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这才把头转向了大隈说道：“外交政策恐怕不应该由外务省来独自制定吧？这难道不应当是首相确定了方向，然后交给外务省去实施落实的吗？”
大隈思考再三，知道加藤高明的做法已经犯了众怒，这个时候再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只会让加藤更远离首相之位。于是他终于向元老们低头妥协，表示今后在外交事务上先由元老和首相达成一致，再交给外相加藤去施行。
见大隈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山县随即也表示，他接受内阁出面和支那协商和平问题，陆军也可以从山东撤离，但是支那政府必须让朝鲜恢复9月2日前的状态，并就支那军队擅自进入朝鲜一事发布外交上的道歉声明。
井上宅邸中的这场会晤从中午开到了半夜，时间长达近12个小时，大浦兼武是这场会晤内容的记录者。会晤后他编写了一份会议纪要，不过此后立宪同志会了解了这场会晤后，立刻就展开了对于大浦的政治攻击，把这个山县的心腹从政界驱离了出去。
第652章
虽然英国政府在9月15日就通知了驻华公使朱尔典，要求其暂停山东作战的计划，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但是朱尔典此前刚刚接到了北京政府转交的革命委员会的三点要求，即罢免安格联，收回海关关税的自主权，并对政府内部的外国雇员进行忠诚度调查。
虽然革命委员会的目标并不直接指向英国，但是作为在华利益的最大国和控制了中国海关的国家，朱尔典显然是无法容忍革命委员会这种赤裸裸的挑衅的。虽然伦敦是从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下达的命令，但是作为一个长久生活在东方的中国通，朱尔典认为伦敦对于东方事务的决定过于草率，也过于软弱了。
因此朱尔典并没有向日本公使日置益发出严厉的停战措辞，而是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提醒了这位盟国的公使。另一方面，东京虽然已经接到了伦敦传达的停战意见，但是东京并不敢做出180度的政治转向，毕竟他们才刚刚掀起国内民众对于支持盟国作战的热情，如果突然又按照盟国的要求停止山东作战，那么日本的国民必然会恼羞成怒，把主张跟随盟国作战的官僚给撕碎了不可。
在国内没有明确的指示下，日置益自然不甘心就这么听从朱尔典的意见，向北京政府提出终止出兵山东的要求。日本朝鲜输掉的筹码，自然就应该从山东赢回来，这大约就是日置益等外务省官员在这个时间段的想法了。
只是随着朝鲜战场的日军真实损失传到了北京，山东日军不仅没能如他们所料想的打开局面，反而陷入了艰苦而残酷的堑壕战，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损失了4000余日军将士，而且据说支那人的防御阵地是一重接着一重，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一样。
于是从龙口南下切断胶济铁路，并从内陆进攻青岛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至于想要在青岛北面崂山湾登陆的计划，也因为支那军队建立了严密的海岸防线，使得日军舰队在试探性的登陆战中损失了“高千穗”舰，导致舰长伊东保以下数百舰员死亡外，就一无所获了。
如此一来，日本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和谈的主动权。如果不能和中国方面达成停战，日军现在在山东作战的部队，甚至都不能安全撤回日本了。在双方的战线互相交织的状况下，某一方的撤退就等于是亮出了自己的屁股给敌人踢，这可不是什么冷兵器作战的时代，你趁着夜色跑路，敌人追不上也就不追了。
所以日军想要把山东作战部队安全撤回国内，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增添兵力击败对面的敌人，然后大摇大摆的坐船回国；要么就只有和对面的敌人谈判求和，然后小心翼翼的在对方的监视下上船回国，几乎没有第三条可走。
朱尔典对于日本的表现彻底失望，于是转而拉拢法、俄、美三国公使试图调停中日双方的交战。朱尔典显然已经忘记了山东交战的双方并不止中日，同样也包括英国自己。不过好在双方都没有正式向对方宣战，英国自不必说，日本人登陆山东用的是通过中立区进攻德国租借地的借口，而中国方面则是采取的无限自卫权力。
因此理论上中日双方都不必承担交战国的责任和义务，只要双方同意停火脱离接触，这场意外的武装冲突就可以宣告结束了。
当然现实中肯定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停火解决问题，革命委员会到底不是满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不可能朱尔典要求双方停火，革命委员会就会放弃战场上的优势停火了。更何况现在德国公使也在上蹿下跳，拼命在舆论上煽风点火，颇有让中日战争扩大为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全面冲突的意思。
朱尔典和各协约国公使都很清楚，德国人为什么如此上蹿下跳，随着东西两线第一阶段的作战结束，德国想要速战速决的速胜计划已经失败，战争开始转入相持战的模式。只要看一看协议三国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还有协约国对于海上航行权的控制力，就知道转入消耗战就意味着德国失败的开始。
