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洋政府颁发《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废除了历代以来的9品18级文官制度，但依然保留了文官等级品位分类制。该法将行政官员分为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4级，除了委任官由主管长官直接任命外，其他三类都必须经过大总统任命。
1914年12月15日，北洋政府又公布《文官任职令》，将所有文官（包括司法官）一起列入4级序列，算是彻底废除了历代官吏之间泾渭分明的局面。
虽说袁世凯对于官制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大总统的职权，但是在客观上却也废除了历代封建官制遗留下来的恶政。
比如，满清时期在地方上的衙前小吏，这些人正经登录胥吏名录的其实不多，大多数是无有俸禄的白手，但是他们在乡民面前却代表着官府，因此常常依仗着胥吏的身份敲诈百姓。
光绪朝的游百川就说过：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因此郭嵩焘曾说过：本朝实与胥吏共天下耳。
其次则是幕宾，也就是俗称的师爷，清代凡官员必有幕宾替其掌管钱粮、刑名和公文诸事，没有幕宾的官员，在官场上是没法干下去的。
因此，满清时虽然号称911名国人养一名官吏，但实际上是远远超过的。袁世凯颁发官制废除了这些恶政，也算是表面上极大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比如民国建立之后，县衙六班公房改为县公署二科、三科或四科，二科者：总务、财政；三科者：总务、内务、财政；四科者：总务、教育、财政、实业。县公署内再无白手和幕宾，皆为国家财政给养之官员或公职人员。
无锡县，公职人员不到300人，整个县的人口超过90万人，相当于一名公职人员管理着3200余人；河北盐山县公职人员38人，全县人口14.8万，相当于1名公职人员管理着近3900人…
通过以上这些县的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除了靠近通衢大道的大城市外，较为偏僻的地区，县公署只能依赖于地方乡绅对地方进行治理，若是当地乡绅势力较为强势，则县公署几乎无公可办。
我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推动的土地改革运动，除了在经济上打击了地方豪绅大户之外，也取得了对于地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打击。但是，在对地方豪绅大户的打击之后，乡村也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填补这一权力缺失，那么不是被地方政府窃取了我们的果实，就是有新的地方势力的崛起。
有鉴于此，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和考量，认为应当在县一级建立革命委员会监督地方政府施政，并直接对乡村进行控制。对于乡村的控制，实质上就是建立新组织以取代过去地方豪绅大户在乡村扮演的角色。
那么这些地方豪绅大户过去在乡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类：协助政府征收赋税，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对于地方公共事业的领头发起作用，代表政府向村民宣告政府颁发的法令政策和组织劳役、兵役等。
因此我们认为，在最基层的乡村应当建立以集体合作社为核心的行政村区域，然后在行政村和县一级革命委员会之间建立沟通上下的行政机关，比如乡、镇机关。
这些乡镇机关应当设立：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司法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考虑到财政上的压力，工作委员会最好不要超过7个，个别中小地区的乡镇可以采取兼职方式压缩部门。按照现在关外每名公职人员对应600名群众的比例，我们应当分阶段的增设编制，使关内的公职人员及群众比例接近这个比例。
另外，行政村的干部建议以不脱产为好，都成四川成汉乡镇干部则视情况而定…”
听完了计划委员会委员杨铨的汇报后，吴川并没有立刻发表什么意见，而是转头向坐在另一边的梁廷栋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梁廷栋思考了一下之后说道：“就行政编制方面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干部的培养上我觉得，现在的方式存在着不小的毛病。我们现在过于注重对青年学生和军队干部的培养了，对于工人干部的培养完全不够，这恐怕很难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而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对于农民和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颇有居高临下的作风，认为这些党员干部缺乏知识和文化素养，完全不能胜任专业的工作，让他们负责一项事业，就是外行领导内行，错漏不断。而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则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完全是官老爷的作风，是在搞知识分子的小圈子。
我认为双方的分歧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会造成党的内部分裂。就比如说这次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爆出了不少问题。
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显得过于理想化和天真化，因此常常出现了被地主豪绅蒙蔽的现象；工农出身的干部虽然对土地改革运动充满了热情，但是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又往往会不自觉的扩大打击目标，从而偏离了中央所制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而土地改革还只是阶段性的任务，我对于新的行政体系建立后，这一体系下是否能够真正的弥合内部党员干部的分歧，和确保我们的干部是否能够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虑。”
吴川只是注视了一会梁廷栋，又看向杨铨问道：“杏佛，你怎么看廷栋同志所担忧的事？”
