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洋政府觉得革命委员会不会那么的傻，但是宋小濂却给负责治理北运河的徐世光拨款了。徐世光于去年接受任命治理北运河，他认为应当先治理潮白河，治理潮白河一是在古庄开凿新河，疏通水道需要花银250万余元；另一个工程是堵住上游李遂镇处的决口，需要经费260万余元。
北京政府连75万元的第一期治水费用都没有给足，而在宋小濂接手河北水利事务后，就开始源源不断的给他调动了大批的人力和物资，除了以上两个工程之外，还在潮白河两岸兴建了不少水库和引渠，多拨款了300余万元。
于此同时，夏阳从天津城内逮捕的1万多帮派分子及犯罪情节轻微的街头混混、吸毒者，都被拉到了河道工地上，这不仅极大的打击了天津街面的混混和帮派，更是让整个城市治安为之一变。原本各租界的外国巡捕都被清退，剩下的华人巡捕经过考核吸纳入了天津市警察局，并进行了全面的警务改革。
治安、刑侦、交通、劳教、政治科、武警等各部门都被打乱重建，凭借着军事管制的强大威慑和收回各租界权利的声望，到了11月底革命委员会主掌的天津市政府已经稳稳的控制住了局面。
而事实上，随着革命委员会插手直隶治水事务，革命委员会的势力其实已经把手伸到了北京北面不远的昌平了。革命委员会的这种发展态势，自然让北京城内的北洋政府上下深感绝望的。虽然北洋政府中不少人觉得天下迟早要变，但是也没想过变得这么快。
要是革命委员会能够这么轻易的进入北京城，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处呢？而自从听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委员会的消息传来，就连袁世凯也是好几天没有露出什么好脸色了。
只是就在袁世凯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应对革命委员会的咄咄逼人之势时，河南又出事了。清末的河南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内陆省份，新式学校不过寥寥几处。1908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高达一两万人时，河南籍的留学生还不到1百人，甚至有些还是他省官派的。
这也就使得清末河南几乎处于传统的旧封建文化的控制下，因此同盟会河南支部的人数是各省中最少的之一，辛亥革命前不过20几人。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河南的革命党人还在文字革命阶段，也就是宣传阶段，根本没有什么组织。
正因为河南革命党人的势力薄弱，也就使江浙浙湖浙得辛亥革命爆发时，河南的革命起义遭到了满清最为严厉的镇压。当时河南有旧军队26856人，另有应龙翔领导的河南新军混成29协约6000人。相比之下，河南革命党人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武力，还在指望新军投向革命。
幼稚的革命党人自然在满清的屠刀下受到了教训，最终在革命委员会的接应下逃出了一部分人。之后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导致河南民不聊生，激发了白朗起义，河南随即在这场起义中残破。
袁世凯连续换将，最终还是靠着毅军的赵倜剿灭了白朗，但是此时革命委员会已经兴起，不仅占据了山东大部，还击退了日本人。在失去了经过山东的津浦路之后，位于河南的京汉路就成为了联通南北的唯一通道，袁世凯自然不能不对河南的布防不下功夫。
正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赵倜这个北洋旁系不仅在河南占住了脚，还开始了大扩军，以应对东面来自革命委员会的挤压。
到了1916年，赵倜除了以自己的毅军为底打造了宏威军外，还吃下了原河南新军混成29协改组的河南陆军第一师。另外再加上各县自行建立的河南巡缉营70余营，和占据了豫西22个县的镇嵩军，河南民众要给养的军队高达250余个营头，约近5万人。
只是河南毕竟只是一个农业省份，工矿业并不发达，又怎么养的起这么多人马。特别是赵倜自己贪婪无度，他任命的宏威军师长是其三弟赵杰，又是一个狂妄无知的，不仅大量的吸收土匪，也不约束军纪，导致河南民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河南巡缉营70余营，这些各县的民团所需军械、军饷都需要各县自行筹集，随田赋征收附加税，每征银一两，少的县加附加税几角，多的县能加到1元。至于盘踞于豫西的镇嵩军更是把当地变成了大烟场，同样是军纪败坏的很。
说实话，这些河南地面上的官军真的论起来，其实和白朗军中的土匪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了一身皮而已。如果革命委员会没有占住鲁南、苏北，那么河南人也只有继续忍受下去。但是这两年内，鲁南、苏北发生的变化，顿时让邻近鲁南、苏北的河南各县百姓难以忍受下去了。
