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斌到底是北洋科班出身，野外使用轻步兵对抗的话，只要革命军用不了大炮、装甲车，而第三师这两年也极大的加强了对于防空的操练，因此曹锟觉得这样地形和条件下的野战，第三师应该也差不了革命军多少。
再加上，曹锟从来也没指望靠着战场上的都成四川成汉胜利迫使革命委员会向自己认输，而是希望通过一场激烈的抵抗，迫使北京和革命委员会坐下来和自己谈判而已。因此让王承斌出战，实际上就是让对方为自己卖命而已。既然要让对方卖命，他自然也要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
因此，曹锟不仅没有拒绝王承斌的要求，反而让身边的人都去给王承斌祝贺了一番，也好让对方解了对自己的心结，好好出城去打仗。
只是曹锟没有预料到的是，王承斌在城内大办喜事其实不过是个幌子，在婚宴上王承斌的亲信部队就把去道贺的军官们都控制了起来，还请出了段总长的亲信徐树铮。如果只是王承斌一人做乱，城内的北洋将领们还要考虑一下，毕竟曹锟这两年虽然对底层的士兵越来越苛待，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军官还是比较宽容的。
但是当代表着段祺瑞的徐树铮出现后，许多北洋军官就迅速反正了。毕竟段祺瑞虽然下台，但也曾经是武备学堂的校长，北洋的核心人物之一。跟着王承斌反对曹锟，那叫以下犯上；但是有了徐树铮代表段总长的背书，那就是拨乱反正。
比如参谋长萧耀南在徐树铮出面之后，就立刻站到了段总长这边，把保定的防备力量合盘托出了。并且在萧耀南的帮助下，保定城的城门很快就被王承斌的部队控制住，并引入了赶到城外的一营革命军，然后在萧耀南的带领下冲入了保定的督军府内活捉了曹锟。
失去了曹锟的指挥，萧耀南、王承斌两位大将又投向了革命军，虽然曹氏兄弟和亲信还有漏网之鱼，但是他们却已经指挥不动群龙无首的保定驻军了。保定城内经过了一个晚上的骚乱后，于10月29日上午10点，在投曹锟派出人员的喊话下，保定城各驻军宣布向革命军投降。第二天，曹护卫就被派来了石门。
张福来听后顿时大怒道：“萧耀南、王承斌这两个王八蛋出卖大帅，简直是丧尽天良。”
阎相文却小心翼翼的看了上首的吴佩孚一眼，方才说道：“当下不是骂人的时候，而是我们这些人要如何自处？大帅下的命令，还要不要遵守？”
张福来虽然怒容满面，却没有接阎相文的话，其他人也保持着沉默。坐在上首的吴佩孚其实是有些不甘心的，他此次南下就是想要展露身手，以向众人表明自己是有真才实学而不是靠拍马屁上位的。
但是保定的沦陷就让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不听曹锟派人传来的命令，估计第三师上下就更瞧不起自己了，连自己恩主的话都不听了，这还不够刻薄寡恩的么。然后服从曹锟的命令，就等于是将第三师解除武装，然后任人宰割而已，他之前在第三师花掉的时间和精力就都白费了。
就吴佩孚的本心来说，他其实更想带领部队退入山西，至少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是他心里却也明白，在座的这些军官都不会听他的。毕竟除了身边的卫队之外，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训练出来的，和他没有什么深厚情谊。
而他手下的这些士兵大多都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也不会跟着他跑去山西。就连冯国璋、王占元、李纯这些人手中的士兵，在富裕的南方待久也整天闹着要回家，更何况是已经衰败下去的山西。在爆发了外蒙古独立事件之后，晋商的财源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本就依赖于口外经商的山西自然也就迅速的衰败了下去。
当前北洋驻扎在太原等地的军队就已经让山西商民怨声载道，表示地方上已经负担不起了。他再带着这里近万人撤到山西，估计就要遭到山西人的反抗了。
不过吴佩孚终究还是有些不死心，向着在座的部下们说道：“革命军此次利用了萧耀南、王承斌等人的背叛，才令大帅不得不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大帅真心想要的。我们这里也算是第三师剩下部队中最精华的一部分了，如果我们真的服从大帅放下武器的话，也就意味着第三师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我们一投降，驻扎在太原等地的第五旅也就只能投降。
我看，是不是先和第五旅商议一下，再决定进退更合适一些？”
阎相文终于忍不住反驳道：“山西的第五旅不过一个团而已，且还是新编不久的部队，就算我们和他们合兵一处，也一样打不过革命军的。另外，要是现在违抗了大帅的命令，我们接下来该奉谁的命令？由谁来给我们发饷和补充军需？”
第905章
阎相文的一语打破了其他北洋将领的犹豫，也让吴佩孚断了最后的念头。虽然北洋内部已经四分五裂，但是只要袁世凯没有死，那么北洋军在表面上还是一个整体。北洋军依旧还是把自己当成官军而不是占地为王的土匪，不可能公然反对上级的命令的。