正因为如此，德国现在开始拉拢其他国家加入同盟国的阵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不管是向土耳其赠送两艘战列舰，还是对土耳其、意大利进行贷款，都是试图让这两个地中海国家加入到同盟国一方作战。至于在远东，煽动环印度洋的穆斯林教徒发动圣战，或是支持印度人起义，德国人都是用尽了力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人就更不可能放弃拉拢中国人对抗协约国的可能了，而且中日之间确实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比如这次日本联合英国向德国在东亚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进行攻击，还大肆出兵中朝边境，显然就是对中国不坏好意的表现。
因此德国人一边极力鼓吹德国军队的强大，以坚定中国人对于同盟国胜利的信心；一边就是借助英日舰队围攻青岛的行动，指责协约国意图趁着大战的机会瓜分中国的领土。
如果日本没有在中国人手中遭遇败绩，那么德国人的煽动也只能掀起一场中国社会舆论上的攻击，并不会让英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任何损失，英国人自然也就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朱尔典这些年来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在庚子事变之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以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国家权利的想法，因此德国人的煽动只会让中国人更进一步的寻求外国的帮助。
而这个外国不外乎英国和美国罢了，英国虽然不会帮助中国去得罪自己的盟友，但并不介意让中国和日本的矛盾变得更为激烈一些，从而避免东亚的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至于美国人，英国此时虽然不愿意去得罪美国，但也并不认为美国此时敢于插手东亚的局势。
或者说英国其实并不介意美国分出一部分力量跑来东亚和日本进行对峙，那么大西洋方面就会变得安全许多。只不过美国人显然谨慎的很，知道自己的精华之地都在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区，因此丝毫不敢分散自己的海上力量。
毕竟现在整个美国的陆军还不到10万人，一旦美国的海军被消灭，美国人的工业带就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了。虽说美国政府公开的敌对目标是德国，但只要正常人都清楚，美国政府心里真正提防的其实是大西洋对岸的那个表亲。
英日同盟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英美发生冲突时，日本舰队从太平洋配合英国大西洋舰队进攻美国的预备。所以美国政府才会不遗余力的劝说满清重建海军，还提供了伯利恒贷款。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美国失去了太平洋对岸的战略伙伴，而袁世凯政权又是个亲英派政府，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的横空出世，美国政府就只好试图同日本去妥协了。
但是现在么，虽然中国在海上还没有什么力量，可是革命委员会在陆上的强势，立刻给犹豫不决的美国政府打了强心针。有了这样一个能够和日本对抗的东亚势力，那么日本想要袭击美国太平洋沿岸就成为了一个幻梦。
革命委员会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向美国政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有着革命委员会的存在，不仅给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扩张提供了一个基地，也遏制住了英日同盟针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于是本以为东亚大势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朱尔典发现，东亚的局势已经开始隐隐失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虽然是大学教授出身，但他的进取心可比前几任美国驻华公使要大的多。芮恩斯并不想和他的那些前任那样，在英国建立的东亚秩序下，以门户开放的名义从各国手中分享一点残羹冷炙。
从他上任以来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这位美国公使给朱尔典带来的最大不安就是，芮恩斯打算全面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和美国相同价值观念的国家。
不管是他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接触，对于美国商业资本对东三省投资的支持，还是和中国的本土资本家接触，试图向中国地方政府放出一笔导淮借款，从而把淮北的黄泛区变为大片的良田。
芮恩斯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从而把其他列强的势力从中国排除出去，建立起一个追随美国的东亚国家，最终打破英国在东亚建立的殖民秩序。虽然这一行动同样损害了在华美商的利益，但是对于美国人最为反感的还是英国和日本公使。
