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返回哈尔滨的吴川，很快就接到了来自北京和山东的两封长电报。北京发来的电报主要是关于关税的分配问题，从列强那里弄回来的关税，北京政府显然是不愿意让革命委员会独吞的。
除了这两封电报带来的问题之外，回到哈尔滨的吴川也发现，党内和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气氛也有些不同了。胜利来得太过轻易和辉煌，原本打算老实做事的同志们，都不免有些心浮气躁了起来，不管他走到哪里，直接或委婉的向他打听，何时去北京的声音，不免就多了起来。
不管是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的老同志，还是充满朝气的新同志，此刻都因为革命军成功赶跑了日本人，从德国人、英国人手中收回了一些利权，而开始对革命的未来有所憧憬，希望进一步加快恢复中国的主权独立。
11月24日，吴川召集了政治局的委员们就目前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重点就放在了两个问题上：1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南下进驻北京；2关于当前的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一点看法。
对于前者，吴川首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当前的国内形势对于我党来说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第一、随着朝鲜、山东两场战事的胜利，日本在短期内应当无力再干涉我国之政治。而俄国又为欧洲大战所牵制，同样不能再以武力对我相要挟。因此我们此时处理国内事务，可以不必对外界的影响多加考虑了。
第二，对外抗战的胜利，对列强一些利权的收回，使得我党获得了国内舆论、民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同，在这样对我友善的国内环境下，只要我们采取的政治策略没有太大的错误，应当是不会招致国内民众的普遍反对的。
第三，从1911年10月到1914年10月，我们在夺取了东北三省的政权后就一直在搞建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比如东北的工人阶级人数翻了将近4倍，东北的工业产值从3、5亿元发展到了近20亿元。东北的粮食产量从不到1千万吨提高到了今年的1200万吨以上。即便是今年东北遇上了不小的水灾，但是今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还是增长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物质上的成就，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今次的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想一想吧同志们，假如没有装甲车，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大炮和机枪，我们还能这么轻易的击退日本侵略军吗？
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作为后盾，我们还能在一边赈灾的情况下，一边大量的发动人民去同侵略者进行战斗吗？我想这是不大可能的…”
原本还试图说服吴川的几名委员，在吴川的一连串否定下顿时都闭上了嘴。坐在这间会议室内的委员们都很清楚，朝鲜、山东两场作战究竟消耗了多少物资，放在3年以前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消耗。
而这些物资是怎么来的，基本都是在吴川一力独断下，向海外大举借款购买机器，并不惜血本的培养工人，才能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光是1913年11月到1914年11月向美、德两国派遣青年工人的培训计划，就耗费了将近200万美元，虽然美国和德国的资本家补贴了一半，但整个计划也花费了将近100万美元。因为大战的爆发，使得最后几批赴德人员改为赴美，这个计划为中国培训了将近4000名技术工人和助理工程师，这些前期返回的人员已经开始成为了各工厂的骨干力量。
曾经认为花钱让工人出国培训是一种浪费的委员，在这些工人们回国后对于工厂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面前，也只能保持了沉默。而欧洲大战的爆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这些出国培训过的工人的价值，他们对于机器和技术上的理解，显然要比国内接受培训的工人要出色的多。
毕竟那些被延请来国内教导中国工人的外国技工和工程师，只是想要让他们能够维持工厂的正常运转，并不打算教给中国人更多的技术。可是这些被委派到国外的青年工人和助理工程师，外国的工厂可不想让他们在工位上闲逛，只要能够支使他们去干的活，就必然会安排他们去干。
正因为培训效果之好，于是在9月到10月，革命委员会和美国方面追加了一个1914-1916年的2年培训计划。从1914年10月起，革命委员会向美国派出60名助理工程师和600名青年工人，在美国进行12个月的实习工作，以重化工工业为为主，主要是造船和钢铁业。
