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上校一口饮干了手中的酒，然后把玩着手的玻璃酒杯说道：“他还能在中国待多久？他现在这么上蹿下跳的，无非就是外蒙古的事被他搞砸了。
此前帝国政府已经和北京及哈尔滨签订了协议，中国军队退出库伦，中俄军队都不进入库伦地区，俄国驻库伦领事馆可以留下一只不多余200人的小部队以维护城市治安。
作为回报，帝国不会支持外蒙古地区的独立，只是协议上的墨迹都没干呢，库伦活佛就和蒙古王公搞出了一个什么共戴皇帝，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了，这岂不是擅自改变了承诺内容吗？
现在中国人指责帝国首先破坏了三方的协定，因此他们不再接受三方协议的约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的公使先生纵容自己的部下挑起了外蒙古的分裂行动，又无能力阻止中国人的武装重新进入库伦，所以这才着急想要往吴川身上扣帽子，希望能够在彼得堡的大臣们那里获得宽恕。
不过我认为，公使先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已经混了头了。明知道帝国已经不可能有余力在东方再挑起一场战争，还在试图和尼古拉少将过不去，所以他离开中国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你只要认真的去查案子，我相信他是没办法找你的麻烦的…”
对于德国公使辛慈来说，革命委员会和协约国展开谈判绝不是什么好消息。老实说他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日本人会这么不经打，而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会占据这么大的优势，导致了他之前对于这场战争的预估都出现了偏差。
早知道是现在这个局面，他一定不会让斯佩海军中将把中国舰队带去太平洋群岛殖民地。凭借着中国舰队的力量，他完全可以迫使中国人被动的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但是现在，因为中国人死抱着无限自卫权不放，使得英国人也不愿意撕破脸向革命委员会宣战，而是试图谈判解决当前的僵局。
假如中国舰队还在青岛港的话，那么现在发起一场反海上封锁的战争，就能抹掉中国人无限自卫权的借口了。而英国人也无法再退让，只能向中国下达最后通牒。
如果能够把中国拖入到同盟国一边，至少俄国和日本的力量就要被吸引到远东来，从而为德国缓和东线方面的压力了。起码现在的中国比被俄国人打的焦头烂额的奥匈帝国要有用的多。
只是现在这个时机已经错过了，青岛港湾内虽然还有17艘德奥舰艇，但除了奥匈帝国的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外，其他不过是猎潜舰或鱼雷艇之类的小船，想要依靠它们冲出去和英日舰队对战，无疑就是去送死。英国人肯定不会把一只送死的舰队视为威胁，也不会在消灭了德奥在中国海岸边的最后一只力量后，再去挑衅中国人。
再加上，一开始中国人把大多数德国志愿兵都安排在了工厂和交通运输上，这也就使得德国在青岛的武装力量远远不及中国的军队。虽然这样的安排让德国人安全了许多，却也让德国胶澳总督府失去了对于青岛陆地防御的控制权力。
不管是胶澳总督迈尔.瓦德克海军上校，还是德国驻华顾问团团长沃尔贝克中校，都拒绝了他想要把中国人卷入这场战争的想法。瓦德克海军上校认为，“中国人已经做的够好了，我们不能在盟友身后捅上一刀，这只会让中国人远离我们，让在华的德国人失去革命委员会的庇护。”
至于沃尔贝克中校则回复他：“如果吴川打算站在我们这边的话，那么他自然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加入我们。如果他认为德国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话，那么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会让他站到我们这边来的。与其想方设法的让革命委员会加入到我们这边，倒不如帮助中国人狠狠的打击日本人，那么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
辛慈此时在北京也是觉得束手无策，他的无策不是看不到希望的无策，而是看到了希望却不知道如何去接近它。被重新调回中国接任公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职位其实对于这场欧洲大战并无多少助力。战争开始之后，掌握了海权的英国可以轻易的把德国在欧洲之外的各个部分画地为牢，让他们无法给欧洲送去任何帮助。
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吴川当年说动德皇的策略是正确的。德国想要赢得欧洲大战的胜利只有一条路可选，就是先打倒英法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只有在打倒了这一体系之后，德国才能从英法所构筑的大网中脱困而出。
但是当时的德皇和总参谋部对于这个中国人的想法并没有深入的加以考虑，他们想要的是战胜法国获得德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份额，而不是为了那些英法殖民地的人民去牺牲德国人的性命。因此德皇和总参谋部只是接受了中国人提出的一小半计划，利用中国革命吸引协约国内部的争斗，最好便是把英国的资源用于远东，从而消耗英国的战略资源。
而只有当这场大战开始之后，辛慈才觉得德国似乎错过了一个胜利的机会。如果德国当初听从吴川的意见，在全球范围内扶植反殖民体系的民族独立力量的话，那么这场大战也许根本不会爆发，英法的力量将会无止境的消耗在殖民地的平叛运动中。
毕竟三国协议签订的是一个防御协议，只要德国不首先发起进攻，英、法、俄三国根本无法携手围攻德国，因为三国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瞧一瞧中国人，只不过给了他们3年的时间，这些中国人就给了协约国一个多大的惊喜。德国给与革命委员会的援助，可比给奥斯曼帝国的援助要划算的多。
