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水灾从来都是一个集体组织的行动，越是大型水利就越需要集体的向心力。所以一个王朝能够完成大型治水工程的时候，大多是在王朝的中前期，这个时候地方上的土地还没有集中在少数地主乡绅的手中，大多数农民手中还有几亩薄田，因此对于这种能够惠及到自身的公共工程还是愿意出力的。
如果土地集中在一部分地主手中，那么大多数农民就不会愿意为了地主的土地而免费提供劳动了，地主们没有这个财力单独修缮水利工程，想让地主们联合起来却又因为水利工程的不公平性很难一碗水端平，倒是还不如不做更省些麻烦。
但是这场大水不仅冲走了地主乡绅在乡里的威望，还让那些想要自救的农民团结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边。革命委员会在灾区强行推动土地改革，也向灾民们证明了，只有那些依赖于集体组织的灾民才能在这场大水中获得自救的机会，自然也就赢得了大多数灾民的支持。
至于那些天津的资本家们，很快就抛弃了都成四川成汉地主乡绅这个群体，转而去拥抱了革命委员会。因为和办了一些西洋产业，但依然还是把土地当成了命根子的北洋团体不同，革命委员会对于土地的重视从来都不是以私人财产的角度来衡量的。
所以哪怕有着北洋政府支持的周学熙，也无法从英国人手中拿回开平矿务局，反而因为身边那些地主乡绅的出卖，连滦州煤矿都输给了英国人。
因为这些地主乡绅经营工业和矿业，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控制市场。所以英国人给了他们一点甜头，这些地主乡绅就背叛了周学熙，不打算和英国人开展什么价格战了。
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土地改革也好，投资创建工厂、矿山也好，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物资的流向和工业品对社会的供应量。再加上作为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给同志们开了一个好头，始终没有在东北置办什么地产，而北洋这边则是由袁世凯自己带头在华北地区侵占大批土地的。
于是天津的资本家们几乎都选择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因为革命委员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正是北洋政府所无法完成的，却是他们真正希望打破地主对于乡村垄断经济的开始。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在这场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及向他们采购的物资，都深深的加强了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
和北洋政府相比，虽然革命委员会向他们征收的税率较高，但是却也免去了那种地方上的不规范收费和黑帮分子收取的规费。从总数来看，反倒是革命委员会收取的税金更便宜一些，更何况革命委员会收了钱肯办事，比如修建发电厂、自来水厂及其他公共建设，这点上来说满清和北洋都是只进不出的货色，连天津商业区的道路建设，都要附近的商民自行筹款。
因此，夏阳做革命委员会派出的首任天津市长，也就担任了一年有多的市长职务，但是却极得天津市民的喜欢。哪怕是大水淹没了天津，天津市民都没有如过去那样指责当权者，而是咒骂上游的各县治水不利，特别是北洋官僚的不作为。
在杨以德这些天津旧官员留任的人员来看，眼下的天津除了被水淹了一些地方之外，总体上来说天津市民还是比较安定的，并没有达到要更换一个天津市长的 地步。而在夏阳的努力下，天津市政工程的一期工程，南郊工业区的规划，都将会在水灾过去之后大放异彩的。
在这个时候把手中的职位交给别人，等于就是把胜利果实拱手让人了。如果是换做了他们的话，那是打死都不肯让位置的。
不过对于夏阳自己来说，这钟工作上的调动却并不在意。虽然地方上的工作让他颇有成就感，但是他想干的事业却不是这些。杨以德等人可惜的是，天津市长管理着大量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经费，而夏阳觉得有成就感的却是收回天津租界和海关。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赴欧作战问题上的让步，协约国终于决定把天津租界和天津海关管理权完全的交给中国，天津各租界在去年交出了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后就剩下了一个空头名义，这一交还其实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英国人交出天津海关管理权确实是割了一块肉下来。
中国海关自从在辛丑事变落入了公使团的控制后，满清和民国政府都一直试图收回海关的自主征税权，但是几乎成效都不大，反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连税银保管权都丧失了。