特别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芮恩斯刚刚抵达北京不久，这位和芮恩斯在美国算是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外交官，就试图警告这位老朋友：“…既然美国阻止日本向美洲移民，因此，如果日本企图在亚洲大陆扩展它的活动和影响，按照公道的原则，美国不能加以反对…”
对于日置益把中国视为囊中之物的态度，芮恩斯自然是不满的，但是他也知道美国的排斥有色人种移民政策，不仅得罪了日本人也同样得罪了中国人，如果就此事进行争执，显然是对自己不利的。
因此他委婉的向日置益回道：“美国虽然对日本的企业和繁荣的合法的发展抱着充分的善意，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民以及对中国也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的人民从事对华贸易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不能希望我们赞成任何不尊重这些权利的行动。”
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在朝鲜取得的胜利，中日之间的隔阂越发加深，芮恩斯对于日本的态度也就越来越不客气，表示美国决不能容忍日本单方面改变东亚的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了调停公使团的芮恩斯自然就变得更为活跃了起来，他表示反对先停战后谈和的方式，也反对要把一切恢复原状的调停立场。芮恩斯认为，既然双方的冲突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所谓的恢复原状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不管是朝鲜方面还是山东方面，首先挑起冲突的都是日本军队。
芮恩斯认为虽然朝鲜和山东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鉴于这两个问题都牵涉到了革命委员会，那么就应该放到一起解决。而且朝鲜问题并不单单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也包括了朝鲜人民的意愿和俄国志愿军，因此应当允许朝鲜和俄国分别派出代表向调停委员会进行呈情。
9月15日革命委员会麾下的一只部队击溃了库伦东南方的守军，9月18日又攻入了库伦，库伦当局的执政者纷纷躲入了库伦的俄国领事馆。
可是9月20日库伦活佛对外声称建立大蒙古国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受到了三音诺颜汗等外蒙古王公的逼迫，因此他宣布解散大蒙古国，并宣布三音诺颜汗等蒙古王公为叛国者。
这一突发状况让俄国驻库伦代表措手不及，俄国驻库伦代表一边向北京公使和彼得堡外交部报告，一边则同外蒙古革命委员会代表进行交涉。但是进入库伦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并不理会俄国人，而是开始了对于库伦反动王公和分裂分子的大审判。那些在伪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的蒙古贵族几乎都被宣判了死刑，而库伦大寺庙内也同样进行了反革命分子的甄别活动。
按照俄国驻库伦代表的控诉：“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审判，在库伦所有人被分为了两类，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凡是不愿意指认压迫自己对象的一律被归入了压迫者的行列。革命法庭没有给被审判者任何辩解的机会，他们按照被压迫者的指认就宣告了压迫者的死刑，这是一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围攻科布多的外蒙古军队听到了库伦的消息后并无勇气回身反攻库伦，而是在一夜之间四散逃亡了。挑起了外蒙古独立的俄国外交官和伊尔库茨克军区面对革命委员会攻占库伦的行动，却变得惊慌失措了起来。
朝鲜战场上日军的快速失利，使得革命委员会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驻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俄国人此时也不清楚，革命委员会到底是想要解决外蒙古问题，还是想要彻底投入德国人的一方，预备和俄国远东军区开战了。
彼得堡不得不指示驻华公使妥善处理外蒙古问题，并尽快让革命委员会表明态度，当前的俄国不能接受中国转入到同盟国阵营，这将使得俄国出现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原本是后方的西西伯利亚就成为了前线，俄国就有可能不得不退出欧洲的战争。
俄国公使不得不站在了美国公使的一边，要求尽快让远东恢复和平。隐隐之间，美国政府在远东事务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力。
第653章
不管是朝鲜战事还是山东战事，对于北京的袁世凯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预料之外的状况。原本在袁世凯看来，革命委员会能够和日本陆军打个有来有往就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
事实上北洋诸将普遍认为，革命委员会虽然勇气可嘉，但是在英国人支持下的日本肯定不是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势力能够抵挡的住的。上一次南满事件让革命委员会占了便宜，按照日本人的说法，那是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做好和革命军开战的准备，才会一时不查掉进了革命军设下的圈套内。
