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注视了吴川许久，但是他能看到的依旧是那张毫不动容的笑脸，他只能微微颔首的说道：“我不会拒绝党交给我的新任务，但是我会尽量保留现在的工作。至于契卡的权力问题，我会同列宁同志交换意见，再进行调整的。”
吴川点了点头说道：“由于此事关系到社会主义联盟的未来，所以我不得不越过了我的权力向您提出建议。当然，今天的事情在我离开这间办公室后，我就会忘记它，希望您也一样。”
捷尔任斯基看起来有些不舒服了，他对着吴川说道：“您是觉得布尔什维克不能接受一位同志真诚的建议吗？我并不认为列宁同志会因此对您抱有成见。”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列宁同志并不会如此，但我担忧以后有人会借此攻击您，这对您调整契卡没什么好处。这就有违我提出这一建议的本意了。”
捷尔任斯基思考了片刻后终于松口说道：“好吧，如果这样对共产主义事业更有利的话，那么就这么办。”
吴川的神情顿时变得更加轻松了些，接着向他说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今天的正事吧。我希望我国的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框架下进行合作，除了情报上的交流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捷尔任斯基有些不解的问道：“意识形态？这难道不是应当由宣传部门来负责的吗？”
吴川认真的说道：“如果只是宣传共产主义，那么宣传部门是能够胜任的。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光靠宣传部门就不够了，我们不仅仅要宣传自己，同时还有揭穿敌人的假面具，或是分裂敌人的共识。
另外，我们还需要把太空旅行计划和人类未来联系起来，并把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完成这一伟大计划的意识灌输到全世界的民众脑子里，甚至于从小孩开始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意识，只要谈起太空旅行就和布尔什维克联系起来。
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塑造为一个阻碍人类奔向太空的形象，哪怕日后资本主义也向太空事业投入了，也要让民众以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阴谋。我们需要从童话、小说、广播剧、甚至是电影方面下手，把共产主义和太空旅行的概念传递给本国和外国的民众…”
捷尔任斯基顿时生起了莫大的兴趣，对于这种能够打击资本主义的作战方式，他还是很感兴趣的。不过他还是有些疑惑的问道：“如果只是这些工作，我看不出宣传部门有什么不能做的。”
吴川看着他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派人去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宣传，甚至于某些宣传可以直接攻击布尔什维克投入太空事业是一种愚蠢的农民式想法。有时候，从反面证明资本主义确实在阻扰太空事业，也是一种斗争的方式。”
捷尔任斯基顿时明白了过来，他有些诧异的说道：“你是说，我们自己攻击自己的太空旅行计划？要是被资本主义发现了怎么办？”
吴川微笑着说道：“十月革命之后从俄国逃出去这么多反布尔什维主义者，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来攻击共产主义联盟和联盟所推动的太空事业。我想您应当知道，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为了他们的阶级仇恨，他们会主动的把太空事业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并祈祷它不成功。
甚至于，我们都不需要自己花钱，只要他们骂苏维埃骂的越狠，自然就能得到西方资本家的支持。甚至于我们还可以主动的放出一批对布尔什维主义充满仇恨，却又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将会成为我们派往西方情报人员最好的掩护。一旦西方对于太空事业的诋毁成为了社会主流，那么我们至少就不用担心他们会短时间内和我们展开太空竞赛了。”
捷尔任斯基最后还是被吴川说服了，并在谈话结束后把他送下了楼，这对于2号楼内的契卡成员来说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捷尔任斯基还没有在这幢楼内送谁下楼过，因为列宁并不会来这里，而其他人民委员过来也不值得捷尔任斯基这么劳师动众。
吴川从卢比扬卡的2号楼返回到自己的住所，一幢极为华丽的某公爵的住所，因为这次吴川的随行人员有些多，共和党在莫斯科的办事处住不下这么多人，于是人民委员会特意腾出了这幢宅邸。
他回到住所还没有来得及擦把脸，机要秘书就向他汇报，巴黎来了一封电报，催促他尽快前往巴黎。听完了电报内的内容，吴川不慌不忙的洗了把脸，这才开口说道：“看来英法美意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把日本和我国排除在了最高决策会议外。
回电给王葆真：如果英法美意不需要中国的意见也能制定和平条约，那么我什么时候抵达巴黎也就无足轻重了，最高理事会的席位也就失去了意义。所谓最高理事会的席位将会在和会后转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这种没有决定权的席位，对于我国来说不是鸡肋吗？
让他们安静的在巴黎等待着，如果英法美意要解除中国最高理事会的席位，那么就直接宣布退出和会吧。作为本次和会代表团的主代表，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再加一句，中国是为了和平才来的巴黎，不是为了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头衔来的巴黎。四人会议对中国的通牒，我方认为是对真心希望世界和平的中国人民的羞辱，要求四人会议收回此项通牒，否则我将会正式宣告中国退出巴黎和会。”
机要秘书记下了吴川的指示，又对着吴川复述了一遍自己的记录，这才离开房间。这个时候张云荣拿了一叠报纸进来，向着吴川报告道：“来自巴黎和柏林的最新消息，似乎双方在和会上出现了剧烈的冲突。”