吴佩孚想要退入山西自保，就等于是背叛了段祺瑞、曹锟两位北洋领袖的意志，如果没有其他人出来替他背书，那么他就等于是背叛了北洋这个团体。问题就在于，吴佩孚本身就不是北洋核心人物，他是曹锟一手提拔的，和其他北洋上层人物并无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跟着他退入山西，就等于是脱离了北洋团体向吴佩孚个人效忠了。先不说山西那边的第三师部队是否愿意服从吴佩孚的命令，就是坐在这间办公室内的这些将领，也没几人愿意向吴佩孚个人效忠啊。好好的正规军不当，难道要去当私家军吗？
就算是一向同吴佩孚站在同一立场的张福来，他所忠诚的也是曹锟而不是吴佩孚。要是让吴佩孚在旅长的位置上多坐上几年，然后招募一批新兵进来，提拔撤换一批军中中低阶军官，那么吴佩孚大约能够把第六旅控制住，然后再去谋求更高一阶的官职。
但是现在，他不过是凭借着同曹锟之间的关系获得的这个旅长职务，还没有展现出足以让士兵们信服的才能，第六旅现在依旧是信任曹大帅的人多些，而信服吴佩孚人则寥寥无几。
更何况，除了士兵们对于吴佩孚的信用不足之外，军饷军需的供应，吴佩孚也同样解决不了。曹锟虽然提拔了他，但是却没有把财政权也交给他。石门现在虽然繁华，但在10多年前这里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人口不过600余。
不过在正太路竣工通车后，这里就发展成了地区交通商贸枢纽，不仅街区面积扩张了10余倍，就连常住人口也接近了4万。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拿下了河南，这里最多也就驻扎一个团，再多地方上就供养不起了。
在北洋体系之内，哪怕曹锟再怎么克扣挪用军饷，北洋军至少还是有盼头的。但是一旦从这个体系里出来，能不能填饱肚子就要看统率者的本事了。不过显然大家都不认为吴佩孚有能力解决军饷和军需的问题，要是有这能耐，估计早就被调到北京去替大总统理财去了。
看着众人都不肯继续和革命军对抗下去，吴佩孚也意兴阑珊的摆手说道：“既然大家都认为应当服从曹师长的命令，那么就这样办吧。李殿荣、王用中，你们两人陪同曹护兵去同革命军联络，商议接收我部防区事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发生的话，这事就交给你们办了…”
不到半月，北京城外最具有实力的一支武力就这样轻易的被革命委员会瓦解了，革命委员会甚至都没有怎么发力。虽说在革命委员会试图借助水灾一事向曹锟率领的北洋第三师发难之前，北京政府和一些外国友人已经不看好曹锟的下场了。
但是不少人还是觉得，这北洋第三师毕竟是北洋的起家部队，总不至于也像河南的宏威军那么的拉胯，革命军想要决出胜负，至少也要2、3个月，毕竟北方的冬季并不适合飞机起飞和进攻作战。
结果革命军基本没怎么发力，确实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救助灾民上，北洋的第三师就这么自己垮下去了。这一结果让列强对于北洋的实力期望值大大的调低了，美国人和法国人再一次向革命委员会要求，应当从革命军中抽调现役部队，而不是从北洋军中挑选部队赴欧作战。
如果不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反对，共和党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于赴欧作战没兴趣，北洋政府对于赴欧作战部队的指挥权，恐怕就要荡然无存了。
对于本就身染恶疾的袁世凯来说，曹锟的失败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是段祺瑞插手这一事件是他没有想到的。躺在床上的他叫来了徐世昌、王士珍，在两人面前发脾气道：“你们说，芝泉这是什么意思？帮着外人来对付自己人，这像话吗？
我还没死呢，这北洋内部就已经开始私斗不止了，现在连革命委员会的势也敢借，他们就不怕日后被人一锅端了去吗？我是不是应当把芝泉叫过来，好好和他谈一谈？”
王士珍沉默不语，不过徐世昌却担心起袁都成四川成汉世凯会有什么激烈之举，到时给段祺瑞下不了台，日后袁家几个小辈不免要遭殃。因此他不免向其劝说道：“芝泉跟了你二十几年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要真的投靠了革命委员会，说不定早就过来向你赔罪了。
我看，都是下面那些人坏事。这些人整天想着银子、官位和女人，所以只要稍稍看到一点机会，他们就拼了命的往前冲，根本不在乎前面是悬崖。
你看，曹锟过去多么老实憨厚，在军中都被叫上曹三傻子了。但是等到他命令了自己的兄弟和亲信当官之后，曹锟的外号就多了起来。其中大多和贪腐、搜刮乡里的意思相关。
这次水灾如此巨大，曹锟的弟弟和他那个情人都还敢伸手，可见他们已经肆无忌惮到了什么地步。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无法就是仗着手中有枪而已。革命委员会要求惩办这两人，我认为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至于徐树铮，虽然过去极得芝泉信任，但他终究不是芝泉的儿子和亲人，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恐怕他就很难再复起了。再说了，只要曹锟手中的军队不落在革命委员会手里，让芝泉拿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袁世凯怔怔的看着对着自己不停解释的徐世昌，心里不免有些反应了过来，这位老友已经抛弃了自己，转而为北洋这个团体的存续去考虑未来了。他又瞄了一眼边上的王士珍，对方的沉默姿态显然也是大致如此。
