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则反对道：“我并不认为夏阳同志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自从库伦的反动分子投靠了沙皇之后，他们就展开了对于贫苦牧民和汉族商人的迫害事件，至少根据我得到的情报，库伦政权上下并无一人站出来制止这些暴行。
而在年初时，库伦政权又派兵进攻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他们攻下乌里雅苏台时也还是实施了对于加入革命委员会的牧民和汉族商人的抢劫和屠杀。我们不能因为反动分子聚集在了一起，就认为一群坏分子中只有几个罪大恶极的头子。
夏阳同志在库伦实施的革命审判虽然涉及的人群比较广泛，但是我并不认为审判的程序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库伦这样一个反动分子群集的城市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巩固的住对于库伦的统治呢？”
吴川听了双方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举手打断了这场争论说道：“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对夏阳同志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我认为夏阳同志对于党和革命的事业还是忠诚的，否则他就不会在外蒙古一呆三年有余，为我们在巴音图门牢牢的占据了一个据点，这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顺利的夺回库伦，消灭了试图分裂外蒙古的反动集团。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
宋云桐只是沉默了片刻，便点了点头认同的说道：“夏阳同志保全了外蒙古的革命火种，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加以否认。”
其他委员也同样认同了吴川对夏阳个人的评价，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当然，夏阳同志毕竟年轻，有些事情上掌握不好力度，我相信在这一场肃反运动中必然是有误伤者的。
所以，对于夏阳同志的批评是应该的。当然，批评夏阳同志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他在工作中的错误路线，而不是为了否定对于库伦的肃反行动。
和我们这些远离外蒙古的同志相比，我相信夏阳同志要比我们更加了解外蒙古的问题，他进入库伦之后所实施的各项政策，除了肃反之外大家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么。这说明什么？说明库伦在脱离了祖国之后，确实是把一群反革命分子聚拢在了自己周边。
如果仅仅因为屋子里的灰尘太多就不打扫了，这房子还能住人吗？打扫房子的过程中弄坏了几件家具没什么大不了的，该修的修，该重买的重买就是了。
共和党人犯了错误不怕承认，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什么都做不了的死人才不会犯错误，我想我们大家至少现在还是个大活人，还是有这个勇气和能力去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的。
当然，我们承认错误的目的是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是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事业，而不是向那些反动分子妥协投降。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拿库伦的肃反问题攻击我们，那么他就是找错了对手，对于这种试图通过扩大党的错误而引导群众攻击党的反动分子，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该镇压的反革命还是得镇压下去…”
由于吴川对于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使得在党内颇掀起一阵风浪的库伦事件，就被压制了下去。原本试图借助库伦事件压制权力过大的革命卫队的委员们，在吴川表态之后就纷纷偃旗息鼓，不再试图在夏阳身上寻找革命卫队的漏洞了。
而在10月1日，吴川也终于把安娜和她的兄长一起送上了返回欧俄的列车。吴川在车站向安娜告别时，看着安娜清澈的双眼，不由心中一软，于是情不自禁的低下头在她耳边小声说道：“我不清楚欧洲这场大战会打多久，不过我希望你记得一点，一旦这场战争拖的过久，也许俄国有爆发革命的危险。如果革命真的爆发了，图拉乡下是不会安全的，我建议你带着家人暂时离开俄国，在国外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吴川的亲昵让安娜有些脸红，不过她很快恢复了正常，看着吴川的眼睛说道：“和欧洲的大战相比，我更想知道，你会和俄国开战吗？安德烈说，你把我们送回欧洲的目的，就是想要和俄国开战。”
