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的权力其实掌握在了四个人的手中，副总统黎元洪、段祺瑞、耿谨文和他自己。黎元洪无才无志，不过就是想要更进一步，坐一坐那个最高的位置；段祺瑞有志向，但是才能却相当的不足，基本上就是一个武人；徐世昌自己是有才能却没有这个志向；至于耿谨文则是共和党的代表，共和党的才能和志向就是他的才能和志向。
徐世昌并不反对共和党接过自己手中的权力，但现在偏偏是共和党并不急着接过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是要逼着大家先站队。从共和党处置张勋、王占元等人的断然措施来看，共和党做事几乎没什么人情味，一旦触及了共和党的利益，那么就有可能被对方清理掉。
在没有把权力交出之前，徐世昌可不希望让可以为自己分担压力的黎元洪退出去，因此他对于黎元洪的萌生退意，自然是故意装作听不懂了。
不过从黎元洪府上出来之后，上了车的他想了想还是吩咐了自己的司机道：“去东交民巷21号。”
和西交民巷改造过的西式街道不同，东交民巷还是相当的中式的，不过东交民巷21号内部还是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改造，而这里也成为了共和党在北京的办公室，现在这里也变得相当热闹了。
和其他政党驻地门禁森严的样子不同，21号大院是整天敞开大门的，任何人只要在门卫处登记过就能按照先后秩序入门拜访，共和党有专门的人接待这些访客，然后把这些访客的要求转给中央政府的各个对口部门。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共和党这种做派不过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亲民，只是沽名钓誉的举动。但是随着共和党以群众要求为名义对各部门的政策和实施方式进行了监督和批评之后，大家才发现，不知不觉中共和党倒是成为了群众心目中的中央政府的中央了。
以共和党现在的实力，北京政府的官员自然是不敢忽视共和党的监督和批评的。毕竟在共和党击败了山东的北洋军和入侵的日军之后，大家就知道北洋团体恐怕是斗不过共和党了。也许哪一天共和党就进入北京接管中央政府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得罪共和党呢，人家也许动不了部长，难道还动不了他们这些办事人员吗？
随着共和党通过接待群众对政务进行了干涉后，现在各党派在京代表也照着共和党的样子办起了自己的接待处，虽然他们并没有什么力量，但好歹掌握着一些舆论，中央政府倒也不敢过于得罪这些人。如此一来，京中的大小官员不免叫苦不迭，认为这些政党代表干政的举动完全是乱政之举。
下面这些人的抱怨之声，都已经传到了徐世昌的耳中。如果是过去，徐世昌也许还会为这些官员出头，但现在他自己都想着告老回家了，哪里还愿意为这些官员为自己找麻烦。再说了，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还难找吗？特别是想要当官的人，就更加不缺了。
徐世昌的置之不理，还一口气同意了几封官员的辞职信，倒是让下面的官员陡然安静了下来。而且这么一搞，北京官场上的风气都好了许多，至少现在整天在八大胡同上班的官员就少了不少。
徐世昌来这里的次数也不少了，因此很快就有人出来迎了他走到了一处跨院内，也就是耿谨文的日常办公室。看到徐世昌过来，耿谨文也走到了门口迎接道：“徐国务卿过来了啊，我还正想着去居仁堂找你呢。”
徐世昌向着耿谨文回礼后不慌不忙的问道：“哦，那可真是巧了，我也正有事想找你说说。”
耿谨文让开了道路，邀请徐世昌进门，接着笑着问道：“那就进屋说，我也想听听，您找我是什么事。”
徐世昌进屋后坐下，想了想说道：“本来我该先说，不过我这事不算什么大事，不如你先说说，你想找我说什么事吧。”
耿谨文听后也不推让，就爽快的说道：“既然如此，那就我先说好了。其实我就想要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山西煤矿外运的事，徐国务卿想必也知道，这西人在我国勘探过各地的煤炭资源，曾经说过山西的煤炭最为丰富，可是因为山西的地形，山西煤炭的外运也最为困难。因此我们打算在大同和秦皇岛之间修建一条高标准的重载铁路，好让山西的煤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
第二件事，我们收回了一部分湖广铁路的债券，对于剩下的债券采取了冻结的方式。不过从目前来看，湖广铁路中的川汉铁路恐怕是很难实施了，因为当前的技术力量不足以修建此段铁路。不过我们认为四川对外的交通还是应当获得改善，因此我们想要从陕西修建一条铁路入川，和陇海铁路相连接。”
徐世昌听后立即点头应道：“修建这两条铁路当然是好事，但是钱从何来？以现在的国家财政来看，我们恐怕掏不出这笔巨额资金吧？”
第1009章