面对如此局面，他从心理上感到了深深的疲惫和无力，就如同他现在的身体一样，虽然想要健康起来，却始终不过是美好的想象而已。袁世凯此时不免想着，当日隆裕太后面对自己的劝说退位时，心境也许就如同他此刻的心情吧。
虽然他现在依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是外边的人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寻找着下一个主子了。纵然心中再怎么气恼，袁世凯也知道此时他不管如何发怒都不会对局势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只不过更是激起别人对于他的厌恶罢了。
想到这里，袁世凯不由长长吐了口气，打断了徐世昌的话语问道：“让芝泉回来，就能把北洋的局面维持下去吗？”
徐世昌愣了一下，方才谨慎的说道：“能不能维持下去，谁都保证不了。但是我觉得，人心不可再散下去了，否则革命委员会只需要派出几名官员就能让我们束手就擒了。曹锟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的完全失败啊。
不管大总统你怎么看待哈尔滨的那位，人家现在都占据着大义的名分，走的是以势凌人的路子。若是大总统身体康健，尚可带着我北洋团体与之周旋，但是现在么…”
虽然徐世昌没有说全自己的意思，但是袁世凯却已经听懂了徐世昌的意思。若是他真的离开了，北洋团体终究需要一个新的主心骨来维持局面的，否则就会如同曹锟所率领的第三师那样，短时间内就分崩离析了。
冯国璋既然不肯北上，那么能够接替他的便只剩下段芝泉了。此次徐树铮在保定的出手，未必不是向北京示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袁世凯，即便他选别人来接替自己，底下人也未必不认他段芝泉的面子，特别是当有革命委员会在其背后撑腰的情况下。
若是在他身体康健的时候，对于这样的挑衅行动，袁世凯必然会做出强硬的反击，但是现在确实是势不如人，就算他想要强硬还击，也没什么人敢对徐树铮出手。想到这里，袁世凯心里不免有些气苦，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今日这个样子，完全不是他从隆裕太后手中接过退位诏书时想象的样子。
袁世凯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责任推到了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关外的共和党人头上，若不是这些人一直和自己捣乱，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又怎么会迟迟不能完成实质上的统一。如果北洋早一日统一了国内，完成了军政命令的全国一致，那么自己就可以把精力完全放在国家建设上了。
共和党在关外大举投资工业和建设铁路，自己也是想要做的啊，只不过那些南方革命党人终日在国会里与自己为难，整天想着让北洋上下交出治国的权力，最终才让他不得不同南方革命党撕破了脸，放弃了经济建设，试图先完成政治上的统一，结果事情就变成了今天这样。
思考了许久之后，袁世凯出声说道：“自我担任总统以来，一直都试图为这新生的中华民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从今日的政局来看，这不过是我过去的一个幻梦而已。努力了这么久，不仅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甚至连北京附近地区遇到的水灾中央都救助不了…
就此来看，我北洋确实不如革命委员会远矣。不过，我现在毕竟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吴川还做不了这个国家的主。我不管革命委员会怎么想，让他们尽快把仲珊放了，第三师和直隶的救灾事务我都可以交给他们去处理，但是仲珊是我的人，我保定他了…”
徐世昌和王士珍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是心思灵巧之人，自然知道袁世凯保曹锟不过是想要保住最后一点颜面而已，这对于北洋团体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自然连连答应了下来。
第906章
徐世昌很快就把袁世凯的意思传达给了周树模，虽然北洋政府的体制还在，但是在袁世凯病情慢慢泄露出来之后，北洋政府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后袁世凯时代了。