和安娜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吴川露出了一个微笑说道：“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我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喜欢打仗，不管是是同俄国还是日本，或是其他什么国家。我更喜欢建设我的国家，但是为了保卫和平，我们不会畏惧和任何人开战。中国和俄国如果爆发战争，那必然是彼得堡的问题…”
第655章
当安娜同吴川挥手告别登上了火车之后，刚刚被吴川的警卫隔离在一旁的安德烈才跟上了妹妹，心怀不忿的问道：“那个中国骗子和你说了什么？他该不会还想把你留下来吧？”
安娜无暇回答哥哥的问话，她进了包厢之后就赶紧走到了窗前，想要看一看在自己离开后吴川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但是当她兴冲冲打开窗户之后，却发现对方已经转头离开站台。
大为扫兴的安娜靠在了车厢内的一件大沙发上，心不在焉的对哥哥说道：“吴说，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希望中国和俄罗斯能够永远和平下去。”
“哈。”安德烈嗤之以鼻的说道：“就看看他这一个月来的作为，我可不认为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我劝你回家之后还是忘记这个人为妙，否则他迟早会给我们家族带来麻烦。”
躺在沙发上的安娜瞧了兄长一眼，手里把握着帽子上的丝带，口中则懒洋洋的说道：“谢尔盖上校可不是这么看的，他认为如果不是吴努力在其中斡旋，那些好战的中国人早就要和我们开战了。”
安德烈听到这个名字就更不满了，他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后说道：“这个人早就被吴收买了，据说他和吴一起来到哈尔滨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可现在他在哈尔滨不仅有着一幢别墅和好几间公司，还包了本地最出名的交际花…”
歪着头听着兄长数落了上校半天，安娜眨了眨眼睛打断了他说道：“哥哥，你这是在嫉妒上校先生吗？”
安德烈楞了一下，顿时涨红了脸说道：“我怎么会去嫉妒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我是为那些真正忠诚于俄罗斯祖国的军人感到不满…”
安娜却不肯让步的说道：“得了吧，哥哥。你在家和父亲闲聊的时候可是常说，陛下身边可没有什么真正忠诚于俄罗斯祖国的人物，都是一些见利忘义败坏国事的小人…所以上校先生可不是来到远东才堕落的，我看彼得堡才是一个让俄国青年堕落的地方。”
安德烈：“…”
送走了安娜之后，吴川的生活立刻恢复到了过去的日程安排，虽然安娜在的时候也不过只是占据他一小部分时间，不过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确实有些枯燥了起来。至少安娜在的时候，他还能放下工作聊一聊别的什么。
不过吴川这点小小的感慨很快就被新的工作给驱逐掉了，10月3日上午在共和党总部的一间会议室内，交涉了将近20天的中、俄、朝三方代表，终于就三方关系签订了一个三方同盟互助协议。
虽然说是三方，但实际上真正能够代表国家的其实只有朝鲜人民党，虽然此时朝鲜人民党还有大半个朝鲜国土没有收复，但好歹在这半个朝鲜领土上的执政地位是确定的。虽然有一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当复兴大韩帝国而不是新建立一个共和国，但在朝鲜人民党取得了这样的大胜之后，这种呼声显然是不可能获得北朝鲜民众的支持的了。
而代表中国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拥有着一支国内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但毕竟还不是为全国所认同的中央政府。至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则连基本的政权和武装力量都没有组建起来，只是拥有了一个政党的组织。
不过三方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缺陷，不过他们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共同敌人的压迫下，三方还是达成了一个互助同盟的条约。这一共同敌人的名字，就是帝国主义。朝鲜人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布尔什维克要打倒沙皇统治，都必然要考虑帝国主义之间的联合镇压，而中国更是直接面对着各帝国主义的联合入侵。
因此在打倒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的矛盾前，三方之间也许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矛盾，现在也要为这一主要矛盾让路了。
所以三国互助协议的第一条内容就是：本协议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合作。这也是三国互助同盟的存在基础。
