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他不会忘记那位王道士。
林子轩要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学术论文适合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
那样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散文的形式自由，可以抒发情感，记人记事，进行哲理思考等等。
他写的这一类散文在后世被称为文化散文。
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
余秋羽的《文化苦旅》和陈评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就属于文化散文。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散文大家，各有特色。
鲁讯的《朝花夕拾》，周作仁的《自己的园地》，郁达浮的《故都的秋》，朱自青的《背影》，徐至摩的《巴黎的鳞爪》等等。
有的回忆往事，有的写景抒情，有的把文化和历史溶于生活之中。
所谓大师，就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似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林子轩和他们没办法相比，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后世的文章进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炼外功，而忘记了精修内功。
林子轩写这类散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专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别人如何评价。
对此他已经习惯了，早前就有人批评他文笔差，也没见损失什么。
就这样，《莫高窟》这篇文化散文发表在《申报》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难展现在世人面前。
林子轩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第三百二十六章 作家的联合国
林子轩和丁闻江联合署名的文章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
他们大多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少国学研究者也表示支持，愿意出力。
但在社会上反响并不热烈，民众对文物的概念相当模糊，他们不认为文物能值什么钱，经文书卷还不如大洋在手里安稳。
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活命已经不错了，谁还管那些文物啊！
即便林子轩写的《莫高窟》再煽情，把敦煌文化说的再精彩，也只能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反响，读者并不怎么感兴趣。
有些读者看了之后心有所感，痛骂几句，也做不了什么。
现实就是如此，国家衰弱，强盗欺凌。
圆明园都被抢掠一空了，莫高窟还能比圆明园重要，外国人想抢，那也没办法阻拦。
这是普通读者的想法。
林子轩提出的敦煌文化在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一些学者准备到莫高窟考察来判断莫高窟内文化的价值。
敦煌文化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开始，已经过去了26年。
在这26年间，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
1909年，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等运到京城只剩下八千多卷，随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
除了经卷和文物，敦煌最有价值的便是洞窟内的壁画了。
有西方学者把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然而，这些壁画在这段时期同样惨遭损毁。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林子轩在文章中提出了保护敦煌文化的倡议，得到了国学界的支持。
其中以清华研究院导师陈寅格最为热心，他写文章支持林子轩提出的把敦煌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敦煌学”。
他认真研究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
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等。
他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并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