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听后顿时缓和了神情说道：“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那么他们想要什么补偿？”
豪斯上校于是接着说道：“第一是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协调关于中美之间的无线电制造技术的纠纷和放宽对于向中国进口无线电设备的限制；第二是他们希望和美国海军一起研究海上飞机母舰的建造和作战方式，这也是为了中国海军能够在东亚配合美国海军作战的必要经验。”
威尔逊有些疑惑的问道：“无线电的纠纷和进口限制是怎么回事？”
豪斯上校马上回道：“从前年年底纽约建立了第一个无线广播站开始，全美各大城市就纷纷开始建立本地的无线广播站。一套无线广播系统的定价是10万美元，到上个月为止，全美一共建立了389个无线广播电台，光是纽约就出现了22家电台。
遗憾的是，我国虽然具备了大部分的无线电技术专利，但是在把这些技术整合起来的过程中落后给了中国人。这样庞大的市场，我国只能占据了一部分元器件的制造市场。想要制造出能够赶得上中国出产的无线广播系统，至少要一两年以后。
但是现在我国的无线电设备市场正在急剧扩大，不光光是广播设备，还有随着广播范围扩大后带动的收音机市场，光是收音机市场今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3750万美元，是去年的一倍。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收听广播新闻的人群正快速上涨，预计明年无线电设备的市场不会低于8000万美元。如果加上军方的采购，这个市场就更高了。
所以我国的企业界对于进口中国出产的无线电设备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在损害美国的工业发展。而且中国人的技术有许多是从德国人那里转让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可能是德国人借助在中国生产的方式，绕过了我们对于德国工业品进口的限制…”
威尔逊有些奇怪的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和中国产生无线电设备进口商业纠纷的事，应该早就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了，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豪斯上校摊开双手无奈的说道：“因为在中国投资生产无线电设备的，同样有美国的资本，华尔街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对手在舆论上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所以相关的新闻都被封锁了。现在这些美国企业正以中国方面侵犯了美国技术专利的名义阻止中国无线电设备在美销售，这就是中国人希望获得我们帮助的原因。”
威尔逊思考良久，方才问道：“那么你认为我们能够插手这件事吗？”
豪斯上校点了点头说道：“假如中国人可以向美国企业放开无线电设备制造技术，那么我认为给双方进行调停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生产能力而不是市场。”
威尔逊于是点了点头说道：“那就这么办吧。”
只是豪斯上校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而是在犹豫了数秒后继续说道：“不过就转让飞机制造技术上，中国人也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是，在我们采购了三千架飞机之后，他们在一年之后向我们转让飞机制造技术；第二是，我们采购一千架飞机，他们在二年后向我们转让飞机制造技术。”
威尔逊的脸上先是流露出了诧异的神情，不过又很快恢复了正常说道：“那就选第二个吧，我想我们也未必会立刻参与战争…”
第683章
位于静安寺路西北有一座花园别墅，别墅是L型的三层砖木建筑，外立面是欧洲古典主义风格，屋顶由瓦坡顶和铁皮圆顶组成，山墙用巴洛克弧线装饰，整个建筑精致而气派，再配上室外的花园和网球场，可以说是周边数一数二的豪宅了。
这座由新端和洋行于1906年修建的别墅，就是上海人所称呼的汇丰银行大班住宅了。对于这座住宅的主人英国大班克莱格来说，上海的生活比之印度的生活要惬意的多，这里没有孟买终年炎热的气候，手下的中国人也比印度人能干的多。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享受生活，而不必花心思在生意上。
不过今天在底层的会客室内，克莱格却没有如往常那样愉快的接待友人和交际花，而是难得的同手下的中国买办们商议正事。11月底的上海虽然没有下雪，但是因为连续下了数场冻雨，使得外面阴冷阴冷的。不过这间会客室内因为安装了一个壁炉，室内因此倒是温暖如春。
