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是来寻求合作的，何不爽快一些，免得坏了吴主席对于我们的印象。至于合作的条件，原本我们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啊，这最后一次机会再抓不住，山西票号和商号就都要成为历史了…”渠本翘头也不回的说道，既好像在答复曹师宪，也似乎在坚定自己的决定。
第1042章
渠本翘三人离开之后，张廷阁就立刻向吴川恭维道：“还是主席您看的远，要是能够把晋商的力量利用起来，倒是节省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啊。
虽说晋商的经营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但是晋商百余年来所掌控的对蒙古、俄国的商贸垄断，还是积累下了不少经验、人手和人脉的。要是让我们重头开始培养人手和建立商路，估计没有十年功夫是完不成的。”
宋云桐则不以为然的说道：“外蒙的商路被切断，南方的票号生意又被外国银行和江浙银行给挤兑的快倒闭了，再加上北洋政府又垮台了，他们要是再不找出路，底下的掌柜和伙计也要找出路了。对于我们来说，接收这些山西商号、票号的人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吴川瞧了瞧几人，便轻轻拍了拍手说道：“好了，这件事就先放一放，后续事情就交给你们去处理了，接下来我就只看结果了。我今天把你们叫过来，主要还是想和你们谈一谈关于货币的问题。”
宋云桐、张廷阁和梁廷栋顿时都安静了下来，看到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自己之后，吴川这才接着说道：“我们应该清楚，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货币问题则是经济的核心问题。
经济要是出了问题，首先就会在货币上反应出来，因此历史上每个王朝终结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元代如此，明代如此，满清也是如此。只不过满清结束的时候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列强向袁世凯的贷款压制住了国内爆发的通货膨胀，这才使得民国建立之后国内经济重新恢复了过来。
关于通货膨胀，欧美资本主义比我们经历的多了，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国内要多的多，今天不是做学术讨论，我也就不细讲这个问题了。不过在我看来，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上的货币多过了市场上的商品，也就是说政府发行的货币超过了一国的生产能力。
比如这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所出现的通货膨胀，实质就是这些国家把本国的生产力都转向了军事生产，从而导致了民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足。但是这些工业国的货币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不算贬值，所以我们的出口就获得了超额的收益。
当然，这些超额的收益是否能够落入我们的口袋，还要看两点。一是我们能否及时把收益更换为黄金白银；二是我们贷款的对象是否能够获得胜利，对于战败国的贷款很难说能完全收回。
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战争收益，而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到今天为止，我们和北洋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银本位货币。当然，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比北洋政府积极一些，早在战前我们就已经说过，我们的货币终究是要从银本位走向金本位的。
为什么我们要转向金本位货币，因为在全球各主要工业国都采取了金本位货币后，我们继续维持银本位就是在对抗全世界的主要工业国家，我们必败无疑。”
张廷阁听了这话也点了点头说道：“主席说的是，战前白银兑黄金价格一路下跌，但是战争爆发后白银价格却迅速回升，这涨的速度连我看了都感到有些发虚了。我看，战后白银下跌是必然的，就是不知道是否会跌到战前的最低点，还是比之更低。
如果真要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现在保有太多的白银，必然会遭到莫大的损失。只是，当前我们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外抛售白银，但是因为各国对于黄金的管制，使得我们很难换回黄金。而如果不能换回黄金，我们抛售白银就只能换回一堆纸币，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纸币很有可能会大幅贬值，所以我们抛出的白银还不及我们通过贸易收回的多。”
吴川侧着头看了他一眼，口中接过话来说道：“我看在战争结束之前，各国都是不会放开黄金的自由兑换的。不过以当前的国际贸易来看，战时赚取了大量黄金的美国，恐怕战后会最先放开黄金的自由兑换，从而进一步确立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通过美国市场抛出白银，虽然不能马上兑换成黄金，但是可以投资美国的国债、股市和房地产。三者的投资比例，你们内部可以研究一下，拿出个方案出来。
不过，美国本就是白银生产大国，我们要都成四川成汉是抛售的过多恐怕会引发白银市场的暴跌，因此最好还是在伦敦抛售出去。既然协约国的胜利已经在望，那么英镑在战后必然是要恢复原来的世界货币身份，这样看来英镑依然有着代替黄金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能力。