革命委员会通过几次博弈，从日本和俄国、德国手中收回了南满、北满和山东的海关管理权，这次再把天津海关管理权收回之后，就几乎收回了整个北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虽然根据和协约国的协定，中国政府在1922年之前应当保持当前的5%关税，但是在欧洲大战的影响下在，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进口总额，出口新增长部分几乎都是革命委员会治下贡献的。
因此这次收回天津海关，对于革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北方市场终于可以形成一个对外受控制的市场了。当然，当前海关中大量外国职员的存在，还是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
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1893年时支出为3168000海关量，但是在1916年就已经增加到了570万海关两，另外每年还有40万两的工程维修费用。至于海关收入，1898年年入22503000海关两，但是1916年时年入就达到了7500万海关两，其中革命委员会治下各海关就收入了3800万海关两，海关收入已经成为了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一项收入了。
不过1898年，海关总共有895名外国员工和4223名中国员工。1916年时外国员工还有1192人，中国员工约为7256人。海关也被分为了三个主要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工务部。“洋员”基本都占据了海关中的高级职务，除了东北正在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其他地区的海关依旧还是洋人的天下。
作者的话：昨天下午开始一直牙疼，都没什么心情码字了。看牙中，今日还是一更。
第908章
在夏阳离开天津的时候，“同和裕”的老板王晏卿正和东北工商银行的代表签署了一封并购协议，“同和裕”将把银号剥离出来，交换东北工商银行1%的股权。
“同和裕”是王晏卿和另外三人集资13000块银元，于1912年在新乡顺河沿街开办的，一开始只有一个小银号，但是在数年之内“同和裕”银号就在河南各地开办了十来家，建立起了“同和裕”银号的金融流通网。
和那些旧钱庄只关注于借贷生意不同，王晏卿从一开始就把“同和裕”银号当成了现代银行来办理，对于各地钱款的流通极为重视，这也使得“同和裕”银号在河南各地扩张的极为快速，当然这种扩张也只能在靠近铁路的大城市内，白朗起义造成的河南乡村残破，“同和裕”银号也是不敢下到小城市去的。
而除了银号生意之外，“同和裕”也很快涉足了其他行业，王晏卿开办“同和裕”时不过25岁，但是他却是河南少有的乐于接触新事物的工商业者，他所崇尚的经营之道是：寓金融于商业，以商业固金融。简单的说，“同和裕”银号的创办就是为其投资工商实业吸引资本，然后再用工商实业获得的利润去扩大银号，从而完成一个正循环。
因此“同和裕”银号的建立和扩张速度，很快就被革命委员会所注意到了。按照吴川的评价：“如果这位王老板出身于美国的话，未必不是另一个洛克菲勒。但是在中国，他的这种商业经营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管是列强的金融资本，还是中国当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都不会允许“同和裕”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王晏卿想要当个富家翁或买办资本家都可以，但是想要玩金融和实业联合垄断的资本家，那么就会被列强银行家和国内的买办资本家们联合打压了。也就是之前的河南督军本身实力较弱，而王晏卿又投靠了袁世凯任命的河南省长，所以“同和裕”才能在河南发展迅速。
否则，不管是在江苏还是湖北，“同和裕”银号早就被人打压了，这并不是什么猜测。1913年，同和裕在河南发展势头极好的时候，王晏卿既开始谋求将河南的土特产输出国外。
在他同各国洋行进行交涉，寻找出口委托代理人的时候，日本洋行的一位职员山崎显道找上了他，劝说王晏卿与其交给各国洋行代理，倒不如自己成立一家出口公司。
这位山崎显道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在驻中国的很多日本洋行工作过，现在正准备出来创业，但是苦于找不到投资者。因此听说了王晏卿准备找洋行代理出口时，就跑过来找他投资了。
这两人都是年轻人，经营理念上也谈的非常投缘，王晏卿虽然有着全新的经营理念，但是他终究还是那种旧式学徒出身，对于如何同外国市场打交道还是一窍不知。
而山崎就在这一点上下了功夫，他告诉王晏卿自己可以从洋行拉出一批人来，都是高学历和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只要王晏卿愿意投资，那么他们合作就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出口公司。
