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对华关系，严格来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强硬的手段去逼迫共和党，我们能够用强硬手段逼迫的只有北京政府或南方的冯国璋及地方军阀。那么请问，我们逼迫这些人，共和党会在乎吗？除了帮助共和党证明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友善的近邻外，我不觉得我们能够用强硬的手段从中国得到什么。
我始终认为，对华关系要从多角度观察，和共和党的交往，同北京政府的交往，同冯国璋等北洋军阀的交往，同西南地方军阀的交往，同英法等国的外交协调等。脱离了这些交往的对象，谈什么软硬手段都只是白费力气…”
山县听完了三人的意见后就保持了沉默，似乎他只是随口一问而已。不过这一晚的会晤还是让寺内内阁就平息国内骚乱获得了三位政党领袖的支持。
8月15日，在内阁的紧急会议上，寺内下达了全国戒严的命令，并命令军队开入各地的交通枢纽等主要城市进行平息骚乱。而在紧急会议结束后，外相本野一郎还给了寺内另一个坏消息，英国方面就上海虹口事件对日本政府进行了正式表态，认为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方面。
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代表英国政府向日本发出了通牒，要求对虹口事件进行妥善处理，并赔偿中国居民和公共租界的损失。
寺内正毅有些茫然的看着外相说道：“这没有理由啊？英国人为什么要为了中国人得罪我们？要知道，我们才是他们的盟友，是我们替他们照看了在华的庞大资产。到底是朱尔典疯了，还是我疯了？”
本野外相低着头说道：“主要是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一点意外，俄国过激派不仅打下了萨马拉，还一举重创了察里津城外的克拉斯诺夫师团。现在莫斯科已经差不多解除了南方和东方一半的威胁。
而从萨马拉撤退到乌法的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白俄地方政权，正预备同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合并，组建一个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临时政府，以领导全俄的反苏维埃力量。
但是，我们现在都无法前往乌法，只有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那里。如果我们不尽快和共和党达成妥协，那么对于俄国革命的干涉，将会完全被中国人和美国人所主宰。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才会急不可耐的希望我们向中国人妥协。”
寺内正毅思考了许久，最终看了看外面庭院内的景致决定道：“反正下了戒严令之后，国民也不会容忍我再干下去了，得罪一次是得罪，得罪两次也是得罪，那这件事还是我一起扛了吧。
你去同原敬商议一下，然后就照着英国人的意思去和中国人交涉。不过虹口事件我们可以忍，但是中国人想把渤海划到自家地图上去，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我们最多在进入渤海之前通知他们一声，至于说承认渤海是中国内海的事，不可答应。其他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
第1084章
北京城内初故宫之外最大的一座私人住宅大约就是故宫西北面的恭王府了，作为和的旧居和恭亲王奕的府邸，这座北京城内最大的王府，自然也是最为富丽堂皇的建筑，不过现在的恭王府也同入土的满清王朝一样，不复当初的旧颜色，只剩下了一片杂草丛生的花园和满目疮痍的老旧屋宇。
之所以会是这般模样，因为这座府邸在恭亲王之后就落在了庆王手中，这位和那桐合称庆那公司的大清亲王，以出卖官职时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而闻名在外。虽说大清还没有亡的时候，庆王和袁世凯简直就是一家人，但是等到满清灭亡 之后，这位庆王还是很识趣的滚去天津隐居去了。
这位庆王于去年9月病死在了天津，虽然他有个儿子，但辛亥革命后一度躲在上海，生怕被革命党清算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签发了优待清室条例，他才敢回到天津。不过随着共和党在山东击败了北洋军，迫使袁世凯放弃了以武力消灭革命党的计划后，载振就觉得袁世凯这位置也坐不了多久，也就没敢回北京去。
去年庆王病逝，载振得到了袁世凯的批示继承了庆王之位，但依旧没有回返北京打算，不过他通过友人听说共和党试图在北京寻找一处住宅办学之后，便痛快的把恭王府以每年一个银元的价格租了出去。
于是现在偌大的恭王府就成为了华北日报社、共和党河北宣传部、河北党校、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工人夜校等一系列机构的驻地。不过即便是如此，他们也只占了这座大宅和花园的一小部分区域，不过也算是给这座旧王府带来了不少人气，不再如之前那么的阴气森森了。
后花园内被古木环绕的退一步斋，现在已经称为了华北日报社和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在绿荫的笼罩下，夏日的暑气并没有侵入到这里，报社和杂志社的编辑们则惬意的呆在这幢古建筑中审核着文章，耳中传来的只有知了不甘寂寞的鸣叫声，可谓是幽静之极了。
在华北日报社社长室内，邵飘萍正拿着一篇稿子对着陈独秀说道：“海军部的刘总长他们还真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看着日本人家里乱起来了，认为日本人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出动军舰进入渤海了，就对外宣称要誓死保卫海疆，决不让日本军舰践踏中国的海权…真不知道他们之前都干什么去了，这摘桃子倒是比谁都快。”