毕竟德国给奥斯曼帝国的援助都是实打实的援助，根本别指望回本，但是德国工商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投资，却已经开始有所回报了。如果这场战争再迟上几年爆发，德国将会因此变得更为强大。
和那些土耳其人不同，接受了德国援助的土耳其青年党很快就成为了亲德分子，他们一个个都向往着建立一个类似于德国的现代化土耳其帝国，而不再是现在这个被欧洲人称之为“西亚病夫”的老大帝国。
可是中国人明明接受了德国这许多援助，又完全仿造德国建立起了各种钢铁、化学、电气工厂，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成为另外一个德国，或者说吴川这位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对于德国的科技和制度虽然称赞有加，却从来没打算按照德国的模板建立自己的国家。
见鬼的是，这位和美国人不知怎么就搭上了，还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削弱了德国资本在东三省的影响力。德国资本和美国资本的抗衡，使得革命委员会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也让德国银行团不得不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起自己的银行系统，以对抗美国银行财团对于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控制。
这就是辛慈感到为难的一点，德国工商界对于革命委员会虽然投资颇大，但却无法左右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甚至于在大战爆发之后，德国在华投资反而要获得革命委员会的保护才能渡过难关了。
就他所知，德国在亚洲的商船正采用明面上出卖，私下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把船只交给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航运公司，以避免被协约国给没收。在当前的亚洲，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也没有那个势力敢反抗协约国的公告去购买德、奥的商船了。
当然，革命委员会和美国人的合作，也使得他们更大胆一些，一次性得罪中美两个国家，就算是英国人也是要谨慎行事了。
而和商船的租赁相比，保护德国工商业在亚洲和美洲的市场，才是德国工商业资本不得不向中国人低头的主要原因。虽然因为战争的缘故，导致德国在欧洲以外的市场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德国工业资本此前在东三省和山东的投资，此时倒是成为了一个暂时填补这些市场空缺的备份。
至少西门子、巴登苯胺苏打厂为了不让亚洲、美洲的市场被协约国抢占，已经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授权革命委员会生产贴牌产品。
对于那些协约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德国企业将把市场转让给中国人。对于那些中立国的市场，则中国人应当按照按照德国企业的标准生产，然后贴上德国的品牌出售。这样一来，在战争期间德国企业在当地的客户就不会转向其他厂家，而在战后德国企业也能很快的收回这些市场。
正因为革命委员会和德国经济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使得把革命委员会拖入战争的想法遭到了绝大多数德国政经人士的反对。这也就是辛慈看到了希望却无法接近，而感到叹息不已。
第661章
听说革命委员会派出了交涉小组到京参加谈判后，从日本国内匆匆赶来的全权代表林权助也是松了口气。9月24日井上宅密会之后，大隈内阁便开始全力缓和国内民众的反支情绪，对支那留日学生、商人进行了严密的保护，在报刊舆论上引导国民把愤怒指向了背叛了日本的朝鲜人身上，为日支和谈创造条件。
不过政府这种在短时间内对战争态度180度的转弯，同样是惹起了大多数国民的怀疑，原本只是在小范围流传的战败消息，现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街头巷尾热议了。由政友会控制的报纸和一些独立的报纸舆论开始向政府要求公开正式的辟谣，以安定国民的情绪。
不管是山县派的官僚还是立宪同志会都没人愿意出来作这种政治自杀式的辟谣，这些对日支交战情报了解的最多的政治精英们都很清楚，陆军几乎已经打不动了。这个时候站出来对国民辟谣，事后不给国民清算是不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贪污罪，回家吃几天老米饭又可以复出了。
而陆军之所以还不肯停下战争，不断的把军队送去朝鲜、山东，那是因为陆军上下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可高层却没有肯站出来负责的人。
对于一个官僚系统来说，大家都知道的事和自己应当要做的工作这是两回事。只要自己的上级一天不发话，哪怕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着埋葬日本的蠢事，也不敢自动的停下来，否则他就先要成为组织中的异类了，这是日本人最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比让他们面对死亡还要恐惧。
在这种国民和政府之间互不信任的危急时刻，大隈重信召见了林权助，向他恳切的说道：“日本现在正面临着比日清、日俄战争时更大的危机之中，那个时候国民虽然对于战争还有所怀疑，但是日本的军人还是坚持胜利会属于自己。