第二条则是确保了缔约各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各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当缔约一方受到任何或几个国家的联合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各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与军事及其他援助。
不过鉴于当前三方的状况，这一条的使用也加上了一些限制，朝鲜应当以现在的朝鲜人民党实际控制线为基准，也就是说日本所侵略的南朝鲜地区并不适用于启动该条的条件。
同样革命委员会的启动条件也被限制在了外蒙古和东三省地区受到侵略的时候。至于俄国则被限定在了外贝加尔湖方向的安全，也就是说当俄国爆发革命时，中朝应当确保帝国主义不能从远东方向进攻俄国的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
之后的几条则规定了，各方不缔结不参加反对三方的任何同盟或集团，也互不以军事行动相威胁。三方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应当交由三方共同派人成立的协调委员会进行裁判调解，但是领土主权问题除外；涉及到三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应当由三方共同协商；三方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并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
就在当日下午，中朝双方就三国互助协议的精神签订了一份经济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委员会向朝鲜方面提供一笔1500万元的无息军事贷款，期限为15年，这笔贷款用于向革命委员会购买人民军所需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以加强人民军保卫国家的战斗力。
此外，革命委员会还向朝鲜方面提供一笔1500万元的基础建设贷款，用于修缮元山-会宁、金川-义州铁路和几条重要的国防公路，以加强北朝鲜的交通运输能力。该笔贷款同样为15年期限，不过是年利息3.5%的有息贷款。
虽然朝鲜方面的代表认为北朝鲜恐怕难以负担起这样庞大的贷款数目，他们更希望革命委员会能够把一部分贷款改为直接的经济援助，不过这一要求被革命委员会婉拒了。
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宋云桐向朝鲜代表表示，革命委员会过去几年里已经给与了朝鲜人民巨大的援助，但那是在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人民认为彼时的朝鲜人民并无能力单独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能力做出的自我牺牲。
但是现在朝鲜人民已经夺回了一半的领土，马上就将建立起一个属于朝鲜人民的共和国，那么本着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朝鲜人民就应该学着自己去建设祖国了，毕竟现在的中国也还没有完成统一，而且革命委员会借给朝鲜的贷款，是以年息4-6%向国外的贷款，革命委员会已经为朝鲜同志补贴了1-2个百分点的利息。
以李玮钟为首席的朝鲜人民党及最高国民会议代表团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他们来到哈尔滨之前心情是颇为忐忑的，担心革命委员会帮助朝鲜打跑了日本人之后，会试图把朝鲜重新纳入到中国的管辖之下，按照法理上来说，革命委员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不合理，毕竟在甲午战争之前主张朝鲜成为中国一省的声音也还是有的。
当然，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大韩帝国的建立和日本对朝鲜实施的反中教育，抱着回归到大中华主义的朝鲜人已经不多了。虽然人民党一直强调中朝乃是自古以来的兄弟之邦，但也是在强调中朝是两个独立国家。
在满清入关之前中朝关系是父子之国，因为满清的入关，中国不仅在东亚的地位下降了一级，也使得周边各邦开始否认满清为中国。日本在朝鲜推行的反中教育，就是指责满清入关之后华夷变态，中华正统已经转移到了日本，天皇已经取代了中华天子的地位。
虽然朝鲜人极为痛恨日本，但是却也部分的吸收了这种思想，不再认为朝鲜对于当前的中国还负有什么藩属的义务。也因此，朝鲜最高国民会议此次前来哈尔滨最为担心的就是，革命委员会再把朝鲜当成自己的一个藩国来看待。
但是来之前朝鲜人整天想的是如何保住朝鲜好不容易获得的独立地位，等到了哈尔滨之后这些朝鲜代表赫然发现，革命委员会不仅没有想要吞并朝鲜的意图，还想着尽快让朝鲜独立，从而让朝鲜人自己负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来。
这原本是一个让朝鲜代表们感到欣喜若狂的消息，也是他们出发之前国民会议议员们最强烈的要求。但是听到了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后，包括李玮钟在内的朝鲜代表们不仅没有感到任何兴奋之情，反而一个个面露死灰，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情。