对于外国市场一无所知的王晏卿当然希望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出口公司，这意味着他可以尽快的完成自己的金融实业帝国。
王晏卿给了山崎投资，对方也的确拉出了一个团队成立了天津大东洋行，但是这个团队全部是由日本人组成的。在天津这个列强说了算的地方，王晏卿的投资最终就变成了山崎显道空手套白狼的资本。
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全世界的原物料出口都进入了景气期，大量的河南原物料通过大东洋行出口到了日本和其他地区，但是年底王晏卿和山崎显道一算账，1914年大东洋行居然是亏损的。
王晏卿当然不是傻子，于是在第二年就派出了两名中国人参与管理，但是山崎显道在进出口行业确实有着娴熟的经验，在这两人面前公然做账也没被察觉。当然，如果王晏卿有这样的人才，也不至于一开始就全权委托给山崎显道了。
在第二年继续亏损之后，王晏卿不得不认都成四川成汉栽，准备收回大东洋行的经营权，但是天津是列强说了算的地方，北洋政府连开平矿务局都拿不回来，何况是一间小小的大东洋行。因此在日租界打官司时，王晏卿不仅拿不回大东洋行，还有向山崎显道等人支付违约金，大致就是把大东洋行赔给山崎显道了。
如果不是刚好爆发了天津法租界扩界事件，招致了革命委员会强行收回天津各租界司法及行政权，王晏卿这场官司就输定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夺回了天津各租界司法及行政权之后，王晏卿的官司也就翻转了过来。山崎显道等人不得不交出了大东洋行，并在革命委员会的强势下，吐出了一部分贪墨的利润，算是了结了这桩官司。
当王晏卿在日租界打这场官司的时候，天津的工商业人士也同样在关注着，虽然大家当时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法租界扩界问题上，但是对于王晏卿的官司也是提供了不少支持的。只是支持归支持，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晏卿这场官司几乎是输定了。
作为一个开埠了数十年的港口城市，天津工商业者吃洋人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管是满清还是北洋政府，都不可能为了一个商人去得罪列强的国民的，哪怕对方不过是本国没有背景的普通人，甚至是罪犯，在这里都是受到本国领事馆保护的列强国民。
所以，对于列强的国民来说，殖民地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因为这里的财富并不受列强法律的保护，而殖民地的法律却惩罚不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本国视为犯罪的行为，在殖民地却成为了智力和武力获得的报酬。
革命委员会强行进入天津租界，夺回了租界司法和行政权的行动，不仅让列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连天津的市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天津市民很快就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统治，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天津强制打击街面混混也没有什么异议的根源。
既然在天津说了算的洋人都被革命委员会给干趴下了，那么天津的混混们又有什么资格在革命委员会面前逞英雄呢？而天津的工商业者也在王晏卿的官司上看到了希望，即在革命委员会的保护下，他们能够同洋商进行公平的竞争，而不必担心对方采取商业之外的手段打击，这是满清和北洋政府都无法做到的。
特别是对于王晏卿这样的直接受益者来说，天津大东洋行这场官司深深的教育了他，哪怕得到了北洋集团的庇护，在洋人面前也一样是待宰的羔羊，只要“同和裕”号想要继续发展，那么就应当先获得一个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否则“同和裕”号连河南都走不出。
而在革命委员会这边，对于王晏卿个人及“同和裕”银号也相当的感兴趣。东北工商银行几乎和“同和裕”银号同时创立，且有着大量的资金和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支持，但是东北工商银行的发展速度也不过只略高于“同和裕”银号。
因此东北工商银行和王晏卿进行了谈判，希望能够购入“同和裕”银号，并以此为基础扩张河南、山东等地的工商银行分行，而王晏卿也可担任东北工商银行河南支行行长。