再加上那些投奔了革命委员会的河南革命党人念念不忘打回家乡，解救家乡父老，于是很快在豫东地区出现了革命的风潮。随着革命委员会收回天津租界的消息传出，王天纵、高伟章等人顿时潜入了开封附近发起了起义，并于第一时间向山东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求援信。
一开始恒宝昆根本没想过要搞河南，光是山东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道路建设、水利建设，都已经让他觉得忙不过来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肩膀上有些抗不住了，能够先把山东和苏北管理好就已经相当的困难了。
但是其他委员显然不这么想，宣传委员陈翼龙认为，之前他们不干涉河南事务，不是看不到河南民众的痛苦，而是河南民众没有反抗反动军阀的意愿，所以只能对河南民众先行宣传革命道理。现在河南民众听明白了革命道理，起来反抗反动军阀的统治了，革命委员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而军方也积极的支持陈翼龙的主张，张孝准就觉得接着这个机会把河南的这些北洋军给解决了，那么河北和南方就彻底分隔开了。北京政府除了曹锟的几支部队外，几乎得不到任何接应。南方的冯国璋和王占元等部队，并无能力北上和山东军区的部队抗衡。
而且他们真要向革命委员会开战的话，那就刚好就势吃掉这些轻易北上的部队，从而进一步瓦解北洋部队的机动力量。手中拥有着2个野战师和2个守备师，再继续动员还能组建至少3-5个后备师，张孝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在北洋部队的南北包围下，而是他包围着北京政府。
更何况，在革命委员会打通了天津这个渤海水陆枢纽之后，山东已经不是孤形，而是和关外接上了。有着来自关外资源的支持，他又怎么会担心和北洋打上几场硬仗呢？
而且以邓振镛为首的军官们，看着友军在天津、南洋大展拳脚，中央却似乎把自己给忘记了，这就很让人担忧了。他们也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搞出一些动静，好让吴主席记得自己的存在。而解救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来说都是首要的旗帜，就算出了一点小问题，中央也不至于会大动干戈。
于是，在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恒宝昆最终还是被众人说服了。决定派出第7野战师出兵河南剿灭镇压革命的反动匪徒，以第四守备师防御苏北。第6野战师继续在聊城、菏泽监视曹锟所部及赵倜驻扎于郑州的宏威军所部。
久在压迫之下的河南百姓，在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不到半个月就占据了豫东南地区，赵倜令成慎带河南陆军第一师前往开封镇压起义军，王天纵带着起义军退向了商丘方向，随即在商丘以东，在革命军第七野战师一部的支持下重创河南陆军第一师。
革命军直接插手河南事务，这下赵倜就打不下去了，只能通过河南省省长田文烈向北京汇报，要求北京政府出面斡旋，令革命军退出河南地界。
第798章
革命委员会在河南、山东的动向，不仅让南北各省感到惊讶，也让北洋上下感到了震骇。毕竟之前革命委员会一直在一个框架内行动，并没有打破框架要用武力破局的意思。
但是这一次河南民变却出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影，这不就不由让南北各省地方势力和北洋集团有些惶惶不安，担心革命委员会这是要借助当前收回天津租界的威望行扫平全国之行动了。
而按照袁世凯及其身边的亲信来看，革命委员会到来这个时候，也确实大可放手武力统一全国了。毕竟如果北京有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实力，估计在去年就要动用武力去清扫各省的独立势力了。
在袁世凯的示意下，徐世昌和周树模进行了数次密切的接触，就河南事务要求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解释，并要求革命委员会退出河南，不要破坏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开始周树模也不是很清楚河南发生了什么事件，不过秉持着一名老官僚的含糊作风，他首先撇清了革命委员会在河南煽动民乱的责任，而是反驳道：“按照河南传来的现有的消息，这明明就是田文烈省长和赵倜督军的失职。
河南不过是一个农业大省，本就缺乏工商业，但是居然要养250多个营头，各县最高的田赋附加费已经超过了正税的七成，河南现在那个县没有土匪？特别是宏威军和镇嵩军，大批招募土匪，军纪败坏，令河南百姓怨声载道。好歹河南也是大总统的家乡，大总统总要给家乡人一点活路吧？
我革命委员会不是东北、山东之革命委员会，而是中国之革命委员会，难道河南百姓向我求助，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吗？要想我军退出河南，首先就得把河南的事情搞清楚，总要先解决了逼迫河南百姓暴动的原因，我们才能谈其他…”