李玮钟等代表前来哈尔滨虽然是为了争取朝鲜的独立地位，但不是打算现在就争取朝鲜的独立，而是把目标定在了朝鲜完全统一之后的独立。他们不过是希望以此为条件，向革命委员会要求更多的援助。
毕竟他们可不是那些只有一腔热血的爱国者，他们很清楚现在的朝鲜人民党和人民军根本没有保卫朝鲜独立的能力，甚至于离开了革命委员会的援助，人民党的政权都要无法运转下去了。因此朝鲜代表团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转变了立场，从一开始试图保证朝鲜地位的独立性转向了确保中朝同盟的延续性。
第656章
对于吴川所主张的中朝互助同盟方式，除了一小部分党外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感到不大满意，他们觉得革命委员会付出了这么多，居然什么都没有向朝鲜人要，这实在是太亏本了。当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是支持吴川的，毕竟此时大家更关心东三省的发展和国内统一问题，而不是到朝鲜去和日本人拼命。
不过对于斯维尔德洛夫等俄国同志来说，对于吴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互助同盟方式还是比较赞赏的，至少这非常符合吴川一直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方式。
当然也有人觉得，革命委员会的外交理论过于束缚自己的手脚了，如果主张互不干涉内政的话，那么输出无产阶级革命岂不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在帝国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不输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又怎么能够完成无产阶级全面的胜利呢？
不过虽然少数布尔什维克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们倒是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吴川进行质疑。毕竟此时三方中实力最强的是共和党，如果布尔什维克们向吴川质疑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等于承认了共和党有干涉俄国革命的权力，但这又是大多数布尔什维们所反对的。
10月4日晚，吴川和周树模、王葆真进行了一场会面，对于这位前黑龙江巡抚，现任的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吴川说的倒也坦诚：“沈观先生，此次我希望您亲自带领交涉小组前往北京，和协约国交涉朝鲜及山东交战问题，除了您办理交涉事务较多，比较有经验外。
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您能代表革命委员会和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这样说吧，日本人把欧洲大战视为天佑，认为大战的爆发将会让列强把自己的力量收回到欧洲去，从而给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创造机会，比如日本出兵山东，就是这种外交思想的体现。
我并不认为日本人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扩张方式。在我看来，此次欧洲大战的爆发，不光是让我国收回一些利权的机会，也是壮大我国工商业的好机会。交战双方的列强现在把手中的资源正一点点的填补到了欧洲大战当中去，这样一来他们过去向外输出的工业品数量不仅将会萎缩，还需要从海外进口各种资源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因此过去我国为列强所控制的经济命脉，眼下就出现了一个翻身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趁着这些列强忙于战争，抢占他们退出的中国及海外市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借此完成本国的初步工业化。只要我们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那么即便欧洲大战结束了，列强也难以如之前那样依靠武力来强迫我们开放国内的市场了。
而只要我们能够保住国内的市场，那么我们就能依靠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列强展开谈判，最终赢得一个较为公平的国际贸易待遇。只要我们能够公平的和列强展开贸易，那么我们就可以逐步摆脱现在的半殖民地处境，收回当前各国在我国的各项特权，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
不过，想要借助欧洲大战的机会壮大我们的工商业，那么我们至少要做到两点，一不能让列强干扰我们的工业发展；二不能在欧洲大战的时候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一个动荡的社会是不能安心建设的。
经过这一次和日本的交手，我相信列强想要在大战期间入侵我国的想法，应当是不大会有的了。但是国内的政治动荡风险还是存在的，这个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孙文、黄兴在海外的力量及各地的军阀势力；二是袁世凯这位大总统。”