而且我们既然已经和英国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定意向，那么战后加入英镑贸易圈也就成为了必然，只要英镑能够购买到机器、技术和原料，那么短时间内英镑的涨跌带来的损失，我们还是可以忍受一下的。从过去看，我们不过是吐出了一些战时收益；从长远看，进入了英镑的贸易圈后，英镑的涨跌必然是会趋向于平衡，因为一个忽上忽下的货币是不能作为结算货币的。”
张廷阁马上追问道：“那么法郎呢？我们和法国人也签订了贸易协定，是不是…”
吴川摇着头打断了他道：“法国人不行，虽然法国也是一个殖民地大国，但是法国的印度支那不是什么好地方，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又距离欧洲太近，法国工业在北非比我们更有优势。
此外，这一场大战把法国本土打了个残破，法国人对东欧、俄国的贷款我估计战后肯定要打水漂，我不认为人民委员会会承认俄罗斯帝国和自由俄国欠下的战债。
而战后的赔款，英国和美国估计都不会允许太过削弱德国，以防止法国在战后成为欧洲第一大国。要是欧洲没有国家能够牵制法国，那么英国和美国对于欧洲事务也就失去了干涉的基础。
综合以上这些判断来看，法国在战后将不能得到太大的利益以弥补战争中的损失，那么法郎就不能保持战前的地位，因此法郎的贬值就成为了较大概率的事情。我们在英美之间周旋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去考虑法国人的想法，只要和法国人维持正当的贸易关系也就够了。”
张廷阁和宋云桐都若有所思，没有再插话。吴川于是接着说道：“这是对外的货币政策，那么我们再谈一谈国内的货币政策。
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这其实是极有风险的一步。因为黄金是硬通货，而我国的黄金产量并不丰富，因此一旦放开对于黄金的管制，引来国际资本对于黄金的套购，那么我们发行的纸币就会失去支撑而贬值，日本人曾经吃过这个亏，我们不能再吃一遍，因此转向金本位时我们一定要及其的慎重。
其实我早就说过，黄金是资本主义存在的货币基础，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了国际间黄金的流向，才能控制住了国际贸易。我们转向金本位不过是暂时的，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破坏当前国际上的金本位制体系。只有打破了这个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才不用受制于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工业科技的发展也使得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假如说蒸汽机比之水力、风力、畜力的生产力提高了10倍，那么电力和内燃机又比蒸汽机的生产力提高了10倍。这一切的变化在时间上还不到100年，但是现在的黄金产量比之100年前可没有100倍，甚至连10倍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货币发行最终还是应该同我们的工农业产值联系起来，既然货币是用来交换的一般等价物，那么能够用货币交换到农产品和工业品，才能叫做一般等价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最终要发行的货币应当是政府背书的信用货币，即在法律规定下强制流通的信用货币。而黄金、外汇、白银，将会成为对外贸易结算的储备金。”
吴川提出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里已经陆续向宋云桐、张廷阁透露过其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们听到时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今日吴川整理出来之后，他们理解的更为深刻了一些。倒是梁廷栋过去一直不在吴川身边，因此听到这一货币政策颇感新鲜。
宋云桐对此还是存有疑虑的，他向着吴川请教道：“这两年财政委员会对于如何推动信用货币也研究了不少时日，但是我们认为至少要掌握一个集中权力的中央政府，其次是统一财政。
只是，现在的北京政府并无集中权力之能力，而财政当前也未有统一的条件。特别是继承了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既有发钞权力，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职责，又有商业银行的身份，官股和商股混淆不清。
一国之中央银行居然操控于一群商人之手，还拒绝服从财政部的领导，中国银行总部又设在上海，北方鞭长莫及，想要收回中国银行的控制权，恐怕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我们现在发行信用货币，我担心会遭到中国银行和其他中外银行的联合抵制啊。”
吴川思考了一会后说道：“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既然我们要转向金本位，那么对于白银的打击就不可避免，一旦我们放弃了银本位，白银价格必然是要暴跌的。我们可以提前向外放风，预估白银未来将会下跌，在当前的情况下白银只会上升，因此南方各家银行和企业必然不会放在心上。等到战后白银开始下跌，他们就会遭受损失，到时我们就可以收回发钞权和代理国库的权力了。”
宋云桐和张廷阁互相望了一眼，方才对着吴川说道：“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不过会不会对他们过于刻薄了些。这一场风波下去，估计南方经济要大受打击了。”
