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拉斯普廷阁下一旦倒下，皇后又不能对出手的人加以惩治，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宫廷近幸派的倒台。失去了宫廷近幸派的拥护，皇后也就失去了处理国政的能力，这样一来宫廷也就失去了对于政府的控制。
在尼古拉陛下滞留前线无法及时回到彼得堡的期间，必然会有野心家窃取政府的权力发动一场政变。而能够窃取政府权力上台的野心家，必然是体制内的人物。这样一来，为了顺利的让尼古拉陛下交出权力，野心家们必然会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劝说尼古拉陛下退位。
而为了掩盖前线失败的责任，和获得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我想那些野心家一定会把前线失败的责任推到拉斯普廷阁下和以王后为首的宫廷近幸派身上。以通过处罚宫廷近幸派这一群体，来平息民众对于前线失败的不满和换取民众对于新政府的支持。
所以，假如拉斯普廷阁下突然倒台了，我建议你赶紧从彼得堡跑路吧。为了安全起见，你最好从远东调动沙皇保卫军的一部驻扎在彼得堡，这样至少政变爆发时，你至少还有条退路。”
对于吴川的分析，谢尔盖是信服的，但是对于吴川最后提出的建议，他犹豫了好半天才说道：“可沙皇保卫军中有不少布尔什维克，他们可不会支持沙皇。”
吴川点了点头回道：“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同样也不会支持哪些体制内的野心家。有些时候，敌人的敌人未必不是朋友。布尔什维克虽然痛恨沙皇，但也不会允许那些体制内的野心家窃取政权。和尼古拉沙皇相比，斯托雷平才是更可怕的敌人。只要你能办成这件事，我相信局势不管怎么发展，至少你和你家人的性命总是能够无恙的。”
谢尔盖坐在吴川的对面想了许久，也还是拿不定主意，他只能向吴川表示自己需要就这个问题好好的思考几天。对此吴川倒是无所谓，谢尔盖这边不过是一步闲棋冷子，如果能够以军队的方式进驻彼得堡，哪怕是驻扎在外围的一个团，也会给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们带去极大的鼓励的。但是没有的话，历史上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一样会发生，所以他一点都迫切。
只是他的神情越是坦然，谢尔盖心里越是犹豫，在走出办公室的房门之前，他终于还是停下了脚步说道：“我最多也就能够调动一个团到彼得堡的周边，这样也行吗？彼得堡现在可是有着大量的军队的。”
吴川看着他温和的说道 ：“布尔什维克想要在彼得堡做什么和你无关，这不过是个交换，让你能够安然从彼得堡脱身而已。就如你所说，当前彼得堡有着大量的军队，哪怕你调动了一个团驻扎在彼得堡周边，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再说了，当前俄国最为激烈的革命派是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不认为这件事能够对你造成什么威胁。”
谢尔盖低着头满腹心事的走出了吴川的办公室，他终究还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不过吴川看着他离开的样子，倒是觉得谢尔盖也许很快就会回来和他讨论这件事了。
和革命委员会洽谈武器订购清单的是俄国驻哈尔滨总领馆的几位官僚，双方经过了几次洽商之后，吴川便从报告中大致了解了俄国当前对于武器弹药的匮乏程度。
第717章
1914年夏天开始的大战让交战双方都意识到，他们按照过去的战争经验计算的军需品消耗速度都太低了。法国总参谋部战前认为一场战斗中每天消耗1.3万发炮弹已经到达上限了，但是马恩河会战中法军平均每天打出了24万发炮弹。，
法国在战前储备的75毫米炮弹到1914年9月就消耗殆尽了，而国内75毫米炮弹的产量仅能满足战争需求的7%，从10月开始法国就不得不向美国加大了采购弹药的订单。到了1915年2月，法军至少缺少70万支步枪和1500门75毫米火炮。
英军同样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导致英国统帅部不得不严令前线每门火炮每天只能发射10发炮弹，而按照实际战争的需要，每门火炮每天至少要发射70发。
和英、法两国相比，工业基础更为薄弱的俄国，在军需品匮乏的问题上则显得更为严重。俄国的军工基础不仅薄弱，他所动员起来的军队规模又是交战国当中最为庞大的。
战前俄国建立了112个“地方轻便军需库”，每个军需库至少存放了1400万子弹和3万发76毫米炮弹，但是开战后每个月俄军要消耗24个这样的“地方轻便军需库”。
从1915年初开始，前线俄军每月至少需要补充20万支步枪、2000挺机枪、400门火炮、2亿发子弹和150万炮弹。但是俄国自己的军工厂每月仅能提供3万支步枪、216挺机枪、120门火炮、5千万发子弹和40万炮弹，约为前线需求的五分之一。
而在战争经济动员的速度上，俄国也远不及其他主要交战国，英国在1914年9月开始了战争经济动员，法国是1914年10月，俄国则是1915年夏季。
