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建议，明日下午一点开始，我们应当宣布远东居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然后就远东地区的前途、俄国未来的前途、远东居民的权利保护等问题同与会代表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交流。当然，在大会之前我们还要先处理掉一些小麻烦。”
会议室内的各位保皇党人面面相窥，他们一时没有听明白谢尔盖要求大会讨论的这几项议案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原本以为，这场大会就是为了建立起一个远东的临时政府，然后趁着彼得格勒临时政府在东线的失败打出拥戴罗曼诺夫王朝复辟的旗帜，接着大家就开战吧。
会议室内的众人都陷入了沉默，就在谢尔盖思考着自己的言语中究竟在什么地方表达的不妥当，他见过吴川开会时都是这么温和的开头，然后人人都很踊跃的支持的啊。
就在谢尔盖陷入沉思时，只剩下了中东铁路局局长这个头衔的霍尔瓦特首先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向着谢尔盖问道：“明日大会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先不谈，但是上校先生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在大会开始之前我们要处理什么样的小麻烦。”
谢尔盖顿时清醒了过来，抬头扫视了一眼会议室内的众人神情，这才对着疑惑的众人说道：“小麻烦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保皇党人在远东地区其实是少数派，远东人数最多的党团只有社会革命党，其次是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
立宪民主党就不提了，这个党和我们一样，都是俱乐部式的政治团体。不仅内部没有什么组织，就是成员也没有什么信仰。
据我所知，在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座就有不少人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以图自保。而在立宪民主党因为四月危机退出政府后，同样就有人立刻退出了立宪民主党转投社会革命党，现在社会革命党所主张的战争失败后，某些人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保皇党。
所以我们这些保皇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倒是臭味相投，只要我们稍稍加以拉拢，远东的立宪民主党人必然是会倒向于我们的。至于布尔什维克们，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除非我们放弃自己的财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和他们达成什么谅解。
孟什维克，这是一个弱化了的布尔什维克都成四川成汉，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但是他们不会和我们妥协…最后就是社会革命党，虽然他们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又妄想把有地的富农和无地的贫农黏结成一个整体，然后依靠农民阶层来领导整个社会进行变革。
所以，假如我们想要在大会上赢得主导权，我们就得先把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排除出本次大会。”
谢尔盖的思路转折的有些快，其他保皇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比如霍尔瓦特就下意识的追问道：“为什么是社会革命党？难道不应该是先打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他们可是一直都在同我们作对。”
谢尔盖微微颔首后说道：“是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确实一直同我们作对，但是即便我们把他们赶出了大会，他们也还是要继续同我们作对的，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依旧会支持他，毕竟在沙皇时期我们用绞首架和流放罪都没能让他们屈服。
但是社会革命党就不大一样了，就如我刚刚说的，社会革命党试图把农民捏成一个整体，结果就是内部分裂成了各个派系。他们中既有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左派激进主义者，同样也不缺乏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后者要比前者的人数更多一些。
