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完了抚顺这个开始初具规模的煤化工基地后，吴川就启程前往了沈阳。在离开抚顺之前，他还同巴登苯胺纯碱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这位德国人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加大对于石油化工工厂的投资，相对于煤焦油的产能，石油化工的原料来源更为廉价和充分，特别是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石油加工工厂之后。
吴川当然不会拒绝德国人的提议，事实上在同巴登苯胺纯碱公司进行合作之后，他就一直强烈要求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在中国设立一家实验室，研究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材料。巴登苯胺纯碱公司一开始对于吴川的建议并不怎么重视，因为德国是一个贫油富煤的国家，以煤焦油为原料完成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但是以石油为原料反而会提高成本和受制于人，所以他们对于石油化工的研究投入并不多。
不过在吴川提出愿意为这个实验室贴补一部分资金后，巴登苯胺纯碱公司还是派出了12名化学家和数十名研究员，在抚顺成立了化学实验室。这一实验室在获得了吴川从美国收购的石油裂解技术后，很快就解决了其中的工业化技术问题，并帮助营口的石油加工厂完成了一套裂解装置，将每桶原油的汽油产出提升到了35-40%之间。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革命委员会利用飞机和汽车快速运动的能力，把日本人打了个丢盔弃甲后，德国人便意识到，汽油将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物资。虽然他们在中国生产的汽油并不能运回国内去，但是利用这一技术赚到的高额利润，却是能够为巴登苯胺纯碱公司积累一笔战后快速恢复的资金的。
吴川自然不会拒绝德国人的投资，1914年革命委员会投资的汽车生产厂家已经能够年组装2.8万辆汽车，其中自产零部件的数量大约为35%。虽然革命委员会已经掌握了整车零部件的制造工艺，但是许多自制零部件还是比不上进口零部件的性价比。不过即便是如此，革命委员会的汽车生产能力也一举成为了亚洲第一。
和中国相邻的两个半工业国，日本还不能制造汽车，而俄国的汽车生产能力还不到300辆。于是1914年东三省存有的各类汽车已经远远超过了周边地区，俄国约5500辆，日本约400辆，但是东三省的汽车已经达到了2.4万辆。这就是革命委员会能够在短时间内把物资输送到边境地区的最大底气。
此时的汽车其实还是比较简陋的，不仅没有封闭的车头，还缺少了许多功能部件。但是在革命委员会不停的修筑道路下，汽车在路面平坦道路上的运输效率已经超过了其他的运输方式。而一部汽车的装配时间，也从去年的220小时降至了22小时，初步成型的车辆装配流水线和标准化零件，开始展现了大工业生产的魔力。
对于当前的东三省来说，车辆的生产、零部件的供应、流水线工人的培训都不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汽油的生产供应。因此他又怎么会去拒绝德国人对于石油加工产业的投资呢。
第677章
10月31日吴川再次回到沈阳火车站，来迎接他的除了张榕等人外，便是几位德国人了，沃尔贝克中校和马尔赞参赞就站在最前方。
沃尔贝克中校见到吴川时神情倒也坦然，倒是马尔赞参赞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在和接站的众人寒暄了几句之后，张榕就把吴川送去了城内的下榻之处。
此时的沈阳，在收回了铁路租让地和拆除了城墙之后，车站和原城墙之间的商埠地就开始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吴川坐在车上一路瞧去，沈阳的市容还是有着不错的变化的。上一次他是深夜抵达，倒是没有瞧见道路两侧成片的新建房屋。
在拐了几道弯之后，车子就在一座胡同前停了下来，吴川下车后瞧了瞧四周，倒是第一次发觉沈阳城内还有这等幽静漂亮的住宅区，显然这里大约就是沈阳旧时富贵人家居住的小区了。
这里的胡同里几乎只有一两户人家，胡同两侧被高墙围起的院子，常常能够看到如云盖一般的树冠伸出墙头，夏天的话这里显然是一处阴凉的好地方了。张榕安排的住所，是一个极大的四合院，后院内还有一处数亩大的花园，只可惜时令不对，眼下的花园内只有一地的落叶。
不过吴川倒也无暇欣赏宅院内的景致，而是吩咐身边的秘书张云荣将跟随自己而来的这些人一一分开和自己见面。吴川最先见的自然是辽宁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榕，听取了辽宁地方事务的简报和热河方面的事务。
吴川听完之后便对着张榕说道：“当前辽宁方面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安置好铁岭等地灾民的过冬问题，不能因为天气的变化而死人，燃料的供应是否短缺和灾民的居住都要落实到每一户家庭身上。