叼着一只雪茄的克莱格望着几名中国人终于不耐烦的取下雪茄，指着其中一人说道：“席买办，你是买办，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被点到名的席立功都不知该怎么说，他的父亲席正甫因为太平天国之乱，不得不从吴县东山老家跑来了上海，最后成为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所谓买办，就是替洋人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席正甫这个买办一干就干了30年，1900年的时候把汇丰银行的买办位子留给了儿子席立功，并在上海金融界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席正甫有同辈兄弟四人，老大席嘏卿在英国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工作了，是该行的中国元老。席正甫是老二。老三席缙华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至于老四，被过继给了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
席正甫的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麦加利银行的买办王宪臣是其侄婿，又是席正甫的儿女亲家（席正甫的二儿子娶了王宪臣的姐姐）；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又是王宪臣的胞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则是席缙华的女婿。比利时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胡筠籁、胡筠秋父子，也都是席家的亲戚。席正甫的第三个儿子席德辉曾充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
可以说，上海金融界有个风吹草动，是瞒不过席家人的。克莱格这个汇丰银行上海大班之所以能够这么悠闲，跟席家这个买办家族的出色能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今天，这个上海滩的金融家族却是栽了一个跟头，或者说是汇丰银行这间在中国开办了几十年的银行栽了个大跟头。
在克莱格的追问下，席立功不得不硬着头皮说道：“就眼下的铁矿石、焦炭、生铁的行情来看，我们最好还是尽快平仓为好，否则一旦再继续涨上去，我们就得连底裤都要赔出去了。”
克莱格想听的可不是这个，他咬着牙齿恶狠狠的说道：“你倒是说的简单，4.5元一吨的铁矿石现在都涨到8.7元了…”
席立功身边坐着的弟弟席聚星赶紧提醒道：“早上已经破了9元了。”
克莱格狠狠瞪了一眼这个没有颜色的中国人，看的他低下头去，这才按捺住火气说道：“你到是算一算，我们现在亏了多少钱了？”
席立功都没过脑子，就下意识的脱口说道：“至少要亏2600万两规元，合317.2万英镑。”
克莱格听到这个数字就觉得头皮发麻，汇丰银行建于1865年，是由当时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托马斯苏石兰，拜会了新旗昌洋行、太古洋行、老沙逊洋行、怡和洋行、天祥洋行、太平洋行、泰和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和记洋行、仁记洋行等十家英商后建立的。
后来又加入了几家欧洲洋行，在上海建立起了分行。凭借着欧洲力量在东亚的增长，汇丰银行的业务也是节节升高。汇丰上海银行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外汇汇率牌价，每日汇率必由上海分行挂牌之后才能开市。还通过向中国借款控制了关税和盐税的保管权，可谓是一只不断吸取中国血液的水蛭了。
这几十年来，汇丰银行光是在汇率上做手脚，就从中获得了1700余万两的不当利益。这还没有包括，汇丰依靠政治势力在中国进行的各种高利率贷款获得的收益。像今次这样，在中国人开设的期货市场上一次损失这么多资金，对于汇丰银行来说还是第一次。
克莱格很清楚，一旦这个亏损的消息传出去，他这个大班的位置也就坐到头了。丢了职位倒也还是小事，但是他在这笔铁矿石期货中还挪用了银行的钱，董事会显然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的。
克莱格深呼吸了数次，方才调整了心情向席立功问道：“日本人那里怎么说？他们应该也亏了不少，难道也这么认了？”
席立功犹豫了一下后说道：“上个月15号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平仓了，他们好像确实是认输了。”
克莱格听后顿时一怔，都忘记要说什么了，倒是席聚星又忍不住插话道：“克大班，只要欧洲那边不停战，这铁矿石看来是跌不下去了。与其继续下注，倒不如请英、法领事出面施压，他们这期货交易所就放在法租界，总要给两位领事一点面子的罗。”