吴川沉吟了片刻，然后轻轻敲击着椅子的扶手数次，这才说道：“如果他们信赖我们，自然不会受到损失。而白银的下跌对于战后的出口也是有好处的，现在的白银价格太高，虽然没有影响到出口，那是因为战争使得国外市场上物资紧缺。但是战争结束，参战国的生产力恢复，那么我国的出口就要遭到阻碍了。如果他们不信赖我们，那么我们也就无需为他们负责。
我认为，现在可以在关外先试着剥离白银实物的货币功能，完全的流通纸币银元，然后逐渐取消纸币和银元之间的联系，最终完全使用纸币。然后以黄金、白银、美元、英镑作为纸币的储备金，可以用纸币进行购买，但不再无限制兑换。
不过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可继续保留银元交易。另外对于海外贸易，财政委员会也可以出具进一步的政策，进行强制结汇，以长春每日开出的外汇牌价进行结算。只要我们能够脱离银本位，那么我们就能反过来，用东北的生产力去击败只有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南方资本家。”
宋云桐微微颔首，觉得吴川的想法确实是不错，如果能够借着白银贬值的机会打击南方的资本家和商绅，那么对于未来共和党在经济上压制南方经济，也是一件好事。以江浙财团为首的南方资本家和商绅们，直到现在也还是反对共和党的。
这些人在思想观念上难以接受提倡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共和党，因为这样的政府中几乎就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中有些人是观念保守的乡绅；有些人虽然进步一些，但最多也就到支持不土改的三民主义为止；还有些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反对共和党对于金融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一系列政策。
南方经济本就比北方好的多，特别是在列强打开了沿海门户之后，依托长江水道的江南地区就更见繁华了。江浙财团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中部各省吸血的成果上，他们只期待眼下的好时光永远持续下去。
比如张謇的大生纱厂，借助战争景气，去年全年的盈利超过100万两。但是张謇却拒绝北洋政府提出的，征收超额利得税的要求。正好袁世凯病重，征税一事在南方资本家的反对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张謇认为，征收超额利得税完全是东北开的坏头，因此对于共和党尤为不满，认为共和党执政只会与民争利。
而张謇投建大生纱厂时曾经向满清的商部呈准注册，取得“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树立了大生地方经济垄断的体系。即便到了民国，张謇也依然维持着这一专利权不许别家在自家纱厂旁边设厂。这种依赖于政权垄断的官商，自然是看不惯更加霸道的共和党的国营企业的。
袁世凯的去世，使得共和党对于北京新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增长，但是南方的资本家和商绅此时却并不认同共和党，毕竟共和党的军队还没有跑到他们的地盘上，且南方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们自然就有着挟洋自重的心事。这些人虽然并不直接掌握武力，但是却操纵着南方的经济，也着实令宋云桐头疼不已。如果没有吴川提出的这个计划，他还是主张施以怀柔的策略的。
吴川这边继续说道：“不过信用货币老实说就是政府的欠债，如果我们不能把发行出去的信用货币想办法收回来，那么这个信用也就没了，那就变成大明的宝钞了。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一下怎么才能收回我们发出的信用货币…”
第1043章
吴川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梁廷栋来说倒是颇有深刻的理解，毕竟自革命以来他一直主持着地方事务和长春城市的建设，对于这种贴近民生的事务倒是要比宋云桐熟悉。
因此他很自然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回收货币这个问题上，我看就得从工农业之间的交换下手。对于农村来说，火柴、肥皂、毛巾、衣服被褥、煤油之类的日用消费品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工业来说，粮食和工业原料又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东北的农业中，集体和国营农场占了近8成耕地，产出占了七成五；而在东北的工业资本中，国有和集体占了77%，重化工工业的资本几乎全为国有。通过对于粮食生产的控制，我们几乎能够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并还能保证出口粮食的利润大多留在国营企业当中。
而农民出售粮食获得的现金，除了农业再生产投入之外，其他主要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根据我得到的数据，投入农业再生产的积累约在70%，用于家庭消费的约占30%，农业再生产的投入无非就是农业机械、农具、道路和水利、教育分摊等，这一部分都和国营企业或政府部门发生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货币回收的方式。
至于另外的30%，这一块并没有完全和国营企业发生关系，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至少占了50%左右。至于城市中，工人阶级所得到的工资除了购买食物之外，几乎都用在了个人消费上，食物支出大约占了工资支出的35-40%；其他消费支出占了60-65%。在城市中的消费，私人企业就占的更多了。