到了1915年春季，法国的步枪产量比战前增加了30倍，75毫米火炮产量增加了10倍，炮弹13倍；英国的炮弹比战前增加了19倍，手榴弹增加了39倍。可是直到1915年夏末，俄国的步枪、机枪、火炮产量也没到战前的1.5倍，弹药产量也只增加了50%。
在对外采购上，俄国也处于极端的劣势，这不仅在于航运通道的被封锁，重要的还在于俄国的海外信贷信用太差，没有英国和法国提供的信用担保，俄国几乎在海外采购不到任何物资。比如距离俄国最为方便的日本和中国，对于俄国的订单虽然感兴趣，但几乎都不接受信贷的方式付款。
在1915年夏季作战大溃败之前，俄国人还可以伪装一下强硬的姿态，坚持不肯给日中两国提供什么抵押品。但是到了1915年秋，俄国人的强硬姿态已经伪装不下去了。仅仅是谢尔盖透露出来的军需缺口数量：150万支步枪、10亿发子弹、600万发炮弹，对于日本和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日本的军火年产量，步枪约20万支，子弹5-6亿发，炮弹5、60万发，主要以中小口径炮弹为主。中国，也就是革命委员会的产能是：年产步枪14.5万支，子弹2-3亿发，炮弹50万发，同样是以中小口径炮弹为主。中日两国加起来的军需产能都满足不了俄国的需求，当然这是指双方未进入战时生产模式下的产能。
而且在欧洲列强因为大战不得不缩减甚至是完全断掉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品供应后，中日两国之前被欧美列强压制的工业产能，现在则获得了一个极为广泛的发展空间。
相比起东南亚、南亚、非洲、南美各国难以填满的工业品需求市场和拥有各种支付手段的优质客户，俄国这个不想拿出真金白银来付账的客户也就难以被中日两国瞧得上了。更何况，相比起民用工业品的制造标准来说，军需品的生产要更加费时费力，中日两国的工厂显然更中意生产技术要求更低一些的民用品生产。
再加上当前英法也在满世界的求购军火，俄国向美国订购的军火往往都是英法挑剩下来的残次品，就这还不能完全满足俄国的需求。因此1915年9月，俄国驻哈尔滨及俄国驻东京的外交官，同革命委员会及日本政府进行的军需品采购洽谈，完全处在了下风。
相比起日本把落后及有缺陷的步枪提高到4、50日元一支，三八式步枪100日元一支还限量供应，革命委员会愿意提供85共和元一支的莫辛纳甘步枪，显然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价格了。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洽谈，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终于和革命委员会委派的商业代表达成了20万支步枪，1.5亿发子弹，20万发炮弹，1000门迫击炮和12万发迫击炮为主的军需采购订单，总价值8000万共和元。
此外俄国财政部还取消了此前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火车头供货合同，并反过来向革命委员会采购了600个火车头的订单，单价为10万元每台，再加上卡车、军服等其他物资，总合同金额约为1.2亿共和元。
从美国钢铁公司那里获得的“1-4-1”型火车头制造技术，加上从美国拆回的大型水压机，已经让革命委员会掌握了这款火车头的制造。原本革命委员会就已经打算要撕毁同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订货合同了，现在因为俄国战争引发的国内需求，俄国财政部主动取消了这份合同，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而俄国能够如此财大气粗的下这样大的订单，同9月份英法俄三国在伦敦签订了“布洛涅黄金协定”不无关系。通过这份协定，英国向俄国开放了一年总额14.6亿美元的信贷市场，而俄国需要向伦敦运送1.95亿美元黄金作为抵押。
不过英国又很快同革命委员会签署了一项协定，俄国将会把5000万美元的黄金直接运到哈尔滨作为抵押，从而获得革命委员会给予英国4000万英镑的信贷。
1915年9月，英镑兑美元汇率已经跌到了4.55,4000万英镑相当于1.82亿美元。而白银兑美元的价位也回升到了2.337,1.82亿美元也就相当于42533.4万共和元。
当这批黄金运抵哈尔滨后，革命委员会的黄金储备量就一举跃升为1.65亿美元，而革命委员会对英国的贷款也上升到了2.05亿美元。从15年1月到9月底，革命委员会也从英、法手中回收了将近2700万英镑的市政债券，大约是对英法欠债的近三分之一数额。5
到了1915年9月时，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这场大战在今年内是结束不了了，从1915年的夏天开始全球物价就开始了普遍性的上升。生铁的价格到了9月已经突破了125共和元每吨，比去年4月的生铁价格翻了将近3倍。
钢铁的价格上涨，不但带动了船价和机器价格的上涨，也让航运价格开始了暴涨。而航运价格的暴涨，又进一步提升了各国的物价。