整个培训计划的预算经费是800万美元，美国政府对这一计划补贴了200万美元，美国企业界负担了400万美元，革命委员会自己承担剩下的费用。作为回报，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和美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比如接受美元的直接采购，为美国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
可以说，如果没有1911-1914年美国和德国资本的大量注入，那么革命委员会是打不起这样的战争的。而在吴川坚持向美国和德国引入资本的时候，这里大多数人是反对的。因此在吴川的一连串反问下，大家就只能保持沉默了。
不过吴川提到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众人当初的错误，因此在略一提醒各位委员之后，他便转移了话题说道：“…诚然，以当前我们的力量，组织起40万军队南下入关是可以保证后勤供应的，而这样一只力量不管是北洋集团还是西北、西南的地方军阀们，都是难以抵挡的。
但是，我要请同志们注意一点，我们可以打败当前国内的各路武装，但是光靠这40万军队难道能能够防守住南到云南-西藏；北至鸭绿江-图们江，东至大海，西至新疆-外蒙的广阔地域吗？
我们真的有能力把这些地方完全纳入到革命委员会的统一管理之下吗？另外我国的人口超过4.3亿，扣除东三省和山东的3000万人口，也就是我们成为中央政府之后，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山东半岛的粮食尚不能自给，而东三省的富余粮食最多也就额外养活1千万人。那么当我们下令军队入关统一全国之后，有谁知道这4亿人口到底缺乏多少粮食？我们应该怎么去喂饱他们的肚子？
我们不是满清朝廷和袁世凯政权，可以无视人民忍受饥饿，让他们自生自灭。那样的话，我们存在的政治法理就不复存在，人民也会对我们失去希望。就如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从而抛弃了所谓的二次革命那样，人民也一样会抛弃我们。
此外，我们也不能光关注国内的局势，也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欧洲大战牵制住了西方列强的大部分精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对于东亚的殖民利益。
只要我们取代了北京政府，势必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列强此前和满清、民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我们究竟承不承认？承认的话，我们何以面对国民，告诉他们我们同满清和袁世凯政府是不同的？我们所主张的反帝反封建，岂不是成为了一个笑话？
但是我们不承认的话，列强虽然现在拿我们还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必然会对我们采取封锁政策。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和工业能力，一旦被列强封锁，我们几乎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
而美国人站在我们这边，是为了赶走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从而独占和我国的贸易利益，并不是真的想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一旦我们真的统一了全国，美国人必然会改变当前对我竭力扶持的政策，毕竟2、3千万的工业人口和4亿3千万的工业人口完全是两个概念。
美国只是需要我们同日本达成平衡，并不想见到在太平洋西岸出现一个4亿3千万人口的工业大国，那么美国在东亚就毫无立足之地，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这场党内的会议一直开到了深夜，众人终于还是被吴川所说服了，放弃了进军北京夺取中央政权的想法。不过吴川也接受了委员们提出的，应当适当扩大山东革命委员会的控制区域，为山东的建设营建一个更为安全的区域。
11月25日下午，吴川召开了中央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的全体大会，在会上吴川就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特别点明了关于最近各处私下议论的入关主张。
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吴川就没有对党内同志那么坦白了，他对此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们投身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让国民安居乐业的国家，而不是为了某些人或某些党员的私欲。
最近我听说许多党员和委员们都在讨论入关进京的事，那么我倒是想要问一问了，你们这么急着入关进京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谋幸福？还是为了想去享受一下高官厚禄？
想要去北京享受高官厚禄的，把报告打上来，我给你们写推荐信，我相信现在的北京政府是不会驳我这点面子的。”
吴川说到这里就停顿了下来，扫视了台下一圈委员们，大家顿时都安静了下来。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如果是想着为人民谋幸福才想着入关进京的，那么我认为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实却还不允许我们现在就入关。