假如没有天津这场官司，王晏卿对于这个提议其实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因为他觉得光靠自己也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金融帝国。但是在这场官司之后，王晏卿却有些犹豫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进入河南，及在直隶水灾中表现出来的强势之后，王晏卿的合作伙伴们都劝说他同革命委员会合作。他的合作伙伴可不全是生意人，也包括河南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比他看的更清楚，革命委员会在华北地区已经开始站稳了脚跟，现在同革命委员会合作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
东北工商银行派出的代表，同王晏卿交谈时也相当的直接，明确的告诉了他，“当前革命委员会还顾不上关内地区的钱庄、银行，但是等到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初步秩序之后，钱庄和银行都将进入到特殊的管制之中，没有革命委员会颁发的银行牌照，将不得成立新的钱庄和银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同和裕银号现在虽然看起来发展不错，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一旦革命委员会重建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对金融业进行有序管理，那么同和裕银号很多行为都是违法的。比如随意动用客户的存款去投资兴办没有保障的商业公司，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种诈骗行为…”
王晏卿一开始对于这位银行代表发出的警告还有些不以为意，毕竟在旧钱庄和银号的规则中，客户的存款几乎就等于是自己的借款，自己拿去投资并不需要向客户负责，但是如果投资失败，客户向其追索时也不会仅限于银号的资产，而是无限责任的。
但是在看过了对方给予的革命委员会对于金融行业制定的规定后，他顿时意识到，想要再用从前的方式去经营银号，恐怕是行不通了。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秩序下的地区，这样干估计同和裕银号就得被革命委员会直接没收了。
和合作伙伴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又同东北工商银行派出的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王晏卿最终决定把同和裕银号剥离出来。这不仅可以消灭同和裕银号在经营上的风险，而且也给了他一个实现自己梦想更好的出路。
作者的话：昨日牙疼没写，现赶的一章。
第909章
10月20日受到了哈尔滨的卸任电报，10月24日夏阳就同胡秉柯交接完了手上的事务，25日乘坐火车南下济南了。
和夏阳接任天津市长时带着大队人马不同，这次南下他只带上了自己的秘书和两名警卫，四个人只是占了一个包厢而已，走的悄无声息的。
早上8点20分在天津上的火车，一直到晚上19点才抵达济南火车站，因为大水的关系，足足延误了半个小时。当夏阳下火车时，济南这边天都黑了。
不过在灯火通明的站台上，有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人正站在那里，其他旅客虽然不知他们是做什么的，但是看着他们穿着的制服也远远的避开了，只有夏阳四人下车后直行的走了过去。
黑衣人中间的政治保卫局山东分局局长邱恩培立刻上前迎向四人，口中热情的说道：“局长一路辛苦了，是先去下榻处休息一下，还是先吃了晚饭？”
夏阳看了看周边，倒是有不少好奇的旅客关注着自己，他收回了视线对着邱恩培说道：“去住所吧，你上我的车，路上先和我说说山东这边的状况。”
邱恩培一边让人接过了夏阳随从手中的行李，一边带着夏阳向着站内自用的出站口走去。在出口处有着3辆马车和两辆汽车等候着，邱恩培和夏阳上了第二辆汽车，很快车队就启动缓缓的离开了车站广场。
就在出站口的旅客们猜测着这是什么大人物的时候，夏阳已经在车内向着这位下属问道：“学校的事情搞的怎么样了？”
原本想要先汇报其他内容的邱恩培不得不改口回道：“济南警察学校已经基本建成，就在济南城西地区，今年我们刚刚招募了第二期学员，比第一期要多了一倍，快要200人了…”
夏阳听的很认真，直到邱恩培把学校的情报汇报结束，车队也抵达了目的地时，他才结束了车中的谈话认真的说道：“吴川同志说过，路线一旦确定后，干部决定一切。假如干部出现了问题，那么再好的计划和方案都会变的一团糟。
捷尔任斯基同志也说过，我们需要的不是革命的公道，而是面对面的战争，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所以，加入政治保卫局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而是加入了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战场，我们就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
只不过我们的敌人要比那些真枪真刀和我们斗争的反革命军人更为狡猾，他们常常躲在暗处观察着我们，攻击着我们，甚至会伪装成我们进入我们内部。