不过，电力、自来水、煤气和煤炭这些都属于国营事业，这些事业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每个居民必要的日常支出。我认为，进一步的普及电力、自来水和煤气管道，也是一种收回货币较好的方式。就目前来看，我们对于电力、自来水、煤气管道的投入还不够。
去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剩下的就是有产者，这些有产者除了资本家、私有土地所有者外，就是城市中的食利者，比如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这些大城市，就有不少占有大量房屋的食利者，他们有人每月光是收房租就有数千上万元之多。
这些有产者占有了相当大的一笔货币，但是他们的消费比之普通的工人阶层也高不了多少。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就会变成国家和这些有产者在货币控制权上的争夺。
正如主席您说的，信用货币可以同工农业产出联系起来，但是黄金、白银终究是有数的，要是这些有产者把手中的信用货币更换成黄金、白银储藏起来，那么人民对于信用货币还有多少信任？我认为，回收货币最好的办法，还是进一步加快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成分，缩小甚至取消私有经济，这样工农业产出的交换就完全处在了国家的控制之下。”
宋云桐和张廷阁都皱起了眉头，两人都觉得梁廷栋的主张不妥，张廷阁强制忍耐住了喉咙里想要发出的反对声，宋云桐沉吟再三后还是出声反对道：“我觉得廷栋同志的建议有所不妥，这样虽然能够控制住货币的流向，但是国内外的投资必然是要跑路的，以我们自身的积累速度，恐怕是难以支撑起现在铺开的摊子的。
当然，我不是说廷栋同志的建议有问题。确实，有产者对于黄金、白银的迷恋不是几道法令可以解决的，只要黄金和白银在我们控制区域之外能够当钱用，那么他们必然会优先储备金银而不是我们发行的纸币。所以，剥夺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属性是必须的，但是不应当采用这样激进的方式…”
吴川听了半天，也没听宋云桐拿出什么实际的方案，当然他也知道宋云桐这些年都着重于宏观事务上，对于这种微观事务上的把握就有些失去方向了，自然不如梁廷栋更加贴近基层。他想了想，便对着一边沉默着的张廷阁问道：“张行长，你怎么看梁委员的建议？”
掌管着东北国家银行的张廷阁对于吴川的问题感到为难，作为一个商人出身而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虽然在政治上没什么能力，但是这些年来经历了这么多也知道自己在政治上依靠的是谁。就这一点来说，吴川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这是他一直以来在政治上把握的方向。
就商人的本性来说，他是反对张廷阁这种全面国有化、集体化的经济理念的。但是梁廷栋一直以来都是吴川最为信赖的几名委员之一，一般而言，对方在大方向上的发言几乎都是符合于吴川的想法的，因此反对了梁廷栋的理念，也许就是在反对吴川的想法。
左思右想之下，张廷阁只能谨慎的说道：“梁委员的想法就回收货币一事上来说并无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控制住国内的经济的话，那么就能控制住货币的流通。但是，这样是否就能真的保证货币的价值？我不敢肯定。我担心我们是否有这么多干部能够管理好这些企业，和重化工工业和大型企业不同，小型企业如果管理不好，很容易就出现亏损。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这些亏损企业，他们就都成四川成汉会破产，按照现在国企经营办法，我们还是要负担起破产企业的工人生活，这对于财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我们用计划去管理这些企业的生产，那么就只能采取包销包购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市场上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质次价高的商品，消费者也会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消费欲望就会降低。
我的看法也许不够全面，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吴川咳嗽了一下，收束了自己的思想，对着三人说道：“张行长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还达不到全面实施计划经济的时候。国家投资维持重化工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因此哪怕就是赔钱，我们也是要对其进行补贴，使之能够经营下去。
但是轻工业不同，轻工业是面向民众消费的。也就是说：民众需要什么，轻工业就应该生产什么。而不是反过来，轻工业生产什么，民众就消费什么。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无法测度民众的消费欲望，也许今天民众想要的只是温饱，但是明天民众就会希望能够住上花园别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行有车的生活。
我们可以对重化工工业进行规划，因为我们能计算出重化工工业的产品用在何处，但是我们不能去计算每个人的消费欲望是什么，因为人心的变化太快，当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也许我们生产出来的个人消费品就已经不再是民众所需要的了。
所以，在技术条件和生产力没有达到要求之前，全面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并不是什么好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私有经济还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至于以后，那就以后再说。