虽然北京的袁世凯政权在去年镇压了南方的起义之后，就日趋走向了独裁专制的道路，从而让地方和北京离心离德，甚至就连北洋集团内部对于这个北洋领袖也是颇多非议。
但是，眼下的袁世凯毕竟没有跨出最后一步，不管他之前怎么收揽权力打压民主运动，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以下两个事实。第一，袁世凯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的关键进程上是有功劳的；第二，他确实是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的总统。
所以，在其没有背叛共和国之前，不管我们以什么名义去推翻他，在道义上都是有瑕疵的。这种瑕疵在我们势力强盛时不足一晒，但是当我们陷入危机的处境时，这就是击倒我们最好的子弹…”
第686章
吴川在这次中央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除了关于入关问题之外，还着重提到了另外两个问题，军队复员和当前的土地制度。
从1911年到1914年，第一批入伍的士兵已经服役期满，不过因为欧洲大战和对日战争的爆发，不少军队高层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应当延长这些老兵的服役期，倒是那些新招募的新兵可以先复员，因为在战场上，一名有经验的老兵至少抵得上3名新兵或是更多。
不过在这次大会上，吴川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后，短时间内革命委员会再被动的陷入战争机会不大。
而且复员军队不仅可以缓解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朝鲜、日本、外蒙古地区的三面出击，已经使得日本、俄国和北洋政府感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威胁。如果革命委员会继续保持当前的军事规模，那么必然会迫使这三方走向联合，那么东北亚地区反而更容易擦枪走火。
另外就是，革命委员会必须要信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在革命委员会尚没有遇到覆亡危险之前破坏自己的承诺，无疑就是在打击人民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信任。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军队是否还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忠诚，这显然是存在疑问的。
因此，吴川坚持军事委员会尽快开展军队的复员工作，并把这些在军队中教育了将近4年的忠诚战士安排到各行各业去，以充实革命委员会基层的力量和补充工业上的劳动力。为了妥善完成军队的复员工作，吴川建议给军事委员会特别拨款3000万元，专门用于军队的复员。
而在土地问题上，吴川主要是讲述了一个事实，在当前的国内形势下，国有土地所有制、集体土地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将会长期共存，革命委员会应当接受并承认这个事实。而革命委员会在土地制度上所追求的，应当是尽快的提高国有土地所有制占据国土面积的份额，扶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条件的限制私人土地所有制。
为此吴川建议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下单独设置国土管理局，国土管理局设立之后的主要工作重心，就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和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土地。
“…什么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土地？就是必须为社会稳定的提供商品的农场、种植园、牧场等私人生产单位。
比如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了保证酒厂的生产，在烟台等地购置了大批土地，虽然它是把土地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但是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在集中了土地之后，主要还是为了服务于公司的生产，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至少为社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远远超过了它所购买的土地能够给养的人数。
所以我认为，至少在现在，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集中土地的方式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应当获得保护的私人所有制。
但是在山东乃至国内大多数地区，这样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土地并不多。比如胶东有名的牟氏家族，其家族土地已达4000公顷，山岚有8000公顷，但是这一家族集中土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聚敛财富享受。