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纳于1915年9月底就向内阁提出了警告：“战争延续到1916年3月31日以后，我们对于美国的依赖将更加彻底!”
1915年10月英国政府成立了部际联合委员会调查从美国进口的物资问题，不过委员会主席帕西勋爵在私下对同僚提道：“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念头想一想都是愚蠢的。”
不管英国是否意识到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失去了战胜者，英国在外交方面对于美国都表现出了相当的软弱性，而革命委员会和日本都从英国对于美国的担忧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比如从协约国手中获得更多的订单，和航运管制中的放松。
比如在奥斯曼帝国切断了黑海航道之后，英法比意四国的谷物市场就空出了7.5亿蒲式耳的缺口，还有15亿磅动物油脂的缺口，1500万磅糖的缺口。日本作为一个农产品进口国，自然无法对这个市场提供任何帮助，但中国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大陆国家，虽然中国的农业还是相当落后的，但也还拥有足够的土地用于开荒，和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机具和化肥农药提高产量的可能。至少现在的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年年增收，今年的粮食产量已经比1911年增长了60%以上，达到了1400万吨以上。
虽然粮食从中国运往欧洲，由于航运价格的暴涨，不及其他商品利润大。但是对于粮食的深入加工制作成的方便食品，却极受到协约国军队的欢迎。而通过向美国出口食品，以换取美国向欧洲加大粮食的出口，也极大的降低了航运上的风险。
于是，利用东南亚的糖和香料，澳大利亚的小麦、牛肉和本国的各项物产，在1915年的秋末，中国的食品加工业又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此外今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也为中国的方便食品做了一次效果不错的广告展示。
到了1915年10月，革命委员会出口总额突破了10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出口的一倍。而进口总额也达到了将近7亿美元，基本和去年持平。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出口则从2.39亿美元上升到了2.6亿美元。而革命委员会控制地区同其他各省之间的贸易也从去年的1.29亿美元上升到了3.56亿美元。
和革命委员会的进出口贸易增长额相比，日本虽然也取得了历年来最好的成绩，但依然被远远的甩在了身后。1915年日本的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了4.5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额为3.5亿美元，这一经济上获得的成绩让原敬稳稳的坐住了首相的位置。
但是日本工商界的精英们和农工商省的官僚们却很清楚，1915年日本进出口贸易的红火，不仅仅来源于欧洲大战的战争红利，中国方面的经济增长也极大的带动了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如果扣掉革命委员会的贸易影响，那么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要相应的下降三成
第718章
1914年的日本还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只计算日本列岛的话全国约5203.9万人，其中74%的人口居住在1万人以下的小镇乡村中。
欧洲大战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景气，使得工厂就业人数从1914年的85万人猛增到1915年的100万人以上。不过大量农村破产农民的进城导致城市剩余劳动力出现富余，和急剧上涨的物价相比，付给工人的工资增长就比较有限了。
不过这对于资本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成本增长有限而商品价格却在快速上涨，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了。
除了三井、三菱这样的老财阀们不断的扩张着财团的势力，新一代的日本财阀也正凭借着欧洲大战带起的东风和自身的冒险精神，在这场欧洲大战的盛宴中迅速崛起。
不过，不管是新财阀和老财阀，都已经意识到了革命委员会投资下的各大企业的迅猛增长势头。去年接任三井合股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在今年10月邀请了三菱、安田、住友等大企业的负责人在东京丸之内的一处俱乐部内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谈，试图建立起一个能够联合起日本各大工厂的组织。