穿着一身长袍的陈独秀温和的笑了笑便劝说道：“他们敢站出来摘桃子，总好过当缩头乌龟吧。至少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他们总不会误听而逃了。”
邵飘萍楞了一下，顿时大笑了起来，“仲甫兄，你可真不厚道。不过说的也是，他们要是能够见贼才逃，也算是上勇了。甲午一战，算是把海军的脊梁骨给打断了。要是指望海军部这帮官僚去同英日海军争夺我国海疆的管理权，恐怕真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了。”
陈独秀并没有接邵飘萍的话，他若有所思的朝着长春的方向望了望，虽然他能看到的只有一堵砖墙，但他还是忍不住感慨道：“有时候我真怀疑主席是不是开了天眼，观十方，如看自己的手掌一样。明明是被惊涛骇浪包围着一叶孤舟，但是他就能一眼看出前路在什么地方。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啊。”
邵飘萍嘴角挂着一丝笑意说道：“幸好是如此，所以这一次北洋和国民党试图把不顾实际的挑起外交争端的责任推卸到我们头上，反倒是让群众再一次的信任了我们。这算不算是，他们搬起了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不过你今天过来找我是？”
陈独秀马上说道：“两件事，第一件是蔡校长同意在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希望你能够每周去上一两天的课；第二件事么，是我收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更适合刊登在华北日报而不是新青年上，所以就拿过来给你看一看。”
“上课，没问题。就每周六下午好了。”邵飘萍欣然的答应了陈独秀，鼓动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也是为了从学生中吸收宣传新血，这是他从年初时就开始推动的事情。
这边从陈独秀手中接过了一叠稿纸，他就立的翻看了起来，一目十行的扫过了一页稿纸后，邵飘萍的脸上便认真了起来，花了数分钟看完了这篇文字后，邵飘萍忍不住拍了拍手上的稿子说道：“写的好啊，确实写出了我们当前土地改革中遇到的不少问题。
特别是这个：搞清楚地主和佃农究竟谁养活了谁，是推动土地改革前进的首要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让群众了解土地改革的正义性，也就让当前的土地改革沦为了历史上的均田地，则土地兼并的思想就不能彻底的在乡村中去除，则日后地主阶级还是要卷土重来的。
这个二十八画生是谁？能不能和他联系上都成四川成汉？我想就土地改革的问题和他好好聊聊，就这些问题写个系列报道，也好给下面推动土地改革的同志们做一个总结性的报告。”
陈独秀下意识的抬起了手看了看手表，然后对邵飘萍说道：“他和我说将会在15日中午抵达北京，希望第二天下午去北大拜访我，今天是15日，那就是明天了…”
邵飘萍马上就决定道：“正好，明天我去拜会蔡校长，顺便和你一起见见他…”
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李润石和萧子升此时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站在前门火车站的广场打量着这座中国的古都。虽然这一路风尘仆仆，使得两人身上脏的有些不成样子了，广场上登客人的黄包车夫都没兴趣来搭理两人，但是李润石和萧子升的精神却相当的好。
李润石还有兴趣指着残破的城墙和身后的前门火车站对着身边的老友打比方说道：“当下的中国就是像是这座城池，你想要建设它，就要先破坏掉那些旧的东西，如果你不破坏这堵城墙，又怎么能够建立起这样一座现代化的车站呢？土地改革就是拆毁城墙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的跨出，我们就不可能往前走…”
萧子升却依然摇着头顽固的说道：“你都劝了我一路了，难道还指望用这样一两句话说服我吗？我还是认为，土地改革不必采用这么暴力的方式，要是当初把车站建在城外，然后乘坐马车进城，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到现代交通的快捷，但却不必破坏掉这座城市的历史。
而且，我以为共和党并不是没有能力走第二条路，他们在东北不就没有普遍的采用暴力的土地改革吗？而是采用了赎买和公债置换的办法，我也没看东北出什么乱子啊。为什么就不能把在东北行得通的温和办法用在关内来呢？”
李润石顿时反驳道：“那不一样，关外地广人稀，共和党用公债赎买和置换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本钱，但是关内就不一样了，关内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主人的，假如要把关内地主手上的土地赎买下来，政府根本付不出那么资金，而地主也不会接受没有价值的公债作为土地赎买的支付手段，那样的话不过是在给地主们联合起来反抗政府的机会。
因此，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推动土地改革，就能最小化地主们对于土地改革的反抗。只要土地改革没有到自家门前，地主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站出来反抗。”
萧子升看到了身边走过的旅客朝着两人望过来的怪异目光，顿时就失去了和李润石继续辩论下去的勇气，他赶紧举起手做投降状：“润石，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再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辆车去湖南会馆，先安顿下来洗个澡再说。这么多天没洗澡，我可真是有些嫌弃我自己了…”
李润石下意识的耸了耸背，然后点着头说道：“确实，我也觉得身上痒的很，先去湖南会馆…”
不过这个时候，一个报童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挥舞着报纸喊道：“号外，号外，英国公使宣布：虹口事件是一部分日本人被同盟国收买制造的事端，日中政府不应该为了这种事破坏协约国内部的团结…孙总统宣布：中日冲突对于东亚民族并无好处，两国人民都应当谨言慎行，等待政府的交涉结果…共和党吴主席谴责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民众的镇压行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人民的正当需求…”