民国刚成立的时候灾民冻死、饿死，我们还可以说是满清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现在都已经民国三年了，中央也拨给了足够的经费和物资，如果这样还出现灾民冻死、饿死的非正常死亡，那么我就要问一问辽宁的各级官员和党团委员们究竟在做什么了。”
吴川的语气并不强烈，但是张榕却立刻严肃了起来，认真的回答道：“请主席放心，如果今年本省的灾民因为物资供给不足而死亡，我就拿自己的脑袋向全省的父老乡亲谢罪。”
吴川听后微微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第二个工作重点么，和日本的这一仗几乎已经快要打完，按道理接下来我们就该从战争状态转入到和平建设时期了。
不过就目前的欧洲战场来看，我们想要完全的刀枪入库，全面的恢复到和平建设期还是有些为难的。我的意见是，军事上可以让一些部队复员，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应当暂时保持当前的统制经济，控制住粮食的价格和各种原材料的分配。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足够的产能去完成协约国、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所给与的采购订单，也能最大化的把资金和原料投入到再生产中去，而不是把企业获得的利润变为少数人用于消费享乐的生活资料。
根据财政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我们和日本人打的这一仗，到目前为止已经花费了7000多万共和元，如果能够在下个月结束的话，那么大约总计花费7700万元，像这样的对峙作战，每拖延一个月就需要多花700万元。
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如果再加上今年的赈灾费用，我们今年额外的支出就多了1.5亿元。前年革命委员会的财政赤字大约是7.9亿，去年的赤字大约是8.7亿，今年如果不是欧洲大战开启，增加不少出口，今年的赤字也至少要8、9亿元吧。
虽然各国的资本家们过去几年里给了我们不少投资，但是随着欧洲战争的开启，我看接下来几年我们就要过几年紧日子了，因为列强应该挪不出多少资本来投资我们了。
也许美国还有这个资本，但美国人现在肯定更愿意向协约国贷款，据说美国银行家给俄国人开出的贷款是年利9%，95折扣，这可比借钱给我们划算多了。因此，接下来两年美国人能够兑现给我们之前贷款的余额，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接下来几年想要再依赖贷款过日子，我看是不大可能了。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把我们购买回来的各种机器开动起来，然后趁着国际需求上涨的时候提高出口额，为革命委员会攒一点家底出来。
欧洲大战不仅仅是我国的机会，但凡有能力出口供应给交战双方的国家，都能趁着这个机会大大的赚上一笔。而战争所需的物资，第一是军火，第二是服装鞋袜，第三是粮食，第四是运输工具，第五是各种燃料。
鉴于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向协约国出售军火显然是不大合适；而德国、奥匈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又使得我们向同盟国出口军火不大可能。再加上我国的钢铁数量也难以支撑起交战双方所需的军火数量，因此我国暂时不会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
但是在其他物资的供应上，我们还是可以竭力争取一下的，东南亚和我国所拥有的丰富物资，只要能够通过一个统一的战时经济管理委员会进行调配物资生产，那么我们无疑可以成为效率最高的物资供应商…”
对于吴川的第二个提议，张榕自然是满心赞成的。自从六月以来，辽宁就处在了半管控的经济体系下来，先是为了对抗水灾，接下来又是为了应付战争。半管控的经济体系虽然让一些私人工厂主们感到了不适应，因为他们没办法囤积居奇，也没法自行抬高商品价格，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经济管理方式。
如果是在前清的话，这些商铺、工厂大约会选择关门来对抗政府的行政干预，反正政府手里也没有物资，他们一关门百姓就买不到日用品，于是政府制定的商品价格形同虚设，最终还是要让步给他们。
但是，革命委员会不仅控制着东三省大部分粮食产出和几乎所有的交通运输方式，还建立了许多国营工厂和遍及乡村的供销社体系。因此，即便这些私人商铺、工厂关门歇业，革命委员会也依然可以维持民众的日常消费需求。