耿谨文胸有成竹的对着徐世昌回道：“确实，以当前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想要修建这两条铁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借钱修路。
但是我们认为过去的那种每条铁路单独借款的方式并不可取，不仅利息高且还带有许多附加条件，不是损失路权，就是不得不向外采购各国指定的材料。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在借款方面要额外付出许多，还要在材料上再被列强刮上一笔。
而铁路这种交通方式，一旦建成就会形成独门生意，掌握在他国手中就无疑是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给了别人来控制。所以从国家的利益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再接受过去那种附带诸多条件的铁路借款合同。
因此经过多方考虑，我们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只有国有化铁路建设，我们才能平衡全国的经济建设，而不必受到列强的操控。其次，中国的基础建设必须加快速度，否则不足以追回被满清荒废掉的工业化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向社会和外国融资的渠道。
根据我们东北这些年的基础建设经验来看，想要做到以上这两点，首先就得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管理铁路的规划和建设、运营；其次就是建立一个大型的融资投资基金，一方面向海外及社会融资，一方面对基础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最后是建立一个由国家控股的铁路建设公司承揽本国的铁路建设。
通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政府部门从弊端丛生的建设过程中解脱出来，以降低铁路建设的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和降低融资成本，并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
说到这里耿谨文暂停了一下，注视着徐世昌的眼睛意味深长的说道：“当然，想要做出这些行政上的变革，肯定是要触及到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的。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却正好推动这样的变革，不知徐国务卿你怎么看？”
徐世昌本就是从实务上一步步干出来的，并不是那些耍嘴皮子的清流官，因此他只是略一思索就明白了耿谨文提出的解决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当然，这么做的话必然是要得罪交通部和财政部这两个实权部门，毕竟成立铁道部和建立基金都是从这两个大部手中分权。
民国成立以来，政府中最为强势的几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陆军部、交通部和财政部。外交部的地位高是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地位所决定的；陆军部就不用说了，这是袁世凯的权力根本；至于交通部和财政部则是因为控制着财权才地位高。
而和财政部相比，交通部从铁路盈余中获得的款项显然更为稳定，也不像财政部的支出那么繁多，所以交通部反而比财政部有钱，由此在北洋内部还形成了一个交通系的政治力量。
由于铁路都是依赖于借款修筑，因此交通部自己就能单独同列强进行沟通，且列强也通过了交通部对北洋的政治和中国经济进行了操控，所以交通系在北洋内部还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交通总长梁士诒以英、日帝国主义为后援，掌握着铁路、轮船航运、电话电报、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着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盐业银行、正丰煤矿、中兴煤矿等大银行、大企业。因此梁士诒又被北洋内部称为“五路财神“，之后又担任着袁世凯的秘书长，被时人称为“二总统“。
可以说，如果耿谨文的提议变为现实的话，那么交通系就要遭到一次重创，而北洋的力量也要折损大半，没有了交通部控制的这些财源，北洋团体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钱袋子。