徐世昌无法从周树模这边获得任何让步，而河南的局势也对北洋集团来说越发不利了。获得了第七野战师的直接支持后，王天纵率领的河南起义军很快就改组为了河南独立师，再补充了大批军械和从山东各部队调来的基层士官后，河南独立师很快就从商丘开始反攻开封。
虽然以河南新军混成29协为骨干建立的河南陆军第一师，战力并不算那么的糟糕，但也绝谈不上有多好。几乎也就和张勋的辫子军相差仿佛。而且师长成慎和赵倜之间颇有心病，后者一直试图拿下他，从而将河南陆军第一师完全掌控于自己之手。
因此在商丘遇挫之后，成慎便有了保全实力的念头。这些山东过来的革命军不仅纪律严明，且武器要比河南陆军第一师先进的多。再加上对方还配备了飞机和装甲车，在野外作战，河南陆军第一师一个团都挡不住对方一个营的冲击，这仗根本没法打。
于是成慎只有一路向开封、洛阳后撤，并向赵倜极力索要支援。只不过，不管是驻守南阳的河南第二师，还是驻守郑州-洛阳的宏威军，都迟迟不肯出兵支援。只是一味向北京发电告急，而南方长江一线的北洋督军们，也只是加强了在省界的防御，并通电北京要求同革命委员会以和为贵。
北洋集团的四分五裂在河南事件中暴露无遗，原本还把大部分力量放在防御南北北洋督军们的支援上的山东军区，很快就调整了作战计划，加强了对于河南陆军第一师的进攻，务必要把这支部队完全围歼。然后再北上夺取洛阳-郑州，控制大半个河南东部和北部地区。
山东军区的这一要求很快就获得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首肯，正如山东革命委员会的陈翼龙所言，回应革命群众的呼声，是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义务。虽然吴川觉得现在动河南还是太早了些，但是他也不得不向委员们承认。
“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计划制定。虽然在我们看来，解放河南的时间还有些早，但是既然河南人民已经忍耐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响应河南人民的要求。
此外，河南是天下腹心，早点安定下来也有助于北中国的社会秩序的恢复。更何况，宏威军也好、镇嵩军也罢，都只会欺压民众，毫无建设之心，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把河南变成一片白地再去建设吧…”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之后，第七野战师主力江浙浙湖浙尽出，于12月25日把成慎、丁香玲包围于开封城内。第六野战师一部从菏泽发起了向郑州的佯攻，以吸引宏威军的注意。
只是迟迟不见增援的成慎，在亲戚孙会友及河南原革命党人的劝说下，终于放弃了抵抗，于12月29日向第七野战师投降，其部随即被整编为河南独立二师。
而在另一边，负责佯攻的第六野战师一部，则几乎兵不血刃的接近了郑州城，在听闻山东革命军向郑州发起了进攻后，赵杰先带着身边的亲信跑回洛阳去了，丝毫没有留下来同革命军交手的意思。于是在12月30日，第六野战师和平进入郑州驻防，两支野战师在郑州会师后距离洛阳不过100公里了。
河南省内的三大重镇，开封、郑州、洛阳，有三分之二落入了革命委员会之手，赵倜虽然还控制着洛阳、南阳等地，但是已经军无战心。驻扎在保定革命委员会在河南、山东的动向，不仅让南北各省感到惊讶，也让北洋上下感到了震骇。毕竟之前革命委员会一直在一个框架内行动，并没有打破框架要用武力破局的意思。
但是这一次河南民变却出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影，这不就不由让南北各省地方势力和北洋集团有些惶惶不安，担心革命委员会这是要借助当前收回天津租界的威望行扫平全国之行动了。
而按照袁世凯及其身边的亲信来看，革命委员会到来这个时候，也确实大可放手武力统一全国了。毕竟如果北京有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实力，估计在去年就要动用武力去清扫各省的独立势力了。
在袁世凯的示意下，徐世昌和周树模进行了数次密切的接触，就河南事务要求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解释，并要求革命委员会退出河南，不要破坏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开始周树模也不是很清楚河南发生了什么事件，不过秉持着一名老官僚的含糊作风，他首先撇清了革命委员会在河南煽动民乱的责任，而是反驳道：“按照河南传来的现有的消息，这明明就是田文烈省长和赵倜督军的失职。
河南不过是一个农业大省，本就缺乏工商业，但是居然要养250多个营头，各县最高的田赋附加费已经超过了正税的七成，河南现在那个县没有土匪？特别是宏威军和镇嵩军，大批招募土匪，军纪败坏，令河南百姓怨声载道。好歹河南也是大总统的家乡，大总统总要给家乡人一点活路吧？
我革命委员会不是东北、山东之革命委员会，而是中国之革命委员会，难道河南百姓向我求助，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吗？要想我军退出河南，首先就得把河南的事情搞清楚，总要先解决了逼迫河南百姓暴动的原因，我们才能谈其他…”