最后，东三省这三年来的私人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原材料、流动资金和销售渠道上，几乎无不受到国营工厂、供销社、国有银行的影响，一旦他们敢和革命委员会展开对抗，那么革命委员会可以立刻停止对他们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采购，然后让银行上门抽取资金，那么这些私人企业就真正要关门大吉了。而再扶植建立一家新的私人企业，对于拥有原材料、市场和资本、技术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因此东三省的私人企业主们正处于一种幸福和痛苦交织的状态当中，一方面他们获得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适合经营工商业的环境，只要稍稍有些头脑就能办起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工厂或小商铺；一方面他们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处处受制于人的感觉，在前清时代官府最多也就是动用权力来打压他们，在工商业的运营上他们至少是完全自由的。
不过对于张榕来说，他倒是极为喜欢这种对于工商业进行完全管理的办法，第一这种统制经济可以最大化的吸纳劳动力，特别是当地方上受灾的时候，只要一个行政命令就能把灾民分散于各工厂工作，这就极大的减轻了地方官员赈灾的负担。
其次，统制经济能够令政府手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因为社会资源几乎都被控制在了政府手中，如果官员不愿意给某个企业分配原材料，那么这个企业就只好关门大吉。
和满清末期对于地方几乎完全放权，只能听任地方士绅管理地方事务的模式相比，现在的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一个极为强势的政府。张榕享受着这种强大的权力，但心里也有些担心把统制经济长期化，会否引来那些私人企业主更大的不满。
对于张榕的担忧，吴川只是略一思考就说道：“当然我们光用行政命令来管制经济也是不行的，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过，要想让一只猫心甘情愿的吃辣椒，既不能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也不能把辣椒夹在肉片里欺骗它吃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成辣椒酱涂在猫的屁股上，这样猫就会自觉的去舔掉这些辣椒。
资本家最为关心的莫过于两件事，一是企业的利润；二是资本的利息率。如果我们不能在前一个问题上满足他们，就应该让他们在后一个问题上得到满足。
所以，我已经和贸易委员会、国家银行进行了沟通，我们打算拿出3亿元作为低息贷款，用来帮助那些愿意和我们签订固定合同的企业主扩大生产规模。我们将会优先给这些企业提供原材料和足够数量的订单，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在一个较低的利润点上，通过较大的生产规模来获得规模效益。
另外，我们会让每个行业成立一个单独的产业协会，然后准许这些协会推荐代表和贸易委员会、战时原料管理局、劳动委员会洽谈合理的利润点和原材料、劳动力的分配计划。最后，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后，革命委员会会尽快取消这些经济管制办法，从而让经济恢复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
第678章
吴川和张榕足足交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这才结束了谈话。之后便是和德国人的会晤，马尔赞坐下之后先是吹嘘了德国在欧洲的一连串胜绩，这才代表公使辛慈向吴川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革命委员会能够站到同盟国这边，因为现在的革命委员会力量已经足以改变东亚的力量平衡了。
对于马尔赞开出的一系列战后支票，吴川却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马尔赞发觉对方对自己的说辞并不感兴趣，方才讪讪的停了下来。
看到口若悬河的马尔赞安静了下来，吴川这才坐正了姿势，向着面前的马尔赞和沃尔贝克中校认真的问了一个问题：“在贵国眼中，大国和小国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马尔赞被这意外的问题打断了思路，这可不是他预料之中的问题，就在他卡壳思考的时候，和吴川打了快4年交道的沃尔贝克中校，倒是很熟悉这位的谈话风格，因此很快就替自己的同伴解围道：“我想，只有在军事上能够保卫自己，外交上能够独立的发表本国的主张，才是一个大国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吴川微微颔首说道：“中校先生说的不错，但我以为还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以为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有无能力去重塑世界的秩序，使之符合我们所想要的世界秩序。
