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德国人显然对于银行家们的金钱游戏不屑一顾，他们只喜欢卑斯麦首相所主张的铁和血。而掌握着美国金融界的皇帝J.P.摩根又是个亲英分子，他宁可被伦敦金融城的表亲们嘲弄，也不肯和柏林的银行家们握手言欢。
和柏林银行家们听说革命委员会打算和美国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时的暴跳如雷，沙赫特觉得吴川的选择其实非常的正确，若是换了自己也会这么选。因为德国此时根本无力对满洲的局势进行干涉，外交上的施压只会让英国人、法国人坐观好戏。
而一旦双方的关系真的走向破裂，被德国资金、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难道是青岛那区区几千德国陆军能抵抗的住的吗？于是花了数亿马克扶植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却成为了德国的敌人，难道还真要从本土调动一只大军过去报复？
保持和德国的友谊，但顺手又搭上了美国人，从而确保革命委员会能够争取到一定的独立空间，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而且吴川的理由也非常的有说服力，借助满洲的开发计划，美国和德国未必不能走到一起，毕竟这个移民国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经济利益上的损失。
假设在美国人大举投资满洲之后，协约国还要对满洲有什么动作，也许美国人也会转变现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孤立主义了。
沙赫特思考了许久之后，方才缓缓问道：“那么我该如何了解，革命委员会和美国资本家之间的合作，目的不是取代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合作呢？”
吴川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正如博士先生您所说，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管理东北的金融业，不知您是否愿意帮助革命委员会组建这个机构？”
第511章
虽然没能让吴川在同美国合作的方面做出让步，但是在得到了吴川的这个邀请之后，沙赫特知道柏林的银行团应该能够被安抚住了，至少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们肯定是满意的。
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可以确保柏林银行团的投资安全，更是加强了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控制，对于马克的扩张政策是极有好处的。
沙赫特欣然接受了吴川的邀请，甚至连考虑一下都没提，因为他生怕自己的犹豫会给美国同行找到什么机会。虽然来到哈尔滨不过几天，但是在德国外交官的帮助下他已经明白，自己脚下这片比德国还要大上近一倍的土地，已经为革命委员会所掌控，北京的中央政府只能在名义上拥有这里。
坐在火车上时，铁路两旁的自然风光已经告诉了沙赫特，这几乎就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宝藏。作为一个经历了美国和德国快速城市化时代的德国银行家来说，他很快就明白德国、美国的企业家为何要对满洲趋之若鹜了。
将这片土地开发出来，哪怕是部分达到美国或德国地区的城市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创造大量财富的机会。也只有那些俄国人，才会把目标盯着了土地的本身而忽略了人的要素。俄国所拥有的领土，广袤的令人恐惧，但是在没有有效的开发下，这些土地几乎没能为俄国的强大增添半点帮助，反倒是消耗了俄国本就虚弱的财政。
也只有在斯托雷平主政的这几年，俄国人才似乎有些明白了过来，开始把精力埋头于欧洲部分的建设，不再试图继续向外扩张，于是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让柏林的政治家们感到恐惧了。
廉价的劳动力和无边无际的未开发荒地，只要加上西方的资本和机器，这里同样能够出现在欧洲、美国所出现的经济奇迹。相比较而言，资本和机器对于西方来说是富裕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面积的未开发荒地却是稀缺的，特别是对德国而言。
只是沙赫特是满意而去了，但是共和党的执行委员们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却有些爆炸了。在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不少南满权益的同时，共和党成员的民族自尊心就开始快速的成长了起来。事实上对于设立哈尔滨特别市这个问题上，就出现过许多反复。
