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虽然不是中央政府，但是我们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志，自然不能对这些有功之臣漠视不理。革命委员会对于毅军的改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有功之臣退役安享晚年；二是精简人员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减轻热河当地群众的负担。
对于中央政府的责难，我深感诧异却难以理解，我希望中央政府的上下官员要明白这样一件事，中华民国非是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所有物。
中央政府的权力并非出自天授，而是全体国民让渡了一部分自身的权力形成的。中央政府应当听从人民的意愿去行事，而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对着人民的选择指手画脚。
革命委员会收编热河驻军，是来自于热河人民的请求，并不是一个地方军阀吞并了另一个地方军阀的地盘，所以中央政府的指责毫无道理。
倒是在革命委员会发动山东人民抵抗外国势力的入侵时，听命于中央的张勋所部悍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的背后，在张勋战败后中央政府还不停的为其脱罪。我倒是就这件事很想问一问北京政府了，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毅军统领姜桂题在辛亥革命时站在了袁世凯这边，虽然毅军同样保留着旧军的习俗，但是在袁世凯眼中他可比张勋要可靠的多。所以张勋一早就被打发到南边去了，姜桂题却还能镇守着北京北面的门户热河。只是毅军在战斗力上可比张勋的部队差多了，虽然毅军的人数并不算少。
1912年六月袁世凯把武卫左军改回毅军时，毅军还有步队26营，马队3营，炮队2营，还有一哨马队编制于卫队营中。1913年8月，姜桂题署理热河都统时，毅军主力20余营就驻扎在了赤峰、乌丹、林西等地。
姜桂题老迈，毅军中的主事者实际已经是米振标。虽说毅军得了热河这个地盘，但是连续三年受灾的热河显然是难以壮大这支军队的。且东蒙闹独立的蒙匪和东三省实力强大的革命委员会，都令驻扎在热河行省的毅军上下感到度日如年。
姜桂题敢冒大不韪开放烟禁，也算是死中求活之举。但是这一举动显然引起了本地民众和革命委员会的不满，加上1912、1913、1914三年中，革命委员会一直都在帮助受灾的热河百姓，从心理上来说热河民众也更亲近东三省，而反感军纪败坏且不断压榨自己的毅军。
今年热河大部分地区闹起了一种钻心虫，虽然在习惯性的求助了革命委员会获得了帮助，但是比热河地区受灾更严重的铁岭地区，在革命委员会大力的支援下，不仅获得了粮食补助，还得到了房屋建造的津贴，而毅军这边对受灾地区却连税收都不肯减免，这自然就激发了本就对毅军离心离德的热河民众的不满。
一些在东三省求学的中学生很快就在家乡联络了起来，发动了热河民众对于毅军的抗议，并要求毅军撤离热河，宣布热河地区正式归入东三省管辖。
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要说没有得到革命委员会的支持，米振标是不大相信的。毕竟在9月份抗税运动初起时，革命委员会就派出了一只骑兵部队入驻了朝阳地区，并照会了米振标。这只骑兵部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不过五六百人，但是米振标手下的3000余人却没人愿意去和这只部队对峙的，毕竟大家都知道在这5、600人背后有一整个东三省的力量支持着。
随着革命军在朝鲜击败了日本人，在小兴安岭附近围剿了东蒙古匪徒的主力，毅军上下就更加不敢稍越雷池了。而热河民众的抗税排毅运动也越发的声势浩大了起来。等到了10月15日山东战事的消息传来，眼看着革命军已经击败了日军，完全可以挟大胜之威望转头收拾国内各地方势力后，米振标终于扛不下去了，接受了辽宁革命委员会的建议，接受改编。
驻扎在承德的姜桂题虽然还有十余营人马，不过都是老弱病残而已。虽然米振标投靠了革命委员会还对他批判了一番，但是他倒是一点都不恼。他和部下们讨论一天，随即带着家私从承德返回了关内，跑去天津当寓公去了。
至于承德的毅军，则在张殿北的率领下，派出人员前往了林西，表示愿意和米振标部一起投入革命委员会。辽宁军区随即派张作相等人对毅军进行了整编，把这支近万人的部队削减到了1500人左右，其他人员则分别转业到了地方去。
一部分去了通化、一部分去了延边、一部分则安排在了白城。经过这样的整编之后，毅军也算是正式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热河警备团。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毅军的突然倒戈对于北洋的实力上消减的并不大，但是对于北洋集团在心理上的打击就太大了。
革命委员会这边一枪没放，不过是鼓动了一群民众反对毅军，然后毅军就这么乖乖的交枪了，这到底谁才是中央政府？更让袁世凯感到痛心的是，热河虽然是一块鸡肋，要不然他也不会丢给毅军了。