吴川拿过报纸匆匆的翻看了起来，英文和德文的报纸上刊登了协约国对德国递交的初步要求，虽然他对于记忆中的凡尔赛和约具体内容不大了解，但也知道现在这份和约的条件确实要合理的多，毕竟协约国没敢在东方要求德国割让大片土地，只是要求德国把波兰和立陶宛等地交出来，让它们成为独立的国家。
而在赔款问题上，88亿英镑的数值虽然很吓人，但对于战前国民收入已经超过24亿英镑的德意志德国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不起的数字。可这对于德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屈辱数字，因为现在德国的内外处境要比另一个位面好的多。
现在的德国在东线和俄国取得了和解，国内的社会秩序没有彻底失控，公海舰队又换来了不少粮食，德共让军队分批退伍并开始恢复民用生产，使得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再加上，德共在停战协议上注明德国不会向协约国赔偿，使得德国民众只想要和平，然后付出一点点赔偿，接着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恢复战前的水准。
这种过高的心理期待，使得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右翼势力也不敢在和会上签署这样一份，让国民看起来是投降条约的和约。德国国民到现在为止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向协约国投降，而是认为德国是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和协约国进行的和平谈判。
马克斯沃伯格等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于和约最大的承受能力是，是在不割地的情况下最多赔偿50亿英镑，并不能计算利息的分期赔偿，而且还要协约国同意德国和奥地利合并。也就是说，德国资产阶级准备拿50亿英镑购买德奥合并的准许，和保留普法战争的成果。
德国资产阶级都已经计算好了，这份和约签署之后，就让德共内阁背锅下台。从而接收德共对于皇帝权力的限制和同苏俄、中国签署的贸易协定等成果。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西方的资产阶级兄弟居然在德国和欧洲革命的威胁下，也不忘向他们身上捅刀子。居然在这个时候，还想着让德国资产阶级流干最后一滴血。
当德国代表团从巴黎把协议内容传回柏林之后，就连一直鼓吹国民应当忍耐的右翼报纸，现在也转而变成了激烈批判巴黎和会的号角。有报纸甚至这样写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只是想要夺走资本家的产业，但是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却想要绞死德国人。”
也在这个时候，莫斯科共产国际提出的太空旅行计划和邀请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议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的报道，开始向欧洲蔓延开去。
在这份报道之前，欧洲各国右翼报纸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报道，充满了各种血腥和违背人性的恐怖故事，每一份报纸都声称自己的报道完全是真实的。特别是英国政府说，自己发布的关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报告都源自目击者的消息，这些报告声称：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妇女公有化，并建立了“共妻委员部”；把教堂改造成妓院；招来中国杀手来对付政敌。
第1147章
作为英国在巴黎和会时期的内阁，陆军大臣丘吉尔是最为痛恨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内阁成员，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偏见，甚至连一些英国人都有些不以为然了。
丘吉尔认为：在俄国隐藏着一个纪律严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党，它要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完美世界，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告诉自己的同僚和公众：“和许多远大政治梦想不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是，只能靠暴力来宣传和维持。布尔什维克党人做好了准备，要摧毁一切阻止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东西，不管是俄国的社会制度还是俄国人自己。”
在伦敦他对一位会见者说：“在历史的所有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破坏力的、最为可耻的。”
首相劳合乔治对此认为丘吉尔的动机不纯，他告诉记者：“公爵的血统让他反感俄国全面消灭大公的做法。”
丘吉尔身边的许多同事和英国大部分公众，都将丘吉尔视为怪胎和不可信的人。加里波第战役的灾难并没有从丘吉尔身上洗去，英国公众依然把他视为一个刽子手，并认为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
比如在1918年11月，丘吉尔在一次选举发言中说道：“在大片大MTUwNTQ1片的土地上，文明正被灭绝。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像狂暴的狒狒大军一样，在城市的废墟和受害者的尸堆上欢呼雀跃。”
当时在场的内阁成员一片哗然，贝尔福冷淡地对丘吉尔说道：“我钦佩你讲述事实的夸张手法。”
事实上，在德国尚未投降之前，协约国内部对于俄国革命的看法正在有所改观。一方面协约国方面没有想到德国人在美国宣布参战后居然还有余力发起在西线的进攻，这让英国人开始焦虑德国如果拒绝投降的话，从莱茵河到柏林的进军道路上不知还要流多少血，这将让美国在战后拥有对欧洲更多指手画脚的权力。