因此，如果我们对社会革命党进行打击，除了一部分左派激进主义者会继续同我们斗争下去，大多数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则必然会向我们屈服，毕竟这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对于暴力革命的厌恶，始终是要超过对我们这些保皇党人的厌恶的。
最后，还有一个必须要打击社会革命党的理由。那些支持社会革命党的有产者，在社会革命党倒台之后不会继续支持他们，也不会为了他们而同我们抗争到底，他们也无可能去投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因此，这些有产者最终都会投入到我们的怀抱，变为我们的支持者。
因此打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并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但是打击社会革命党却可以。而一旦把社会革命党驱逐出远东，那么我们就立刻可以获得对于远东地区的话语权…”
霍尔瓦特及不少保皇党人都哑然了，他们之前可是一直把社会革命党当成了可以合作的朋友，要不然霍尔瓦特也不会对谢尔盖提出质疑了。不过虽然有不少保皇党人感到意动，觉得谢尔盖上校的想法不错，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霍尔瓦特等人还是觉得和社会革命党闹翻似乎不大合理。
只是霍尔瓦特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反驳谢尔盖的言论时，被解救出监狱后在会议上很少发言的关达基总督突然向着谢尔盖问道：“那么上校先生，你打算用什么借口去处置那些社会革命党呢？”
谢尔盖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借口倒是现成的，临时政府把中东铁路和滨海省划给了中国人，并没有征求过远东民众的意见，我们认为临时政府出卖了远东人民。因此我们要求远东的事务应当交给远东人民所推选出的合法政府来处理。
其次，克伦斯基鼓动前线的军队发起进攻，现在却出现了三年里最为不堪的失败，我们应当以远东人民的名义要求：克伦斯基退出现政府，恢复罗曼诺夫王朝，退出战争寻求和平。在临时政府没有获得远东人民的承认之前，我们应当拒绝向临时政府提供税收和人力、物力的支持。
远东的社会革命党人要是接受了我们的提议，他们就等于是背叛了其他地区的社会革命党，那么自然也就无力和我们争夺对于远东居民大会的主导权。他们如果不肯接受我们的提议，那么我们就正好把他们清除出大会。”
关达基思考了数秒后点头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支持上校您的主张。”
随着这位总督的表态，一批原总督府的官员们也纷纷点头附和了谢尔盖的主张。虽然大家都知道，被社会安全委员会逮捕的总督，虽然被谢尔盖从监狱中释放了出来，但是这位原本就不是很强势的阿穆尔沿岸总督，现在也就是挂了个总督的头衔而已，政务上几乎为谢尔盖、别列维杰夫少将、霍尔瓦特等人所把持了。
但是，关达基毕竟还挂着总督头衔，他的表态还是很能影响一部分中间派人士的看法的。保皇党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涣散的团体，甚至可以说在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因此保皇党内部一般就是靠着个人的名望和实力说话的。
过去谢尔盖虽然有实力但是没有名望，所以大家才犹豫不决，但是谢尔盖加上了关达基之后，其名望不足的缺陷也补足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自然都投向了这一对组合。看着眼前纷纷表态支持谢尔盖的保皇党人，霍尔瓦特也只能把质疑声咽了回去。
第855章
事实正如谢尔盖所预料，远东的社会革命党人既不敢公开支持要求临时政府退出战争的主张，又无能力去保卫远东俄国居民的利益，因此许多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最终选择了退出大会以逃避大会上保皇党人提出的表决议案。
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在大会上的拙劣表现，终于压垮了许多远东民众代表对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期望，最终愿意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一起退席的居民代表还不到40人，且大多是后贝加尔地区的居民代表。
这样一来，这场决定远东俄国居民未来命运的大会，才一开始保皇党就把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给赶出了会场。那些从前支持社会革命党的远东居民代表，现在大部分都转向了保皇党人的立场。