“等一下，等一下，给我来一份报纸。”李润石顿时忘记了去湖南会馆的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叫住了报童，从他手中购买了一份华北日报。
就在李润石拿着行李和报纸同好友寻找着北京城的落脚点的时候，蔡和森正陪同着徐景魁抵达了奥伦堡，在这里同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进行了会晤。
在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共和党的中央委员时，徐景魁不过是其挑中的助手，对于这位拥有着非凡记忆力和组织工作能力的前上司，徐景魁抱有着十分的尊崇的，甚至还略带有一丝紧张。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显然要比他放开的多，早了一天抵达的斯维尔德洛夫来到了车站迎接他，并在见面时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真高兴再见到你，徐。这让我想起了和中国同志一起工作的快乐时光。感谢你们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让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列宁同志让我代他问候中国同志还有吴川同志的健康。”
徐景魁顿时放松了下来，他回了斯维尔德洛夫一个热情的拥抱后，便同样热情洋溢的回道：“吴川同志也让我代他向列宁同志及俄共布的同志们问好，并祝苏维埃俄国早日取得对内外敌人的胜利。我们无比期待，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俄国建成。”
斯维尔德洛夫马上接道：“那也是我们的愿望。不过我这次过来，是希望能够从中国同志这里获得更多的援助的。”
徐景魁下意识的回答：“吴川同志嘱咐过我，只要我们有的，只要俄国无产阶级需要的，我们没什么不可给的。因为当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就在俄国，只有先解放了俄国无产阶级，我们才能解放世界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
斯维尔德洛夫脸上的神情显得更加的柔和了，他一边邀请这徐景魁向车站外停着的马车走去，一边回应道：“列宁同志也是这么认为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中国、日本、欧洲，然后是美国，我们总会把那些资本主义送回地狱里去的…”
斯维尔德洛夫要求从中国这里获得更多的援助并不是一句空话，虽然之前克拉辛同共和党签署了一笔4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军事装备订单3500万美元，交通设备及机器配件4500万美元，剩下的3.2亿美元原本是用来订购机器以恢复战后的国民经济生产的。
但是，左翼社会革命党掀起的叛乱让人民委员会意识到，他们还需要进口一些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满足农民的需要，以维持城乡之间最基本的商品交换，否则他们也就用不着考虑战后的国民经济建设了。
徐景魁在马车上拿到斯维尔德洛夫交给他的物资清单时，看到那些数字也是相当吃惊的，他下意识的读了起来，“割草机25000台，马拉耙10000台，清粮机20000台，犁25万台，细绳90万普特，生铁100万普特，棉布20亿俄尺，白糖500万普特，靴子…”
手上的文件还没有看完，徐景魁便忍不住抬头看着斯维尔德洛夫，似乎看出了对方的疑惑，斯维尔德洛夫坦率的对徐景魁说道：“是的，现在的苏维埃俄国已经站在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假如不是之前你们通过转运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物资来接济我们，上个月西北地区的城市里就要饿死人了。
没有粮食，我们就养不活工人阶级；没有原料，我们就没法生产出工业品去同农民交换粮食。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芬兰这些地区的失去，使得我们过去的大部分原料产地完全失去了。想要重新建立起新的原料产地和运输计划，这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完成的任务。”
徐景魁怀着沉重心情点了点头说道：“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和后方联系。这样大的物资生产量，恐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完成的，而且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能否支持这样大的物资运送我也有所怀疑。最后就是，要如何瞒过协约国的监视，把这些物资送到你们手中也是一个问题…”
斯维尔德洛夫总算是松了口气，他认真的对徐景魁说道：“我不会和你说什么客套话，因为这关系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存亡，我没有这个权力在这些要求上后退。但是我想对中国同志说，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援手的，不管你们送来多少物资，我们都只有感激…”
徐景魁的心中也是沉甸甸的，他来之前虽然已经想过俄国无产阶级正面临着一个艰难时刻，但是面对吴川对于俄国革命的乐观，他一直都以为这个艰难时刻也就相当于日本人和满清政府联手进攻革命委员会的程度，他真没想到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把一只脚踩在了坟墓中。