他们通过手中的土地去控制那些租借了自己土地的农户，丰年则压价收购粮食，荒年则高价出售粮食。正常年景几乎很少向社会出售粮食，他们就是依靠垄断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来获取超额的利润，然后再通过控制地区粮食来破坏稳定的社会结构。
比如在大荒之年以1斗高粱换1亩地，或是几升高粱换1亩地，从而将成百上千的自耕农变为了无地的流民，再将这些流民从土地上驱离，从而控制住了土地的所有权。
牟氏庄园有房产5500余间，成为了胶东有名的大地主，但是牟氏所居住的栖霞地区，社会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自耕农的数量更是连年下挫。在这样下去，栖霞地区除了牟氏一族和依附于牟氏的群众，其他人就都不用在这里生存了。
那么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栖霞将会成为一个属于牟氏的独立小王国，政府的法律在这片土地上也要经过牟氏点头才能通行下去；我们想要对地方上收税，也要经过牟氏的同意；该地的治安更是得依靠牟氏才能稳定下来。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乡里之贤，栖霞就是乱世中的桃花源，是圣人所追求的和谐社会。这样的和谐社会岂止在胶东存在，华夏大地上满目都是，但是这些各地的乡贤所营造的和谐社会，最终却让满清垮台了。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让一个牟氏家族兴旺发达起来，就得制造数百上千家普通农户的破产。为了让乡贤们能够舒服的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就得有数千上万群众饥寒交迫。而这些乡贤既不能为国家提供粮食，也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甚至连自己的财产他们都指望让穷人去纳税当兵保护。
这样的乡贤，这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就是最大的毒瘤，我们不拔出它，我们就会成为第二个满清政府…”
在执行委员们的眼中，以上三个观点远远超过了吴川谈及的其他问题。而和入关、复员问题相比，土地问题又是最让人感到关注的。虽然吴川在提及土地问题时还是小心翼翼，生怕引起委员会内部的全面分裂，但事实上委员们其实更害怕吴川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
到了1914年11月，共和党的正式成员已经超过了43万人，预备党员的人数也有15.8万余人，此外还有62万的共青团员和98万余人的少先队员。可以说共和党组织所掌握的政治力量已经远远压倒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其他民主力量，虽说共和党在各委员会内的委员名额还在40-50%之间，但是各委员会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了共和党的手中。
过去那些试图站在中间地位上呐喊群众的民主派人士，到了1914年的对日战争结束后，也开始试图抛弃自己的中间人士身份，加入到共和党中去了。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吴川反而要求这些民主人士在党外进行合作了。
除了一小部分比较天真或是确实坚持自己主张的民主人士，认为吴川的举动是一种宽宏大量外，大多数人则在私下里认为，吴川不让他们加入共和党却又在革命委员会保留他们的位置，实质上就是为了给共和党竖立一块民主共和的招牌。
当然这块招牌确实有些用处，自从对日战争结束之后，关内的各派势力不就纷纷向革命委员会伸出了橄榄枝，试图为自己预定一个民主人士的定位了么。但是对于那些有野心的政治人士来说，被排除在了共和党之外，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后已经不可能再进入到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决策圈子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打击。
但是和这种被隔绝在政治决策圈子之外的打击相比，更多的民主人士更为担心的是被排斥出人民的行列。从1912年开始的政治宣传教育，虽然大多数人还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共和党把社会分为党员、党外合作人士、支持党的人民、有待于提高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四类群体的划分还是看的明白的。
在这样的划分之下，革命委员会之外已经不存在什么为共和党承认的民主人士了，只有隐藏的较深的反动分子和毫不掩饰的反动分子。而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人民和人民群众只能和党发生联系，党外合作人士和人民及人民群众之间是没有沟通渠道的。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各地的士绅还是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少士绅组织的地方武装更是抗击清兵的主力。但是到了1914年，在东三省内，不管是发动人民群众，还是对内对外的宣传上，党和共青团的都起到了主流作用，党外民主人士除了投票赞成决议并捐出一些钱粮外，几乎没有承担任何较为重要的工作。