但是热河这块地方在军事上的价值就太大了，它不仅是北京北面的门户，也是绕过边墙进入张家口和山西、西蒙古的通道。革命委员会占了这块地方，进入关内就不止山海关这么一条通道了。
袁世凯因此连续给哈尔滨发了几道电文，要求革命委员会不能派兵进入热河。只是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派兵进入热河，但是却毫不迟疑的在热河建立起了热河革命委员会和热河警备团的编制。
吴川对于袁世凯的回电倒是客气的很，他在电文中是这样说的：“革命委员会派不派兵进入热河，一是似乎于热河的社会秩序能否维持；二是在于热河人民有无需要。中央政府若是不放心热河的治安，完全可以自己派兵入驻，只要是出于公心，革命委员会是不会反对的。”
袁世凯倒是想派一只部队进驻热河，但是当他召集将军府将军们问话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对视的。去年大约是民国成立以来财政最为宽裕的一年，因为有善后大借款的760万英镑打底，因此北京政府才打得起镇压南方二次革命的战争。
只是去年岁出总额642236876元，光是债务费就支出了308738407元，约占了岁出的46%。国库早就空空如也，因此今年只能继续向外借钱。只是财政部同银行团洽谈的一千万英镑币制借款三番四次都没有谈拢，等到8月欧洲爆发后，从欧洲金融市场融资算是泡汤了。
虽然在民国元年时进行了大裁军，但袁世凯要的是裁撤民军，北洋各部还是在不断扩张的。于是到了1914年4月时，全国陆军再次突破了40万，这里指的是中央政府拨款给养的军队。而这一年，财政部给出的军务费用预算不过才1727万元，这就是为什么毅军在通电中对北京抱有怨言的缘故。
在这样的状况下把军队开到热河去，人少了不顶事，多了政府又给养不起。更何况，革命委员会这几个月里打出了赫赫军威，特别是莱州这一场会战，光是将近三个小时的炮击就至少花费了50万两白银，相当于一个北洋正规师半年的军饷了。
只要想一想这场会战，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去挑衅革命委员会了。虽说革命委员会在电文里说的这么道貌岸然，但是等到他们出了长城，人家跑过来要改编他们，他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不接受的话，难道还真要和革命军开打么？
如果是要大家去同革命军拼命，那大总统至少得先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而不是在这里空口说白话。一个空头将军或是一个空头爵位能顶个屁用，你袁世凯又不是爱新觉罗氏，人家满清至少还是坐了200多年的天下，给出的爵位还有那么点说服力的。
再说了，自从大总统搞出了政事堂、将军府之后，这个将军名号和文官爵位就有些泛滥了，不管什么东西，一多就不值钱了。原本大家还对将军名号颇为看重，但是看到阿猫阿狗都带着一个将军字号的时候，这玩意也就不值钱了。
比如那些从关外跑回来的军官，一开始大肆抱怨革命委员会不懂赏罚，他们为革命委员会出生入死，结果许多人也就在少校一级打转，而革命军中军衔最高者也不过才是个上校，如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都混不上一个将军，实在是过于小气了。
不过等到他们在北京政府这边混到了少将的军衔之后，却又认为北京这边提拔军衔实在是太过随意，而且这些将军的名号完全没什么用处，手中掌握的权力大约还不及某些军头的家奴说话管用。
虽然这些墙头草的话不能作数，但是他们的抱怨未必不是说出了大部分军官们的心声。随着袁世凯对于军队人事的深入干涉，原本还颇有北洋团体意识的北洋将领们，现在也纷纷搞起了小圈子，以抵抗袁世凯提拔新人排斥旧人的行动。
换句话说，袁世凯已经越来越难控制，手中这支拥有了自己想法的北洋武力了。于是对于热河问题的处置，在这场军事会议之后就无声无息了。
第672章
从10月16日开始，革命委员会赴京谈判的交涉小组，在列强面前的地位又高了一级。这一次连日本人都放弃了，利用北京政府牵制革命委员会的打算。
只要是个明眼人就能看得出来，袁世凯政府在二次革命之后，虽然其控制力从华北扩张到了长江以南，甚至已经进入了四川，但是这些北洋军远离了北京之后，北洋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就开始不断下降了。
在南京的冯国璋部和驻扎于湖北的王占元部，虽然对于袁世凯还是忠诚的，但是这种忠诚大约只表现在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和向北京按时解款这两件事上。在张勋部被山东革命军击退后，袁世凯试图调动两部人马的精锐加强保定、济南等地的防卫时，两人却都采取了拖延手段。
于是，在二次革命后势力得到了极大扩张的北洋集团，就局部地区的实力而言其实是下降的。现在的北洋集团，镇压一下地方上的小股势力和威慑西南、西北地区的小军阀是绰绰有余，但是想要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军政集团相抗衡，反而更是显得弱势了。
虽然革命委员会在明面上控制的人口远不及北洋集团，但在实际的行政中控制的人口却远比北京政府多的多了。北洋集团虽然在表面上控制了十余省，并获得了七八省地方军阀的效忠，但是北京政府真正能够控制到的人口，也不过就是河北全境、山西和山东的部分地区，至于其他地区都是类似于军事贵族分封的形式加以控制的。
