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虽然在战争中表现出色，失败都是陆军的，海军却是占领了一部分德属太平洋群岛。但是因为内阁总辞职的关系，海军大臣不得不跟着辞职，斋藤实立刻推荐了加藤友三郎担任海军大臣，把海军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第690章
原敬担任了首相之后并没有急着在外交上发表什么言论，而是先是推动了两件事，一是对于伤残军队的抚恤法，即“恩给法“。
在此之前，军队的一切伤病抚恤都是在总务省的陆军恩给令下支给，不仅没有确定标准，也没有资金来源的保证。
此次以政府名义颁发的“恩给法“，不仅制定了抚恤标准，也确保了预算来源，对于军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是，法案规定：对于少了一条腿的伤残士兵得到的津贴为每月九日元；对于双目失明的伤残者的补助为每月12日元。对于此时日本普通家庭的月支出而言，这个标准实在是不高。
第二件事，是对于元老们的拜会，试图把自己的内政外交理念推销给各位元老，以获得元老们的认同。他去拜访井上侯爵时，主要谈论应当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努力发展国内的产业，特别是钢铁业和造船业，对华外交方面则应当以保全本国的在华利益为最终目的，不能被所谓的“中国扶持论”、“中国保全论”、“中国分割论”等外交思想束缚住手脚。
井上馨作为日本经济界的支持者，对于原敬的想法自然是大加赞赏，鼓励他放手去做。只要是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他和经济界都会支持其的施政。
对于西园寺公望这位政友会的领袖，原敬则坦言：“对华政策方面，虽然对于获得我国利权这是不可懈怠的，但是如不采取与华亲善之举，将来恐怕难以达成任何事。
我国过去的外交在外人看来没有任何原则，一下要帮助满清维持统治，一下要帮助南方革命党推翻满清，一下要帮助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除了招致中国人的反感外，日本一无所得。
特别是在当前中国革命委员会崛起之后，这一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的各方势力，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中国或者是东北亚大陆力量的重心。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过去那种反复无常的外交方针，只能让我国在东亚大陆上竖立起一个危险的敌人。
以中国的人口，加上美国的扶植，加上吴川所建立的共和党，中国未来现在是充满了希望的。如果我们不设法改变当前的局面，确立一种全新的日中亲善关系，那么我国被排斥出东北亚大陆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应当趁着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完全掌握中国之前，先同中国各方建立起日中亲善政策，也就是日本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中国方面则应当尊重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日本不去干涉中国内政、诚意指导和启发中国，以此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利益。”
对于原敬的日中亲善提议，西园寺公望是认可的。朝鲜、山东两场战争对于他来说震动相当大，过去西园寺提倡对中友好，实际上就是担心中国为列强所瓜分之后，日本也就失去了替列强看住中国的特殊作用，在这样一个种族歧视泛滥的世界，作为黄种人唯一的独立国家，日本倒时是否还能生存下去，实质上是很难说的。
所以西园寺公望对于孙中山这些中国革命党人还是表示友好的，因为他确实认为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来说是必要的。他虽然认为日本需要维护在华的利益，但是却坚决反对山县、大山等人所主张的灭亡中国的想法，因为他一直都认为日本和中国是一种共生关系，列强灭亡了中国之后，不可能不对日本下手。
对于山县有朋，原敬则是慎重的说道：“对德宣战一事，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不可推辞，但应止于应尽的责任范围之内。过于涉入欧洲大战，将会使我国过深的卷入欧洲大战，以我国的国力而言，必然只有被大战拖垮一途。
而日本当前外交的重点，还是在于解决中国问题。经过了此处东亚大战，革命委员会在东亚大陆的崛起之势已经不可抵挡。但是革命委员会想要席卷全国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国，我认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为中国的内里其实并没有大的改观，根据从中国传回的各种情报，除了满洲、胶东半岛、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民众对于这场战争颇为关心外，南北地区的乡下依然对这场战事并不关注，他们对于山东和朝鲜发生的战争，俨然如听到他国之事…
而北京政府和各地政府，除了革命委员会治下外，和前清时期并无区别，甚至还有所恶化。前清政府虽然不为百姓谋利但也不损害民众利益，但是现在的军政府却是到处设置厘金税关，一味压榨民众以充实官吏的腰包和军队的武备，地方上的人民从漠视政府，变成了仇视政府。
吴川所率领的革命委员会如果想要尽快统一中国，就必须对这些各地的军阀和官僚做出妥协，但是这样必然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他的政权就会摇摇欲坠。
可如果他想要替民众出头，对各地的军阀和官僚进行惩治，那么他的统一行动就会造成各地的武力对抗，以全中国4万万有余的人口，革命委员会治下人口大约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这场统一战争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革命委员会不能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前完成统一中国的行动，那么我认为欧洲列强是不可能不加以干涉的。而我们只需要等待列强出手，采原敬担任了首相之后并没有急着在外交上发表什么言论，而是先是推动了两件事，一是对于伤残军队的抚恤法，即“恩给法“。