克莱格把手中的雪茄狠狠的摁熄在了大班桌上的玻璃烟灰缸内后，方才红着眼睛说道：“要是只有中国人的话，就好说了。可是现在和我们对赌的是美国人，我们抛多少单子，他们就吃下去多少，完全不给我们退路啊。”
席立功想了想说道：“就算是这样，还是应该请英国领事去出面说和一下，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这场商谈，克莱格一无所获，他只能打发了这些中国买办，然后自己跑去英国领事馆去找人帮忙了。从大班住宅内出来，和其他人分手告别之后，席立功和席聚星就坐上了一辆敞篷汽车返回了外滩的汇丰大楼去了。
在路上席聚星忍不住就向哥哥问道：“大哥，你怎么不对克大班报告，那些日本人在平仓后都开始买升了，我们要是再不抛，可就真成戆大了。”
席立功瞧了弟弟一眼，冷笑了一声说道：“日本人是跑了，可是我们还没跑呢。要是让克大班现在平仓，我们不是就亏在里面了吗。反正我们现在也是劝过他了，董事会真要追究下来，这板子也打不到我们头上。你一会不要回去了，直接去江苏银行，先让人平仓买升再说。”
席聚星犹豫了一下后说道：“平仓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买升，英国人真的会吃这个闷亏？”
席立功却不以为然的说道：“既然日本人都敢在革命委员会身上下注，我们为什么不敢？从日英舰队解除对于青岛的封锁开始，现在全上海滩都在看好革命委员会。英国人要是能够压得住他们，也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对于青岛的封锁了。更何况，现在美国人和他们站在一起，这一局我们不会输…”
席立功的判断并不错，在奥斯曼加入战争之后，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欧洲大战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了。11月份铃木商店的金子直吉发给当时伦敦支店店长高一一份电报，“BUYANYSTEEL,ANYQUANTITY,ATANYPRICE”（去买所有的钢铁，无论数量，无论价格）。
原先还在拼命压制铁矿石、焦炭、生铁价格的日本商人，几乎180度大转弯，开始满世界去购买铁矿石、焦炭和钢铁了。上海钢铁期货市场内的铁矿石、焦炭和钢铁等期货，在上半年浮浮沉沉了大半年后，从9月开始就转头向上，再不肯回头一顾了。
虽然克莱格搬出了英国驻上海领事说和，但是想让美国人把吃到肚子里的肥肉吐出来，这不是在做梦么？不管是利弗莫尔还是花旗银行的代表，都不接受英国人这种赌输了就想赖账的风格。美国人向英国驻沪领事威胁，如果英国人采用无赖的手法赖账，那么他们不仅要同对方打官司，还要把英国人的作为传播到国内去。
面对欧洲每天数百万英镑的花销，英国人此时根本不想得罪美国人，因此英国驻沪领事只好放弃干涉，汇丰上海分行只能强行平仓，最终损失高达337万英镑，成为了沪上炒作钢铁期货损失最大的一家银行。东北银行和花旗银行近一年在钢铁期货上的合作，赢得了将近450万英镑的利润。
利弗莫尔和其团队分得了近50万英镑的酬劳，花旗银行分得了150英镑的利润，东北银行获得了200万英镑的分成，交易所获得了50万英镑的分成。汇丰银行的董事会以闪电一般的速度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克莱格赶出了汇丰银行，还迫使他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填补了银行的亏空。
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大班在1914年圣诞节到来之前，成为了冒险家乐园的一名外籍流浪汉，冷酷的董事会连一张送他回英国的船票都没留给他。圣诞夜畏缩在外滩附近一处背街小巷内的克莱格又饿又冷，他觉得也许自己是过不了今晚了。
他的外套、皮鞋、裤子，但凡稍稍值钱一些的物件都被其他流浪汉扒走了。靠着冰冷的石墙上，他默默的回忆着过去，就在几日前，他还躺在温暖的壁炉前享受着数先令一只的雪茄，可现在却连一个便士的面包都买不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也未免太大了些。
就在他把头埋在膝盖里回忆的时候，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了起来，“克大班，你是克大班吗？”
克莱格立刻扬起头，在昏暗的光线里分辨着面前的中国人，抱着最后的期望说道：“是席副买办？”
席聚星松了口气，立刻掏出了一块银元给带路的流浪汉，把他打发走后方才蹲下对着克莱克说道：“真是克大班，克大班您可真受罪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不如让我请你吃一顿晚餐，我们好好聊一聊如何？”
自从被董事会开除，并两手空空的赶出大班住宅之后，汇丰银行的雇员也好，过去的老朋友也好，都对他避而不见了。因此席聚星的出现，倒是让克莱克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忙不迭的点头答应了下来。