比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虽然名义上北洋军占据了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省政府和省议会都表示愿意服从于中央。但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省政府和省议会服从的是代表着中央的北洋军将领，通过了这些北洋军将领对于袁世凯的个人效忠，才缔结了地方对于中央的服从。
即便是袁世凯自己，也不能绕过这些北洋军将领直接对省政府、省议会下令。虽然这些北洋将领在北京时，对于地方上不肯听命于北京政府个个都觉得义愤填膺，但是等到他们下到地方的时候，却又有志一同的开始维护起了地方上的独立施政权。
于是北洋集团内部也就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景，凡是待在北京的北洋将领，对于地方的自行其事没有不感觉气愤的，认为长此以往的下去：国将不国矣。但是在地方的北洋将领，却没有不为地方的独立行政权辩护的，认为各地情况确有不同，全然服从于北京的政令，只能是南辕北辙，导致地方上难以管束。
这种中央和地方上的行政对立，最终也成为了激化北洋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即便是山东这样和东三省隔着渤海的独立区域，革命委员会对于山东的军政控制也不是靠着个人的效忠来完成的。
上级党组织对于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中央革命委员会对于地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军事委员会对于地方军区的领导，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对于具体部队的管理等，这些相对独立却又相辅相成的组织联系，牢牢的把山东地区和中央革命委员会联系在了一起。
即便有一两个野心家或是一两个小集团试图同中央革命委员会抗衡，中央革命委员会也会很快的组织起地方上服从于中央的力量把这些野心家或小集团迅速扑灭。
如果说北京政府的权威需要通过派驻各地的北洋军才能彰显出来，那么对于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来说，他们的权力则是依赖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赋予。
于是，北京政府看似控制的人口超过了半个中国的人口，但是实际上能够控制的人口大约也就一两千万。而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人口虽然也就3、4千万，可实际控制的人口确实也将近有3000万了。假如再对比双方对于人口的控制方式，那么依赖于传统士绅地主控制地方的北京政府实际上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还要大大的缩小。
打个比方说，北京政府当前给养着40余万军队，这个纸面上的数字就是北洋集团的最大战力，即便不考虑吃空饷和一些半独立性质的地方军阀部队，这只部队在交战中也是死一个就少一个，几乎很难再补充回来。即便是通过抓壮丁的方式来补充军队的人力，也很难恢复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对于能够广泛的动员基本群众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原先不到16万的军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就能翻上一番，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革命委员会还能够继续往军队输送合格的士兵，以确保军队的战斗力不至于过多的下跌。
对于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官来说，山东战事只是表明了一件事，革命委员会至少已经摸到了国家动员的门槛，这差不多就达到了东欧国家的水准了。如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有了国家动员能力之后都敢挑衅奥匈帝国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东亚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对象？
因此在日本陆军眼看着就要被赶下海的时候，北京政府自然是不会跳出来成为革命委员会下一个打击目标的。唯一值得协约国庆幸的是，幸好革命委员会在海上没有任何优势，这使得双方至少还有谈下去的可能，否则接下去东亚的局势会如何就真不好说了。