第1085章
随着日本国内爆发的“米骚动”运动遍及日本列岛，日本这届内阁也失去了和共和党就远东干涉军组建及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争执欲望，而中国军队仅仅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就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大部分路线，迫使沿线的捷克军人和俄国地方势力被迫接受了中国军队所建立起的新秩序，从而让英法感受到了危机。
英国人是出于担心美国政府借助共和党的军事力量直接进入中亚，从而破坏了英国对于中亚地区的控制计划。在俄罗斯帝国倒下和自由俄国的分崩离析后，俄国几乎在所有的传统势力范围内进行了后撤，对于英国来说接手俄国势力衰退的地缘外围区域，已经是一个不加掩饰的阳谋了。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随着德军在西线从7月开始转攻为守，美国参战部队不断在法国的大西洋港口登陆，法国上下已经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不再有什么怀疑了。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开始为战后的欧洲进行布局了，彻底的削弱德国使之不能复兴，并重新建立起一个和法国结盟的俄国，这就是法国人为战后设定的目标。
英法虽然还视彼此为盟友，但是双方对于战后欧洲的规划却并不一致，但是有一点双方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限制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虽然威尔逊总统认为，战后的世界应当变的更加自由一些，各国不应当对他国的资本设限，但是英法却并不这么看，他们不觉得自己牺牲了数十上百万人民，仅仅是为了让美国资本来统治这个世界。
美国人在比利时打着赈济饥饿的比利时人民的口号，不停的向欧洲人民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试图证明这场战争是起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垄断，是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对于其他弱小民族的不公对待，只有在战后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新欧洲，才能遏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念，哪怕只是在白种人内部的民族平等，也极大的动摇了英法赖以统治世界的种族观念。英国和法国殖民者过去一直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够统治地球上如此广阔的土地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完全是基于英吉利和法兰西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世界各地的低劣民族才能够享受到文明之光。
在这样的种族观念下，美国是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世界。即便美国帮助协约国打赢了这场战争，依然改变不了美国只是一个比有色人种稍稍出色一些的“杂种”国家，美国的科技和工业完全是来自于欧洲文明的馈赠，美国只是欧洲文明衍生出去的边缘之火罢了。
因此，英法都不能忍受美国试图干涉欧洲战后事务的计划，并成为欧洲领导者的角色。在这之中，美国通过远东中国这个立足点，向俄国进行势力扩张的行动是最令英法感到紧张的。毕竟在西欧地区，英法还能够对美国的行动加以控制的，但是在远东现在的英法则真的力不从心了。
印度农民的起义已经极大的拖累了英国在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中日之间爆发的冲突，又再一次将英国在远东的回旋余地进行了缩小。就连英国在华最为长久的公使朱尔典都向伦敦哀叹道：“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其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增长都大大的超过了战前的实力，而相对于战争爆发以来帝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收缩，两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远离帝国在亚洲制定的国际秩序。”
英国已经无法坐视中国继续向美国靠拢的外交道路了，特别是在传出了美国试图和中国一起修建连接满洲-蒙古-新疆-中亚-外里海的欧亚铁路桥的消息后，英国和法国的在华外交官就更加焦虑了，他们一点也不乐见这条铁路的完成。
而想要阻止中美在这条铁路上的合作，首先就是要让远东的局势先恢复到各国协调合作的状态。共和党现在借口和日本的冲突无限期的推迟了远东干涉军的成立，却又打着解救捷克人的名义快速的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这摆明了就是想要排斥其他国家进入这一地区，将之变为共和党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么。
英国人是最为反对共和党现在的举动的，因为英国在新疆和西伯利亚地区都有着大量的利益所在。英国在新疆的利益，主要还是为了防备俄国人从新疆地区进入西藏和阿富汗地区，从而对印度造成威胁。而在西伯利亚地区，则是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利益了，因为从战前到战争爆发的初期，英国资本家就获得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投资的机会，这一地区的外国资本占第一位的正是英国资本。