徐世昌对此有些无言以对，如果共和党要是强行接受中央政府，那么北洋让出一些位置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共和党想要再进一步对中央政府进行整改，肯定是要遭到极大的反弹的，毕竟共和党不能把下面的人都开除了。而北洋愿意向共和党妥协，也是为了想要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伸出脖子被共和党砍。
但是现在共和党不接收中央政府，却逼着北洋自己砍断自己的手脚，就比较让人难受了。并不是说徐世昌和交通系之间关系有多么密切，其实他和梁士诒之间的矛盾还是不小的。他并不介意共和党对付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但是他并不想自己来做这把刀，因为这将令他在北洋内部的声誉大受打击。
似乎看出了徐世昌心中的犹豫，耿谨文不都成四川成汉由继续说道：“我们提出这样的提议并不是针对某些人，而是为了让中国拥有更好的未来。如果有人一意阻扰，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除这些阻碍。
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央政府可谓毫无建树，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央政府又有什么威信可言？本党虽然并不想做什么恶人，但是为了人民利益所系，我们是不惮于树立几个敌人的。”
徐世昌终于忍不住说道：“既然如此，贵党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入主中央？以贵党的实力和能力，难道还怕有人阻碍贵党实施的改革吗？”
耿谨文靠着沙发微笑着回道：“本党自然是不怕有人站出来阻碍改革的，各方纷纷反对的土地改革，本党不也还是照样推行了下去么。本党所担心的，是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您也应该有所体会，一个内部的心怀二心者要比外部的敌人危险的多。本党是希望在入主中央之前，能够让那些反对派都暴露出来，毕竟杂草越多越好割么。”
在透过窗户的阳光的照射下，耿谨文坐的椅子正好有一半处于阳光之外，这也使得徐世昌有些看不大清楚对方脸上神情的变化，但是对于耿谨文的这番言论，他心里还是生出了一丝不满，于是便半真半假的说道：“贵党的力量和决心，这些日子我也是看在眼中的。不过我已经老迈无能，再加上老友刚刚去世不久，心中也是多有忧思，光是维持现状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再进行什么改革恐怕是很难有这样的精力了，我看要不还是另选一人来接替我的职务吧。”
看着貌似诚恳的徐世昌，耿谨文也是一笑，他这些日子也对徐世昌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个人的才能是有的，可就是胆子并不大。从他的外号叫做“水晶狐狸”就看的出来，徐世昌并不是一个能够当头的人，因为他缺乏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过去他对于徐世昌这一层级的人都是仰望的，那个时候他总以为这些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总是要比常人聪明且富有远见的，有些事情他们不是不去做，而是被手下人给蒙蔽了。但是革命之后，他才渐渐发觉其实这些人也就这样，也许他们中确实有着聪明人，但是这些聪明人却并没有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正道上。
正如吴川常说的那样，一旦屁股坐歪了，统治者越是聪明，人民的苦难反而越发的沉重了。比如满清末期，就连爱新觉罗子弟都知道再不改革，大清国就真要完蛋了，但是为了保证自家的权位，他们还是能够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来，直接让社会各阶层完全失去了对满清的信心。
现在的局势也是如此，包括北洋在内的各方政治力量都知道，当前的中国并不是哪一方能够完全掌握的，就算是共和党也不过是在军事上对各方取得了优势，但各方却依然想要让其他人臣服于自己，试图独掌大权。哪怕是力量并不强的黎元洪和孙中山，也是一个想要依照法理接任总统号令各方，一个则想要控制国会组建一个政党内阁。
在这些人的眼中，即不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不考虑当前的中国真正需要什么，眼中只有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似乎只要他们坐上去了，中国明天变成什么样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于共和党内那些口口声声要入关解放全国的人，也不过是想着在共和党统一国家之后获得开国功臣的回报罢了，至于如何解放人民这些人是不会去想的，反正把中国人民从万恶的地主阶级和军阀手中解放之后，人民当然应该用身上的血肉报答他们，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想到这里，耿谨文也是开始理解吴川为什么要压制想要武力入关的军方了，这只老虎一旦放出来，再想把它关回笼子里去就难了。袁世凯纵容北洋军的后果就是，离开了北京的北洋将领都成了占地为王的山大王。而国民革命军在抗击外敌上已经获得了不小的功劳，如果再用武力去对付各地的割据势力，那么这支军队究竟是否还能对中央俯首帖耳，确实是谁也拿不准的事。