立宪民主党人关注到了会场上出现的变化，因此在第一天大会结束之后的当晚，他们就派遣了代表去总督府求见了谢尔盖，表达了想要同保皇党人合作的意思，谢尔盖和关达基接受了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提议，但是也拒绝了立宪民主党人要求他们撤回无条件退出战争的主张。
远东的立宪民主党人对于谢尔盖、关达基的回答也是喜忧参办，作为二月革命的支持者之一，立宪民主党对于复辟罗曼诺夫王朝自然是不感冒的。但是因为米留可夫等党员的处置失当造成的四月危机，直接导致立宪民主党失去了在临时政府中的位置。
虽然在克伦斯基攻势失败之后，米留可夫借助七月危机重新让立宪民主党回到了临时政府之中，但是社会革命党依旧牢牢把持着临时政府的权力，这让立宪民主党人深感不满。
要知道，不管是在拉斯普京之死，还是在二月革命爆发后逼迫沙皇退位上，立宪民主党人出的力气都要比社会革命党人多的多。而且为了让临时政府获得协议国盟友的承认，立宪民主党人也是做出了许多工作的。比如导致四月危机的继续战争主张，正是协约国盟友承认临时政府合法性的条件之一，结果因为民众的愤怒，最终却让立宪民主党人背了黑锅。
因此，此次立宪民主党人返回临时政府之后，就是希望能够把坐享其成的社会革命党拉下来，然后拿回自己应得的执政权力。而在克伦斯基攻势失利之后，俄军内部就更加的四分五裂了，除了底层士兵更加厌恶战争，积极的向主张退出战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靠拢之外，军官中也出现了许多倾向。
有的军官虽然还是主张服从于临时政府，但也希望临时政府最好不要再想着发动什么进攻了；有的军官则认为是那些支持革命的士兵在战场上捣乱，才让俄军遭到了这样惨重的失败。他们觉得现在的临时政府比之前的内阁还要糟糕，应当换上一些可靠的将军们，才能让俄军不会接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主张。
当然，最为糟糕的一种倾向就是，不少中阶的青年军官开始怀念起沙皇体制了。毕竟至少在沙俄时代，军官的物资供应还是能够获得保障的。此外就是，在沙俄的军队里，那些“灰色的牲口”至少不能对着军官指手画脚。
但是现在，军官们倒是和士兵平起平坐了，大家的待遇都一样，士兵得不到的补给，军官也一样得不到。而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士兵苏维埃的建立，和临时政府公然要求士兵不必服从自己的上级，这直接导致了军中士兵委员会权力的大幅提升。于是过去被军官们时常体罚的士兵们，现在对于军官的指令几乎也是爱理不理。
于是立宪民主党人觉得，远东冒出的保皇党人或许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只要这些保皇党人不是追求让尼古拉二世重新回到皇位上，那么他们其实并不介意罗曼诺夫王朝的复辟。毕竟和获得了孟什维克支持的社会革命党相比，立宪民主党现在确实有些势单力薄。
只是谢尔盖居然拿着尼古拉二世没有成功的对德媾和作为理由，宣称保皇党必须要尊重沙皇退位前的决定，必须要无条件的退出战争，让俄国重新恢复和平。这就让立宪民主党人有些头疼了，他们不可能赞成无条件退出战争的主张，否则协约国那边就通不过。
在一来二去之中，远东的立宪民主党干脆放弃了争夺远东居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权，转而在私下支持保皇党了，于是谢尔盖所领导的保皇党很快就盖过了远东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成为了这场大会最终的胜利者。
本次大会足足开了一周，最终来自远东各地的俄国城镇居民代表们终于确定了三件事：第一是要求临时政府尽快的、无条件的退出这场战争，恢复俄国的和平；第二是在临时政府没有获得远东居民承认之前，远东地区将会成立一个暂时性的地方政府，以负责远东的日常行政事务和同邻国的交涉事务；第三是过去沙俄时期的土地产权不够明确，为了保障远东200余万俄国居民的利益，远东新成立的地方政权还将建立一个土地资源管理局来协调整理远东地区的土地产权等问题。
8月6日，大会决定将远东暂时设立的地方都成四川成汉政府称之为俄罗斯帝国远东自由领，设立代表罗曼诺夫皇室的总督一职，和负责政府日常事务的内阁，还有远东自由议会。
总督依旧给了关达基，这一职位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只是负责为内阁的行政命令背书，或是将议会的决定签署为法案，最大的权力大约就是负责召集或解散议会，又或者是任命或解散内阁，但是必须是在议会或内阁的请求下，关达基本人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远东政府的首任总理自然是落在了众望所归的谢尔盖身上，受命组阁的谢尔盖把马库金任命为了内务部长，把陆军部长交给了一直保持中立但颇有声望的萨摩依洛夫中将，霍尔瓦特获得了交通部长一职，至于别列维杰夫则得到了邮政部长的职位。