徐世昌无法从周树模这边获得任何让步，而河南的局势也对北洋集团来说越发不利了。获得了第七野战师的直接支持后，王天纵率领的河南起义军很快就改组为了河南独立师，再补充了大批军械和从山东各部队调来的基层士官后，河南独立师很快就从商丘开始反攻开封。
虽然以河南新军混成29协为骨干建立的河南陆军第一师，战力并不算那么的糟糕，但也绝谈不上有多好。几乎也就和张勋的辫子军相差仿佛。而且师长成慎和赵倜之间颇有心病，后者一直试图拿下他，从而将河南陆军第一师完全掌控于自己之手。
因此在商丘遇挫之后，成慎便有了保全实力的念头。这些山东过来的革命军不仅纪律严明，且武器要比河南陆军第一师先进的多。再加上对方还配备了飞机和装甲车，在野外作战，河南陆军第一师一个团都挡不住对方一个营的冲击，这仗根本没法打。
于是成慎只有一路向开封、洛阳后撤，并向赵倜极力索要支援。只不过，不管是驻守南阳的河南第二师，还是驻守郑州-洛阳的宏威军，都迟迟不肯出兵支援。只是一味向北京发电告急，而南方长江一线的北洋督军们，也只是加强了在省界的防御，并通电北京要求同革命委员会以和为贵。
北洋集团的四分五裂在河南事件中暴露无遗，原本还把大部分力量放在防御南北北洋督军们的支援上的山东军区，很快就调整了作战计划，加强了对于河南陆军第一师的进攻，务必要把这支部队完全围歼。然后再北上夺取洛阳-郑州，控制大半个河南东部和北部地区。
山东军区的这一要求很快就获得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首肯，正如山东革命委员会的陈翼龙所言，回应革命群众的呼声，是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义务。虽然吴川觉得现在动河南还是太早了些，但是他也不得不向委员们承认。
“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计划制定。虽然在我们看来，解放河南的时间还有些早，但是既然河南人民已经忍耐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响应河南人民的要求。
此外，河南是天下腹心，早点安定下来也有助于北中国的社会秩序的恢复。更何况，宏威军也好、镇嵩军也罢，都只会欺压民众，毫无建设之心，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把河南变成一片白地再去建设吧…”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之后，第七野战师主力江浙浙湖浙尽出，于12月25日把成慎、丁香玲包围于开封城内。第六野战师一部从菏泽发起了向郑州的佯攻，以吸引宏威军的注意。
只是迟迟不见增援的成慎，在亲戚孙会友及河南原革命党人的劝说下，终于放弃了抵抗，于12月29日向第七野战师投降，其部随即被整编为河南独立二师。
而在另一边，负责佯攻的第六野战师一部，则几乎兵不血刃的接近了郑州城，在听闻山东革命军向郑州发起了进攻后，赵杰先带着身边的亲信跑回洛阳去了，丝毫没有留下来同革命军交手的意思。于是在12月30日，第六野战师和平进入郑州驻防，两支野战师在郑州会师后距离洛阳不过100公里了。
河南省内的三大重镇，开封、郑州、洛阳，有三分之二落入了革命委员会之手，赵倜虽然还控制着洛阳、南阳等地，但是已经军无战心。驻扎在保定革命委员会在河南、山东的动向，不仅让南北各省感到惊讶，也让北洋上下感到了震骇。毕竟之前革命委员会一直在一个框架内行动，并没有打破框架要用武力破局的意思。
但是这一次河南民变却出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影，这不就不由让南北各省地方势力和北洋集团有些惶惶不安，担心革命委员会这是要借助当前收回天津租界的威望行扫平全国之行动了。
而按照袁世凯及其身边的亲信来看，革命委员会到来这个时候，也确实大可放手武力统一全国了。毕竟如果北京有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实力，估计在去年就要动用武力去清扫各省的独立势力了。
在袁世凯的示意下，徐世昌和周树模进行了数次密切的接触，就河南事务要求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解释，并要求革命委员会退出河南，不要破坏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开始周树模也不是很清楚河南发生了什么事件，不过秉持着一名老官僚的含糊作风，他首先撇清了革命委员会在河南煽动民乱的责任，而是反驳道：“按照河南传来的现有的消息，这明明就是田文烈省长和赵倜督军的失职。
河南不过是一个农业大省，本就缺乏工商业，但是居然要养250多个营头，各县最高的田赋附加费已经超过了正税的七成，河南现在那个县没有土匪？特别是宏威军和镇嵩军，大批招募土匪，军纪败坏，令河南百姓怨声载道。好歹河南也是大总统的家乡，大总统总要给家乡人一点活路吧？
我革命委员会不是东北、山东之革命委员会，而是中国之革命委员会，难道河南百姓向我求助，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吗？要想我军退出河南，首先就得把河南的事情搞清楚，总要先解决了逼迫河南百姓暴动的原因，我们才能谈其他…”