虽然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也在东北独立后第一时间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不过杨铨对于社会主义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倒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颇感兴趣，花费了不少精力进行过研究。
因此对于吴川的提问，他第一反应并没有往政治上进行考虑，而是直接从行政组织上进行了思考，因此他不假思索的就回道：“外行领导内行，这在国外本就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的各行政部门几乎都是外行领导的，上一届的海军部长被任命前不过是一个记者而已。
更何况，我国的共和体制也好，革命委员会体制也好，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些体制都是新事物。哪怕有些人在国外研究过共和体制，他们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未必就真的对共和体制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因此，我认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如何规范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使之不脱离组织的施政目标。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仿照美国政府的行政体系，对于组织的领导方式建立起一套行动规范。比如，我认为：第一部门领导不能越过下级发号施令，对于一个不了解部门业务的外行来说，这是制造一系列问题的开端；第二部门领导应当承担起和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不能把自身的责任推给下级；第三…”
“第三是什么？”听到杨铨突然停顿了下来，吴川下意识的追问了一声。到底还是年轻气盛，杨铨终于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说道：“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我以为这是组织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一旁的梁廷栋瞄了一眼杨铨，但并没有说话。吴川只是沉默了数秒便点了点头说道：“杏佛说的这三条组织原则，我看确实可行。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党校内要增加行政管理的相关课程，这一课程的教科书，杏佛你可以组织人编写一本，到时交给我审核；
第二党内现在存在的这种分歧，我看还是处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要依赖于政治教育和风气整顿，廷栋，你和周泽春委员碰一碰，要求各党支部开展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先进的同志要帮助落后的同志解决思想问题。同志们的帮助还解决不了的，组织再考虑出面挽救，组织也挽救不了的，那么就只有劝退。”
梁廷栋和杨铨都是心头一惊，梁廷栋虽然是最先提出干部问题的人，但是对于吴川的果断作风也还是有些打鼓的，虽然他提出问题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让吴川拿个主意。
就在吴川办公室内的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张云荣敲门进来向吴川报告道：“马上就五点半了，您和周树人先生约定的晚宴时间快到了，要现在准备车子吗？”
吴川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便向着两人说道：“你们晚上要是没事，不如和我一起去吃饭。”
对于吴川的邀约，梁廷栋想了想才回道：“太炎先生在不在？他在我就不去了，他现在一见到我就想让我给他拨款修文学院的教学楼，我真吃不消他。”
吴川只能摇着头对杨铨问道：“那么你呢？”
杨铨也赶紧摇着头说道：“我得尽快回去把今天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然后编制正式报告提交中央委员会审核。”
吴川于是便放了两人离去，自己带着张云荣去厚德福饭店了。周树人来东北已经有10多天了，从沈阳开始他就一站接一站的对东北城乡各中小学校进行了考察，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他也看出了不少东西。
抵达长春后，他除了拜会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之外，便是拜会了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应该来说同吴川的见面他还是感到比较舒心的。
虽然吴川没有立刻答应他提出的教育发展计划，因为东北的财政年度是从今年三月到来年三月，和北京的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不同，革命委员会今年的预算早就已经计划好了，没办法再进行大的调整了。周树人能够看得出吴川并不是在搪塞自己，因为这一路的中小学校基本能够确定共和党在教育上的投入确实比北洋政府肯花钱。
对于看的入眼的人，周树人还是肯放下身段应酬一二的，因此这一晚上的聚餐也算是宾主尽欢了。吴川难得放松一晚，没有再考虑什么政务，当然在周树人和章太炎谈起魏碑和古籍时，他也只能乖乖的坐在一旁倾听了。
第二天一早，他略略起晚了一些，这个时候宋云桐已经上门了。吴川稍稍洗漱了一下，就在餐厅里和宋云桐碰了面，他一边喝着玉米粥，一边问道：“今天怎么这么早过来？”
刚刚喝了一碗粥的宋云桐舒服的晒着早上不甚热烈的阳光，向着吴川说道：“我一会要去沈阳，检查一下辽宁的财政和税收工作，所以想着先把工资调整计划报给你。”
吴川一边取过炸的酥脆的油条，一边说道：“那你先简单的讲一讲吧，一会我慢慢看就是了。”
宋云桐于是从皮包中取出了文件，翻开后念道：“今次的工资修改，主要是针对军队和政府部门，也考虑到了全国统一后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工资体系更改为行政24级，24级为最低，参照对象是政府部门的初级办事员和军队中的准尉，月薪为28元…最高一级，参照对象是总统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月薪566元。