如今吴川居然要邀请一个德国人来帮助管理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机构，这无疑招到了大多数执行委员的反对。不过吴川对这些委员们坦诚说道：“根据我们从各地汇总的资料来看，即便我们和日本人结束了战争转入了国家建设，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一下解决各地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黑龙江、吉林的大批荒地需要开发，东三省的辽河、松花江、嫩江需要进行全面的治理，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和城镇需要修缮或重建，数十万向革命委员会投诚的土匪武装和地方割据武力需要进行妥善的安置…以上这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那就是发展生产力。
想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基本建设当中去，我们需要大批的合格劳动力，我们需要全面而快速的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而要做到以上这些，我们每个月的财政支出应当不会少于850万元，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支出，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支出，而是至少要维持五年以上，才能看到收获成果的。
而根据过去几年东北三省的税收记录来看，东三省的年财政收入大约为3000万元有余，也就是说仅仅够支持4个月的支出，剩下八个月大家就得喝西北风去了。因此，革命委员会未来几年都必须依靠举债度日，那么我们就需要，至少有一国的国际金融集团和我们绑在一起，我们的财政才不会突然崩溃。”
虽然吴川的解释压制住了大多数委员的不满，但还是有人提出了疑问，“那么为什么是德国人？德国现在和英国、法国不是对立的很吗？我们找一个德国人担任金融顾问，难道不会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抗议吗？为什么不能找美国人，美国人对我们也很友善，也和我们有着大量的合作项目啊。”
吴川不假思索的回道：“第一、美国的投资大都没有落实，就目前的债务而言德国人才是我们的大债主。德国人要是抽回对于我们的投资，美国人肯定是不肯出钱填这个资金缺口的，到时我们的财政就会崩溃。而相反的话，德国人是不敢让我们现在崩溃的，因为我们欠了他们20几亿马克，要是我们崩溃了他们就什么都捞不回去了。
第二公海舰队虽然强大，但是英国皇家舰队更强大。而太平洋虽然辽阔，日本人是不可能为我们挡住美国人的舰队的。所以，我们请一位德国人担任金融顾问，并不会让德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但要是请一位美国人来担任金融顾问，也许我们今后就真要成为美国资本的奴隶了…”
在东北三省逐步从战时体制向建设时期平稳过渡的时候，关内却开始变得有些混乱了起来。袁世凯虽然接任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一职，登上了个人功业的顶点，但是很快他就发觉自己的日子过的还不如当上大总统之前了。
令袁世凯感到头疼的问题可不止一个，首先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联邦自治和中央集权之争，就像他之前在北京看着各省军政府造南京临时政府的反，觉得这些民党可真是个笑话。现在他觉得这个笑话真的不好笑，因为各省军政府在他上台之后也同样反对他搞中央集权。
袁世凯这才回味了过来，原来这些民党是谁在中央就反对谁，他们是真心想关起门来自己当土皇帝了，这让他怎么能够忍受？为了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只好选择了和同盟会分享权力，试图以拉拢孙、黄等同盟会领袖，让各省军政府失去反对北京的借口。
第二个问题就是裁军，眼下全国在编军队95万余人，全年军费高达1亿元之多，还未包括海军费，约占了前清时全年财政总支出之三分之一，满清军费之一倍。这样的军队北京自然是养不起的，而且袁世凯也不愿意养，因为大部队军队都是各省都督之私军并不听命于他。
一旦地方和中央发生冲突，这些军队岂不成了中央的心腹之患？更何况各省军政府仗着自己手中有兵，就敢自己任免本省官员、私设关卡征收捐税和截留本该送往北京的税收，搞得北京政府只能管理一下北洋控制的区域，这不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吗？因此这兵是一定要裁撤的，只是裁兵60镇，遣散费也需2077万两，问题于是又牵涉到了第三个大问题-财政。
老实说，袁世凯也好，前清的各位宗室大臣也好，大家个人口袋里是不缺钱的。但是，不管是前清的国库还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国库，却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任时,曾经对记者公开过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
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预算,中央岁入为一亿八千九百七十三万余元,而其中中央解款则达一亿七千四百九十万余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强。只是,自武昌起义以后,各省不仅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连在前清时期不敢耽误的“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也截留不解,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收入。