因此我们政治保卫局不能再如同过去那样，仅仅凭借着革命热情去战斗，而是应当建立起完善的组织体系去同那些反革命分子去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很快就结束，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实现，我们就要一直战斗下去，因此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具有革命信仰的战士加入我们。
而吸收那些具有革命信仰的战士，最好的来源是有理想的知识青年而不是社会上的混混。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断的培养起自己的干部，逐渐减少甚至杜绝身份不明的外来者加入，这才能够保证政治保卫局的纯洁性。邱局长，你的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给政治保卫局看住这所学校，这里将会是今后政治保卫局最重要的支柱…”
邱恩培虽然不是夏阳在军队中的部下，他是从山东跑去哈尔滨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一度担任过吴川的警卫，不过也在军政大学内进修过一段时间，那时夏阳倒是教过他几节课，因此对于夏阳他也不算陌生。对于夏阳的强调，他很快就认真的接受了。
抵达了住所之后，夏阳谢绝了外出吃饭的都成四川成汉宴请，而是让人送来了两份席面，秘书和警卫员一席，他和邱恩培单独一席，两人一边吃一边聊，一顿晚饭一直吃到了深夜。当这场晚饭结束时，夏阳也基本了解了关于山东及河南的大部分情况。
随着两人的谈话结束，夏阳在送走对方时说道：“既然恒宝昆同志和蒋艺舟同志明天才到，那么就通知他们后天下午开会好了，你明天把山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资料送一些过来，开会之前我正好先看一看…”
济南的共和党分部就是原来的山东督军官邸，在革命委员会控制了山东之后，山东的权力中心就从济南转移到了青岛，这里的山东督军官邸就被改建成了共和党的分部驻点。
督军官邸还是相当不错的，原来的山东督军刚刚修好这座官邸还没来得及住进去，济南就被革命军拿下了，这座花园别墅也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的财产。
不过今次这幢别墅内还是第一次云集了这么多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要员，10月27日下午1点，代表共和党华北局的恒宝昆等人及代表河南共和党分部的蒋艺舟等人，及山东、河南革命委员会成员，约49人坐在了这幢别墅的会客厅内开起了闭门大会。
这次大会其实主要探讨三个问题，安置灾民、土地改革及建立合作社。说是三个问题，其实也只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土地改革。毕竟安置灾民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工业来吸收，而发展工业就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充分的原物料供应，不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受革命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农村合作社，就不能快速的发展工业。
会议一开始蒋艺舟就代表河南党委抢先发言道：“上半年的时候，河南推动土地改革出现了一点问题，于是有些同志就认为，地主当中也是有着好人的，抢夺他们的土地是不应该的，更加不应该的是支持哪些农民去杀地主，使得原本已经服从于我们的地区又叛变了我们。
首先我要承认，地主里肯定不会全是坏人，就我国一直以来的社会传统，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有些地主还兴办学校和建立义庄，说他们是大善人也不为过。
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地主里面有好人和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关系吗？我认为是没有的。作为一个阶级，地主代表着过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社会进步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阶级是必须消灭的。