但是今日，军队高层已经放弃了战胜支那军队的信心，只是一心想要保住军队的荣誉；国民对于政府充满了不信任，不管政府做什么都被视为是针对平民的阴谋；而经济界也认为此时和支那发动战争，这是让日本经济走向清水寺的开始。
所以日本必须结束这场和支那无谓的战争了，当然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也有两个选择，一种是以双方能够接受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样日本和支那就能在停战后迅速恢复友好提携的关系，这对于日本和支那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种则是以日支关系完全破裂的方式结束战争，我们不仅将会失去在支那北方的商业利益，也将令日支陷入长期的对立之中。虽然我国占有海上的优势，但是支那革命委员会已经表现出了陆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和支那将会陷入一种长期的僵持局面。
日支这种长期对立的局面，对于正在开战的欧洲各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却是一个灾难，除非我们完全放弃朝鲜半岛，否则支那人光是支持朝鲜人的反叛就能把日本的血流干。现在北京那位日置益公使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外交，所以让日支关系恶化至此。我现在只能指望你去北京帮助我们挽回这个局面了…”
林权助是被日本政界称之为伊藤博文之下的“治韩三杰”，另外两杰是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同时他也是日本外务省官僚中的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在这个时候启用他，其实无疑已经否定了此前加藤高明上任以来所主张的独立的政党政治。
在加藤上任外相之后被边缘化的林权助，固然因此有扬眉吐气的畅快之意，但是一直关注着时局的他也清楚，这趟支那之行可不是什么轻松写意的观光之旅。
只是等林权助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他在东京以为的麻烦和在北京实际遇到的麻烦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在东京时他曾经以为，革命委员会之所以敢和日本发生冲突，肯定是避不开袁世凯在背后的支持的，他不能相信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地方势力敢在没有和中央政府做好协调前，擅自和日本这样一个东亚大国开战。
然而到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曾经被日本人视为中国唯一强人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了。现在的袁世凯就和昔日的李鸿章差不多，心里只想着两件事，如何保住手中的权力和考虑自己的身后名声。
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的举措，在林权助看来倒是没有什么错误，对待这样的人物倒是好办的很，一边威胁要打击他手中的权力，一边则给与利益上的引诱，那么袁世凯政府也就不得不随着日本的外交翩翩起舞了。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革命委员会根本不理会北京的指示，甚至连表面上的敷衍都没有。而缺乏实力的北京政府，也只能对革命委员会来了个默不作声。在这种中央和地方对立的局势下，只要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遭遇一两场失败，就会陷入被内外夹击的困境。
可是让日本人预料不及的是，不管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山东战场，革命委员会都没有败上一场，反倒是抢先挑出来的张勋部队，在革命委员会的一只偏师的反击下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向来以顽固著称的复辟派张勋，在失败逃回徐州之后不及谢绝了宾客，躲在自己的宅邸中安心静养，还向北京输诚，表示自己从始至终都是拥戴袁大总统的。这场败仗能够让这位仅次于北洋三杰的北洋将领如此垂头丧气，就已经让北洋诸军丧失了和日本人联手对付革命委员会的勇气。
而林权助抵达北京之后和袁世凯的接触，也让他意识到这位北洋领袖虽然表现出了亲近日本政府的意思，但是袁世凯却并无意为日本火中取栗去对付革命委员会，只是想要借助日本之势去压制革命委员会，从而确立中央政府的威信而已。
于是林权助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陆军无法在山东战场上获得一个像样的胜利，那么就别想让袁世凯政府下场站在日本这一方，虽然在压制革命委员会的目标上，双方是有着相同的立场的。
基于现实的考虑，日本的内阁和陆军已经达成了撤兵的结论，但是为了赢得一个较为体面的和平，陆军不仅没有在山东战场停火，反而于10月初又增派了一个混成旅团抵达了山东战场，使得日军在山东达到了4个旅团近五万人的总兵力。
唯一让林权助感到忧心不已的，是英国人拒绝了派兵登陆龙口的日军请求，英国人声称在中国人反对设立战区的局面下，派兵登陆山东有违国际条约，英国人只主张在胶澳租借地内登陆作战。
英国人的这份声明对于日军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毕竟在日军准备登陆山东龙口时，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坚定的反对意见。但是现在日军已经登上了山东半岛的时候，英国人却认为这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无疑让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被英国人出卖的感觉。