于是熊希龄接任财政总长能干的便只有两件事，一是向各省呼吁解款；一是办理对外借款。只是向中央解款者寥寥无几，几乎只有北洋控制的几个省响应了。最为富饶的奉天及东南几省只是回了一封电报，表示自己这边也很艰难，还要请求中央拨款相助。
而向外国银行团办理借款一事，因为北京政府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定，且各省独立后的还款能力也不足，因此外国银行团提出的贷款条件，比对前清时还要苛刻。熊希龄4月上任，5月不到就干不下去，向袁世凯提出过辞职了。
至于第四个令袁世凯感到头疼的问题，就是外交问题。虽然他在前清时以会办理外交而出名，而北京公使团因为这一点才极力的支持他，认为能够替他们维护在华利益的就只有他袁世凯了。
不过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不过是换了个国号而已，这些洋人的胃口突然就变大了。俄国人要他承认外蒙古的自治问题，幸好有革命委员会挡在前面，倒是给他分担了不少压力。但是英国人却又趁机提起了西藏自治的问题。
3月23日，拉萨公议局攻打色拉寺，引发了内地驻藏陆军和藏军之间的冲突。英人趁机以调停为名插手西藏事件，要求中国军队完全退出西藏。此时西藏和内地交通不便，北京前往拉萨需要转道印度最为快捷。因此英国人插手西藏的目的，显然是想要将西藏完全独立出中国。
袁世凯也知道兹事体大，英国和俄国的同时发难，显然是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一取外蒙地方，一取西藏地方。只是四川可没有一个革命委员会给他顶住英国人的压力，而在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借款问题上，袁世凯也需要英国的支持。于是他只能选择有限度的让步，并试图将西藏问题拖延解决。
而至于南京临时政府这边，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之后就前往上海、广东宣传共和体制去了。而在临时参议会决定迁往北京，袁世凯又将南京政府改组为南京留守处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就各自星散而去，只留下了黄兴和20几万退回南京的部队。对于黄兴来说，怎么供应这只大军就成为了最头痛的问题。
第512章
而进入五月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也迎来了第一次政治危机。4月24日，在南方组阁的唐绍仪抵达天津，次日到京城。随行的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农林总长宋教仁及部员数十人。
4月26日，唐内阁于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定每周二四六于国务院开会，一三五日于总统府开会，下午治部事。
但是唐绍仪因为在此前加入了同盟会，此次还以赞同南方民党阁员带兵北上以换取他们加入内阁的行为，遭到了北洋派官僚的不满和攻击。其次唐绍仪回京后支持由南方民党人士接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这不仅引起了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也令袁世凯警惕了起来。直隶都督就是前清的直隶总督，这一职位维系着京城和北洋集团的安危，袁世凯自然是不肯让出给民党的。
于是在袁世凯的默认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带头发难，弹劾唐绍仪“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并在市面上流传出了唐总理之位不保的传言。
虽然此类传言并不代表唐真的要倒台，但是已经说明唐失去了北洋上下的信任。而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爆发的矛盾，更是加速了唐绍仪内阁的倒台。
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
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这立刻引发了旧理藩部司员的不满，这些人和赵秉钧相熟，也不愿让其为难就干脆一体辞职，但这便让内务部陷入了瘫痪之中。
赵秉钧不得不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出席了5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调停唐赵两人的矛盾，但未过几日赵秉钧再次前往总统府，向袁当面再次要求辞职。
袁世凯对于这两人的矛盾也是感觉棘手，他对身边人哀叹道，“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
唐绍仪在失去北洋集团的信任和支持后，很快便受到了其他党派的猛烈攻击。起因是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