徐世昌无法从周树模这边获得任何让步，而河南的局势也对北洋集团来说越发不利了。获得了第七野战师的直接支持后，王天纵率领的河南起义军很快就改组为了河南独立师，再补充了大批军械和从山东各部队调来的基层士官后，河南独立师很快就从商丘开始反攻开封。
虽然以河南新军混成29协为骨干建立的河南陆军第一师，战力并不算那么的糟糕，但也绝谈不上有多好。几乎也就和张勋的辫子军相差仿佛。而且师长成慎和赵倜之间颇有心病，后者一直试图拿下他，从而将河南陆军第一师完全掌控于自己之手。
因此在商丘遇挫之后，成慎便有了保全实力的念头。这些山东过来的革命军不仅纪律严明，且武器要比河南陆军第一师先进的多。再加上对方还配备了飞机和装甲车，在野外作战，河南陆军第一师一个团都挡不住对方一个营的冲击，这仗根本没法打。
于是成慎只有一路向开封、洛阳后撤，并向赵倜极力索要支援。只不过，不管是驻守南阳的河南第二师，还是驻守郑州-洛阳的宏威军，都迟迟不肯出兵支援。只是一味向北京发电告急，而南方长江一线的北洋督军们，也只是加强了在省界的防御，并通电北京要求同革命委员会以和为贵。
北洋集团的四分五裂在河南事件中暴露无遗，原本还把大部分力量放在防御南北北洋督军们的支援上的山东军区，很快就调整了作战计划，加强了对于河南陆军第一师的进攻，务必要把这支部队完全围歼。然后再北上夺取洛阳-郑州，控制大半个河南东部和北部地区。
山东军区的这一要求很快就获得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首肯，正如山东革命委员会的陈翼龙所言，回应革命群众的呼声，是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义务。虽然吴川觉得现在动河南还是太早了些，但是他也不得不向委员们承认。
“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计划制定。虽然在我们看来，解放河南的时间还有些早，但是既然河南人民已经忍耐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响应河南人民的要求。
此外，河南是天下腹心，早点安定下来也有助于北中国的社会秩序的恢复。更何况，宏威军也好、镇嵩军也罢，都只会欺压民众，毫无建设之心，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把河南变成一片白地再去建设吧…”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之后，第七野战师主力江浙浙湖浙尽出，于12月25日把成慎、丁香玲包围于开封城内。第六野战师一部从菏泽发起了向郑州的佯攻，以吸引宏威军的注意。
只是迟迟不见增援的成慎，在亲戚孙会友及河南原革命党人的劝说下，终于放弃了抵抗，于12月29日向第七野战师投降，其部随即被整编为河南独立二师。
而在另一边，负责佯攻的第六野战师一部，则几乎兵不血刃的接近了郑州城，在听闻山东革命军向郑州发起了进攻后，赵杰先带着身边的亲信跑回洛阳去了，丝毫没有留下来同革命军交手的意思。于是在12月30日，第六野战师和平进入郑州驻防，两支野战师在郑州会师后距离洛阳不过100公里了。
河南省内的三大重镇，开封、郑州、洛阳，有三分之二落入了革命委员会之手，赵倜虽然还控制着洛阳、南阳等地，但是已经军无战心。驻扎在保定的曹锟所部，虽然知道不能让革命委员会切断了北京和长江一线的联系，但是在第六野战师一部的监视下，也是在原地动弹不得。
袁世凯听闻这些急转而下的坏消息，突发昏厥。幸好当时只有徐世昌等几位心腹在场，终于把袁世凯的身体健康状况给隐瞒了下来。不过即便如此，苏醒过来之后的袁世凯也是精力大不如前，只能把大部分政务托付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了。
对于徐世昌，袁世凯是这么说的，“事已至此，河南已经不能不让给革命委员会，但是田文烈一定不可下台，否则河南就真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天下了。
我看革命委员会做事，虽然蛮狠无理，但是他们对于地方人心之看重实在是比我们要强的多。因此即便让他们拿到了河南，一时半会也还消化不下。光是一个土地改革的推行，就不是三年五载能够彻底落实下去的。
让田文烈帮着河南的士绅地主多拖延一些时日，也能让我们多留些时间应对之后的事。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既然失去了河南，那么山西、陕西就决不能有失了，否则北京就真的只剩下一座孤城了。因此，河南可以让，但是保定、山西、陕西决不能再退让了…”
徐世昌虽然觉得袁世凯所言极是，只是时机却真的不对。若是袁世凯身体无恙，自然可以慢慢同革命委员会周旋，但是以袁世凯现在的身体，再去同革命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几乎就是自取其辱了。不要说革命委员会此时不会理会北京的提议，就是北洋内部也难有几人在这些问题上和革命委员会对抗，从而给自己留下被清算的隐患。