虽然我国现在是一个弱国，但是我国数千年来一直都是东亚世界的秩序缔造者和维护者。所以请不要用对待小国的方式来敷衍我们，区区几块海外领土和所谓的东亚势力范围，这只能用来诱惑那些骤然兴起的小国而已。
对于中国来说，想要用这种蝇头小利来让我们站在德国一边是不足够的。假设辛慈公使真的想要说服革命委员会站在德国这边，至少也要先说明德国在战后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仅仅是让德国坐上英法现在的位置，而世界依然处于殖民体系之下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是没有这个意愿去站在德国的一边的。
因为这等若是让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完全的向英法所建立的殖民主义投降，这只会进一步造成东亚地区价值观念的混乱，从而让我们失去我们过去所拥有的大国地位。所以我不认为贵国向我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建议。”
马尔赞不知道该说什么，德国虽然以出产哲学家而闻名，但是在外交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熟的思想，即便是被德国人津津乐道的卑斯麦，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也是建立在德国国防力量之上的势力再平衡。也就是说和德国政治中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相比，德国的外交其实是建筑在欧洲和平上的保守政策。
显然，军国主义和外交上的卑斯麦主义是不相容的。但是卑斯麦主义却隐隐附和了英国的外交理念-欧洲势力均衡，当德国抛弃了卑斯麦主义全面拥抱军国主义之后，就成为了英国外交的头号敌人。但德国人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一边在实质上破坏着英国对欧洲的势力均衡外交，一边却自相情愿的认为英德之间的友谊会让英国同情自己。
新上任的德国公使也许在外交技巧方面比原先的德国公使要出色的多，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德国贫乏的外交思想，指望着用利益去制造协约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但事实上中国各方势力要比这位德国公使稳重的多，不管是认为协约国必胜的，还是认为德国会胜利的，在对待参战的问题上其实是相当谨慎的。
只有当日本宣布对德宣战，准备出兵山东时，各方才有志一同的认为，应当抛弃中立地位加入协约国，以抵抗日本入侵山东的可能性。只不过中国政府提出的参战请求被英国人所拒绝，这才爆发了这场中日之间的战事。
按照德国人的想法，既然双方都已经打倒这种程度了，中国和协约国之间显然是不能继续和平下去了，否则战后协约国难道不会报复中国人吗？但是让德国人感到诧异的是，莱州会战之后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反而突然拉近了，并迅速签署了一份800万英镑的交易清单。
虽然这份交易清单中不涉及任何军火，也是符合中国中立国地位的，但也还是让德国人感到了几分恼火，因为这让他们完全抓不住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沃尔贝克中校的计划被中国人侦破之后，德国人也不得不向吴川进行摊牌，要求其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做出选择了。但是秉持着辛慈公使主张而来的马尔赞，在谈话的一开始就被吴川堵上了嘴，被吴川从双方之间的利害关系引到了德国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念上来了。
马尔赞本不是一个灵活多变的外交官，当吴川看到他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之后，这才话题一转说道：“好吧，那么我们就先不提德国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先回到现实中来。
贵国现在一力要求我方继续协约国打下去，可我不明白要如何继续打下去。我们今日就坦诚一些吧，协约国方面现在向我方做出让步，难道是他们真的打不过我们吗？”
不待马尔赞回答，吴川已经自问自答的说道：“当然不是，只是协约国不愿意再把力量浪费在东方，而且他们担心再冲突下去我们会切断了中东铁路而已。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切断中东铁路是最后的手段，一旦我们用上了这一手段，那么协约国对于我们也就没什么可畏惧的了。一旦让协约国完全放下了这点畏惧，那么他们只需采取离岸封锁的方式，就能切断革命委员会的对外贸易往来了。
我们和德国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力量薄弱，虽然和1911年相比，东北三省的制造业和采矿工人增加了4倍，但也不过才47万余人，而德国据说光是鲁尔地区的煤矿工人就有40万人。