但是随着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四国银行团于5月正式提出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银行团。唐绍仪当即向银行团提出质问，“为什么你们不向革命委员会抗议？他们现在在关外不也正向银行团之外的银行筹款吗？”
银行团代表立刻回道：“革命委员会并非中国政府，且他们并不是政治借款而是商业贷款。不过既然唐总理你这么说了，那么我们也郑重表示向贵政府抗议，请你们立刻阻止革命委员会的借款行为，我们要求满洲事业的开发也应当归纳在银行团的贷款范围之内…”
对于四国银行团的无理要求和欺软怕硬，唐绍仪只能拂袖而去。但是六国公使很快站出来为银行团撑腰，并提出了借款条件：除退还续借比款外，还需监督借款用途。据说，此项要求是因唐绍仪此前赴南方“共用银五百万，并无簿记可凭”，失去外交信用，故银行团“以中国财政前途如此危险，坚持非监督财政，决不滥予巨款”。
唐绍仪拒绝了监督借款用途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向银行团借款不成，他将向国内绅富劝募公债。借款谈判于是陷入僵局。之后，唐绍仪决定把借款事务交给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
听说了这起外交冲突后，一些参议员以“借款滥用”为由，对唐绍仪进行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出面向参议院为其缓和解释。
而熊希龄这边接手大借款谈判后，在他的努力交涉下，银行团同意不再派员监督财政，改设借款管理员，“中外各派一员，会同监理用途”。双方约定第一批借款1000万英镑，后批借款约4000万英镑，允即交银300万两。
眼看着北京政府总算走上了正轨，但是5月23日参议院召开闭门会议时，中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张伯烈、李国珍为首领，对唐绍仪突然发难，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诘责，把唐绍仪问的无言以对。
边上的熊希龄一度要求发言为唐辩护，但是李国珍再次上台，言唐在外交上的失败“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气的发昏，离开参议院后便对人讲，“吾生平未经如此之蹋，再到参议院者，必非人类”。
中国共和党是以原立宪派人士为中心组成的政党，为表示和东北的共和党加以区别，故加以中国两字。此外参议院内尚有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的统一共和党。
南京临时参议院因为被同盟会所控制，因此在各省议会的施压下，在迁往北京之前进行了改选和补选，于是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就形成了同盟会、共和党、中国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四派。
共和党自从退出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再次派出代表参加北京参议院后就失去了介入中央政府的兴趣，除了有关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事务外，几乎对其他事务漠不关心。
和北洋集团联手的立宪派势力大增，这些原立宪派精英就试图重新洗牌，将同盟会先赶下去由自己和北洋联合执政。此前中国共和党就先是与统一共和党联手，将同盟会籍的议长林森赶下了台，由两党瓜分正、副议长席位，现在又以借款失败为由，攻击唐绍仪。在他们眼里，加入了同盟会的唐绍仪其实就是同盟会的代表。
此次会议之后，正在南京留守处的黄兴听说内阁借到了款子，一度发电北京要求尽快拨款好安排遣散部队。但是随着借款合同内容的公布，黄兴又发电指责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损失国权处极多”，且“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
这下熊希龄也是愤怒了，他一边发电为自己解释，一边干脆停止了对南京方面的拨款。
黄兴这个南京留守，也就是所谓的南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但并无财政权力。袁世凯又下令，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南京留守即行裁撤。所以南京留守几乎只是一个临时办事的职位，还是干着去替北洋得罪人的裁军事务。
黄兴对于财政总长的指责，不过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虽然江苏一直以来是前清的钱囊，但是在打了一场，几十万军队又驻扎了数月后，江苏的省库是空空如也了。
而此时南京一带驻扎着16个师及杂编军队，约20万人。之前因为军饷不济已经闹过一次兵变了，眼下北京再卡住了拨款，黄兴自然傻眼了。
且之前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军人退伍。至5月初，裁遣军队已经达7、8万人。但同盟会又挑选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建第八师，该师从师长到营、连长都是日本陆士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