过去作为革命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团，既是北洋政府的敌人，却也同时是北洋政府的合作伙伴，在无法用武力解决革命委员会的前提下，袁世凯也只能选择和革命委员会妥协，好在对方的胃口也不大，只是较为关注教育和外交方面的事务。
在袁世凯还没有生病之前，他还想着先同革命委员会虚以委蛇，等到他收拾了南方的革命党人之后，再汇聚起全国的力量对付割据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北洋上下对于袁世凯先南后北的策略深信不疑，也就积极的支持了袁世凯的这一计划。
只是让袁世凯及其部下没有想到的是，急速扩张之后的北洋军实力下降的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虽然这支武力用来消灭四分五裂的南方革命党人还是绰绰有余，但是对上了以共和党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就迅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张勋的败退下野，北洋第五师的倒戈投降，最终丢掉了山东、苏北之地，使得袁世凯不得不承认，自己先南后北的策略失败了。而更加糟糕的是，虽然北洋军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党人，把南方诸省纳入了中央的管辖之下，但是南方各省的反北洋势力却也重新联合了起来，使得北洋政府对于国家的统一只能建筑在北洋在各省的驻军之上。
这样的统一不仅没有让北洋团体壮大起来，反而助长了北洋团体内部的分裂和对于北洋团体实力的消耗。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还能够如臂使指的指挥着北洋各军，但是等到北洋各军南下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坐镇于北京的袁世凯就有些指挥不动这些南下的军头了。
因为过去北洋军的军饷军需主要还是靠着中央政府的拨款，但是在满清覆亡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就连中央政府的日常开支都需要靠着对外借款过日子了，哪来还能养得起这些军队，因此在北洋扩军并南下之后，地方协饷就成为了北洋军军饷的主要来源。
有了地盘的北洋军自然就没这么听北京的话了，他们既然靠着地方财政吃饭，又在地方上大量募兵，自然也就日益开始看重起自己的地盘来了，简单的说就是军队将领的军阀化。
张勋其实就是最先开始军阀化的，辛亥革命之后张勋的军队就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和他一起配合的冯国璋都要让他三分。但是袁世凯对于张勋的纵容和无可奈何，让冯国璋、王占元、李纯都起了私心。等到袁世凯生病之后，甚至于驻扎在直隶的曹锟所部，都隐隐出现了军队私有化的迹象。
在袁世凯病情不断加重的消息传出之后，北洋这个团体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了。对于革命委员会他们自然不会再选择对抗下去，袁世凯在时都不能消灭革命委员会，反而让对方派出了驻京代表干预国策，现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北洋团体，还拿什么去同革命委员会斗下去？
虽然有些北洋将领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土改政策而难以认同对方，想着去抱一抱列强的大腿。不过革命委员会对于列强的强势，和列强现在暴露出的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软弱性，还是让更多的北洋将领选择了有条件投靠对方的道路。
只是这一次的直隶大水灾进一步打击了北洋团体的根基和声望，反之则是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声望的蒸蒸日上，于是北京城内倒向革命委员会，试图同革命委员会驻京代表们拉上关系的官员就更多了。
袁世凯身边最为重要的两人：徐世昌和王士珍。前者代表北洋团体内部的文官官僚，后者则是袁世凯用来安抚北洋团体内部将领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为了北洋团体的生存，也开始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的举动。比如截断了曹锟向袁世凯发出的求援信，反正北京也救不了对方，也就无谓让大总统和大家头疼了。
在和革命委员会打交道上，徐世昌表现的要比王士珍更为积极一些，后者依旧期望着能够在革命委员会这个框架下保住北洋这个小团体，而徐世昌则更希望让北洋政府完全的融入到革命委员会之中。
袁世凯身体健康时，徐世昌率领的政事堂就是袁世凯的军机处，只要照着他的命令去办事就好。等到了袁世凯病重难以处理政事后，政事堂总算承担起了内阁的责任。当然只是承担责任而已，政事堂毕竟不是内阁，没有大总统赋予的权力就无法形成政策和法律规定。