在这场聚会上三井的领袖团琢磨不加掩饰的对与会的众人说道：“去年我国的企业注册资本，有据可查的资本累计总额大约为221829万日元，对应的注册公司是16858个。而根据我们调查，光是革命委员会治下去年的注册公司就达到了13560个，对应的资本是24.6亿共和元，相当于210526万日元。
虽然这些资本并不都是中国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外国的投资。不过和1912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企业资本相比，至少增加了4.47倍。革命委员会相当于用了3年时间就走过了我们过去15年的工业发展之路，这种速度不仅让人惊骇，也对我国的工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三菱的岩崎小弥太也忧心忡忡的补充道：“我们去年的制造业总产值是25亿6099万日元，其中重化工产品的比重不过才22%。但是革命委员会治下的制造业去年总产值至少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重化工产品的产值比重约占了37%。
比如现在的石油制成品、化学染料、柴油发动机、电气类制品、无线电制成品、汽车和自行车等工业品，我国都远远不及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企业。这样下去，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就会超过我国，成为东亚第一工业生产国了。
从本次欧洲大战的情况来看，未来战争将取决于一国之重化工工业的发展程度。我国和中国相比，人口数量不及，可耕作的土地不及，自然富源不及，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工业制造的能力和军事力量的领先了。如果这两点也被中国超过的话，今后我国恐又将要仰中国之鼻息了。”
三井、三菱两大财团领袖一同表现出的，对于中国产业发展速度的担忧，引起了与会的日本企业家的担忧。
日立矿山的久原房之助一边点头认同两人的主张，一边发言支持道：“团理事长和岩崎社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日本国土狭小而资源贫乏，如果不能获得大陆上的资源，那么日本工业的发展是没有未来的。
我于年中之时和中华革命党的党魁孙文博士有过几次会晤，我认为孙文博士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亚细亚主义者，对于我国存有极友善的态度，如果能够和他进行合作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革命委员会尚不能涉足的南方打开缺口。”
时任满铁理事的犬冢信太郎对此赞成的说道：“孙文博士确实是我国最好的友人，之前和我国一起创办中日实业公司不说，今年年初还同我们签署了《中日盟约》，只可惜被一群目光短浅的中国革命党党员所阻，将盟约内容刊登在了中国的杂志上，导致其在国内的名誉大损。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其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把日本企业的力量打入中国南方各省的话，那么支持孙文博士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不过也有人反对道：“中国南方各省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为山地地形，如果想要开发南方各省，就必须要先取得长江的控制权，但是这样必然就要同英国、法国、美国发生冲突，以我国的力量恐怕是难以和这些欧美列强相抗衡的。
而且中国南方人口繁多，几乎没有可以殖民的地区，怎么能够和土地广阔且未开发的满洲相比呢？我觉得向中国南方发展恐怕是不大合适的…”
久原房之助立刻反驳道：“谁不知道满洲更适合我国殖民开发呢？但是就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想要对满洲殖民的话就得先击败革命委员会，可是我们有胜利的希望吗？
从1911年开始，我国和革命委员会交手了两次，一次丢掉了南满，一次丢掉了北朝鲜，要是再战败一次那就连南朝鲜也保不住了。我不知道军部是怎么考虑的，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应该再对革命委员会发起战争，免得自取其辱。