这种一面号召爱国退伍，一面又招兵充实嫡系部队的行动，自然引起了被裁撤官兵的不满，再加上北京停止了拨款，于是留守府只好停止了充实第八师。5月底，袁世凯通电告诉张謇，准备撤除南京留守府。6月14日，黄兴通电宣布解职。
于此同时，耿谨文通电北京政府言：革命军人为了缔造共和抛头颅撒热血，如今共和成功了，就可以随意弃革命功臣于不顾了吗？吴川也随即登报发表评论，一、临时政府应当妥善安置革命军人，而不是去妥善安顿前清皇室、遗老；二革命委员会虽然能力不足，但是也愿意为革命同志尽一份力，有愿意来东北和我们一起建设祖国边疆的革命同志，革命委员会必将尽力安置。
耿谨文、姜文卿随即在长江各省设立的招募点，开始大批招募移民前往东北。革命委员会的表态不仅打了同盟会一个耳光，也让袁世凯不得不出面澄清他并没有弃共和功臣于不顾的意思，并责令财政部拨款安置遣散部队。
第513章
就在黄兴通电自我解职的这天，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的一间套房的客厅内，外交总长陆徵祥正带着自己的秘书安坐在一角的沙发上，平日里显得宽敞的客厅因为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在桌子的另一侧则坐着几名日本人。
陆徵祥的秘书颇有些沉不住气的向上司小声说道：“那个什么吴畏之是不是太过傲慢了，之前的谈判不肯参加也就算了，怎么连签字的时候都要迟到？我们好不容易才谈出的结果，可不能毁在这些革命党手里啊。”
陆徵祥瞧了自己的秘书一眼，倒是心平气和的说道：“谈虽然是我们在谈，但是这个局面确实是人家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对日本人的不妥协，我们就不可能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这些权利，等一等也是应该的，日本人不是很沉得住气么。”
这名刚刚归国不久就进入外交部的年青人倒也立刻点了点头，不过他随即又叹息了一声说道：“只可惜日本只承认放弃他们在满洲的一切特权，却不肯把这份协议的内容适用于整个中国，否则今日便民国是外交上的大胜利了。”
陆徵祥却没有年青人的这番感慨，21岁因为外语出色而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22岁即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之后为驻俄公使许景澄赏识留在了俄国，这一干就是十四年，直到民国成立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陆徵祥对于如何办理外交可谓是相当熟悉了，但唯有这次和日本人就满洲问题的谈判，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两国之间是如何进行平等的外交谈判的。要知道在前清，外交官最大的作用就是和各国公使或各国政府首脑建立私人联系，然后仰仗着这点私人关系在外交上获得对方的谅解，希望对方向大清压迫的时候不要过于凶狠了。
但唯有此次，中国是掌握了主动权和日本开展的平等外交，日本外交官也是在甲午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谈判时，要考虑放弃政治上的特权以维护自己在满洲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动辄以武力或国际秩序施压，试图从中国身上讹诈出更多的好处。
在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时，就能遇到在外交上拿回一些权益的好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唐绍仪都是相当重视的。毕竟从北京政府成立以来，就连续出现了外蒙古和西藏地方要求自治的坏消息，一时民间舆论大受刺激，认为这民国还不如前清，外国人分割起中国来更加肆无忌惮了。
因此袁世凯把自己新聘请的英文秘书都借给了陆徵祥，就是希望这位新任的外交总长能够给北京带回一个能够提振人心的协议，也好安抚全国的人心。
陆徵祥一开始以为这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他一直在俄国从事外交工作，但是对于日本外交官的难缠也是有所耳闻的，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外交官的气势更是扶摇直上，连俄国人都有些不大放在眼中了。虽然日本人这种小人得志的作态导致了欧洲外交界的反感，但是在外交目的上日本人却大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因此陆徵祥来到哈尔滨时，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苦战了，但是等到他开始和日本进行谈判时，才发觉其实自己并没什么可做的。日本方面只愿意谈满洲和朝鲜问题，而革命委员会则列出了一张清单给他，向他表示谈判时怎么谈都行，但是这份清单一字都不可更改。
革命委员会办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令陆徵祥的英文秘书顾维钧相当的不满，认为这完全不是在办理外交而是把外交部当成了传话筒。