工龄工资和军中对应级别的供给制依旧保存，总的来说军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大，不过政府部门的工资有较大的增长。不过通过对批发价格和工人工资增长的情况加以对照，财政委员会认为这样的调整应当是可以接受的，而从我们的财政状况来看，也是负担的起的。”
吴川歪着头心算了一下，才说道：“我记得没有调整之前，最低一级和最高一级的工资好像没超过10倍，这调整之后已经超过20倍了？”
宋云桐只能苦笑着说道：“可是和北洋的官俸差别相比，我们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压缩。袁世凯给自己定的年俸是36万，此外一年还有公费150万元，交际费54万元；给副总统定的是年俸12万元，一年交际费24万元；国务总理月俸1500元，各部总长月俸1000元；简任官12级，从600元到50元；县内的办事员是8-10元。
就算主席您克勤克俭，但是也应当照顾一下这些旧体制的官员啊，因为我们现在还用的上他们。现在这个工资表，已经是尽量的增加底层公职人员和削减县知事以上人员的工资数额了。”
吴川沉默了下去，很快就问道：“那么财政委员会把我定了几级？”
宋云桐刚想说一，但到了嘴边却说道：“定了2级。”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2级也高了，定3级吧。说实话，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这么多工资干嘛，想花钱都没机会。”
宋云桐有些愕然，虽然知道吴川说的是事实，但他还是劝说道：“袁世凯宣布节俭，也不过是把月俸按照八成实发，公费降到月支4万，您如何连个2级都不能拿？”
吴川不以为然的说道：“我可不是袁世凯，我也不愿意学他…”
第1087章
俄共布驻华代表克拉辛花了20天时间，终于在8月17日抵达了莫斯科。当天晚上他就获得了列宁的接见，虽然他第一时间就把吴川写给列宁的信件交了出来，但是列宁到并不急着看信，而是就远东的局势仔细的询问了克拉辛。
虽然克拉辛一直保持着向莫斯科定期汇报的习惯，但是在列宁看来，人民委员会对于共和党及中国的情况了解的还是太不够了。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老布尔什维们，都把欧洲革命的胜利希望放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身上，在他们看来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一场预先的演习罢了。
但是随着十月革命之后的欧洲形势的发展，列宁已经有所预感，也许德国革命的高潮是不大可能出现了，因为直到今年六月，德国还在西线发起了进攻，这完全不像俄国在战争的后期，士兵对战争已经充满厌恶，国内反战的舆论占据上风的情况。
这样一来，俄国革命也许只能依赖于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了。不过列宁并不会把这个判断告诉给党内的同伴，以避免打击党内原本对于战胜帝国主义就不够信心的同志们，于是中国同志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在政治意义上就被提高了。
正因为党内不少高层知道中国同志并没有放弃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支持，使得这些党员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总算是维持了下来，特别是在萨马拉和察里津战役的胜利后，从察里津到莫斯科的铁路路线重新被打通，从南方来的粮食运抵了莫斯科，这极大的鼓舞了原本士气低落的莫斯科工人和市民们。
在意识到也许可以依靠中国方面的支持度过这个革命之后最为艰难的冬天，列宁就忍不住想要对余粮收集制进行调整了。从7月开始的余粮征集行动虽然保住了城市居民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支持，但同样也破坏了人民委员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二月革命前后开始，俄国的乡村就处在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局势下。既不像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导力量；也不像白卫军说的，农民是反苏维埃的；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宣言的，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定盟友。
谈到俄国的乡村就不得不谈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将原本的贵族地主-农民组成的乡村，改造成为了贵族地主-富农-农民的三元结构。在斯托雷平之前的土地改革中，贵族地主实际上已经把多数土地交给了村社，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则是从村社中划分出了富农这一阶层。
二月革命前后，直到十月革命前乡村农民的暴动，实质上主要针对的并不是贵族地主，而是富农这一阶层。因为对于这些留在村社里的贫苦农民而言，富农更像是一个盗窃了他们财富的小偷，其次才是对地主占有公共土地的不满。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采取的就是承认这些贫苦农民的做法，承认他们收回富农的土地再由村社进行重新分配的行动是合法的。反倒是社会革命党人，在富农和村社农民之间摇摆不定，他们一边承认村社农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却又反对村社农民强行收回富农的土地，因为富农正是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
萨马拉科穆奇民兵的主力就是富农，因此一开始还认同社会革命党的农民们在得知，社会革命党反对人民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帮助富农收回土地之后，很快便成了科穆奇民兵的反对者。
明面上，科穆奇民兵对抗的是服从于人民委员会的红军，但是在乡村其实已经变成了富农和村社贫农之间的对抗，至于地主们反倒是成为了旁观者。虽然人民委员会所颁发的征购粮食法令和之后的余粮征集制并不能获得村社贫民的支持，但是相比起想要夺回家产的富农，村社贫农还是认为人民委员会至少更加值得支持。
因此面对人民委员会派出的各支征粮队伍，村社贫民很快就把这些征粮队伍引向了富农阶层，依靠着红军的力量粉碎试图恢复革命前乡村的富农及地主阶层。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富农的积蓄也要比贫农多的多，征粮队伍从一家富农手中获得的粮食至少抵得上十家甚至更多户贫农的家庭积蓄，这大大的降低了乡村的抵抗情绪。