席聚星把他带出了胡同，然后请他上了自己的汽车，然后先带他去澡堂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这才带着他来到了法租界内的一家中餐馆二楼的包间。只是席聚星把他带进房间之后，就默默的走了出去还关上了门，并没有留下来的意思。
克莱格这才发现包间内早就坐着一个人了，只是看到这个人后，他就有些恼火的说道：“原来是你，你叫人把我带到这里，到底想做什么？”
面带微笑的耿谨文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对着克莱格扬手说道：“坐，请克莱格先生您过来，就是想和你聊上几句。不管今晚聊的怎么样，我都会送你一张回英国的船票，让您回去同家人团聚。您觉得这个条件怎么样？”
克莱格沉默了数秒之后，还是拉开了面前的椅子坐了下来。不过他虽然饿的发慌，却也没有去看桌上的菜肴，而是冷冷的注视着对面这个把自己从天堂打入地狱的罪魁祸首。
耿谨文看着克莱格的样子，于是干脆的说道：“看来克莱格先生对我的意见不小，那么我就干脆开门见山了。我们在马来半岛成立了一个铁矿石开采公司，不过在那里日本人和我们竞争的很激烈，而马来的英国人也偏向于日本人，我们需要一个英国代理人替我们处理和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关系。待遇么，一年2000英镑，如果你尽到了自己责任，还可以获得5%股份的分红。你有兴趣吗？”
克莱格皱起了眉头看着对方问道：“为什么会找我？上海滩想发财的英国人可多的是。”
耿谨文注视着半响后，方才慢慢说道：“我们不需要一个太有野心的人。你已经失去过一次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你会更加珍惜这一次的机会才对。另外，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这也许就是你人生里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相信你会慎重行事的。
今晚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顺便享受我为你点的圣诞大餐，这一餐我已经结过账了。这信封里有一张船票和100英镑，如果你决定接受我的建议的话，你知道该去哪找我…”
第684章
11月19日，德国胶澳总督瓦德克和山东革命委员会主席恒宝昆在青岛的总督府内签订了移交胶澳租借地的协议。德国政府在山东的资产以无偿的形式转交给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停留在胶州湾内的17艘军舰。
英、法、俄三国都派出了外交官见证了移交的仪式，以此表明了协约国对于中国收复胶澳租借地的认可。虽然英国代表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拒绝把德、奥军人移交给协约国，并没有全面没收德国人在山东的财产感到不满。
但是革命委员会以中德双方并未进入战争状态，这是德国自愿交出租借地以换取平民财产的安全为由，拒绝了英国试图把放下武器的德、奥军人当做战俘看待。不过在英国人的压力下，革命委员会也还是决定把德、奥军人转移到辽宁，以表明这场移交并不是一个骗局。
事实上英国人一度想要把胶东湾内的17艘德奥军舰没收或是向中方购买，以增强英国东亚舰队的实力。毕竟一艘德国的轻巡就在印度洋搞得英国人鸡飞狗跳的，而整个德国东亚舰队主力现在还下落不明，让英国东亚舰队发现自己实在是缺乏军舰保卫如此广阔的大洋。
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这17艘德奥军舰在他们放弃封锁青岛之后再逃出青岛去同施佩舰队会和，那就会给他们增加更多的麻烦了。但是在德奥公使的抗议和革命委员会的反对下，加上这17艘军舰主要以小型舰为主，英国人要求革命委员会签订了担保书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11月20日，中国方面收回威海卫的谈判也在青岛正式展开了。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完全的从山东撤离，胶东半岛开始恢复平静。恒宝昆等山东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开始讨论战后的重建和军队复员问题，不过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对于军队复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陈翼龙认为，“日本人虽然被打跑了，但是那些前期附从于日本的地方反动势力可没有逃跑。我说的不是胶东半岛这块，而是鲁南、淮北这片。张勋的辫子军之前在南京、徐州祸害地方，日军进攻的时候又配合日军侧击青岛，这样的反动势力不清除，我们今后还怎么去发动群众？”
陈翼龙身边的得力助手李大钊、邵飘萍等人也支持其的主张，认为在革命军击败了日军收回了青岛之后，山东、苏北一带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张勋盘踞的徐州地区更是有民众主动前来联络，希望革命军发兵徐州把祸害当地的辫子军赶跑。