最后，谢尔盖把土地资源管理局的事务包揽了下来，经过了这样一番操作后，谢尔盖总算把权力从哈巴罗夫斯克延伸到了阿穆尔和后贝加尔等地，算是初步达成了为吴川做事所需要的权力。于是在他对内阁提名人选获得通过之后，谢尔盖就在当晚给吴川写了一封信件，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和谢尔盖这边的顺利处境有所不同，1917年的7月对于革命委员会和华北民众来说，都是一场大灾难的开始。7月份两次向华北内陆进发的台风，给华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暴雨，7月20日-28日沿燕山、太行山一带出现了集中性的降水，这导致了海河上游山区的山洪爆发，和各支流的河水涨溢、决口。
海河北系因为去年秋到今年的整修，虽然出现了河水涨溢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决口现象，再加上河北革命委员会调动了军队上堤坝和组织民众一起护堤，使得海河北系支流区域内虽然有所损失，但是这个损失还没有达到大面积受灾的程度。
但是海河南系支流就出现了大问题，南系各支流不仅长年失修，本次7月20日-28日集中降水的中心就在海河南系的大清河、滹沱河流域，再加上当地官员低下的组织力和无人组织民众自救，很快山洪爆发就变成了河流决口。
按照地方报纸的记载：“滹沱河在献县、河间、无极等地决口，河水灌入文安洼水深高达2丈…沙河在新乐决口四处，长约624丈；磁河决口631丈…”
海河南系支流多处决口，且大多在中下游，使得京直东部平原地区受灾严重，特别是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天津，因为排水不畅成为了附带的受害者。
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这边刚刚接收了天津不久，马上天津地区就被水淹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再加上海河南系河流区域多为平原地带，这里受灾远比海河北系河流地区受灾要严重的多。
初步估计，海河北系河流地区受灾的群众大约为50-60万，但是南系河流地区受灾人口至少在100-200万之间，如果不把这些人安顿好，直隶地区今年因为水灾而受到的损失将不会小于一场大会战。
面对这样的天灾，吴川也不敢掉以轻心，除了进一步缓和同俄国临时政府之间的矛盾外，他随即要求党和革命委员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河北赈灾救灾问题上，尽可能的不要让河北出现大规模的死亡和无序的逃荒。
为此，他一边要求宋云桐筹集了500万元赈灾款，10万吨粮食和大批的衣物被褥、帐篷等物资送往河北交给宋小濂；一边又让胡秉柯代表自己前往天津调查灾情和协助夏阳恢复天津地区的生产活动，并同天津、河北各界人士商议对海河全流域进行整治的计划。
为了让北京政府安心赈灾，吴川还给周树模发电，让他替自己向袁世凯转达，革命委员会愿意协助北京政府对海河南系支流地区进行赈灾，并且革命委员会将会下令国民革命军在未通知保定驻军的情况下进入直隶南部地区。
革命委员会在海河爆发全流域水灾的状况下表现出的善意，让北京政府有措手不及之感。对于袁世凯等北洋官吏来说，这次直隶大水灾是人力无可挽回的天灾，虽然袁世凯也下令总统府拨给了10万元向东北购买高粱赈灾，并责令政事堂负责赈灾事务。
但是，这就是北京政府能做的全部了。袁世凯显然不可能让北洋军去守着堤坝，北洋军也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不能如吴川那样，一道命令下去就能调动出10万吨粮食和大量的物资用于赈灾，因为北京政府的国库里没有这么多物资。
而且，袁世凯觉得自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并不比前清的赈灾要差，当然这是在没有革命委员会的赈灾行动作为参照物的状况下。有了革命委员会的行动作为参照物，北京政府的赈灾行动显然就变得有些儿戏了，即便是那些北洋军的士兵们也非常不满北京政府用这点东西来糊弄受灾的灾民，毕竟他们的亲戚、好友及家人也在其中。
第856章
天津港自从18世纪被满清特许成为和关东及南方各港口的贸易中心后，虽然并没能改变漕运的大格局，但是从关东向天津港输送的粮食却是不断在上升的。19世纪初，每年就有近百万石粮食从奉天海运到天津港，从而补充了京直一带城市人口扩大所带来的粮食匮乏问题。
等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将天津强行开埠，天津地区的人口就开始快速的增长了起来，而北方运河的淤塞，也使得天津港迅速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粮食贸易港口。
和粮食贸易的快速上涨相比，天津同内陆腹地的联系则增长的更快，在天津没有开埠之前，天津港并不是北方物产输出的首要选择。但是随着天津被开埠之后，天津港同内外蒙古、关外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就开始加深了。
从内外蒙古和西北地区过来的羊毛、皮革和药材，华北的原棉及其他商品，开始源源不断的通过天津港向海外输出。于此同时，天津地区的手工业及小工厂也渐渐兴旺了起来。