因此在俄德和解后，协约国内部的自由派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叛乱，虽然他们推翻了一个民选的临时政府，但至少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沙皇一家的性命，这说明布尔什维克党人还是有理智的。
另外，鉴于现在的法国和美国都是革命后的产物，因此自由派也把十月革命看成为了一场比资产阶级革命更为激进一些的革命。至少威尔逊总统一开始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是：限制大企业、大政府的权力，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
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雷森就对外透露，总统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章中的很多内容，“当然，他说他们的谋杀、充公以及对法律的彻底漠视，都应该严厉谴责。然而，他们的学说有一些是完全被资本家逼出来的，资本家忽视各地工人的权利。他还警告所有同事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能理智下来，制定一套法律政策，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遍布欧洲，推翻现有的政府。”
劳合乔治在和会上也曾经附和过威尔逊总统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寡廉鲜耻、专横无道的旧秩序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俄国革命表现出来的残暴，完全归咎于压迫与剥削。”
寇松向贝尔福抱怨过，“首相自己就带有一点儿布尔什维克的味儿。有人觉得，他会把托洛茨基当作国际舞台上唯一的知己。”
另一方面，协约国中的许多人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会安定下来，变成资产阶级。西方的事情不会发展到俄国那种地步。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理念渗透西方社会，那是因为人民本身忍无可忍了。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认为，拿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就夺走了它需要的氧气。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工作的工人，没有希望的寻常男女，都盼望着那个预言家允诺的国度的降临。
威尔逊对于协约国其他政治家们说道：“都汉成汉武汉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劳资之间也存在危险的隔阂。种子需要土壤，布尔什维克的种子找到了已经为它们准备好的土壤。所以要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就是建立一种新秩序。”
劳合乔治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当乐观的看法，他对一名向自己提问的记者回应道，“你难道不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会自生自灭吗？欧洲非常强大，完全可以抵御它。”
威尔逊总统基于支持自己的进步主义者的立场和反对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对于政府的操控，劳合乔治首相则是为了安抚国内的激进工人运动和选举，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站在了对苏俄缓和关系的立场上，但是他们也认为“俄国人应当遵守规矩，才能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员”。
劳合乔治于年初抵达伦敦和克列孟梭会面时就试图劝说他，“我们不能当那个国家不存在。俄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吃尽了苦头，他们的军队赤手空拳地战斗，俄国政府无情地背叛了他们。经受了这种苦难，俄国人民反对协约国也不奇怪。
但是俄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横跨欧亚两大洲，人口接近两亿。我们可以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党人，但西方可以拒绝承认他们吗？要是说只有我们可以从一个伟大民族中挑选代表，那就等于违背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所有准则。
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就犯过同样的错误，支持了法国的流亡贵族。结果使欧洲陷入了一场持续25年左右的战争。难道我们还能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吗？”
但是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并不能接受劳合乔治的观点，他把俄国布尔什维克视为了德国人颠覆沙皇政府的工具，在俄国和德国和解后，他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因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十月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在德国操纵下的一次叛逆。
除此之外，法国很多中产阶级先前购买了大量的俄国国债，但是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些国债，这就让法国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普遍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