在此种形势下，革命军应当顺应人心把鲁南、苏北纳入治下，扩大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不是考虑什么军队复员的问题。
不过对比起宣传部门的保守，山东同盟会出身的徐镜心、邱丕振、刘溥霖、吴大洲、薄子明等人则更为激进，他们表示，“清算辫子军有什么可着急的，当前最要紧的难道不是打倒独裁恢复国会吗？最大的独夫民贼不在徐州而在北京，张勋之愚忠怎么比得上袁世凯之狡诈？”
在此次山东作战中，按照吴川的评语，战功第一的是毁家纡难的山东人民，其次是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门，其次才是光荣的革命军。
对于吴川的评价，山东革命委员会上下是信服的，如果没有山东人民作出的坚壁清野行动和广泛的游击战，使得日军不仅难以从地方上获取物资还需要分散大量的兵力守备各交通要道，那么日军对于革命军的防御阵地进攻就会更加的猛烈，革命军能否在日军进攻前建立起一道道的防线，并如此之快的拖疲日军还真是一个问题。
按照德国人的计算，山东人民的游击战至少抵得上一个寒冬对于日军士气的打击，这也是德国人能够提前发动莱州会战的决心之一。
至于宣传部门的功绩，看看山东人民坚壁清野的决心和加入军队、游击队的踊跃之情，就知道宣传部门究竟在其中做了多少努力。没有宣布部门对于人民的广泛宣传，革命委员会是不可能这么广泛的发动和组织起山东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战的。
而且，宣传部门还直接参与到了作战行动当中，比如对于张勋部队的虚假宣传，让张勋部队以为日军已经攻下了平度，诸城的革命军正撤往青岛，正是邵飘萍的杰作。而在革命军进攻张勋部队的时候，发动鲁南人民协助革命军作战，正是陈翼龙、李大钊等人的成果。
按照吴川对于山东战区的作战评价：这是一场军队和人民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范例。正是在山东人民和中国各界人民的支持下，革命军才能取得山东保卫战的胜利，革命军决不能忘记这一胜利的源泉。
吴川的评价完全压倒了山东革命军中些许不满的声音，对于那些普通士兵来说，他们自己就是山东人民和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他们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意思。革命军中的一些军官们虽然觉得有些不大公平，但却也没有人敢在之后继续出声，以免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支军队和人民对立的反面人物。
宣传部门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原本只是宣传党和革命委员会政策的喉舌，变成了能够参与制定党和革命委员会决策的一只重要力量。
只是宣传部门过于站在劳工阶层说话的倾向，让一部分出身地主商人家庭的革命者感到了不满，这些人大多数都参加过同盟会组织，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大多都是宋教仁的支持者，但是并没有在关外接受过共和党的革命教育。
因此他们所追求的革命，是解放自己所处阶层的革命，而不是试图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甚至于有些人是坚决反对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的。在吴川看来，这些人就是后世的精分，一边反对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打压和歧视；一边却又认为非洲人和印度人是不配和中国人过上一样的生活的。
这些人想要的革命，就是由自己取代袁世凯的位置，然后让中国人民继续做牛做马。而且他们还认为中国人民应当支持他们取代袁世凯，并为他们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之所以革命委员会还要继续容忍这些人，实在是同外部环境当中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至少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还是有些进步意识的，如果把他们也一并打倒，共和党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联合的力量了。
在对外战争掀起的民族情绪中，革命的进步的力量的发展，迫使了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站在了共和党一边。而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队获得的空前威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受到了教育，开始向更纯粹的革命者转化；而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则有所膨胀，试图借助当前的大好形势完成统一国家的民主革命。