但是现在，共和党和美国人一边图谋修建从蒙古进入新疆的铁路，这必然会破坏英国控制新疆的图谋，从印度走传统商道进入南疆，并不比中国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轻松多少，虽然路途上要近的多，但是每年能够通行的时节也就是夏季短短的三四个月。
因此英国人一直反对中国修建从内地到新疆的铁路，甚至还逼迫清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局势下英国人却不敢向共和党进行强硬的抗议，因为朱尔典生怕这会让共和党进一步靠拢美国人，从而把英国势力从新疆地区完全的排斥出去。
作为一名帝国主义的外交官，朱尔典很清楚，抗议是取代不了军事力量的威慑的。如果他只能对共和党不断的重复口头上的抗议，却毫无实质性行动的话，只会激发共和党更大的野心，到时连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都要遭到挑衅了。
因此他只能选择尽快的建立起一个能够约都成四川成汉束住共和党行动的亚洲国际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的框架内同美国、日本、法国达成一致意向，从而控制住共和党在这一地区的独走。
相比起英国外交官在对华事务上的焦虑，北京政府对于亚洲事务的一片茫然，东北的共和党却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施政，并没有对外部的这些风风雨雨感到什么困扰。
7月在长春结束的首届东亚运动会，不仅给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还极大的促进了长春城市的建设发展，按照宋云桐对于这届运动会的经济评价，“长春市为召开运动会投入的市政建设，至少在这场运动会中收回了一半的投资，这还不包括运动会附带的社会效益。”
确实，在这场运动会之前，长春这座城市并不怎么出名。但是现在，不仅有人开始慕名前来游玩，还引来了许多投资，长春城市建设债务的压力，在这场运动会之后陡然减少了许多。
对于现在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们来说，对于北京新政府的不满、同日本的冲突、对俄国革命前景的担忧，现在都让位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内政改革。
虽然共和党没有选择在袁世凯之后入主北京，但是共和党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关外，而是随着灾害治理、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进入到了华北乃至西北地区。
比如带着不安心情进入陕西的张绍曾，按照他在满清时代对官场留下的印象，在朝廷力所不及的边疆区域，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基本很难获得地方势力的认同，政令不出官署基本就是正常操作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对中央的服从就已经算得上是温良了。
只是当他在8月3日在西安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三秦父老的热情迎接，丝毫没把他当成是外人。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李仪祉解开了他的疑惑，“洛阳到西安的铁路修通之后，西安运输棉花到南通的运费就从每担10元降低到了每担1.04元。
去年棉价甚高，今年省内大量耕地改种棉花，眼看着新花长势良好，供销社和外地棉商纷纷入陕收购，一担皮棉已经从去年的24元涨到了25、6元，陕西 父老怎么能够不欢迎共和党呢？
再加上，大家都听说了，共和党不仅要修通西安到兰州的铁路，还要修建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安到榆林、山西的铁路，和投资兴建关中水利。大家现在都把张委员你当成了陕人的再生父母，哪里还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你呢？”
张绍曾于是给长春发电报说，“陕人并不难治，只要我们多修路，多修水利即可。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则关中的鸦片种植也可尽快铲除了。”
关中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不仅适合于农业，同样也适合于鸦片种植。陕西的鸦片种植从晚清开始就相当的猖獗，几乎没有一个县不种的，晚清时陕西一省的鸦片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当地有“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谚语。
镇嵩军在河南靠鸦片种植养活军队，陈树藩等陕西军阀同样是不甘落后的。陆建章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在陕西搜刮到上千万元家私，大多是靠着从鸦片种植及贩卖中抽税得来的。对于共和党来说，消灭鸦片经济不仅仅在于改善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同样也有切断军阀财源的意图。
因此吴川和张绍曾就陕西事务交换意见时，就着重强调了对于陕西鸦片经济的打击，要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对于乡村的控制权，就不能让陕西继续成为鸦片王国。
于是同时，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也开始了调整。随着共和党势力向华北地区的拓展，原先在关外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有些不大适合了。