对于日本的全权代表林权助来说，虽然国内已经发来了由其全面负责谈判，尽快达成和平的电文，但林权助在谈判过程中却依然顽强抵抗着，在一切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和中国人纠缠着，即便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只是朱尔典并不愿意就英日联军进攻山东破坏了中国中立地位一事做出道歉，也不愿意解除安格联的总税务司一职。而在华列强也不想失去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定价权等特权，因此英法都采取了默认的立场，纵容日方代表和中国方面纠缠下去。
不过让这些列强公使颇为诧异的是，之前还水火不容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和北京外交部代表，在15日山东战事的消息传来之后，关系倒是融洽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关税自主权、税款保管权和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北京外交部的态度也渐渐强硬了起来。
对于革命委员会方面居然没有挟大胜之势彻底甩开外交部，反而同外交部这边采取了妥协的姿态，这令外交总长孙宝琦颇为不解，他不由就此问题询问了主持谈判事务的顾维钧。
顾维钧对此则坦然的回道：“此前王和我争的，是由谁来主导谈判事务。因为他不信任外交部能够捍卫住革命委员会拼了性命争取到的上风地位。
但是莱州一战之后，日人实已无力再战，此战更是大涨了国人之自尊自信之心。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管谁来负责谈判，都没法不去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因为不得到他们的同意，战争实不能结束。
于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已经不是由谁来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的事，而是如何借助当前有利之局势尽可能的从列强那里挽回我们失去的利权。
王和我都有这样的共识，自然也就不会再和我继续争斗下去…”
孙宝琦是前清官僚中“老成练达”的这一类型，简单的说就是善于和稀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想承担责任。所以担任驻法公使时，他可以让王发科汤芗铭把从孙中山那里盗取的文件包送回去，唯恐惹来革命党的报复。
辛亥革命时作为山东巡抚的他，先是顺应民意宣布独立，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施压下宣布取消独立，从而成为了首鼠两端的人物。
即便孙宝琦当年也是在国外担任过驻外使节的人物，但是他对于国际之间的政治关系依然还是一头雾水。虽然比之他的前辈要进步的多，不再认为大鼻子都是一国之人，搞得清英国、法国的位置，但是对于这些列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有个泛泛的了解。
在他看来，打赢了日本人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趁着协约国各方腾不出手来，要求列强吐出好处，未免又有些过了。等到欧洲大战结束，日本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些列强再联合起来出兵中国，到时候中国可能就要吐出更多的权益了。
按照他的本心，只要日本英国愿意撤兵，那么大家就可以把这事情了结了。至于什么道歉了、赔偿赔款了实在没有必要，中国地大物博，只要不赔款，国民总还能过的下去的。至于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了，更是不必放在一起进行谈判。这样谈下去，天知道日本的军队还要在山东逗留多久。
只是就当前的社会舆论氛围，孙宝琦还是把这些老成之言放在了肚子里，只是告诫顾维钧在谈判中应当把握好分寸，切不可为革命委员会利用了去。
和孙宝琦的谈话结束之后，顾维钧对着总长的背影也是微微摇头叹息。在他看来，就当下的北京政府，能够被革命委员会利用，才有存在下去的价值。要是北京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什么用处都没有，还处处站在列强那边为难革命委员会，难道对方不会回头来对付北京政府了吗？
第673章
沃尔贝克中校从熟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并不在自己所熟悉的莱州指挥部内的宽敞卧室中，而是在一间狭小而摇晃的小房间内，听着耳边传来的“滋滋哒”声，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自己应当是在火车的上。
中校赶紧翻身坐起，就着头顶橘黄色的灯光，一边用手按住自己有些发胀的太阳穴，一边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好像是在接待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时候多喝了两杯，然后就昏睡过去了。
就在他思考的时候，一个杯子递到了他面前，“中校先生，要喝杯水缓一缓吗？”