正如袁世凯过去所言，中国素来没有共和之传统，只有成王败寇的说法，坐上了那个位置就没人肯下来，也没人敢下来。即便口口声声要保卫共和制度的孙中山，不是连党内同志的进言都听不进去，因此和黄兴一拍两散了么。还闹出了一个支持共和制度的革命党，入党却要先向党魁宣誓效忠的笑话，这种共和同独裁究竟有什么不同？
想到这里，耿谨文忍不住摇了摇头，把这些思绪都暂时摆脱了，然后放下了手中的茶盏，抬头看着徐世昌平和的说道：“对于我们而言，谁在你这个位置上都一样。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谁在你这个位置上却是事关生死的大事。徐国务卿你以为然否？”
徐世昌怵然而惊的看着对方，过了好久才咳嗽了一声转移话题道：“其实我今天过来也是有几件事想和你交流一下，如果你的事情说完了，不如接下来说说我的事情？”
耿谨文拿起了桌上的暖水壶为徐世昌面前的茶盏续了点水，口中同时说道：“当然可以，您说。”
徐世昌一边平静着自己的心情，一边说道：“我想说的是这样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前天晚王占元被郑州警备司令部逮捕；第二件事是关于陕西…”
耿谨文想了想说道：“陕西和山西的事情我已经请示过了长春，本党的意思是：阎锡山和孙发绪爆发的矛盾其实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双方如此不理智，显然说明两人性格上都是有缺陷的。虽然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事撤换两位地方大员，但是置之不理显然也是对山西人民的不负责任。我们建议，把他们两人都调离山西，然后从当地提拔一人，再从外面调入一人，山西的事情也就过去了。
至于陕西的事情，本党认为不是什么小事，不管是陕西人民控诉陆建章横征暴敛，还是在当地草菅人命，又或者是陈树藩和富田兵变部队的私下沟通，还是纵容镇嵩军劫掠西安郊区，都是无视中央的表现。现在陆建章还试图和陈树藩私相授受一省官职，这是把国家公器当成自家的私产了吗？
本党以为，陆建章和陈树藩都应当受到审判，镇嵩军昔日在河南种植鸦片，现在又在陕西劫掠平民，应当予以剿灭。而且为了保卫陇海路的建设，我们也不能容许陕西成为军阀割据之地。
至于王占元被抓一事，我看还是交给军事裁判庭去审判好了。黑的变不了白的，白的也抹不黑。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两个人的私谊，去恶了一省父老的心吧。”
对于共和党这么快拿出对于山西、陕西的处理意见，且也没有掺入太多的私心，徐世昌还是比较认同的，不过他还是同耿谨文商量道：“把阎锡山和孙发绪一同调离山西倒是没什么问题，我相信他们两人也不敢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
但是陕西事件处理是不是过于激烈了一点，眼下陈树藩已经掌握了陕西局势，陆建章麾下的部队大多败亡，只守着一座西安孤城，我们对双方同时进行处理，恐怕陕西非乱不可。倒不如先处理陆建章，然后令陈树藩处理镇嵩军，陈树藩若是不听令再处理他，若是听令则先安陕西民众之心再处理陈树藩，反正他也逃不出陕西。”
耿谨文想了想说道：“那倒也可，不过我听说这次富田兵变有中华革命党的人在居中筹谋，徐国务卿不妨就陕西事务问一问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看到耿谨文态度尚可，徐世昌于是又把话题引到了王占元一案，“王子春虽然治军不严，不过之前南北各军的军纪也相差不多，为此处理了王子春，这不是让南北军中将领人人自危吗？是否可参照张少轩、曹仲珊例？”
耿谨文轻轻拍着椅子的扶手，脸上笑容不改的说道：“徐国务卿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张少轩、曹仲珊案发的时候，那是仰赖了袁总统的庇护，我们总要给袁总统几分面子的。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袁总统走了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漠视不管的话，岂不是让天下人以为我们共和党怕了这些手中有兵的军阀了吗？今天松上一分，明日对上其他人我们岂不是更加难做了？
王子春么，就算他运气不好，为天下人立一立规矩吧，毕竟不成规矩无以方圆么。国家利益面前，一个王子春又算得了什么呢？”