和袁世凯政权对于革命党人要打要杀的大张旗鼓相比，共和党解除民主人士的政治声望可以说是无声无息，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因此当吴川提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时，执行委员中的民主人士不是感到愤怒，而是大大的松了口气。这三年以来，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三省的流行，使得他们被动的去了解了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和共和党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度让东三省的民主人士担心，共和党会采取激烈的手段对现存的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在战争期间没收汉奸和通敌者土地的政策，已经让他们心生畏惧。
当然，和3年前相比，现在的这些民主人士已经完全丧失了以武力推翻共和党执政地位的想法。他们只能期待共和党采取尽可能温和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共和党采用什么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意味着对待他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态度。
和蒸蒸日上的革命委员会相比，大部分民主人士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共和党决裂，从而彻底在革命委员会失去自己的地位的。于是，在双方的互相忌惮下，吴川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终以温和的多数通过了。
第687章
11月27日，恒宝昆等人接到了哈尔滨的回电，为此恒宝昆召集了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开了一次会议，将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下去。
电报里主要回复了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关于军队复员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进军徐州还是北上济南的问题。
在军队复员的问题上，中央革命委员会的答复是原则上还是要继续复员，但是鉴于山东地区的特殊性，被反动势力所包围的恶劣局面，因此中央革命委员会表示可以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复员计划。
而对于后一个问题，电文里的答复就比较明确了。对于进军徐州解除辫子军的武装，中央表示同意，但在解除了辫子军的武装之后是否停留于徐州，则要视乎周边势力的反应。
中央革命委员会认为，山东革命委员会能够把势力扩张到鲁南和苏北地区应该问题不大，但徐州是津浦路的要害，如果对于周边势力和北京刺激太过，则很有可能引发双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这对于正试图转入和平建设的革命委员会是不利的。
而进军济南的问题，中央革命委员会则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北京政府在我方同日方交战时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因此此时对于济南军队动武，出师无名在政治上是失分的。除非济南军队自动让出驻地，则我军可前往进驻。
这封电报对于想要入京的同志打击不小，虽然电文里没有提到关于入京的字句，但是中央革命委员会试图维持北京政权存在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蒋百里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师兄弟蔡锷后，蔡锷大为不满的说道：“吴川怎么做事如此婆妈，不趁着这个时候出兵北京，等到人心安定下来，下一次再想有这样的机会，可要到什么时候去了。”
蒋百里意味深长的看着他说道：“拥有力量而慎用力量，这正是革命委员会的特点，我以为这个习惯很好。要是我们和袁世凯一样，稍稍有些实力就想着去干涉政治，那么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在人民眼中，我们和袁世凯又有什么不同？就这一决定上，我是支持吴主席的决定的。”
蔡锷略有些惊奇的看了一眼这位，过去这位老同学性格之爆烈还是要超过自己的，想不到现在却也说起了慎用力量之类的话语。不过他很快就把这点惊奇抛在了脑后，一边思考一边在房间内来回走动，蒋百里看着他的样子就知道对方并未死心。
不过他也只能沉默不语，对于蔡锷这位老同学的性格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会百折不挠的去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指令对其来说恐怕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而蔡锷想要让革命军向北京进军，其目的也是为了尽快让天下归于一统，避免北洋和革命委员会陷入长期的对峙，而大量消耗国家的元气，蒋百里心里也未曾不赞成这样的想法。