那么我们现在先转回当前的问题上，就是关于信用货币的回收问题上。首先，我认为张行长有一点说的很好，我们不能保证信用货币的价值稳定。不管我们采取主动应对的政策，或是采取被动的政策，信用货币从长远来看必然是要膨胀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要比农业产值的增长快的多，可以说过去100年来世界工业创造的产值已经超过了过去数千年来世界农业创造的产值，而工业的增长速度未来还会更快，这一点从电气化取代蒸汽机的比较中就能看得出来。
为了能够跟上工业增加值，信用货币的发行必然是逐年扩大的，而货币的扩张政策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效应。”
说到这里吴川停顿了一下，打量了一下三人的神情之后，才慢慢的说道：“恶性的通货膨胀是件坏事，这会动摇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但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不是坏事，它可以促进民众的消费欲望，也变相的收回了一部分货币。”
梁廷栋和张廷阁都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个不就是等于收割了人民的财富？”“这会不会让民众更加的优先储备金银？”
吴川沉默了一阵后说道：“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红利放入了自己的口袋，那才能叫做收割了人民的财富，但是当这些红利被用于国家的基础建设上，这就是国家对于民众的隐形税收。那么这一隐形税收对谁更不利？我以为是对富人更不利，因为钱越多，在这样的长期通货膨胀下损失就越大。
当然，我们要严格的控制住金银的流动，不能让金银成为市场上用于交易的货币，否则就会出现民众弃用信用货币的现象。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用强制性的法令和对民生物资的控制来排除金银在市场上的货币功能。这方面，财政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应当制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
宋云桐轻轻鼓掌说道：“我支持这个方案，只要能够掌握好通货膨胀的速度，我觉得应当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张廷阁虽然沉默了下来，但是眉头紧锁显然心里依然是不赞成的。而梁廷栋就比较直接的向吴川劝说道：“主席，这个方案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一下？虽然我知道您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公心，但是温和的通货膨胀终究还是膨胀，再怎么温和的膨胀，再长期化的影响下，未来也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人民终究还是会承受不了的。”
吴川沉思了许久，方才点头说道：“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解决你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工业产能不仅仅为国内生产，那么我们的货币膨胀政策，就可以向他国输出一部分通货，从而降低对于国内生活的影响。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人民忍耐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配套的措施。”
梁廷栋顿时按捺住了说话的欲望，等待着吴川讲诉配套的措施，“对于有产者来说，金银买不到，拿着钱又要不断贬值，土地所有权现在又不能买卖，他们必然是需要一个投资渠道来保证手中的钱不至于跑输通货膨胀的，我们要给的，就是这个投资渠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方式我们还不知道，因此我们就只能先借鉴一下资本主义的投资方式。就目前来看，资本主义的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股票、国债、土地和房屋。
股票这个东西，老实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玩了快一百年，都没有玩明白，最终都变成了资本家收割散户的赌场了。我们可以搞一点股票，但只能用来熟悉一下资本家操纵股票的方式，免得我们的同志今后吃大亏，也可以让人民了解一下资本之恶，太过投入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国债这个东西倒是很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从国民手中把多余的钱借来兴建基础建设，既可以减少我们印刷纸币的数量，也可以加速国家建设。我认为财政委员会应当拟定计划，根据基础建设的项目立项来拟定每年的国债发行计划。当然，国债这个东西只能依赖于民众的主动性，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民众对于国家的信心，这一点还希望财政委员会注意。