而同时英国人对于日本盟友的不满也正在英国报纸上慢慢的显露了出来，此时的英国其实应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大英帝国，一个是英国本土和各海外殖民地政府。虽然在欧洲大战爆发时，英国海外各殖民地对于维护大英帝国的荣誉踊跃争先，纷纷组织了殖民地师准备参加这场大战。
但是在另一方面，各殖民地的上层精英也把这场大战视为了一次机会，他们在战争中派出兵力和支援物资向母国效忠；同时母国应当放松对于各殖民地的控制，以给这些英国海外殖民地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日本是维护其全球殖民秩序的一个有力伙伴。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等殖民地政府来说，日本的海上力量却是一个真实的威胁。
特别是欧洲大战爆发之后，就在英国太平洋分舰队追击德国斯佩舰队的时候，日本第一、二南遣支队却跑去了太平洋，开始抢夺从马里亚纳到密克罗尼西亚的大片殖民地。9月29日日本南下舰队开始炮击马绍尔群岛的亚尔特岛，10月3日占领亚尔特岛。
10月5日，日海军又夺取了库塞岛；10月7日第二南遣支队又占领加洛林群岛中的亚普岛。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活跃，首先就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恐惧和反对。人口不过500万的澳大利亚，唯恐日本借机登陆澳洲，从而把北部、西部的大片土地变为日本移民的领地。
到了这个时候，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倒是第一个在大英帝国内部反对破坏中国中立国地位的坚定主张者了。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国殖民地政府对于日英联军在山东军事行动的反对声音，也正迫使伦敦进一步的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
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林权助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在外交上所陷入的危险境地。加藤高明外相所主张的以日英同盟为主导的外交方针，实质上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当日本海军不顾英国方面的反对南下太平洋抢占了德国的殖民地时，日英同盟已经很难再外交立场上取得共同一致了。
日本海军的行动，实质上就是在逼迫伦敦在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日本这个盟友之间做出选择。也许现在的英国人因为需要日本这个盟友，会选择压制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的意见，但是一旦这场大战结束，伦敦是否还会把维护日英同盟放在首位，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而加藤外相亲近英国，疏远俄、法、美，轻视支那的外交政策，更是让日本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国际关系当中。俄、法虽然和日本都在协约国体系之内，但是对于这场战争却并不支持，而美国人更是反对日本借助战争扩大在华利益。
支那人就更不必说了，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支那人已经把日本视为了最危险的敌人。在山东的支那民众中开始流传着这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内容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
虽然日本在华报纸猛烈的攻击这首歌：“这是歇斯底里妇人的疯狂呓语，完全惘顾了日支过去相互提携亲善的关系…事实上眼下在东亚最危险的是大和民族，支那革命委员会正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建立起一道反日的高墙，把日本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
第662章
如果说朝鲜战场上支那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胜利因为和支那人的生活太过遥远，因此听到朝鲜战场传来的胜利时，支那民众表现出来的是不可置信和与有荣焉的复杂情绪。那么山东的交战，则是彻底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辛亥革命时所传播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欧洲大战爆发和日英联军入侵山东所带来的国家危机感，让中国知识分子不顾一切的倒向了民族主义。
在日本军队踏上山东领土的那一刻起，中国也许会步印第安人、印度人和朝鲜人的后尘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恐惧，完全压倒了这些知识分子所怀抱的和平的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期望。
原本还试图好好同鼓吹宪制的立宪派士绅和鼓吹复古礼教的孔教人士和平争论的中国知识界，在日军入侵山东之后立刻改变了之前温和讨论的态度，转而对这些立宪派士绅和孔教人士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国家都沦丧到了亡国的边缘了，这些士绅和孔教人士依然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权势和财产，实在是天下一大害。