这些人的想法很快就转为了一个激进的政治主张，向北京进军，打倒袁世凯政权，恢复共和体制。这一主张对于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各地共和主义者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也颇能迷惑一些尚不能完全坚定自身阶级属性的革命者。
于是向北京进军，进攻济南；和向徐州进军，惩罚和日本人勾结的辫子军。就成为了山东革命委员会战后会议上争吵的最为激烈的两个主张。军队的代表出于慎重，并没有在会议上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军队代表还是委婉的表示了，战争结束后立刻复员对于军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场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不仅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就连一直主张服从中央革命委员会命令的恒宝昆也有所动摇了。他最终决定，把会议纪要发给哈尔滨，交由中央革命委员会予以指导。
作为北京方面派出观察日军撤离并参加移交胶澳租借地仪式的武官蔡锷，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这种拖拖拉拉的作风感到了不满。虽然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但是蔡锷并不是一个君宪派，他也不是当前军界最为流行的军国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反对满清，是因为清政府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他支持袁世凯，是因为孙文、黄兴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无实力捍卫中国的统一。但是随着袁世凯废除责任内阁而代之以超级总统制，日本向山东出兵，而袁世凯却宣布局外中立后，蔡锷就已经对袁世凯彻底失望了。
而革命委员会在朝鲜、山东战场上的对日作战的胜利，也令梁启超开始转向。和康有为死活抱着君主制度不放相比，梁启超还是要稍稍进步一些的。
但是，他所主张的君宪主义并不是建立起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或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试图捍卫中国传统乡绅的权力，也就是寄希望于这些过去的乡贤能够主动的去拥抱新时代，从而建立起一个能够维持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国家。
只是他的这种改良主义并没有获得传统乡绅的青睐，在没有革命的铁和火燃烧到这些乡贤头上，指望这些传统乡绅放弃旧的传统去主动迎合时代的进步，显然是痴人说梦。不过在社会舆论界，此时的梁启超所代表的不失为一只有影响力的力量。
在日本于山东莱州会战失利后，梁启超就已经察觉到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已经不可抑制，北京政府不管是外交、行政、舆论和军事上，都处于了下风。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理念和自己不同，但是如果现在不去接触革命委员会，那么等到革命委员会入主北京时，他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因此梁启超多次和自己的学生会面，让蔡锷去山东观察革命委员会的行事作风，并和自己另一个弟子蒋百里进行沟通。他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接触，让革命委员会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一部分都行。
只不过蔡锷显然要比梁启超走的更远，梁启超不过是想让他同革命委员会进行初步的接触，但是在见证了日军撤退的场面和德国人交还胶澳租借地的仪式后，蔡锷觉得革命委员会应该尽快北上，入主北京赢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再说。
革命委员会不掌握中枢的威权，也就意味着国内今后还要继续保持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和实质上的不统一，失去了威信的北洋政府，恐怕再难以震慑各地的军阀，接下来各地就将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都是不利的。
第68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