因为我们不消灭他们，就无法建立起属于中国的工业基础。不建立起中国的工业基础，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日俄战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发展，我们就必须消灭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所以，个别人的好与坏，同他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我们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地主的善恶无关，因为中国要想富强起来，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作为华北局的负责人，恒宝昆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其实是倾向于温和式的改造的，他并不希望那种过于暴烈的农民起义试的分田分地。这也是上半年河南土地改革出现乱子之后，他赶紧叫停了河南土地改革，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地主反抗事件的原因。
但是现在，河北水灾已经让北洋政府在北方的统治基础完全趋于瓦解，原本团结一致反对土地改革的华北地主阶级，现在已经四分五裂。北洋政府解救不了河北的灾民，也就意味着河北的地主们现在需要自己去解决这数百万灾民的衣食问题。
而当这些河北的地主只能关门保护自己财产的时候，解救了河北灾民的革命委员会已经轻易的掌握了河北灾民的民心。这样一来，北方地主再想要号召自家的佃农去反抗革命委员会，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号召力。
上半年这些北方地主们反对土地改革的底气，就是在于他们认为革命委员会这是在霸占他们的家产，是违背人伦天理的，因此他们鼓动佃农去反抗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大部分佃农还是颇受这些地主们宣传的蒙蔽的。
毕竟同身边相处了数十年的地主老爷们相比，革命委员会确实是个外来者，一个外来者怎么可能会分田地给他们，这是明摆着想要夺取他们的土地欺骗他们。对于那些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封闭农村而言，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根本传播不到农村当中去，他们只会听从信任租给他们田地的地主。
但是这场水灾冲垮了河北地主们营建起来的封闭社会，在赈灾的过程之中，革命委员会取代了过去村子里的地主老爷们，给了他们生存的希望，权力也在这个过程中转移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没有了实力最为雄厚的河北地主的支持，华北地区的地主阶层就立刻失去了主心骨。革命委员会以安置灾民及发展工业为名推动土地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少了许多。
所以，恒宝昆所代表的土地改革温和派，此时也失去了和蒋艺舟为代表的土地改革激进派进行抗争的意图。毕竟华北局也支持不起，一边赎买一边赈济灾民的巨大消费。他只是简单的说道：“蒋艺舟同志的意见我们已经了解了，接下来不如让夏阳同志谈谈对于土地改革的看法，毕竟他是受吴川同志委派来协助推动土地改革的。”
作者的话：补上一更吧，差点今天就想断了。
第910章
开会众人的视线转向了恒宝昆左侧，一位穿着七八成新黑色西服的青年。就外表来看，夏阳的样貌还是相当不错的，就像是一名学校里教书的老师。
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夏阳，他们并没有把这位书卷气十足的青年同一年多前的库伦之夜联系起来。恒宝昆和蒋艺舟虽然知道夏阳的事迹，但是一开始也差点只以为两人只是同名而已。就连之前在哈尔滨接触过夏阳的蒋艺舟，也一时没认出对方。
在他的记忆中，这位刚从外蒙古回到哈尔滨时，身上可没有现在这等让人感觉亲切的味道，而是充满了一种让人难以直视的锋芒。哪怕是支持他的人，也不得不认为把他调离外蒙古是一件好事。
不过外蒙古到底不是内地，事件刚刚发生时也许还有人接二连三的声讨责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夏阳的调任，这一事件很快就令人记不起来了。特别是在夏阳被调到关内之后，针对夏阳的攻击也就渐渐消失了。
就今日来看，在座开会的众人更为关注的，还是夏阳身上所代表的来自中央的意志和其所担任的职务上，对于夏阳本人的关切倒是少了许多。
恒宝昆让夏阳出来发言，显然是想要知道这位究竟打算如何履行中央的意志，毕竟他所接受的中央的命令和夏阳所理解的中央命令未必是一致的。如果对方选择支持蒋艺舟的土改政策，那么他就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决定了。
被恒宝昆点名的夏阳并没有暴露出什么情绪，他心里也明白恒宝昆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他也并不打算按照对方的想法去做，他起身看了会议桌边就坐的成员们一眼，然后就温和而果断的说道：“恒宝昆同志说的不错，中央派我过来协助华北局进行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事务，但是我的任务重心并不在于土地改革的如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