在关外，共和党是先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大工业来控制乡村和城市经济，从而再控制地方上的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虽然吸纳了不少民主人士，但是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公有及集体经济成分完全压倒了私有经济，因此革命委员会中完全是共和党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分散的私有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共和党集中公有及集体经济的资源投入到既定目标上，失去了经济上牵制共和党的能力，军事上又被共和党完全垄断，那么在政治上他们就只能从属于共和党了。
但是关外的模式却不能简单的在关内地区进行复制，就如同宋云桐所说的：“河北地区一般要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是河北的人均耕地也就4亩。山东、河南地区大概4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但是这两省的人均耕地都在3亩上下。
因此我们不管如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都没有办法在关内建立起以国营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而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即便建成了也远远不及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因为关外的集体合作社人均土地至少是关内集体合作社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关内的集体合作社在短期内不会提供过多的富余农产品给我们，因为他们会把大部分农产品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内乡村的富农才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提供农产品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过大的扩展在乡村中的打击对象。至少在关内的工业基础完成以前，我们还需要乡村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供应市场，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从关外调拨粮食入关了。
根据东北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华北的工业化一旦进入提速阶段，东北的粮食产能未必能够满足快速扩大的城市人口需求。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粮食储备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宋云桐的主张还是获得了不少党内同志的支持的，特别是他们也担心被苏俄拖入到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去。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势，令不少党内同志感受到了战争迫近的威胁。虽然梁廷栋、李大钊等人并不认同宋云桐对于乡村改造的妥协立场，但是面对苏俄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又协同英法试图出兵西伯利亚的势态，他们也只能认同了对于关内革命委员会各级编制的改革。
到了八月中旬，共和党的外部环境终于有所改善的时候，对于革命委员会体制的改革方案也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草案。虽然是宋云桐提出的主张，但是草案的拟定却主要是梁廷栋和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一草案的重点，其实是对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调整和建设。
革命委员会在关外依赖于大工业和国营农场，能够快速的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是依赖于党在大工业和国营农场内的健全组织。但是在关内就行不大通了，因为关内的大工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国营农场又缺乏条件，至于各类集体合作社，在形式上又过于分散了，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对于这一点，梁廷栋和李大钊也是深有感触的，他们认为，“虽然关外地广人稀，看起来要比关内的行政管理更为麻烦。但是关外的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系统、通讯广播系统极大的改善了管理环境，使得关内需要三五个人数日才能完成的对乡村的宣传通讯工作，在关外只需要一个播音员广播上十多分钟就完成了，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为了能够提高关内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效率，让党的政策和指令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到基层去，梁廷栋和计划委的同志也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先是收集关内各省各县的资料，然后再根据国外及地方上的经验，完成了这一版的草案。”
第108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