，虽然他们在哈尔滨做了不少增强无产阶级联盟力量的工作，但是和帮助中国同志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相比，他们更希望能够获得国内革命的胜利。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始终相信，要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最终的胜利，终究还是要取得欧洲革命的胜利，东方的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终究是难以撼动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统治地位的。
而以宋云桐为代表的委员们虽然难以确定这次吴川是否依旧正确，但是吴川的主张却已经指明，一旦他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俄国同志就要回去解放自己的国家去了。就这一点上来说，倒是令这些委员们不得不支持吴川的冒险主张了。
随着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掌握加深，加上东三省建设的日新月异发展，许多委员就觉得是时候和俄国人分家了。过去之所以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们联合组党，那是因为大家缺乏组织政党的经验，而在革命初期为了对付满清政府、日本人和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革命委员会也需要一只有信仰、有纪律、有组织的干部队伍，这才不得不接受了吴川的主张。
但是到了3年后的今天，委员们突然发现，如今站在他们面前最大的威胁已经不在党外，而是党内的俄国同志了。共和党的组织、纪律方式主要是参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同沙皇政府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而党的理论又是学的马、恩、列三位的思想。
前两者反正已经去世了也没留下什么麻烦，但最后一位可还在世，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这就使得党内的气氛很是微妙了。虽然共和党是中国党，但是从思想到组织方式却都是俄国化的，虽然这极大的凝聚了中俄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不过对于一些中国党员来说，他们却担心形势继续发展下去，会让共和党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附庸。
当前之所以共和党能够保持独立性，还能反向对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产生影响力，并不是共和党内中国党员的强势，而是吴川个人的强势。正是因为吴川不停的解决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才使得共和党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但即便是如此，党内的基层党员们已经产生了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思想，这些基层党员所主张的大联合并不是指现在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合，而是更进一步的国家政权的融合，即把中、俄、朝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国家。
这种思想自然就引发了不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的不满，他们之所以跟着吴川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想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而是在列强的刺激下激发了民族自尊心，想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才参加的革命。
虽然吴川和斯维尔德洛夫出面批评了这种过于左倾的思想，表示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不少中国党员已经觉得，是时候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分家了，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对基层党员进行过于左倾的宣传了。
和协约国有可能出现的干涉相比，能够趁着俄国革命的机会把俄国党员礼送出党，这点风险倒是冒一冒的。于是在吴川的说服下，政治局的委员们同意了吴川支援朝鲜人民的主张。
而政治局达成的公识，又很快在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会上获得了通过，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吴川、捷尔任斯基和朱和中三人组成军事最高小组，负责关于支援朝鲜同志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工作。虽然获得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授权，但吴川也没有立刻下令干涉朝鲜事务，而是先同财政委员会进行了一场闭门会议。
宋云桐和宋小濂负责的财政委员会，很快就给吴川理出了当前革命委员会的财政状况。通过两人的汇报，吴川能够确定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负债累累，但是手上的资金还是相当宽裕的。特别是从年初开始推动的货币整理案，让革命委员会牢牢掌握住了东北三省及热河、东蒙古、胶东三府的货币发行权，这些地区的总人口加起来超过了4000万人，发行的货币超过了8亿元，其中5亿是纸币。
由于有着大量白银作为发行本金，共和币虽然发行了这么多纸币，却没有出现贬值的迹象。现在的共和币和袁大头一样，都是整个华北地区所认可的货币，不过过了长江之后，袁大头还是要比共和币要坚挺一些，毕竟此时的北洋军武力在南方正是耀武扬威的时候。
虽然宋小濂并不支持和日本开战，他觉得眼下的局面来之不易，和日本打上一场搞不好就全毁了，因此他是主张对日和平的。不过在吴川询问起革命委员会的财政能打多久的仗时，他倒是胸有成竹的说道：“按照我们现在的财政储备，把作战经费约束在每月1000万以内，我们打上两三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担心英、法、俄会要求我们提前偿还债务，那么我们最多支持到今年年底。如果美国人也要求我们还款的话，我们恐怕一天都支撑不下去。”
吴川思考了片刻后说道：“美国人那里我会去打招呼，只要我们在战场上没有遇到大的失败，那么美国人是乐于见到日本这时和我们陷入战争的，这样至少日本就无法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独吞各国在华的利益了。