而且当初有德、俄两国在背后支持革命委员会，英国却不愿意支持日本开战，所以日本不得不吞下了这杯苦酒，从南满暂时撤离了。
可是现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大战已经开启，日本现在是站在协约国的立场对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进行的攻击，可谓是有着大义的名分在手的。德国现在已经不能给革命委员会什么帮助，而俄国作为协议国的一员，自然不会再帮助革命委员会对抗日本。
这样一来，日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再出现战争，革命委员会只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而以双方的经济、军事能力相比较，日本战胜革命委员会乃是毋庸置疑的结论。因此袁世凯政府内的日本顾问很是乐观的估计，一旦革命委员会出兵阻挡日英联军在山东的登陆作战，他们要判断的不是谁将赢得胜利，而是山东的革命军究竟能支撑多久的问题。
从小站练兵开始，北洋集团就和日本政府关系密切。日俄战争时，北洋军甚至公然让日本顾问获取清政府一方的绝密情报，从而让日本方面确定了清政府没有帮助俄国和趁机出兵收复东北的念头，这才让日军可以下定决心和俄军在东北放手一搏。
否则的话日本能否下定决心对俄开战都是一个问题，即便对俄宣战也将不得不将大部分利益交还给满清。毕竟以日本的国力，对付一个俄国都要拼尽全力，如果满清在战争最后阶段对日宣战，日本将不得不接受失败，就当时的局面来说，满清其实就是压垮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压在日俄哪一方身上。
但是满清的懦弱无能，和袁世凯的投机取巧，使得日俄双方都无视了这块土地主人的存在。对于满清和袁世凯来说，暗助了日本一把就能获得日本承诺在战后归还南满，实在是一件不用怎么出力就能得到大利的买卖。
只是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刚刚成军不久的北洋新军居然不敢动用武力夺回本国的领土，自然也就为日俄两国所轻视，结果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俄干脆一起分割了满洲的土地，虽然在领土主权上还没有进行变动，但这不过是日俄两国在大战后损失太大，因此才选择了较为温和的吞并方式。
日俄战争的结果，就是日俄都不再把满清视为对手，而是把对方视为了争夺中国土地的对手。日本虽然在日俄战争中挫败了俄国，但是这场战争对于两国来说意义并不一样。
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这不过是一场远东殖民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而对日本来说，日俄战争实际上是关系着国家存亡的大战。
正因为在日俄战争中看到了俄国的力量不是日本一国可以阻挡的，日本人才不得不将南满的统治权力交还给满清，试图联合满清来阻挡俄国恢复之后对日本的报复。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陆军和北洋集团依旧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当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更是在各部聘用了大量的日本顾问。而因为长久以来的联系，北洋军上下对于日本顾问的判断还是相当认同的。因此当日本顾问们就山东问题下了结论之后，北洋军上下也是对此结论深信不疑。
段祺瑞当日在总统府开会，声称北洋军最多只能挡住日军48小时，虽然是对袁世凯抱有不满的气恼成分，但事实上北洋军上下并不反对这个说法，甚至有人认为段总长的48小时还是高估了北洋军的战斗力，这也是北洋军将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段祺瑞这一判断的根源。
对于袁世凯指望革命委员会和日本人打个有来有往，然后再出来调和双方的想法，大多数北洋将领认为，老头子这是在做梦。
只是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北洋上下，包括袁世凯的预料。当日军登陆山东的时候，革命委员会居然毫不犹豫的让军队跨过了中朝边境，对驻朝鲜日军发起了进攻，然后驻朝鲜日军居然就被这顿乱拳给打死了，这实在是让人跌破眼镜。
而山东这边，日军从登陆开始就不大顺利，等到等陆之后又陷入了革命委员会坚壁清野的战术。在北洋军将领眼中勇悍绝伦的日军军队，居然就被革命委员会发动起来的数十万山东农民挖出的几条土沟给困在了龙口附近，战前那些日本顾问所谓的登陆后十天内攻占平度，十五天攻下即墨等豪言一一破产。
原本对于日本顾问奉若神明的北洋官兵，面对日军获得的战绩一时也是大为哗然，开战前鼓吹日军速胜的北洋将领们开始转变态度，纷纷指责日本和英国联手进攻山东就是在入侵中国，而不是什么保全中国的中立地位。
北洋将领的态度变更，不仅仅在于日军在朝鲜、山东战场上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革命委员会和日军的作战，开始激励起了国内舆论的民族主义。不管是南方各省还是西北地区，在去年北京政府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已经对北京俯首贴命，并无敢于公开挑战北京政府权威的地方势力了。