而且当前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提供了不少贸易机会给我们的。如果双方一旦交恶，那么我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贸易就会全部断绝，国内有多少企业会因此倒闭？那么到时谁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南方虽然是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在同德国人打仗吗？现在正是我们进入中国南方最好的时机。至于美国人，他们已经获得了满洲和山东的投资机会，又忙于为欧洲大战提供物资，现在也无暇关注中国南方的形势。
中国人不是有着这样一句古话么：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要是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等到欧洲大战结束列强返回亚洲的时候，那时我们才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团琢磨和岩崎小弥太对此都纷纷点头，认为久原房之助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就在众人蠢蠢欲动的时候，犬冢信太郎此时反倒有所犹豫的说道：“向中国南方发展固然是一个出路，但是诸位有没有考虑过革命委员会那一位的反应？”
和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虽然犬冢信太郎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位是谁。如果说过去中国让人忌惮的是那位北洋大臣袁世凯，那么从辛亥革命到去年的山东之战中这位满清时代的强人和他的北洋军的表现，已经让日本人对其失去了这点忌惮之心。
但是革命委员会的那一位，则凭借着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一系列表现，让日本的政商精英们都意识到，这位才是日本目前大陆政策的最大对手。
革命委员会在军事上、外交上的表现就不提了，日本陆军省及外交省已经就1911年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召开了数次反省会，研究自己到底失败于何处。
在座的并不是没有和政界交好的人士，按照他们打听到的消息，陆军省和外交省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他们并不是失败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实力，而是败给了革命委员会的预判。
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委员会忍住了在北满起义成功后立刻南下的诱惑，当时满清在南满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委员会完全可以击败南满的清军，从而把北洋军堵在山海关内，那样的话南满护路军就几乎不可能为革命军所包围击败。
但是革命委员会似乎预见到了南满护路军的反应，于是迟迟不肯南下，反而在长春-四平一线大修防御阵地，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去年的山东和朝鲜之战也是如此，革命委员会在三年内扩展了如此强大的军势，按照陆军参谋总部的看法，在袁世凯得意洋洋的派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时，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就可以南北夹击北京，从而一举混一中国了。
但是革命委员会居然隐瞒了己的实力，还在同北洋集团虚以委蛇，导致陆军再次出现了误判，以为革命军是因为实力不足才对北洋集团作出了让步。
从这两次战事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革命委员会显然没有把袁世凯的北洋政权视为敌手，而是一直把日本当成了最大的敌人。正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正确的选择了对手，所以才能处处占据了先机，让轻率出动的陆军损兵折将。
陆军参谋们推导出来的结果，因为把矛头指向了包揽把持陆军指挥大权的长州派，毕竟这两次战争的挑起者都是长州派的头面人物，因此最终被抹去了结论。不过这一判断还是从反长州派的青年将校口中流传了出来。
作为工商业者，在座的日本企业家自然不会去关注军中的权力斗争，不过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或者说那个把日本视为对手的革命委员会领袖，还是存有相当的敬畏的。光是看这位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断向外借债发展基建和工商业的魄力，和欧洲大战突然爆发带给革命委员会的机遇期，就无法不让人对其心悦诚服。
沉默良久之后，还是久原房之助打破了室内的沉寂说道：“如果这位想要入关南下，那么去年山东之战结束之后就可以南下了。看革命委员会一门心思在满洲和山东搞建设，显然是想要先充实根本再图南下，那么至少我们有数年的时间可以发展，至于以后的事，就等事到临头再去解决好了，大不了就和现在的满铁一般而已…”