于是到了20世纪初，天津的城市规模差不多已经和北京相去不远了，以官吏、学者为核心的北京城同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中心的天津城相比，更是缺乏了几分活力。此次水灾爆发之后，成百上千的难民立刻跑来了天津，因为他们觉得天津这地方更容易活人。
但是对于夏阳来说，这些难民聚集到天津来确实是个压力。因为现在的天津城几乎陷入了瘫痪，中上游暴雨成灾，对于下游的天津城来说，危险的不是下暴雨的日子，而是在各条海河支流把上游的大水送入海河干流所引发的洪峰。
天津号称九河下稍，但是海河的入海口却并不大，即便是普通的水患都能看到大水漫城的景象，更何况是今年这种号称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日租界一带靠河的街道水深接近一米，街道两侧平房几乎不能住人，即便那些楼房内的居民出行，也需要靠着小舟往来。至于海河左岸的俄租界，因为没有修筑堤岸，河水更是出现了漫灌现象，已经有民居被大水给冲垮。
而现在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根据他收到的消息，永定河保定段因为严重淤塞，上游的水位不断升高，假如保定地区的政府和军队不及时加以处置的话，永定河一旦决堤，保定和南运河之间就会成为一片湖泊，那么到时天津以南、以西的平原将会变成一片泽国，受灾的人数将会成倍的增长。
在夏阳忧心忡忡的同时，天津的商会名流们倒是情绪稳定的多了。如卞月庭、李宝诜、叶兰舫、张伯苓、严范孙、黄郛等人，在出现暴雨成灾的迹象时也是对天津城可能受灾的情况担忧不已，因此很快就自发的组织起了地方上的赈灾会和救济会。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革命委员会同过去迟缓且无力的官府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海河上游传来了警讯后，天津市政府就开始了排查危房和保证粮食、燃料及洁净水的供应，并组织起了警察和军队对河岸进行巡视，并采购了许多麻袋、铁锹等物资。
于是，等到了8月份大范围降水结束后，天津市场上的物价几乎并未有什么大的变动，这和1912年天津城遇到水灾时的情形完全是天壤之别。虽说这场大水对于天津的工商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因为天津市政府的积极抗灾姿态，天津市民倒是没有出现从前那样的惊慌失措情绪，忙着往家里屯粮屯煤，整个城市依然是井然有序的。
这样一来，天津绅商们的赈灾救灾行动就成为了锦上添花之举，而不是灾民们的唯一指望了。这对于天津绅商们来说，自然是大大的松了口气的。毕竟如果政府无力救灾，而他们又无力帮助灾民的话，不管是天津还是整个华北地区就都要乱了，而世道一乱，生意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因此，革命委员会在这次水灾中的表现，得到了这些天津绅商们的极力赞扬。天津市政府的抗灾和赈灾行动，也就获得了天津市民们最大程度的配合。
8月12日，胡秉柯抵达天津，在和夏阳交流沟通之后，8月15日夏阳、胡秉柯召集了天津的绅商就海河全面整治一事，向众人征求了意见。
张伯苓是第一个出声支持全面整治海河的都成四川成汉，他向着众人说道：“我觉得全面整治海河确实是势在必行，1912年水灾已经让天津城损失惨重，今年又发了这么大的水灾，要是不把海河整治好，我们把天津修的再好，最终都是一场空啊…”
盐商家庭出身的李宝诜则有些狐疑的问道：“整治海河自然是件好事，但是整治整条海河可不是一件小事。若是细算起来，海河各条支流流经的区域，北可到太行，南则临黄河，然后向东汇入海河经天津入海，我们要是修一修门前的这条海河还成，要是想要把海河的各条支流也修上一边，这钱可就花了海去了…”
由银行家被任命为天津财政局局长的叶兰舫则对李宝诜的言论不屑一顾，他当即反驳道：“天津是九河下稍，光修我们门前的海河有什么用？
若是上游不修好堤坝疏通河道，这上游的洪水冲下来，海河不照样要涨大水？海河涨了大水，天津城不还是要遭殃？
我是支持全面整治海河的，虽然要多花点钱和时间，但是修好了之后，我们总是最大的受益者。要是能够消除天津二、三年一次的大水淹城，我们要少损失多少？更不用提，修好了整条海河之后，海河两边的土地都可成为上好的良田，这又是多大的收益…”
对于叶兰舫这位天津商界后起之秀，现在又进入了市政府任职的南方人，李宝诜是相当不满意的，他觉得自家比叶兰舫在天津的人面和地位都要深厚的多，革命委员会给了对方一个官职而没有给自家一个职位，这让他格外看叶兰舫不顺眼。
因此他立刻反击道：“我也是这个看法，既然整治海河不是我们天津一家得利，海河两岸的地主同样受益，这整治海河的经费，应当让他们出上一部分才行。
此外，革命委员会现在也就控制着海河北面的支流区域，这南面的支流区域还在北洋军手中。北面的海河治理工程由革命委员会来主持，我是很放心的，去年到今年整修好的堤坝确实是安然无恙的。
但是南面的海河治理工程由谁来主持？要是让那些地方官员或是北洋将军们来主持，我担心这南面的海河治理工程会被拖延下去不说，就是修好了也未必能经得起大水的考验啊。”