但是借助着山东这场战事，地方军政力量、各省知识分子和反袁力量突然就冒出了头，第一是指责北洋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知道镇压国内的异己，而全无保卫国家民族之念；第二则是对袁世凯政府纵容孔教会和复辟分子大造回归帝制的舆论不满，认为袁世凯有背叛共和的意图。
北洋诸将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撇开北洋旧人，反倒是去亲近立宪派和满清遗老的做法感到不满。在他们眼里，大总统这等做派颇有过河拆桥之意。
更何况，袁世凯亲近梁启超等立宪派也就罢了，但是去亲近满清遗老算是怎么回事？大家保着袁世凯背叛了满清朝廷，从革命党那里夺来了大总统的位置，现在袁世凯却不想着酬谢功臣，反而去优待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这不是让弟兄们里外不是人么？
虽然北洋诸将都承认袁世凯依然是北洋军政集团的领袖，但是大家并不认为北洋军政集团就是姓袁的。过去小站练兵时大家都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做的了北洋新军的主，一是袁世凯练兵时尚有几分英雄气，处事公道，提拔将领以才能为优先；二是朝廷昏暗，只有袁世凯才知道什么是新军，也只有袁世凯才能护着这只新军不变成新的绿营。
但是随着大家跟着袁世凯背叛了满清之后，北洋新军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毕竟这只新军从组建起给官兵灌输的就是保卫大清，洗刷甲午之耻的观念。大清已经不复存在了，洗刷甲午之耻也早就被诸位将领抛之脑后了，北洋上下自然也就剩下了升官发财四字。
中华民国的建立给这些北洋将领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首先手中要有兵，要是老头子手中没有兵也坐不上这个大总统的位置；其次要有名声，孙、黄等人虽然手中无兵，但是凭借着他们在国人心中的声望，居然硬是拖垮了大清朝，可见名声的重要性了。
眼下地方各界人士对于北京在日本军队登陆山东时保持局外中立的态度是群情汹汹，除那些个刚刚被袁世凯提拔上来的北洋后辈，其他人自然是不愿意为了老袁去跟着这些社会舆论对着干的。毕竟在日俄战争中搞局外中立的大清已经亡了，只要稍有一些廉耻的北洋军人也不会认为，日军强行登陆中国领土不算是入侵。
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已经在前线挡住了日军，并揭露了日军登陆山东以来的种种暴行，以山东人居多的北洋第五师官兵，在听到这些暴行后就纷纷逃离了本军，转而去投奔了革命军打日本侵略者去了。
因此在北洋内部，反对中央政府继续保持局外中立地位的官兵是越来越多了。不少人都认为，日军既然未在本国允许下就强行登陆了山东，自然就是入侵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北京政府应当断然出击，将日军赶下海去，否则何以领导国家？
这些将领不管是真心想要保家卫国，还是只想在报纸上给自己留个好形象，他们的言论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而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革命委员会对日作战的胜利可算不得是什么好消息。在朝鲜战场上打赢了日军的革命委员会不仅在国人心目中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也令北京政府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由于此前北京政府主张的局外中立，使得革命委员会从日本人那里赢得的胜利果实，北京政府连半个都分享不到。
更为糟糕的是，革命委员会在对日作战中获得的胜利，正在促使国人把视线转移到关外地区，原本支持北京的力量现在也正试图更换门庭，想要投入到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去。
而一直支持袁世凯的英国公使，这些天来也对其表现冷淡了许多。显然朱尔典先生对于袁世凯之前的避而不见，感到了愤怒。
第654章
9月30日，袁世凯召集了孙宝琦等外交部官员商议，应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外交局势。对于袁世凯的询问，孙宝琦只能摇头苦笑着说道：“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虽然有意调停我国同日本之间的冲突，但是几位公使认为我国政府并无能力制约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和我们进行交涉，而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哈尔滨。我看让外交部出面和各国商谈和平一事，恐怕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
袁世凯听了孙宝琦的回答，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虽然他知道对方说的不错，要是让他和吴川易地而处，恐怕自己也是不肯把这样出头露脸的事交给北京来处理。
毕竟除了镇南关大捷之外，中国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跨出国境击败了一个列强。如果能够把这份功劳加诸于中央政府头上，那么新朝的气象不就出来了么？