而随着革命委员会组织起山东民众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后，知识界的主流随之又跟着起了变化，之前这些知识分子只是批评立宪派士绅和孔教人士主张的荒谬之处，但是现在他们干脆提出了劳工阶级才是能够领导当前中国摆脱困境的伟大力量，地主阶级实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落后根源。
中国民众之中出现这种变化，对于林权助、日置益这样的日本外交官来说，既是不能理解的，也是极为反感的。毕竟这样的口号和理念已经和幸德秋水的主张相去不远了，一旦中国人真的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招牌，那么必然会让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分子看到希望，最终搅乱了日本的社会秩序。
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制下去，林权助也认为谈和已经是势在必行之举。但是如何去获得双方之间的和平，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考验。
10月9日朱尔典召集了中日双方的谈判代表碰了碰面，决定把谈判场所放在了英国公使馆内的会客厅，谈判时间从明日开始，每天早上9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14点到15点45分。
不过就谈判对象的问题上，双方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争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认为山东和朝鲜问题应该放在一起谈，他们的谈判对象是协约国整体而不是日本。
林权助立刻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朝鲜和山东问题不是一回事，朝鲜问题是中日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山东问题是日英同盟和中国之间就中立国责任和权力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误会。因此后者可以采取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会谈方式，但是前者则只能由中日之间单独谈判。
双方就这一问题足足争论了一个上午，最终在总统顾问莫理循的调解下，决定把会议分为两个部分，上午谈论山东问题，下午谈论朝鲜问题，英国和其他协约国代表将不参加下午的会议讨论，这才算是勉强让两边安静了下来。
不过10月10日上午第一次开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就没有出席，代表外交部出席会议的顾维钧和代表袁世凯的莫理循，不得不向脸色不渝的朱尔典等公使解释了革命委员会不到场的原因。
其实就是昨天革命委员会代表和袁世凯进行会面时，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他们要在中央部门委派代表监管关于革命委员会方面的事务；第二要求袁世凯发表公告驳斥复辟思潮的泛滥，对鼓吹或参与了复辟行动的人员和组织进行打击；第三逮捕张勋进行公审，并解散辫子军。
除了第三个问题之外，另外两个问题完全触发了袁世凯的怒火，因此昨日总统府的会谈算是闹了个不欢而散。革命委员会于是向外交部提出，接下来的谈判要么革命委员会自行前往，要么就完全由外交部代劳，双方既然意见不合，那么也就没必要跑到外国人面前争吵了。
听完了顾维钧的解释，朱尔典的脸色虽然难看但也终于没有起身离开这间会议室。坐在他右手边的林权助则饶有趣味的问道：“我们不介意和你们谈，但是我有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认账吗？”
顾维钧沉默了许久之后回道：“他们会承认他们签字过的协议。”
日置益顿时忍耐不住的质问道：“那么如果我们和你们谈出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那么我们岂不是在浪费时间？到底你们还是不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为何连一个谈判代表的问题都搞不明白？既然你们做不了革命委员会的主，那么就应该让位给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谈判，而不是硬生生的插进来捣乱。”
纵然顾维钧对于国际法有着深入的了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是难以回答的。第一次开会是在一种令人沉闷的气氛下结束的，会议上基本没有讨论什么实质性问题，在会议结束之后朱尔典让顾维钧和莫理循两人去了自己的办公室交谈。
三人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后，朱尔典便毫不客气的向着两人说道：“两位先生，我不管总统先生在盘算什么，可我只能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明天上午的会议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依旧不出席会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另外找地方谈判了，北京政府将会被我们拒绝于这场谈判之外。
虽然这是我不想见到的场景，但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我将不得不这么做。”
莫理循还试图为袁世凯解释几句，顾维钧却已经抢先说道：“我明白公使先生的意思了，我一定会在今晚处理好这个问题，保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明天出现在会议上…”