我们到今年为止机床的生产能力也不过才达到2000台一年，每年需要向海外进口一万余台，才能满足工业扩张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物质生产能力支持不了一场长期战争。
最后，日本已经准备从大陆撤兵，而我们又缺乏海上军事力量，我们继续战争又该向谁继续作战呢？而我们的敌人要怎样才肯认输呢？德国可以不考虑这一点，但革命委员会不能不考虑这点。
革命委员会可以站在德国的一边，但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观，能够让我们看到胜利的希望。如果满足不了这两个条件，光凭几块海外领地和一个空头许诺，恐怕是无法让我们认同这场战争的。”
马尔赞终于放弃了试图说服吴川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被吴川所说服了。虽然现在的革命委员会在许多方面还依赖于德国的帮助，但德国在海外的资产和市场也同样获得了革命委员会的保护，在这一点上和革命委员会撕破脸，只会让双方都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德国也将会彻底失去革命委员会这个现在还倾向于自己的朋友。
就在马尔赞在沈阳碰壁的时候，北京这边的谈判却是进展迅速，当英、法、俄表现出抛开日本和中国单方面妥协的姿态后，日本的谈判代表终于无法再继续把谈判拖延下去了。
日本方面和袁世凯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以不公开道歉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关于日中山东交战的备忘录。然后针对革命委员会提出赔款问题，日方表示以退回庚子赔款的方式，换取中方赔款要求的抵消。
庚子赔款中日本占了7.73%的份额，总额是3479万两白银。不过王葆真对此是不大满意的，因为日本人不过是放弃了今后的赔款，对于之前收取的赔款表示将会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中，而不是直接退赔给中国。
因此他主张，庚子赔款只能用来抵消革命委员会提出的战争赔偿，但是不能抵消日军在山东造成的民间损失，这部分民间损失必须一文不少的赔偿出来。
革命委员会的强硬姿态，让日本代表颇有束手无措之感，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了将近一天后，最终在英法的调停下，日本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以支付1900万共和元的民间赔偿了解了赔款问题。
英国为了尽快让日中双方达成和平，也终于向革命委员会做出了让步，只要德国向革命委员会移交了胶澳租借地，那么英国也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给中国政府。
11月1日，英、俄、法、美、日、比、意、葡八国公使向中方代表正式表示，同意暂时停止支付赔款和欠款利息，直到战争结束再行恢复。
而英国和革命委员会之间也达成了一系列关税方面的协议，英国将把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的海关管理权力交给革命委员会管理，以换取革命委员会不再要求解雇总税务司安格联。关税税金的保管权转移到东北银行，但是革命委员会必须承认满清及民初的一系列借款。
考虑到中止赔付能够省下一年3、4000万两的赔款和利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是一笔极为客观的资金，吴川和政治局委员们通过电报交流之后，决定有条件的承认这些借款。对于用于铁路建设方面的借款以无条件承认，对于满清签署的赔款则需要再协商，对于满清和民国用于镇压民众的借款予以无条件否认。
而且今后革命委员会绝不承认未经国民批准的任何借款，谁借就由谁来承担责任。在袁世凯解散了国会之后，也就意味着袁世凯政府已经无法以革命委员会认可的方式借到合法的款项了。
这项谈判和关税自主权力的谈判一样，都是一个日益持久的交涉过程。不过从1914年11月起，各省的关税倒是开始转入了东北银行在上海的分行金库内。
第679章
11月5日，位于龙口港内的山东攻略军司令官小原中将和参谋长山梨半造接到了从东京转发来的电报。小原中将看完了东京发来的电报久久不能出声，山梨参谋长只能硬着头皮向他催促道：“司令官阁下，是否应当召集各旅团将领前来开会，向他们传达军部的指示？”
小原中将终于长吐了一口气说道：“这是我从军以来受到的最大屈辱，难道我们就真的要遵照东京的指示去做吗？”
山梨心里清楚，这位中将阁下只是心里不服气，并不是真的想要违背东京的命令，否则前几日就应该出城去和支那军拼命了。因此他只能正色劝说道：“司令官阁下，中国人有一句古话，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当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剩下的陆军健儿带回国去，而不是继续在这里忍饥挨饿。中国军队已经把龙口港一周都包围了起来，他们的大炮也把码头区域给覆盖了，海军现在连给养都运不上岸了。