和孙宝琦隔了数个座位的顾维钧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只是略一沉思就出声说道：“孙总长这话说的差了，不管各国公使如何自说自话，当前能够代表中国的终究还是北京，绕开北京去同哈尔滨办理交涉，这在国际法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更何况，这一次抗击外侮革命委员会虽然很大的力气，但是北京政府难道不也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的吗？如果革命委员会还识得大体，还不打算起兵造我们的反，那么就不应该想着撇开外交部和各国进行协商，否则他们同南方那些乱党又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们终究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要是各国公使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外交部就唯唯诺诺退让一边，纵容各国去同地方势力接触交涉，各国政府恐怕只会更瞧不起我们，今后外交部还要如何出门和外国办理外交？”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对于顾维钧的冒失大为不满，他当即说道：“若是没有张勋一案，我们对各国同革命委员会的接触绕过北京提出抗议倒也不妨。但是现在么，中央和哈尔滨之间恐怕是互相猜忌要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硬要在其中插上一手，而革命委员会又不作理会，中央到时在各国代表面前还有面子吗？”
顾维钧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张勋此人仗着和大总统有旧，一贯在地方上我行我素，丝毫没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年初时大总统下令各军、各省都要换掉前清旗号，换上我中国民国之旗号，可是张勋拒不服从大总统的命令，虽然去掉了前清旗号，却也没有挂上民国的旗号，而是自己找了快红布在上面写了个张字，然后就挂在他的督军府上空，一时被报纸引为笑谈。
试问，这样对前清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接受大总统的指示去袭击山东的革命委员会？我看大总统不妨对革命委员会坦诚相对，然后趁着张勋实力大减，干脆罢免了他，把他弄回京城安排一个闲职。这样既可以消灭一个隐患，也能释去革命委员会对于我们的疑心。”
不待其他人说什么，袁世凯已经笑着出声接话道：“少川到底是年轻人，少年锐气，我看这件事就交给少川全权处理好了。至于我们就给他压压阵，真有什么纰漏，我们再出面不迟。
不过关于张少轩的事，你们就不必插手了，这件事我自会处理。张少轩毕竟是北洋老人，你们对他的评价要是传到他耳中就不大好了…”
会议结束后，袁世凯又留下顾维钧谈了一会，这才放他离开。而顾维钧离开总统府之后就直接去拜见了距离总统府不远的英国公使馆，求见了朱尔典公使。
朱尔典叫仆人把顾维钧带来了公使馆内的小花园内，他坐在树荫下听完了顾维钧的来意后，转动着眼珠思考了好一会才出声说道：“我们从来没有绕过中国政府去同地方上的势力进行协商的想法，但是北京政府真的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吗？如果你们依旧如之前那样推三阻四的话，那么为了早日让中国安宁下来，我们也不得不撇开北京了。”
虽然半个身子落在了树荫外，但是顾维钧倒是一点都没感觉到阳光直射在身上的炙热，他的内心此时比身上更为发烫，他毫不犹豫的说道：“北京当然能够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我们也希望英国朋友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北京才能在这场谈判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相信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朱尔典瞧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青人一眼，这才平静的问道：“那么你想我国如何站在你们这一边？或者说，你又能给我国什么？”
顾维钧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想知道日本和英国对于这场和平谈判的底线，那么我会尽力促成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底线以上和英日达成妥协。至于我国能够给与英国的回报，那就是保住安格联总税务司的职位。我相信，公使先生您也不会愿意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办理交涉的，他们可比北京要的更多。”
朱尔典思考了几分钟后方才说道：“这个底线也不是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先证明一下北京是否能够让革命委员会照着你们的意思行事吧。只要你能够让革命委员会坐下来和我们进行和谈，那么我自然会把谈判的要点通知给您…”
于此同时，哈尔滨吴川的办公室内，吴川也正在同政治局的委员们讨论关于库伦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事件。宋云桐对于夏阳的擅自行事颇为不满，他主张应当派出调查员前往库伦，对库伦肃反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并对夏阳进行惩戒和调离库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