只是，在革命委员会待了这么久，蒋百里从来没有看懂过吴川的做事手段，这个据说是南洋华侨出身的海外留学生，每每行事用策都是出人意料，毫不顾忌国内的传统和政治，但是最终胜利的却总是他。
如果不是今次的战争爆发，过去三年里吴川所坚持的借款修路办厂，引进大量的外国工业技术人员，投资研究飞机、汽车等看似短时间内不大可能给战斗力带来帮助的机器等动作，都将会成为压垮革命委员会的重负。
但是战争的爆发挽救了革命委员会，过去三年里对于基础建设和工业制造的大笔投入，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了超额的回报。这个回报不仅仅在于战场上，更是在于经济上。和欧洲大战给革命委员会带来的大笔订单相比，在战场上打赢日本人反而成了一个小小的成果。
在日本、德国都留学过的蒋百里，之所以对日本的军事嗤之以鼻，便是认为日本的国力根本支撑不起日本陆海军这样的怪物，日本的军事越是强大则日本距离全体崩溃的时间就越近。但是他对于德国的军事却是心悦诚服的，因为德国的工业足以支撑起这样一只强大的军队。
士兵也许会钦佩一位不断获胜的将军，但是他们只会追随一位能够给他们回报和未来的统帅。在吴川决定让野战军将士按期复员，并拨出巨额资金用于安顿这些复员军人只后，蒋百里认为国内已经没有人会是革命委员会的对手了。
从满清到北洋，遣散军队都是淘汰弱小留下强军，还没有哪一只部队会把手中的精兵强将放回家去的。唯一的一次例外，大约就民国建立后对南军的遣散了，不过这却是袁世凯试图削弱革命党力量的计谋，而且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都没有关注过这些被遣散官兵之后的生活。
因此，直到今日为止，不管是旧军还是新军对于遣散一词都特别敏感。在这些军队中的官兵看来，遣散军中将士，其实就是上边不想花闲钱养人了，因此预备把一些老弱病残赶出军队去。对于那些在军队干了一辈子的老兵来说，被赶出军队基本就等于是让他们流浪街头，因此自然是怨气满腹的。
没有一个合理的服役制度，那么哪怕是一开始朝气蓬勃的新军，在十几二十年后也会变得暮气沉沉。因为当军中充满了拖家带口的老兵后，军队也就不能称之为军队了。毕竟，一家之主怎么可以轻易去死？更何况军中的上层职位都被老兵占据之后，新兵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努力的动力了。
北洋新军的堕落，其实就是这一进程的写照。所以不管满清还是民国都陷入了一种怪圈，旧军队无法解散只好练新军，但是新军练上十多年就变成了旧军，不断扩大的军队人数最终又吃光了军费，使得部队难以在装备上进行革新。
革命委员会如今的举动无疑表明了这样两个姿态：革命委员会并不担忧让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返回社会而损失军队的战斗力；而革命委员会也向各界表明自己是有能力控制住军队的，哪怕是刚刚建立了功勋的英雄部队。
而只要把这些复员军人的生活安顿好，那么革命军的将士只会更为忠诚于革命委员会。一个为自己的未来作战的士兵，显然要比为了生活而留在军队的士兵更富有战斗力。所以，蒋百里实在看不出国内其他势力还有什么能力同革命委员会继续抗衡下去，自然他也就不会觉得放弃今次进京机会有多么可惜了。
就在蒋百里想要开口劝说蔡锷的时候，蔡锷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头向他说道：“有了，吴川不是说不准向北动用军队，除非北洋军自己撤退吗？现在驻守济南的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可是段芝泉的老部下了。袁项城免了段芝泉的官职，他可未必还能安心替老袁看守住北京的东南大门了。
而且革命军在莱州会战之后，兵锋正锐。济南上下都是惴惴不安，唯恐革命军回头攻向北京，第一个拿他们祭刀。第五师上下都是山东出身，革命军之前保卫山东时就有不少第五师的官兵来投，我看派人过去加以劝说，未必不能让第五师全员都倒戈过来。”
蒋百里沉默了半响后说道：“松坡，你现在可是北京的人，这么做于你名声恐怕不利。”
蔡锷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说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是民国的人，可不是老袁的私人。当下的中国，好不容易才看到这么一点统一的希望，怎么能够不去争取？
自老袁提出局外中立后，北京就已经没有可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希望了。不管是西北还是西南，还有谁会觉得老袁是命世之主？北京政府既然保不住中国，那么谁还在乎北京的政令？既然是洋人说了算，那就没必要在自己和洋人中间再加上一个北京政府了。
革命委员会不计较得失，打出了保家卫国的旗帜，还成功的击退了日本人，收回了胶澳等地。此时顺势取而代之，天下还有谁敢不服呢？放过这个机会，那么等到各地被革命军此次战绩震慑的时间过去，他们必然会不顾一切的向列强示好，从而依靠列强的力量来对抗革命委员会。
到了那个时候，革命委员会就算能够胜利，可是我担心国家会陷入长久的内战，导致百万生灵涂炭啊。百里，你难道忘记我们当年去东京求学是为了什么吗？”
蒋百里望着蔡锷锐利有神的双眼，沉默良久之后终于说道：“我当然没有忘记，只是…”
蔡锷不客气的打断了他说道：“没有什么只是，济南那边我去安排，等到济南发电报邀请革命军进驻维持秩序的时候，你支持出兵进驻济南就行。”
蒋百里思考了半天，终究担心蔡锷会自行其事，因此最终还是点头答应道：“好吧，但是你要随时通知我进度，要是事情不顺利就立刻中止，不要强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