列宁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将余粮征集的对象主要放在了富农身上，从而和村社贫农结成了同盟。当然，他心里很清楚，这样的方式不过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搜刮下明年的粮食产量必然会极大的减少，因为富农会在今年大部分破产，无力再耕作多余的田地。
只要有机会纠正这样的政策，列宁自然不会放过。中国的援助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是他要弄清楚中国方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帮助苏维埃俄国度过这样的混乱，还有就是吴川及共和党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他不能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寄托在吴川个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感上。
列宁足足和克拉辛谈了大半个晚上，直到都成四川成汉凌晨才让他去休息。而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列宁又叫上了捷尔任斯基和克拉辛谈论起了吴川给自己写的信件。
虽然只休息了极短的时间，但是列宁的精神看起来依然旺盛，甚至还要比克拉辛更好一些。他把信件的内容简略的对着两人念了念，然后才评价道：“吴川对于德国结束战争的几种选择的判断，和我的看法差不太多。
不论是德国资产阶级为了防止爆发革命选择突然的对协约国的媾和或投降，或是德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替协约国剿灭东欧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换取协约国对德国战争责任的赦免，我认为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吴川对于协约国方面的判断，却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他认为，协约国会假装接受德国的媾和条件解除德国的武装，然后变媾和为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当德国政府宣布放下武器的那一刻开始，德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再强求德国的民众对出尔反尔的协约国抵抗下去了。
德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因此背上背叛德国人民的骂名，因此德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应当更加的小心，德国资产阶级将背叛德国人民的罪责推卸到他们头上，从而混乱德国民众对于战败责任的认知判断。而在德国人民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欺骗完全觉悟之前，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只会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同协约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捷尔任斯基和克拉辛对于吴川的判断都有些不确定，比如捷尔任斯基就很怀疑的说道，“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真的有这么愚蠢吗？在欺骗了德国人放下武器之后宣布德国是无条件投降，那么他们必然会向德国提出一个天文数字的赔偿的，经过了四年大战的德国，怎么可能支付的起那样巨大数字的赔偿？”
而克拉辛则认为吴川低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他乐观的说道：“我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和吴川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了。吴川作为一名政党的领导人，显然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名革命领袖，我认为他似乎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过于悲观了一些。
当然，他的这种悲观情节是同中国过去的落后分不开的。在沙皇统治的俄罗斯时期，我们的科技文化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背影，我们至少还有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切比雪夫、巴甫洛夫、李雅普诺夫这些科学家，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高尔基这些引导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学家。
但是在中国，被鞑靼人束缚了200多年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出过引导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完全失去了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吴川对于同胞的革命自觉性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不过我不认为，曾经抚育了莱布尼茨、莱辛、歌德、黑格尔、海涅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大的大脑的德国，会有那么不理性的人民。他们应当知道，究竟该如何才能摆脱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他们身上安装的镣铐。”
列宁并不反对克拉辛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没有这样的乐观精神，俄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要是听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悲观主义者的，那么他们现在还不知待在那所监狱里呢。