中校抬头望去，这才发觉这节车厢内居然还有其他人，他一边接过水杯，一边皱起了眉头问道：“你是邓少校？我记得你昨天是和蒋上校一起过来的，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不，应该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邓昆并没有立刻回答中校，而是先走到门口和门外的卫兵吩咐了几句，方才走回来对着他恭敬的说道：“我看您昨晚喝了太多酒水，并没有吃什么东西，我让人给您准备食物去了，请您稍微忍耐一下吧。”
沃尔贝克下床起身，走到了车厢的窗口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色刚好蒙蒙发亮，如果对方说的不错的话，那么他至少足足睡了将近6、7个小时。
就在中校看着窗外的景色沉思的时候，邓昆少校终于再次出声说道：“中校先生，现在时间还早，距离济南至少还要2个小时，距离沈阳至少要30几个小时，您完全可以继续休息。吴主席正在沈阳，等待着和您见面。”
沃尔贝克中校转过头冷冷的看着邓昆少校说道：“是吴主席的命令？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在山东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至少也应该让我交代一下再走吧。”
邓昆依然笑容不改的说道：“昨天晚上您不是已经和蒋百里上校交接过了吗？我想前线应当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而且日军都已经被包围在了龙口港，我想剩下的事情蒋百里上校应该能够处理的了的。”
沃尔贝克中校的心里虽然焦急如焚，但是他还是冷静的找了一张沙发坐了下来，在给自己点了一颗烟吸了一大口之后，方才吐着烟雾问道：“吴主席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传闻？才让你用这样的手段把我带离山东？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和我的同僚？”
邓昆收敛了笑容，仔细斟酌着话语说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劝您最好也忘记一些事情，这样我们之间才能继续友好的相处下去。”
沃尔贝克中校心里已经确定，革命委员会确实是了解了一些真相，但是他始终没有想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思考再三之后，他于是继续问道：“到底是谁出卖了我们？我不记得有和任何中国人谈起过这个计划。是公使馆那边出了问题？还是总督府那边出了问题？”
邓昆沉默了一阵后说道：“在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对投降我们的日军俘虏继续炮击，从而激怒日本把战争进行下去，这确实是一个很恶毒也很有效的计划。
但是，这样的计划即便是对于德国的军官来说，也是有违骑士精神的，只有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才能想象的出来。中校先生，作为上过您几堂课的学生，我真不希望您玷污了自己的荣誉。所以您何必耿耿于怀是谁告的密，您应当把他看成是拯救了您名誉的天使才对。”
沃尔贝克中校的脸色有些发白，他狠狠的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然后把烟头摁熄在烟灰缸内，“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和其他人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邓昆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您也应该把这件事忘掉，这对于双方的继续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沃尔贝克中校沉默了数秒后，又继续问道：“那么我的同僚呢？他们现在在哪？”
邓昆注视着中校说道：“除了您以外，没有前线指挥部的命令，您的同僚连一个士兵都调不动。主席曾经说过，在德国的军事顾问中，您是一位真正的军事指挥官。只有您，才可以在没有书面命令的状况下，指挥的动我们的部队，因为您是唯一把这些中国士兵当成同伴来看待的德国军人。
所以，主席要求我亲自把您带回沈阳，至于您的那些同僚，将会在接下来的围困战中慢慢的从前线撤下来。我想，没有了中校先生您的带头，您的同僚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是难以实现的，毕竟他们大多数人的中文都很糟糕…”
在沃尔贝克中校被带离山东的这一天午后，北京美国公使馆内的一处小花园内，正和王葆真坐在一座中国亭子内谈话的芮恩施公使，把一封信封交还给了对方说道：“非常感谢吴的好意，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收下这样的礼物，我希望今后你最好不要再把这样的礼物拿出来，这只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