一直保持沉默倾听的周树模终于出声问道：“孙、黄不甘心流落于海外，一心想要归国掀起反袁革命，这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这袁项城如何也成为了政治动荡的风险？眼下我们不出兵关内，袁项城就应该谢天谢天了，他怎么还可能主动挑衅我们？”
吴川沉吟了数秒后说道：“从去年9月开始，孔教会在各地就活跃的很，甚至连袁世凯手下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向袁世凯请求打击孔教会中为复辟论张目的言论，但是这些报告送入总统府后就渺无音讯了，于是各地的遗老遗少就更为张狂了。
还有个叫做劳乃宣的妄人，这个人在辛亥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共和正解》的书，民国元年又写了一本《续共和正解》。从9月开始，此人就把这两本书刊印了数百本，然后在京内外公然派发。
其人对于共和是这样解释的：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
其人还给赵尔巽和周馥、徐世昌等人写信，说明了复辟帝制的好处。这些人把收到的信交给了袁，据说袁世凯听后只是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
此前袁世凯已经废除了内阁代之以政事堂，废除了国会把立法权也揽在了手中，他要是再继续走下去，也只有皇帝的位置才能满足他了。
我对于袁世凯未来的下场并不关心，但是我不会允许有人拉着中国给自己陪葬。所以烦请沈观先生帮我带几句话给袁世凯，他想做这个总统呢，做多久都行，不过下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就不劳他操心了。
另外请总统下令治罪劳乃宣，并查封《正续共和正解》一书。我希望这位大总统不要为了一时贪念搞得自己身败名裂，到时还拖累了子孙。”
周树模心里也是一惊，他倒是没有想到，吴川居然连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谈话都弄到了，显然北京的总统府内已经被安插了革命委员会的人。不过他很快就平息了心情，向着吴川说道：“主席说的都是金玉良言，我相信袁项城总不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以当前北京的内外形势，只要袁项城没有昏了头，我想总不至于走到那一步的…”
吴川和周树模又对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就先让张云荣安排车子送周树模回去休息，免得误了明日一早的车子。不过他还是把王葆真留下来继续交代了几句，除了再一次强调此次和协约国交涉的底线外，吴川还交代道：“和协约国交涉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其他次要问题你可以自由发挥。
不过这一次你到了北京之后，还是要北京政府答应两个条件，才可以允许他们加入这场谈判。一是在外交部设立一个顾问，今后凡是涉及到革命委员会的外交事务，必须由我们推荐的顾问来处理。二是在交通部设立一个顾问，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交通项目的沟通。”
这两个条件不仅不苛刻，而且可以说得上很是宽厚了，就算北京不设置这两个职位，他们也干涉不到革命委员会的事务，因此王葆真倒是毫无心理障碍的答应了下来。不过他心里也是有些明白的，过去革命委员会懒得搭理北京政府，但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干涉北京的政策发布，只是从今天开始这样的局面应该就算终结了。
就像去年的山东之战，警告了北京政府不要把革命委员会当成南方的国民党，从而赢得了革命委员会在胶东半岛的独立自主权。那么今次革命委员会和日本交战的结果，也算是正式宣告了自己有终结北京政府的能力了。在这样的实力下，革命委员会只是向北京要两个顾问的位置，北京政府应当感到庆幸才是，否则就是代表革命委员会已经不想让北京政府存在下去了。
不过王葆真还是有些担忧的向吴川请教道：“这一次交涉小组的成员大都是前清的官吏，虽然我对于周老先生他们并无什么偏见，但是他们到了北京之后真的能够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利益吗？这些人和北洋，特别是那位徐世昌先生有着很深厚的关系，都是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时提拔过的对象，我很担心…”
吴川摆了摆手，微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有那么一两个官员倒向老上司那里，我是不会惊讶的。毕竟我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特别是这些旧官场出身的，怎么能够这么快就转变过来。
不过就算他们全部倒向了北京又能如何呢？只要党的组织还在，军队还在，政权还在，那么这些人终究不过是小患罢了，他们是动摇不了我们的根基的。
反过来，他们要是能够在北京打开局面，从而打破北京政府内部的团结，那么接下来我们收拾起北洋这个团体就轻松的多了。虽然关外眼下看起来花团锦绣的，发展起来也很喜人，但是凭借着关外这2000余万人，很快就会发展到上限的。