说到底，北洋自己人还不知道自己是起来的么？当日既然北洋集团仗着手中的枪杆子窃夺了满清的气运和革命党人的成果，那么现在就别妄想别人不以同样的方式对付自己。手中没有可以抗衡革命委员会的武力，又怎么能够让革命委员会自缚手脚，革命委员会到现在都没悬挂过五色旗呢。
只是心里想归这么想，徐世昌在袁世凯面前还是相当的谨慎的，并没有当面说出反对的意见来。不过就在他就要告退离开时，袁世凯突然有叫住了他问道：“菊人兄，我若是不行了，你来坐这个位子可好？”
徐世昌大惊失色，连连摆手拒绝道：“大总统说笑了，愚弟何德何能去坐这个位子。且大总统不过是一时小恙，很快就会康复的。你还是好好安心养病，剩下的等你病好了再谈…”
坐在椅子上挂着盐水的袁世凯看着走避不及的徐世昌，不由摇着头说道：“菊人兄的身体还是稳健的很啊。”
之后袁世凯便召来了梁士诒向他说道：“我以为，朱尔典公使的提议未尝不无道理，当前的中国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力，必然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做出一定贡献的。
你可向朱尔典公使提出要求，如果想要让我推动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第一要给我们一笔贷款用于修建兵工厂和武装至少10个步兵师；第二如果我国真的确定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那么在关税及租界问题上，协约国各方应当支持北京的主张…”
就在袁世凯和梁士诒商议着，通过投入协约国一方来换取协约国对于北京政府的支持，以延缓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压力时，革命委员会此时却把注意力大多集中到了俄国人身上。
1916年12月29日，宫廷近幸党的首领拉斯普京被王子尤苏波夫、德米特里大公、普利希克维奇三位君主主义者所谋杀。虽说三人打着挽救罗曼诺夫王朝的名义谋杀了拉斯普京，但事实上却是瓦解了围绕在皇后身边的一般宫廷近幸党的势力，同德国的媾和谈判也因此宣告终结。
这场谋杀案真正受益的是英法和俄国内部的反沙皇专制势力，同时也意味着俄国军方正在脱离对于尼古拉二世的支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得知拉斯普京被谋杀后，第一时间就逃到了彼得堡郊区的一座兵营内，即从远东调动过来的沙皇保卫军的228团的驻地。这也就是使得哈尔滨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拉斯普京被谋杀的消息。
第799章
对于吴川来说，谢尔盖就是一个放在彼得堡的信标，当这枚信标被触动之后，他便知道某个历史事件爆发了。而接下来将会是令俄国人感到目瞪口呆的一年，也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的开始。
当然，除了他自己之外，此时并无其他人看的这么远。不过这也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去应对，不久之后彼得堡将要爆发的革命了。
听到了彼得堡传来的拉斯普京之死，吴川首先找来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主任周泽春，向他了解道：“周泽春同志，上半年我要求你对党内及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之间的人事问题进行清理鉴别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的如何了？”
周泽春很快的回道：“凡是在我国境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员都已经收录了档案，除了一部分返回欧洲或几乎不与我们发生关系的境外成员之外。另外，党内一部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员往来较为密切的成员，我们也进行了登记。如果您要查阅的话，随时可以取调。”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暂时我还不需要它们，至于接下来是否要使用它们，还要看这些人会在今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虽然我们是希望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建设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会接受在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建立这些档案的原因，我们的确需要信仰，但是不能信仰上帝，而俄国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是中国人民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