徐世昌心中哀叹了一声，知道王占元这次是撞到铁板了，不过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王占元，但也知道凭借自己一人是无法说服耿谨文的，只能先退一步观望形势再做打算了。于是他就说明了自己今次到来的最为重要的事情，“袁总统去了也超过49天了，这新政府是不是该定下来了？”
第1010章
耿谨文的左手手指轻轻叩击了椅子扶手数次，终于下定了决心对着徐世昌说道：“既然各方对于国会组成意见不一，那么我认为可以暂时的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为目标，即先恢复内阁责任制。
鉴于总统的空缺，我建议对照中央各部门成立各专门委员会，对政府的政策进行讨论，对政府部门的施政进行监督，即以专门委员会暂时取代总统和国会的部分职权，直到各方就新的政治体制达成妥协之后，再重新调整回来就可以了。”
徐世昌想要的也是有人负责决策而已，眼下他虽然以国务卿代行总统、总理的职权，但却内要应对北洋的呼声，外要承受共和党及其他政治党团的压力，根本不能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执政。因为他的决策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意思，必然会引发另一群人的不满，以现在看守政府的地位根本无力对抗这种舆论上的指责，毕竟大家都知道现政府肯定是要结束的，没人不愿意打一打落水狗。
耿谨文的提议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政府当前的困境，但是却算是为现政府确立的执政的权力来源。想也知道，这个专门委员会中必然会有共和党的介入，经过了共和党的背书之后，政府发布的政策和行政命令也就有了实施的基础。
接下来同耿谨文的交谈中，徐世昌更是坚定了自己的这一认知。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也是北洋团体对于共和党的分权。在袁世凯无法视事的时候，这三个委员会所对应的三个部门也是运转的最好的，并没有受到袁世凯病重及去世的影响。
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于以共和党为主的委员会承担了决策责任，为部门政令进行了背书。各地政府虽然观望着袁氏之后的中央权力变更，但是也没这个信心去挑战共和党背书过的中央政令。在当下，共和党和北洋达成共识的政令还是足以压倒地方上的不同意见的。
而现在耿谨文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规模，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巩固中央政权的一种办法。受到质疑和挑战的中央政府能够得到共和党的支持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还是能够稳固下来的。当然对于徐世昌来说，这意味着北洋政府的一部分人保住自己的权位，从而避免了被新政府清算的下场。
从共和党对待王占元的手段来看，徐世昌知道自己如果不表现出同对方合作的态度，那么之后成立的新政府恐怕就要以清理北洋官僚为第一要务了。毕竟这既可避免北洋势力卷土重来，新政府也能用对北洋官僚的处置安抚民心，民国建立以来，北洋官僚在地方上也确实是盘剥过甚了。
两人交谈了将近一下午，徐世昌才带着凝重的神情离去，把徐世昌送出了自己的跨院后，耿谨文看了看天色就往王葆真的办公室走了过去。他见到王葆真后就同他交代了下今天和徐世昌的会谈，然后向他说道：“你明天找个时间去同戴季陶、林长民他们碰个头，把我同徐世昌的谈话透露出去，看看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现在恐怕也不能动摇大势了吧，各列强现在无暇分身，日本犹豫不决，和我们发生冲突的几率也越来越小了。”王葆真一边答应下来，一边回应了耿谨文。
“虽说大势如此，但是能够迫使他们妥协总好过大家不断斗争下去。吴主席也说的很清楚了，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地主阶级，但是地主阶级本身是难以联合的，他们只能同某些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跨越地区的联合。
我们现在没必要逼迫他们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虽然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们，但是这种和地主阶级相结合起来的政治力量必然是最为反动的集团，哪怕我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可是在这之前反动集团还是会给地方上带来过多的伤害的，也会给列强以可乘之机。