不过他也不会无视吴川的判断，既然吴川在对德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判断上和人民委员会相近，那么他对于协约国行动的判断就不会错的离谱。因此他觉得这个问题暂时还不适合深入讨论下去了，他需要再理一理思路才能和同志们进行沟通。
至于信件内要求他尽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以防止阶级敌人铤而走险等话语，列宁几乎就没有往心里去，自然也就不会拿出来和两人谈论了。在列宁看来，假如苏维埃政权垮台了，他活着也等于是死亡了；而只要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下去，那么他的死亡就不是生命的终结。
他很快就向捷尔任斯基问道：“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的工人是怎么回事？他们究竟是被资产阶级蒙蔽了，还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当地苏维埃给出的汇报无头无尾，完全让人摸不清头脑。”
捷尔任斯基下意识的坐正了身体回道：“伊热夫斯克是乌拉尔一座依赖兵工厂建立的城镇，那里的工人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不同，他们过去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工匠，世代为沙皇效力，因此他们的待遇要比乡村的农奴和城市里的工人都要优越的多。
由于伊热夫斯克过去是国家建立的兵工厂衍生出来的城镇，因此城市里的居民几乎都和工厂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在建立工厂的时候，沙皇还把工厂附近的土地分配给了这些属于国家的工匠。因此那里的工人不仅都有着自己的私人住宅，在城外还有着可以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土地。
上个世纪末，兵工厂进行设备改造，伊热夫斯克是第一批进行设备改造的工厂，从国外进口的先进设备大大的减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他们的工资福利。因此伊热夫斯克的工人们很难把自己和无产阶级划为一类，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称之为手艺人。
当地有六万人口，但城市内建立了十二所小学，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两座文法学校，十个电影院和三个图书馆，这座城市的公共设施要比其他城市完善的多，而且当地人大多为虔诚的东正教教徒。
虽然十月革命的时候，当地也建立了苏维埃，但是当地的工人对于工人运动并不热情，他们只是不愿意为临时政府流血才屈服的。只是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入侵和封锁，同样导致了伊热夫斯克兵工厂缺乏原料而不得不降低产能。
再加上，因为财政的匮乏，我们向伊热夫斯克兵工厂下的订单支付的钱远不及革命之前，加上卢布的贬值使得当地工人无法用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于是在反苏维埃分子煽动下，当地的工人就投向了白卫军。
8月14日，当地退役的斐迪奇金上校带着叛乱工人偷袭了，当时前往伊热夫斯克平叛的2500名红军。这极大的打击了地方苏维埃和红军的威信，直接导致了沃特金斯克工厂地区工人对苏维埃的叛乱。
就目前当地的局势来说，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平息两座城市的叛乱，特别是他们现在还得到了附近乡村富农的支持，加上伊热夫斯克兵工厂储存着不少武器，这让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克地区成为了当地反苏维埃叛乱的中心。”
列宁思考了片刻后就说道：“必须要先消灭掉这个叛乱中心，哪怕对附近的农民叛军先放一放。我们不能让他们和乌法的反革命分子联系上，否则就是极为糟糕的政治局势…”
在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讨论如何平息各地的叛乱的时候，莫斯科以东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党和各军事组织在乌法召开了将近三天的会议。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彼.雅.杰尔别尔，原本以为自己会理所当然的成为合并后的临时政府的总理。
只是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政敌彼.菲.沃洛戈茨基联合了格.勃.柏图申斯基等人，直接推举了从萨马拉逃亡的社会革命党人N.阿夫森齐也夫建立新的乌法国务内阁。
“这简直就是叛乱。”看着各党派及军事组织代表在大会上纷纷举手支持，建立一个更为广泛联合的反苏联盟政府的提议，杰尔别尔脸色铁青的对身边亲信丢下了这样一句话就离开了会场。
没人知道之后三个小时这位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总理去了哪里，但是在当天晚上的12点多，阿夫森齐也夫为首的29名萨马拉立宪代表被逮捕，第二天的大会上杰尔别尔当众指控这些立宪代表应当为萨马拉城市的失守负责，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捍卫那些被阿夫森齐也夫所抛弃的忠贞爱国者的神圣权力，绝不能让一个无耻小人蒙蔽了自由俄国的人民。
柏图申斯基和鲍他宁等人立刻转变了立场，建议要对萨马拉的失守和被抛弃的科穆奇民兵及其家属的责任进行追责。沃洛戈茨基在当天的会议上一言不发，很快他就被委任为前往远东自治领的联络代表，并在当晚被送上了火车。杰尔别尔成功的当选了，合并之后的乌法国务内阁总理。
第1088章
从8月15日寺内内阁颁布全国戒严令开始，城市内的市民暴动被军警以强力的手段镇压了下去，但是日本的民众并没有因此放弃斗争。从16日开始，“米骚动”开始向着矿山、农村和小城镇等军警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了，特别是日本所有的煤矿工业中心都爆发了罢工运动以支持“米骚动”运动。
18日山口县宇部煤矿一万多矿工不仅烧毁了资本家的住宅、米店和妓院，还使用了炸药同武装的军警进行了对抗，直到20日资本家调动了更多的军警抓捕了1828名矿工，才算是平息了宇部煤矿矿工的暴动。
在吴港，3万名船厂及工厂工人熄灭了市内的街灯，在黑暗中打毁米店和富商住宅，高喊着“杀死水兵“的口号，和前来镇压的水兵团进行了数小时的巷战。暴动的工人中有3人死亡，400人重伤，水兵方面也有不少人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