李宝诜这话倒是引发了不少绅商的共鸣，不少人纷纷提起了北洋将领的贪腐和那些北洋政府下面的地方官员的无能和贪婪，大家都认为把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交给他们，完全就是把一只老鼠放进了粮仓里，何况还未必是一只而是一群。
胡秉柯和夏阳交换了眼神之后，夏阳便叫停了众人的议论，向着众人张口说道：“大家的顾虑，我们不是不能理解，但是这些顾虑终究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可要是我们不去整治海河，那么海河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水灾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首先，我们并不打算让天津完全承担整治海河的经费支出，革命委员会将会筹集大部分资金，但是不管是你们还是海河两岸获得水利收益的地主，总是要出一部分费用的。
对于天津的工商业者来说，我们更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生产一部分用于修缮水利的物资，这样更能减少我们整治海河的成本。
其次，李先生刚刚说的也不错，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管，就是把钱交给那些北洋官吏去整治海河，那么这些人能够干出些什么来，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所以我们不会不管南面的海河治理工程，不仅我们要出面管理，我们也希望从天津各界中推选出几位代表来监督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
夏阳的话终于让这些绅商们安静了下来，推选出代表监督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在这些绅商眼中大约和前清时的捐官差不多了。不管是前清还是北洋政府，只要花钱买一个官位其实并不难。但是在革命委员会这边，花钱买官几乎就没有这个口子，这就很让这些习惯于披着一身官衣做生意的绅商们有些不习惯了。
而眼下这个监督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官，但却也是获得革命委员会认可的一个标志，自然也就引发了众人的兴趣。毕竟河南土地改革发生的一些事情，已经让不少人受到了震撼，觉得不及时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也许自家未必会比河南的那些地主下场更好。
实际在革命委员会拿到天津真正的治理权力之后，天津的绅商们几乎就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念，他们都觉得革命委员会取代北洋集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什么实力问题了。就算是北洋集团内的周学熙，不也跟着革命委员会大做生意么，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把这些绅商都送走之后，夏阳伸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突然对着身边的胡秉柯说道：“让他们去监督水利工程项目，他们真的能够保持公正吗？”
胡秉柯摊开双手说道：“我们又不是完全指望他们。要是他们不够公正，我们正好连他们一起处置了；要是他们足够公正，那么北洋集团和地方绅商发生对立，北洋在华北的根基就完全动摇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不都是好事吗？”
第857章
坏的结果总是会比预料的时间来的更早，夏阳所担心的海河南系支流决口的猜测，就在他同那些天津绅商们刚刚讨论过关于全面整治海河的问题没几天就变为了现实。
就在夏阳和天津绅商们商议整治海河的当天，永定河中上游再次出现了暴雨天气，永定河上游名为桑干河，出山西北部流入河北，上游地势较高，坡度较陡，因此从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沉淀量几乎达到了河水的8-10%，故有“小黄河”之称。
在平常年份，永定河所携带的泥沙已经将河道淤塞的不成样子了，今次这么长久的雨期，更是从上游冲刷下了更多的泥沙。根据天津这边的观察，永定河此前蓄积的洪峰通过海河时，曾经在两天内将海河河床抬高了8尺。
而海河五大支流皆要从海河干道入海，虽说自从列强在天津开埠以来，不断的对海河河道进行了截弯取直和清理河床，但是海河河道容量不过永定河五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潮白河的水量计算，海河河道容量大约只能达到五大干流三十到四十分之一。
因此天津人常说，海河是“上大下小，尾关不畅”，小雨小灾，大雨大灾，而今次便是海河的大灾了。五大干流长年没有得到清理，今年雨期又这么漫长猛烈，海河五大干流就都出现了排水不畅、漫坡、决口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