但是反过来，我们在政治上给予他们一些权力，诱使他们同地主阶级分离，那么等我们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这些政治团体也就失去了基层的支持，不过是无根之木，倒时只要轻轻一推也就倒下了。”耿谨文拍着身上的灰尘交代完后，就顺势起身离去了。
五月十日下午，孙中山午间小歇后刚刚爬起，他的秘书长戴季陶就趁着这个无他人在场的机会，向他汇报了耿谨文和徐世昌之间的谈话。
“岂有此理，共和党居然和北洋沆瀣一气，他们还有脸拥护共和吗？”正在擦脸的孙中山听后，顿时恼火的丢下了手中的毛巾，面前铜盆内的清水都飞溅出了数滴，他身边的戴季陶身上虽然被溅上了几滴，但纹丝不动，似乎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在房间内来回走动了数次后，孙中山终于都成四川成汉按下了心中的怒火，有些冷静下来的向戴季陶问道：“王葆真向你透露这个消息，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出于别人的授意？”
站的笔直的戴季陶略一思索后便回道：“我看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倒是有些履行公务的味道。”
孙中山想了许久方才又问道：“我记得王葆真也是同盟会出身？”
戴季陶略带苦笑的回道：“是，正因为如此，王葆真平日里对于我们这些东京的老朋友都很疏远，显然他更在意现在的共和党党员的身份。”
孙中山叹了口气道：“过去大家都是推翻满清的同志，如何闹的如此生分了。孙洪伊、李根源他们到底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大家要是再不团结起来，不要说共和党了，就连北洋都争不过啊。”
戴季陶沉默了数秒后回道：“其实下面的同志还是很愿意恢复国民党这个团体的，从中作梗的无非就是一部分人，他们还是想要总理您让出更多的权力，好满足自己的私欲。我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分剔除出去，只拉拢中下层的同志，那么阻力就少的多了。”
孙中山沉吟了半天还是摇着头说道：“这么一来，不就撕破脸了么。我们的力量本就不足，要是再陷入内斗，到时只会让共和党和北洋看了笑话。算了，我再让谢持去同他们谈谈。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你说共和党让王葆真透露这个消息给我们，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戴季陶眨了眨眼，方才认真的说道：“我以为应当是共和党不愿意再等待下去了。再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并没有展现出，在抗衡共和党的同时组建一个新政府的力量，共和党自然也就不愿意再对我们容忍下去了。
其次就是群众对于新政府的期待也在改变，王占元的被抓，山西和陕西的争斗，都说明了失去中央政府的约束后，地方势力正视图扩张自己的力量。虽然我并不支持北洋对于各地的驻军统治，但是在当下他们无疑代表着中央的权威，地方势力驱逐北洋驻军的行动，实质上就是在对抗中央的权威。
也许在袁世凯病重并离世的那段时间，群众是期望于中央政府能够回归到共和道路上来的，这也是一开始社会舆论大多站在我们这边反对共和党及北洋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袁世凯这样一个强人统治之后，大家并不希望再来一个类似的人物入主中央政府。
特别是吴川所领导的共和党在关外所建立的强权政治，显然是不符合欧美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更何况他们还公然不经国民的讨论准许就强行推动土地改革及提出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吴川无疑又是一个类似于袁世凯的独裁者。
只是群众一向都是没有什么耐心的，虽然一开始他们因为畏惧共和党的政治理念而选择了支持我们，期待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政府。但是如果我们迟迟不能响应群众的期待建立起一个这样的政府，那么群众就会选择抛弃我们，转而去拥抱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秩序的强力人物。
从目前来看，当前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秩序失衡的先兆，这几天报纸上的舆论也开始转向，不再奢谈什么共和民主，反而开始积极要求各方尽快协商建立新政府，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让小民安稳度日了。
可见，如果我们继续拒绝和其他各方妥协的话，共和党、北洋及其他党团也许会将我们派出在新政府之外了。那样的话，国民党的复合也许就会遭到极大的阻碍了。不少人愿意恢复国民党这面旗帜，还是希望能够重现当初国民党在国会占据绝大多数席位的景象，而不是和我们一起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