按照顾维钧的想法，所谓外交谈判就应当是在尊重国际条约体系下进行的条约变更，而不是这种毫无策略的最后通牒。如果中日双方的协议不属于现存国际条约体系的一部分，那么等到日本人恢复过来未必还肯承认这份协议，这不是平息双方争端而是引发下次争端的开始。
陆徵祥是极欣赏这位年轻气盛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的，他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返回北京后就向总统提议，把顾维钧调来外交部当自己的专职秘书了。不过他虽然欣赏顾维钧的见解，却也没打算为此向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
在俄国呆久了的他除了认同用国际法处理外交之外，也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大国是不受条约限制的。虽然列强在1871年的伦敦会议上声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
但这是列强用来约束他们之间签署的条约，而不是用来约束列强和弱小国家签订的条约的，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殖民地了。
因此在得到了这份革命委员会开出的清单之后，陆徵祥决定还是先谈一谈再说，等到双方都谈不下去了，他再以北京政府的名义提出可行的建议。虽然名义上这场谈判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但陆徵祥却很摆的清自己的位置，这依旧是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的谈判，北京政府只是做一个中人罢了。
与其说是革命委员会需要中央政府的名义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倒不如说是日本政府不想丢了自己的面子，向中国一个地方势力签署正式协议。而且在见证了革命委员会外交代表在谈判中咄咄逼人的态度，陆徵祥大致明白日本人为什么非要北京政府派出代表了。
只是陆徵祥并没有等到日本人和革命委员会谈不下去的机会，就在他们谈判的一整个月中，北朝鲜的义兵突然连续发起了三次作战，全歼了进入长津湖地区扫荡的一个日军联队，又重创了另外两路日军，从而粉碎了日军在开春后对北朝鲜地区进行的扫荡作战。
朝鲜义兵的出色表现，不仅让朝鲜民众士气大振，流亡俄国远东地区和中国的朝鲜人不仅积极的为朝鲜义兵筹款筹物，还有人重新返回了国内参加北朝鲜义兵，试图夺回自己的国家。
而此时的日本正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当中，虽然在英法政府的出面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日本公债价格终于稳定了下来，但是日本国内民众的革命气氛却正迅速上升。日本政府不仅调不出一兵一卒前往朝鲜，甚至还要想方设法稳定住国内的局势。
于是被陆徵祥认为日本人是难以接受的清单要求，最终日本代表却一条接一条的接受了，并且主动提出了尽快签订协议的要求。虽然民国政府还面临着种种棘手的麻烦，不过外交总长陆徵祥却觉得这个新生的国家总算有了一点向上的生气。
就在他和顾维钧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时，王葆真终于陪着吴川走了进来。和陆徵祥的猜测不同，成就了这样功绩的吴川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什么兴奋之情，倒是日本代表们对于这位一口一个吴君，这种亲切的态度好似他们在这场谈判中占了多大便宜一样。
签字的仪式非常的简短，顾维钧在仪式结束后不由提议，为了庆祝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大家不如举办一个小小的酒宴。只是吴川有些诧异的回头看着他说道：“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怎么还可能存在和平，这不过是暂时休战的协议，我以为如果日本的经济恢复的够快，这份协议连5年的和平都维持不住。这有什么可庆祝的？”
落合总领事终于有些不满的向吴川抗议道：“吴君，您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可是抱着中日两国永远和平的诚意来签署协议的，怎么能说是暂时的休战呢？”
吴川看着落合总领事冷漠的说道：“贵国报纸不是在宣传，朝鲜独立组织是受我国支持的暴民乱党，要想剿灭朝鲜的独立运动就必须占领满洲，切断朝鲜独立组织的后援。
我也感到很好奇，一个对中日友好和平抱有诚意的日本政府，为什么要纵容报纸公开煽动民众入侵我国。我更感到好奇的是，贵国军部在国会上声称要在三年内把陆军扩编到20个师团，这是打算对付俄国人呢？还是要对付中国呢？”
落合总领事伸手阻止了想要说话的松冈，向着吴川微微颔首充满歉意的说道：“吴君恐怕不大了解我国的体制，在我国报纸刊登什么文章并不受政府控制。如果我国政府真的能够控制国内报纸的话，那么此前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攻击军部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