在顾维钧离开之后，尚没有离去的莫理循却停下了脚步，对着公使说道：“朱尔典爵士，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北京政府，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北京政府才是一个更好的合作对象。如果让革命委员会掌握了中国的政权，那么对于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就是一场沉重的打击，看看他们对于德国人和美国人亲近的姿态，就知道革命委员会永远不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朋友。”
对于这位前英国名记者，英籍澳大利亚人，朱尔典还是比较欣赏的，他看着对方真诚的说道：“我当然知道革命委员会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一个秩序破坏者，但是现在只有革命委员会才能让我们的盟友更加的依赖我们。难道你认为，袁世凯阁下能够抵挡住日本这位有些过于膨胀了的东方盟友吗？”
刚刚从伦敦返回没有多久的莫理循摇了摇头说道：“去年我离开的时候，北京还没有如此混乱，今次我回来之后发觉北京的政治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总统阁下现在似乎更加的亲近日本人了，我认为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的倾向。
不过我个人认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这个迅速崛起的革命委员会，不管他们中的哪一个变得强大了，都是有碍于大英帝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加的亲近北京政府，只有让总统阁下强大起来，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才能安然无恙。”
朱尔典耸了耸肩后说道：“莫理循先生，我很赞成您的意见。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大英帝国需要先把眼前最大的问题德国给解决了，才有暇关注东方的事务。正好，我也想要向你请教一下，在您回来之前，伦敦各界对于这场战争是什么态度…”
下午再次来到英国公使馆的两位日本谈判代表，在一位英国职员的带领下来到了一间较小的会客室，进门的日置益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位令人头疼的革命委员会对外交涉委员王葆真，这令他总算是安了一点心。要是革命委员会连下午的会议也不参加，那么双方的谈判就要陷入僵局了，现在至少大家还保留了一个沟通的渠道。
只是日置益很快就发觉自己高兴的太早了，随着王葆真把身边的朝鲜代表介绍给他们之后，林权助不仅没有坐下，反而看着王葆真认真的问道：“王代表，您把一位韩人带到会议上来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已经再三声明，日韩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谈判内容之中，我们要谈的只有贵方从半岛撤离的问题。”
王葆真按住了正想反驳林权助的李玮钟代表，心平气和的对着林权助回道：“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受贵方的要求。我方也再三的声明过，日韩合并有违马关条约，因此朝鲜民族拥有独立建国的权力，除非朝鲜民族主动放弃此等权力。
如果贵方继续坚持当前的立场，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认为马关条约是无效的了，条约是用来约束双方的行动的，不是用来单方面约束一方的。两位代表是否还要坚持朝鲜问题和朝鲜民族无关的立场呢？”
日置益正思考着该怎么回答王葆真的问题时，林权助却已经毫不客气的对王葆真指责道：“王代表，你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任，如果你继续坚持这种不切实际的，有损日本帝国尊严的主张，那么我们只能暂时离开了。这场战争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你们未必会一直赢下去，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继续交战下去失败的可能性吗？贵方难道真的愿意为了隔壁的邻居而引火烧着了自己的房子吗？”
王葆真沉吟了数秒后，一字一顿的回道：“正是因为要保护自家的房子，所以才不能对邻居家着了火的房子置之不理。
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吴主席倒是说过，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解放战争，不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能够阻挡的。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胜利终将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为解放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战。
我倒是很想问一问贵代表，日本的军队在朝鲜、山东到底是为什么而战？”
林权助终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也阻止了日置益说话，在礼貌的和王葆真告别之后，林权助便带着日置益退出了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