在农业社会，过多的人口是一种负担，但是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人口就是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人，土地长不出庄稼，矿山里挖不出矿石，工厂里的机器也不能运转起来。所以，我们迟早是要入关的，否则革命委员会的发展就无以为继。
就像是冬天从山上往山下滚雪球，东北的人口就是我们小心聚拢起来的小雪球，想要让它变成无法阻挡的大雪球，我们就得让它不断的滚过厚雪层，只有把关内各处的人口不断的添加到我们手中的雪球上，我们最终才能够摧毁列强试图阻止我们前进的障碍…”
第657章
10月8日上午9时，周树模带领的43人交涉小组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他刚下火车就见到了自己的老上司徐世昌，这令他颇为吃惊。
周树模快走了几步，习惯的伸手去握手行礼，但是看到徐世昌楞在哪里的样子，他又赶紧收回手拱手为礼说道：“一时习惯了，倒是在东海兄面前失礼了。奥，幕韩兄也在。劳两位久候，实在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徐世昌马上也反应了过来，回礼笑着说道：“几年不见，少朴兄倒看似越来越年轻了，不像我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这是好事啊。不过说起来，这两年少朴兄在关外干的有声有色，就连大总统也是时常念叨的，说是让吴川检了个大才啊。
大总统让我们来车站迎你，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请你这位大才先移步总统府，商议一下这场谈判到底该怎么谈，我们自己总要先拿出一个章程出来的。”
周树模只是转了转眼珠，就神情不变的说道：“东海兄总要让我先把人给安排了，我总不能丢下他们自己走人吧？而且我这么风尘仆仆的去总统府商议事情也不妥当啊。
再说了，我这次也就是负责带个队伍，真正负责谈判的也是另有其人，东海兄想让我去商议什么章程，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啊，真要坐下来谈章程，那也得带上他们一起去啊。”
孙宝琦顿时有些惊讶的说道：“这些难道不是你的随从？既然委了少朴兄办差，吴畏之为何还要派其他人参与？这人做事也太没章程了，哪有让人办事还不肯放权的。”
周树模一脸微笑并不接话，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在什么地方，倒是这些昔日的同僚看似一个个大权在握，可是没有袁世凯的认可，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
在一旁观察着周树模神情的徐世昌，看着孙宝琦的话语并没有激怒对方，反而令对方看起来有些反感了，他立刻打着哈哈阻止了孙宝琦说道：“这倒是我们失误了，大总统已经给少朴兄安排了住所，不过倒是没有估计你会带这么多人上来，这样我即刻找人安排住处，不过就是不能让大家都住在一起了。”
周树模一边谢过一边说道：“大总统的厚意我只能心领了，不过一来我们有规矩，外出办事的团体不能脱离团体行事，我身为带队之人自然不能犯这个错误。二来我们已经托人在东交民巷租下了一间旅馆，足够我们这些人住在一起，就不必麻烦东海兄了。”
看到周树模的态度这么坚决，不由让徐世昌一怔，但他很快便说道：“要是如此，我倒是不好强行为少朴兄做主了。不过我们许久未见，不如让我送你一程，路上我们也好叙一叙旧。”
对于徐世昌的这个要求，周树模思考了一下倒是没有再拒绝，他转身回去同张寿增、王葆真等队员交代了几句，就转回来和徐世昌、孙宝琦交谈着向车站外走去了。
自《辛丑条约》规定东江米巷改名为LegationStreet（使馆街）后，这条长约3里的胡同就修建起了大量的西式建筑，原先清政府在这条街上的衙署尽皆被迁出，于是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核心区，倒是出现了一处虽非租界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府无法管理的地区。
各国并没有公然在东交民巷设立什么巡捕房，但是此地的治安却是由公使团管理的各国驻军负责的，中国警察根本无法在这里行使警察权。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商人和银行都喜欢在东交民巷设立一个门面，从而获得公使团的保护。
从《辛丑条约》至今不过14年，但是东交民巷的面貌不仅大变，就连地价也因为大量的外国商行涌入而连年升高，超过了京城其他地方地价一倍有余。不过这些外国商行的涌入，却也带动了此地的商业，使得这里成为了京城有名的商业区。
这也使得徐世昌的车队在东交民巷外就停了下来，难以再将周树模等人送入东交民巷内。双方于是就在东交民巷的巷口分手道别，约定了明日一早再去总统府拜访。王葆真倒是没有多关注周树模和徐世昌、孙宝琦之间的互动，作为革命委员会外交事务上的主掌者，他也不可能去和北京政府套什么近乎，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何处。
他倒是更关注于东交民巷巷口所设立的关卡，看着检查出入行人的外国军人，即便这些人在检查时还算礼貌，他也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