再拖下去，我们就算不死在中国军队的大炮下，下面的士兵也要被饿垮、冻垮和病垮了。服从于军部的命令，回去重整武备，我们才会有下一次卷土重来的机会啊。”
一阵寒风吹进了屋子，让小原中将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他望着屋外阴沉的天色终于惆怅的开口说道：“我们真的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吗？”
山梨这下也愣住了，这个问题可真是难以回答了，如果革命委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他们想要卷土重来就是个笑话。以当前革命委员会的武备，至少下一次阻止他们登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因此他们想要卷土重来，除非得先在朝鲜打开局面，只有先从朝鲜打开了通往满洲的通道，陆军才不用和中国人打什么登陆战了。
那么，下一次日本和中国要么不开战，要打就是倾尽国力的大战了。但是想要打倾尽国力的大战，可就不是陆军说了算的。如果不能说服国内各派势力，陆军即便强行出征也不过就是和今次这样，因为准备不足而被革命委员会分而制之吧。
就在山梨少将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小原中将终于挥手向他说道：“去召集各旅团主官前来开会吧，这场战争，结束了。”
21旅团的旅团司令部内，听完了佐藤旅团长宣布的上级指示后，下面的佐级军官们顿时一片哗然，特别是42联队联队长真崎甚三郎大佐更是两眼赤红的看着佐藤少将叫嚷道：“旅团长阁下，这真是军部的命令吗？这样荒唐的命令您怎么可以接受？
让我们放下武器出城接受支那人的检阅，然后再登船，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日本军人决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我宁可和支那人拼了这条性命，也不能向他们交出武器…”
真崎大佐身边的几名青年将校也连连附和大佐的说法，大有宁可出城和支那军人拼命，也不愿意向支那人屈辱的交出自己的武器。
“够了，啪。”脸色本就一直阴沉的佐藤少将狠狠的在桌上拍了一巴掌，顿时把将校们的反对声音给压制了下去，佐藤注视着真崎大佐的双眼，怒气冲冲的训斥道：“真崎，难道你以为只有你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吗？我也知道。
可是不同意支那人的要求，我们还得死多少人？将近五万大军，2个师团的主力，现在就剩下了不到2万的残兵败将，每天都有人从城里抬出去，每天都有数十人因为疾病送入野战医院，你以为支那人是真的想让我们低头吗？不，他们就是想要看着我们死在这里，还不用背负上任何指责。
你们可以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但是我要为21旅团数千将士的性命负责，他们的家人还在家乡等着他们回去，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荣誉，就把他们全部埋葬在这里。如果你们真的不想活的话，那么就朝着城外的支那人阵地冲锋吧，我只带想要活着的人回日本。
明日早上8时，所有部队在东门集合，然后按照秩序出城放下武器，不想交出武器的，就请在明日八点之前出城冲锋去吧…”
于此同时，被困于长津湖的日军在接到了中俄朝联军派人送来的停战电文后，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就交出了武器，只是要求联军提供粮食和药物。在山中被围困了一个多月的29旅团残部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员，大多数是在冻饿之下染上了疾病而死去的，当然也有不少是因为绝望而自杀的。
北朝鲜其他各处被围的日军，同样是情况凄惨，比山东日军稍好一些的是，北朝鲜的山中尚有一些山田和野兽，因此他们勉强还能填饱肚子。不过即便如此，被围的2万多日军和1万多日本侨民、伪军，在出山清点之后，也就剩下了一万余人。
而朝鲜人之所以最终接受了和日本和平，一是日本方面愿意给出1500万日元用于支付这些被围日军和被俘日军的伙食费用；二是日本接受和朝鲜人民军以当前的实际控制线停战，停战期限为5年，到期后再讨论是否继签。三是日本愿意释放一批朝鲜政治犯和朝鲜人民军在南方的亲属和俘虏。
对于朝鲜人民党来说，这份停战协议规避了暂时放弃南方国土和同胞的道义责任，也为朝鲜人民党的恢复争取了一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解救回了一批重要的人民党和人民军的骨干，从而极大的加快了人民党力量的恢复。
日本方面自然也是有好处的，除了解救出被俘、被困的日军，以减轻国内军人家属责难的压力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借助停战协议规避了对于北朝鲜独立的承认，而只是把北朝鲜地区作为了日本帝国领土中的反叛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