第719章
在日本经济界重新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试图修改当前重北轻南的对华投资格局时，日本的陆海军也开始借助研究欧洲战事的名义，对日本的军事指导思想进行了修正。
1915年夏季，俄军在东线的惨败加上陆军此前两次对华局部战争的失败，使得陆军意识到过去用以指导作战的原则有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于是陆军省于当年9月颁发了军令陆乙第12号，将少将1人，佐尉官及同级官职26人，判任文官14人分配到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其他官衙、学校，设置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开始研究欧洲大战。
而根据同中国军队两次交手获得的经验，陆军还制定了新的军备充实案，创建航空大队及无线电信中队，以提高军队军事装备的现代化。
于此同时，一批陆军中的青年将校有感于去年朝鲜、山东战事的失利和欧洲战事的残酷，开始以讨论欧战为名义私下聚集在一起讨论对于陆军的改革和陆军国防方针的修正。
这些青年将校主要围绕在两个人的身边，一个是山东战场上的英雄真崎甚三郎大佐，另一个则是北朝鲜战场上坚持到最后的杉山元大佐。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除了那些刚出校门不久，对于去年战事失利耿耿于怀的青年尉官外，便是以南次郎等为去年战事不利背上黑锅的中层干部们。
在朝鲜和山东战场上亲身经历了全民参与战争的模式之后，真崎甚三郎、杉山元等人一致认为，未来战争将不再是军队之间的交战，而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全面交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必然是两国全力动员本国的资源潜力、科学技术力量和工业能力，这将是一场类似于当前欧洲大战模式的战争。
而真崎甚三郎更是进一步的认为，相比起物质上的动员，对于国民精神上的动员显然更为重要。去年战事之所以受挫于中国人，就是在于中国人发动起了全民抗日的氛围，导致本就处于人数劣势的陆军除了要对付中国的正规军队外，还要提防那些普通人的袭击和破坏。
反观中国军队，不仅依赖于地利处处设防，还因为得到了本国民众的支持，而极大的减轻了军队作战的负担。比如帮助军队挖掘壕沟，或是为军队输送物资等。
真崎甚三郎、杉山元还认为，去年陆军战事上的失利，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长州派那些无能的官僚占据了高位。这些长州官僚对于时代的发展一无所知，仅仅因为出生在长州就获得了军中重要官职的任命，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大约只有偷袭和蛮攻，丝毫不考虑敌我军势之对比，世界军事战术的发展，也不注重现代科技装备的引入，实在是一群腐朽而无能的老朽。
此外就是，陆军的青年军官们都认为，眼下日本在大陆上的首要敌人不应该再是俄罗斯帝国，而是以革命委员会为领导的中国。
只是有着这样见识的并不仅仅是陆军中的这些反长州派军官们，以田中义一为首的长州派中坚骨干，同样从去年的对华战事和现在的欧洲战事中汲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比如田中义一在年末的在乡军人聚会的会席上发表演说时就提道：“今后的战争不仅是军队及军舰的战争，国民全体应倾尽所有的力量，决定最后的胜败，即国家总体战。”
除了陆军之外，海军以山屋他人中将为首的25名海军将官也组织了临时海军调查委员会，开始了海军对于欧洲大战的调查研究。不过没有心理包袱的海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目标，依旧还是将美国海军视为了首要的敌人。
就在日本上层精英们一边研究着欧洲大战，一边考虑着对华政策的重新调整时，革命委员会同俄罗斯帝国达成的军购合同也终于被德国人侦知了。
虽然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认为，现在的德国已经不太可能阻止革命委员会同俄国人之间的军火贸易，但是他还是派出了马尔赞参赞前往哈尔滨同革命委员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涉，就算阻止不了这一次的交易，也要逼迫革命委员会今后削减或停止同俄国人的军火贸易。
当马尔赞等人前来拜访吴川时，哈尔滨正下起了2015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作为一个南方人，每次遇到北方下雪的时节，吴川总觉得天上似乎被捅了个窟窿，然后这个窟窿里就永无止境的向下倒雪花了。每次一下雪，都让人觉得这雪能够下一辈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