倒是英、法、俄要求我们提前还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看你们可以向沙赫特试探一下，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否能够暂时动用那些德商存在东北银行内的存款。我记得这半个月来已经增加了不少了吧。”
宋云桐点了点头说道：“差不多有2.5亿马克了，不仅有我国境内的资金，东亚及太平洋各地区的德国商业资金都汇到了我国来。不过我听沙赫特博士说，他想要把这笔资金转移到荷兰银行，然后再汇回柏林去。”
吴川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先去试探一下吧，我并不认为这个时候把钱汇回柏林有什么作用，柏林现在需要的是各种物资。他应该把资金留下来投在东北，这才是对德国最有利的。”
宋云桐立刻从善如流的答应道：“我一会就去见一见沙赫特博士，我想他应该能够做出理智的判断的。不过如果我们和日本开战的话，革命委员会名下的各种商船有可能就要受到日本军舰的拦截，是不是应该和库铂先生打个招呼，让他代理一段时间的中国远洋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了，这间公司也有美国人的资产，到时库铂先生至少可以出面帮我们同日本人交涉。”
吴川想了想说道：“到下个月15日为止，我都不会下令军队越过边界。让李子初安排好各艘船只的运营，该进的货物早点运进来，还没出海的商船就暂时别出港了，先在各中立国的港口休息一段时间吧。
财政部先准备一笔300万的款子，其中100万用来直接支援朝鲜同志，另外200万元购置一批军火送到通化，交给朝鲜同志。再发行一笔公路公债，筹集到的钱用于修建各边境口岸的道路设施…”
同财政部谈完之后，吴川又和交通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做了沟通。确定这两个委员会在接下来作战期间的工作之后，吴川这才去了军事委员会，把委员会主要成员及总参谋部、国防工业部的人员叫了过来，就朝鲜问题做了一个交代，并要求众人就出兵问题说一说各自的想法。
朱和中是第一个发言的，他的发言也为军事委员会各方的发言奠定了基调，“…日军对于朝鲜人民自治区的进攻，暴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狂妄和骄横。而我们也能够从这件事上看出来，日本帝国主义正如吴主席所说的，就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强盗。
朝鲜之于中国，犹如人之左邻右舍，眼下就是我们的邻居家里进了强盗，如果我们不去帮忙邻居赶跑强盗，那么在邻居家里肆虐的强盗下一个目标就会选择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连个帮手都找不到了。所以我坚决支持吴主席，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狠狠的教训，才能让我们获得一个安宁的边境…”
根据朱和中的发言，军事委员会下属各部门一一表明了自己支持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态度。不过当政治表态结束之后，进入到实质问题的讨论就有些不那么和谐了。
此时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已经不是1911年那些胆大妄为却又对于军事一无所知的革命者了，在这几年向德国总参谋部的制度、组织、决策的全面学习过程中，那些空有热情的革命者已经被调离了军事委员会，能够留下来的至少是能够获得德国军事顾问认可的能力者。
吴川虽然知道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形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没有其他选项之前，他也只能先全盘照搬，然后在实践中慢慢去调整那些不适合于国情的部分了。不过这种全盘照搬的方式，至少让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理解了，军事指挥不仅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组织管理学，同样也是艺术。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至少军事委员会已经很难再把战争的胜负寄托于少数将士的武勇上，而是开始关注起技术装备的研究和后勤管理能力的加强上。按照吴川的说法，“我不指望我们的将士能够以少击多，但至少要做到以多击少的时候能赢；我也不指望我们的将士用血肉去抵挡敌人的机枪大炮，但至少在我们不缺乏机枪大炮的时候不要落荒而逃…”
第617章
吴川给出的要求对于军队来说并不高，但是对于军事委员会来说就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了。要维持这样一只部队，那么最重要的反而不是军队本身，而是对于后备兵员的组织、训练能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和后勤物资的保障能力。
但是反过来，以这种作战思想作为建军原则，也就极大的削弱了军队的自主性。单支部队一旦离开了由军事委员会所构建的军事供应体系，其战斗力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过去那种将领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局面已经很难再出现了。以政委为主导的军中两元首长制，在这样的军队改革中终于被稳定了下来。
这种军制改革也是某些旧军官难以适应，最终选择叛逃北洋的重要原因。毕竟他们过去已经习惯了，军中应该由长官说了算，而不是像国民革命军这样，下边有一个士兵委员会反对自己的命令，身边还有一个直接向军事委员会负责的政委，按照某些军官的说法：“这哪是带兵，完全是受气的小媳妇。”
只是在政治委员抓住了士兵们的思想，军事委员会又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供应，革命委员会又建立起了义务兵役制及退役后的士兵工作安排之后，军官们反对改革的声音便渐渐消失了。不过随着军队开始正规化之后，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也开始被限制，他们只允许就士兵生活及惩罚问题上给出意见，不允许就训练及作战命令提出抗议。
军事委员会的权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过，如果说过去军事委员会向部队下达命令时，还要考虑一下部队主官个人的情绪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各部主官纷纷向军事委员会要求任务证明自己的忠诚了。
按照某个德国总参谋部派出的军事顾问而言：“革命委员会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我们花了一代人才完成的工作，让军队无条件的服从总参谋部的命令，这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中国人的服从性不及日本人，但是就创造力而言则远远胜过了日本人。”
也正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在军制改革中的表现，使得德国陆军派出的军事顾问们一致认为，如果能够把革命委员会拉进同盟国的体系，一定能够在远东创造出惊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