王葆真迟疑了一下，便伸手拿过了信封放入了口袋后说道：“我希望公使先生您千万别误会我们是想要贿赂您，事实上我们只是希望公使先生在推动中美友谊的过程中能够不被资金所困扰。当然也许我们用的手段过于直白了些，倒是让公使先生您误解了。”
芮恩施注视着王葆真许久，方才摇着头说道：“推动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我认为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外交政策，我不认为会有什么人出来阻止。你们是不是太过多想了？”
王葆真沉吟了片刻后说道：“主席的意思是，当前阻碍中美关系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美国国会所制定的排华法案。只要公使先生你打算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那么迟早就要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你想要绕过这一问题去谈中美友谊，那么您的梦想总是要破产的。
您见过，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民众制定法律进行歧视，然后两个国家还能友好往来的吗？所以要不要废除排华法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美友好关系能否存在。
不过，以我们对于美国政治传统的了解，想要废除或通过一条法律，光靠对着那些国会议员说明利害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把这种意见传达给民众知晓才行。这就是主席让我送给您这封信的意义所在。”
芮恩施的脸色这才算是好看了一些，作为一个进步党人，他并不愿意和金钱政治扯上关系，毕竟这正是他从政想要打倒的东西。更何况作为一名著名的美国政治关系学学者，他生活也可算得上是富足的，自然也就不会对金钱有过多的欲望了。
王葆真把美国进出口贸易公司0.5%的股权交给他，这种粗暴的行贿手法实在是让他有些不齿。如果不是看在革命委员会对于他在远东的外交行动有着莫大的好处，芮恩施恐怕拒绝的就要更加直白一些了。
不过听了王葆真的这番解释，芮恩施心中的怒火总算是消除了不少，但他还是婉言谢绝道：“排华法案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宁可选择正道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金钱，否则这事一旦传扬出去，只会让美国民众更加的厌恶中国人。”
王葆真沉吟了一下后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席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既然公使先生您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资助，那么主席希望您不要拒绝一件事，他会向泰坦尼克号基金会提名您成为理事，如果这个提名通过的话，还请您接受基金会的邀请。”
芮恩施自然听说过这个基金会的名字，谁让它和那艘巨船联系了起来呢。只是他还是皱着眉头说道：“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我记得这个基金会似乎是摩根家族所控股的。吴和摩根家族也有联系吗？”
王葆真思考了数秒后说道：“摩根家族是华尔街最著名的银行家，革命委员会在美国的融资，超过七成都是由华尔街银行家经手的，若是说双方不认识，那才是不正常吧。
泰坦尼克号基金会是否由摩根家族控股，这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整个基金会有12名理事，每个理事都独自负责一部分资金的使用，就算是摩根先生也无法干涉理事的行动。
所以，我认为公使先生您没必要过于担忧摩根家族。我可以向您担保，您即便是担任了基金会的理事，也依然是独立的。”
芮恩施这次倒是没有再直接拒绝，自他担任了中国公使之后，因为和在华美国商会没有处理好关系，现在双方的关系有些紧张，这些美国商人在国内对他批评不断，这对于他的公职生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哪怕他同威尔逊总统有着相同的政治理念，但是他也无法保证对方是否会完全站在自己这一边，毕竟威尔逊可比他稍微现实主义一些。
如果他现在接受了这份提名邀请，至少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就不会成为他的敌人了，那么剩下的一些美国商人对他的攻击，就显得轻微了。
思考再三之后，芮恩施终于还是屈服了，他微微点头回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倒是不会拒绝吴对我的提名。不过，我是不会接受什么附加条件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可放弃提名。”
王葆真姿态恭敬的回道：“当然，如果基金会提出附加条件的话，那么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