土地这个东西，今后只能从私有化走向国有化，所以我不会提倡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但是对于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上，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新疆、外蒙、临海州这些边疆地区，都是地广人稀的所在，虽然我们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没有人的地方是算不得国家的领土的。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该灵活一些，比如把土地使用权分为30年、50年，甚至是99年都可以。英国人都敢出售香港土地999年的使用权，难道我们连自己能否存在99年都不敢肯定吗？只要确保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最多就是让他们赚一些钱，改变不了土地的性质。但是能够尽快的把这些边疆地区开发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才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就是房屋问题，城市的扩大化不仅仅在于工业、商业的扩大化，个人住宅同样也会随着城市的扩大而提高需求。之前我们对于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的城市建设，完全是借债经营，但是随着战争景气带来的红利，土地及所属建筑的大量升值，使得我们能够还清城市建设的债务。
不过这种借债投资城市建设的方式其实有着极大的风险，美国人上个世纪末的城市建设资金几乎都是在英国金融市场上筹集的，但是真正能够还上的也就是纽约等东北工商业发达城市，许多美国中西部城市建设完毕后都宣布破产违约了，从而一度使得英国金融市场拒绝了美国城市建设的融资债券。
美国人这么干没什么后果，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了，英国人讨债的成本太大。但是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这么搞是挡不住列强的联合要债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城市建设资金的来源放在国内比较好。
我认为无产阶级的住宅需要应当不会超过200平方米；超过200平方米以上并多于一套以上房屋的，都可以视为有产者的投资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个人拥有的房产面积200到1000平方米以上，分别设置房产税，但是放开对于个人住宅的私人投资，这样既可以收回一部分货币，也可以促使多余的钱流入到房地产中去，不至于影响到普通民生物资的价格…”
第1044章
吴川提出的这个主张，对于宋云桐、张廷阁、梁廷栋三人来说都是各自能够接受其一部分理念，不过三人也很清楚，他们自己并不能提出如此系统的解决办法，即便他们有这样一套办法多半也会引起其他人的激烈反对，比如梁廷栋的全面国有化资本就不为另两人接受。
因此三人和吴川的讨论很快就围绕着吴川所提出的货币政策进行了修正，而在这样的修正中三人也逐渐和吴川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吴川也松了口气说道：“那么接下来就由财政委员会牵头，国家银行、统计局和计划委员会协助，一起拿出个细致一些的方案，然后再上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吧。不过我要提前说一句，货币改革方案最终如何决定是一回事，但是在方案没有实施之前外泄的话，必然会有某些人借机牟利，我不管到时候是谁泄的密，都必定会一查到底，所以我希望你们讨论方案时，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自误。”
包括宋云桐在内的三人都下意识的坐正了身体，接受了这一警告。自革命以来吴川很少再这么慎重其事的作出提前警告，除了那几次对于立宪民主派、地方乡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做出的警告，最终这些人都被清理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人自然不会再把吴川的警告当作耳边风。
吴川见状便放松了神情说道：“我也是为了保护同志们。这种事情一旦发生，货币改革失败，将会对社会民生造成极大的冲击，我党的统治基础也会动摇。我不希望看到同志们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才会说的严厉一些。
这件事就先议到这里，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东北现在流行的流感是什么情况？究竟是大范围的流感还是瘟疫？据说江浙那边也爆发了流感，是不是和东北是相同的病症？”
梁廷栋知道吴川发问的对象是自己，于是开口说道：“五月中旬，大连、营口、沈阳等地都出现了重伤风患者，发病者先是脑痛、身酸，而后寒热，但是并不致命，经过用药之后4-7日即可痊愈。
五月中下旬，长春一家面粉厂的职员发病，据查其刚从营口出差回来，估计是在营口出差时感染上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场流感的传播速度就加快了，一些商号因为伙计大多染病而导致不能开张营业。各中西医院接受的流感病人比平日多了数倍。
5月21日，各防疫所认为这是一场时疫，虽然症状不甚猛烈，但是传播速度太快，还是应当启动防疫措施以控制传播速度。5月22日，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苏北地区都开始启动了防疫措施。
5月底，上海租界开始爆发类似的流感。据申报报道：5月30日有15名华人流感患者确诊，一周内光是租界工部局医院就有50人入院治疗，据记者估计未入院的病患应该还有数百人之多，沪宁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至少有数十人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