但是在获得了革命委员会驻京代表的副署都成四川成汉下，徐世昌以政事堂发出的行政指令，暂时也没有遭到各地的抵制。不过刚刚被赦免归国的中华革命党，还是对此发表了不少批评性质的文章，认为北京应当从速召开国会，以解决当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虽然北洋政府无力解决发生在家门口的大水灾，导致中央政府的威望大受打击，但是和北洋政府相比，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势力却是更加的式微了。
因为革命委员会阻止了二次革命之后北洋政府既各地反动势力对于地方上进步群众的清算，使得各地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进一步激化。而欧洲大战爆发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期，在革命委员会击退了日本在山东的入侵和压制住了北洋试图用武力解决地方势力的念头后，总算没有让中国错过这个机会。
这三年以来，各地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不少城市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工业发展上，从而带动了地方上的经济发展，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被城市所吸纳，这就极大的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而经济发展向来都是消灭革命土壤的良药，因此流亡海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归国之后就发现，三年之前的那种革命气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比如陈其美的那些没有逃出国的老部下，一个个不是做起了生意，就是整天泡在股票行里炒股票，哪怕是接待革命同志的洗尘宴上，不出三句就开始谈论起生意经或炒股的技巧来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孙中山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一度产生了要把党的总部搬离上海这个腐蚀革命党人的魔窟之中。甚至于孙中山还有了重新整顿党内各地组织，恢复更能获得各地认可的国民党的名称。
不提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上海的举动，对于徐世昌转述的袁世凯对曹锟的处置及北洋各官员的投靠示好举动，革命委员会驻京城的几名代表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对于周树模、张寿增来说，放过曹锟其实不算什么问题，虽然曹锟所率领的北洋军已经向革命军投降了，但是这一仗革命委员会动用的不是武力，而是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因此北洋军的基本实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对待曹锟过于苛刻有可能在北洋军将领中留下革命委员会过于苛刻的印象。
如张寿增就主张道；“解决一个曹锟不是问题，但是如何解决其他北洋将领就是一个大问题。曹锟本人在失败之后还是相当配合的，如果我们连他都容不下，那么其他的北洋将领会怎么想？我革命军自从成军以来，固然是百战百胜，但是吴主席说过：打仗终究还是要死人的，因此打仗之前应当算一算账目，没有必要的仗，可不打就不打。
特别是在当下直隶大水灾的局面下，本次受灾人口已经达到了直隶总人口的15%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靠拢的不是杀人，而是救人。只有尽快的恢复灾区的社会秩序和组织起救灾等行动，我们才能让直隶民众真正的成为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支持者，否则直隶民众并不会因为我们替他们报了仇而亲近我们…”
虽然也有比较激进的代表认为，曹锟兄弟玩忽职守克扣救灾物资，导致永定河中下游溃坝大水淹没了平原地区，至少多增加了数十万灾民，不把他们加以正法，何以对得住那些无辜受难的群众。
不过王葆真听了半天之后还是表态道：“我个人认为，对于本次天灾中的人祸确实是需要人出来负责的，但是我认为曹锟并不是那个主要负责人。海河五大水系，2、30年没有得到维修了，满清有责任，北京政府同样有责任，只清算曹锟兄弟显然也是在避重就轻。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清算满清和北京政府的责任吗？显然是做不到的么。既然我们能够同满清和北京政府妥协，那么也就没必要为了一个曹锟去破坏了同北洋团体之间的和平关系。在这个时候撕破脸，受苦的难道是那些北洋官员吗？不还是那些正在洪水中等着我们去救援的灾民么？