孙中山听完之后久久没有出声，他心里清楚戴季陶说的是正确的，随着地方势力的不断活跃，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之后，舆论就会把责难指向自己和中华革命党，当初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民众不希望革命带来的动乱影响自己的生活，才使得各省革命党人拒绝响应。
虽然袁世凯倒行逆施破坏了共和体制，但是在共和党的制约下，北洋政府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这也使得各地民众对于北洋政府的不满还只停留在表面，没有到达势不两立的地步，这点从西南各地的地方势力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就能看的出来。
而随着共和党这个强势的革命党的出现，倾向于革命的年青人大量的流向了东北而不是成为了中华革命党的拥护者。这也就使得中华革命党的地位相当的尴尬，跟随着孙中山流亡海外的革命同志大多是有产者出身，因此他们天然对于共和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感冒，也坚决反对强制性的土地改革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
虽然有少部分人在接触了社会主义理论之后觉得很有道理，这少部分人包括戴季陶和孙中山自己，但是考虑到本党大部分老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愤恨，孙中山又不能公然宣布支持共和党的土地改革及消灭地主的主张。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革命党却去同情地主阶级，这已经脱离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也使得党内的进步革命者感到了不满。
假如孙中山对于俄国革命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会同情克伦斯基，因为两人的处境都极为相似。作为革命党团，他们不够左；作为保守派，他们又不够右。假如社会秩序稳定的话，他们还能依赖于走中间道路获得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但是在一个阶级矛盾激烈的社会中，则左右都不会认同他们的折中路线。
虽然现在的中国社会矛盾并不如俄国激烈，但是导致满清灭亡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消亡，或者说袁世凯执政的中华民国根本就没有对满清遗留的社会矛盾做什么解决，这依然是一个地主阶级所掌握的封建王朝，只不过统治者从满人皇帝换成了汉人总统。
袁世凯执政时期所颁发的一系列新政，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王朝而不是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也就是说北洋官僚发展工商业并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只是为了赚钱而已。这些工商业不是依附于外国的技术设备，就是以出口的原材料为主，赚取回来的资金也不是形成为新的产业资本，而是变成了维护统治的军火和满足个人享受的奢侈品。
如果中国的地盘再小一些，人口再少一些，那么就是一个大号的南美国家。但是中国的地盘和人口都超过了南美各国，这也就意味着南美各国依赖外国资本统治的寡头政治，在中国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列强哪怕投下了10亿美元，也只能在沿海建立几个高度开发的城市，对于内陆的贫困乡村是难以影响的。
于是乎在袁世凯执政了6年之后，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共和党之所以敢强行推动土地改革和主张消灭地主阶级，是在于共和党已经建立起了东北三省这样一个根据地，而中华革命党现在还停留在依靠革命理论去吸引同志的阶段，自然就提不出太过激进的革命理论了。
看到孙中山处于一种难以决断的状态，戴季陶不由上前一步再次劝说道：“总理，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以吴川这几年操弄政治的手腕来看，一旦我们选择不合作，恐怕下一步就是要针对我们进行连续不断的打击了。本党已经禁不起再来一次海外流亡了，这一次恐怕会有很多人会选择脱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