就目前来说，我们根本找不出那么多人手对直隶各地进行救助灾民恢复经济的工作，我们还是要依赖于北洋政府这个组织，把我们的意志贯彻下去。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确实需要他们去工作，维持住灾区政府的日常运转，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重建直隶各地的政府系统。
当然，我们需要北洋官员的配合，不代表他们可以继续胡作非为下去。所以我认为放过曹锟没什么，但是曹锟必须要退赔那些贪污下去的财产，对于曹锟以下的那些人就不可以轻易放过了，至少也要警诫一下各地的官员，让他们知道贪污救灾物资是什么下场。
袁世凯能够保曹锟，难道还能保那些县长、保长吗？更何况，袁世凯保住了曹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以今年这样大的水灾来看，我们想要帮助到每个灾民其实是不大现实的，北洋政府在这场水灾中的拙劣表现和对于贪污救灾物资人员的包庇，将会吸引去灾民最大的仇恨，从而进一步让直隶民众接纳我们这些外乡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作者的话：思路有些乱，需要理一理。总算知道鸽子是啥意思了，原来文思犹如鸽子，会飞走。今日只有一更了。
第907章
在接到了哈尔滨的命令之后，夏阳并没有就自己的新工作提出讨价还价的意思，而是很快的把手头的工作交付给了胡秉柯，收拾好了行礼准备南下。
夏阳的这种做派，对于杨以德等天津地方官僚来说，其实是有些难以想象的。虽然天津因为处于九河下梢之地，因此在今年的大水灾中损失不小。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当官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麻烦而已，毕竟这是天灾而不是他们制造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心黑一些，天灾对于地方上的官僚地主来说，不仅不是什么灾害，反而是置办家业的好机会。
因为水灾导致抛荒的土地和那些一无所有的灾民，在灾年之后大多都会成为地主乡绅的私人财产和佃户，从而让这些地主乡绅积累起更多的土地和财富。
特别是天津这块地方，虽然说是九河下梢，不少地方都是沼泽地和盐碱地，但是因为靠近城市、港口，这里的土地都有着极大的发展前途。假如这一次没有革命委员会介入救灾事务，虽说北洋政府也会出手救助灾民，但是并不会如革命委员会这么有组织效率。
按照惯例，政府只会拿出较少的物资去外地购买回一些粮食，然后在城郊摆几个粥厂每日施舍两碗粥，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地方上的地主乡绅，则会趁着这个时候，用一石或几斗粮食把自耕农手中的土地换了走。一场水灾既然能够让人一无所有，但是对于那些地主们来说，却是让自家土地成片扩张的好机会。
而对于天津这个北方最早开埠的地方来说，住在这座城市里的除了华北地区的大地主外，还有着不少投资于工业的民族资本家。对于他们来说，大批难民的出现，正好用来填补工厂内缺乏的低薪劳动力。
因此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插手干预水灾灾区的救灾事务之前，这场水灾其实蛮合乎于直隶地主和资本家们的心理预期的。大水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乡下的地主们获得了土地，而城里的资本家则乘机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当然，对于那些资本家来说，暂时同地主们的合作也不过是虚以委蛇而已，随着他们手中的工厂不断扩大，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忍受不了，因为这些地主把人员牢牢的绑定在土地上，并过着自给自足的庄园生活，这无疑让企业主们失去了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
而革命委员会对待救灾事务的认真，确实那些被留用的天津旧官僚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哪怕中间出现了个把为人民着想的官员，也一定会被其他官员所针对而被迫辞职或被调任偏远的地方上去自生自灭。
但是对于一个组织-革命委员会来说，他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作战，而是在东北、华北人民支持下和一小撮地主乡绅、城内的资本家们对抗下去。革命委员会乘机在赈灾过程中不断的推动土地改革及建立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从而迫使这些官僚资本家们不得不向自己靠拢。
革命委员会借助治水和防疫为名发布的命令，在乡村和城市中遇到的抵制并不算大。毕竟大多数群众现在只关心政府如何救灾，而并不怎么关心地主的土地财产去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