在此之前，军队的一切伤病抚恤都是在总务省的陆军恩给令下支给，不仅没有确定标准，也没有资金来源的保证。
此次以政府名义颁发的“恩给法“，不仅制定了抚恤标准，也确保了预算来源，对于军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是，法案规定：对于少了一条腿的伤残士兵得到的津贴为每月九日元；对于双目失明的伤残者的补助为每月12日元。对于此时日本普通家庭的月支出而言，这个标准实在是不高。
第二件事，是对于元老们的拜会，试图把自己的内政外交理念推销给各位元老，以获得元老们的认同。他去拜访井上侯爵时，主要谈论应当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努力发展国内的产业，特别是钢铁业和造船业，对华外交方面则应当以保全本国的在华利益为最终目的，不能被所谓的“中国扶持论”、“中国保全论”、“中国分割论”等外交思想束缚住手脚。
井上馨作为日本经济界的支持者，对于原敬的想法自然是大加赞赏，鼓励他放手去做。只要是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他和经济界都会支持其的施政。
对于西园寺公望这位政友会的领袖，原敬则坦言：“对华政策方面，虽然对于获得我国利权这是不可懈怠的，但是如不采取与华亲善之举，将来恐怕难以达成任何事。
我国过去的外交在外人看来没有任何原则，一下要帮助满清维持统治，一下要帮助南方革命党推翻满清，一下要帮助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除了招致中国人的反感外，日本一无所得。
特别是在当前中国革命委员会崛起之后，这一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的各方势力，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中国或者是东北亚大陆力量的重心。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过去那种反复无常的外交方针，只能让我国在东亚大陆上竖立起一个危险的敌人。
以中国的人口，加上美国的扶植，加上吴川所建立的共和党，中国未来现在是充满了希望的。如果我们不设法改变当前的局面，确立一种全新的日中亲善关系，那么我国被排斥出东北亚大陆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应当趁着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完全掌握中国之前，先同中国各方建立起日中亲善政策，也就是日本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中国方面则应当尊重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日本不去干涉中国内政、诚意指导和启发中国，以此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利益。”
对于原敬的日中亲善提议，西园寺公望是认可的。朝鲜、山东两场战争对于他来说震动相当大，过去西园寺提倡对中友好，实际上就是担心中国为列强所瓜分之后，日本也就失去了替列强看住中国的特殊作用，在这样一个种族歧视泛滥的世界，作为黄种人唯一的独立国家，日本倒时是否还能生存下去，实质上是很难说的。
所以西园寺公望对于孙中山这些中国革命党人还是表示友好的，因为他确实认为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来说是必要的。他虽然认为日本需要维护在华的利益，但是却坚决反对山县、大山等人所主张的灭亡中国的想法，因为他一直都认为日本和中国是一种共生关系，列强灭亡了中国之后，不可能不对日本下手。
对于山县有朋，原敬则是慎重的说道：“对德宣战一事，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不可推辞，但应止于应尽的责任范围之内。过于涉入欧洲大战，将会使我国过深的卷入欧洲大战，以我国的国力而言，必然只有被大战拖垮一途。
而日本当前外交的重点，还是在于解决中国问题。经过了此处东亚大战，革命委员会在东亚大陆的崛起之势已经不可抵挡。但是革命委员会想要席卷全国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国，我认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为中国的内里其实并没有大的改观，根据从中国传回的各种情报，除了满洲、胶东半岛、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民众对于这场战争颇为关心外，南北地区的乡下依然对这场战事并不关注，他们对于山东和朝鲜发生的战争，俨然如听到他国之事…
而北京政府和各地政府，除了革命委员会治下外，和前清时期并无区别，甚至还有所恶化。前清政府虽然不为百姓谋利但也不损害民众利益，但是现在的军政府却是到处设置厘金税关，一味压榨民众以充实官吏的腰包和军队的武备，地方上的人民从漠视政府，变成了仇视政府。
吴川所率领的革命委员会如果想要尽快统一中国，就必须对这些各地的军阀和官僚做出妥协，但是这样必然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他的政权就会摇摇欲坠。
可如果他想要替民众出头，对各地的军阀和官僚进行惩治，那么他的统一行动就会造成各地的武力对抗，以全中国4万万有余的人口，革命委员会治下人口大约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这场统一战争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革命委员会不能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前完成统一中国的行动，那么我认为欧洲列强是不可能不加以干涉的。而我们只需要等待列强出手，采取和列强的一致行动，即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当先采取日中亲善的政策，以恢复我国的国力。
所以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只看中国的动向，日俄同盟或者说俄法日英同盟，都是应当加以关注的。若是能同美国结盟那就是最期望的同盟，只要保证日美之间的亲交，中国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毕竟现在中国对于英、德有所依赖，但却更依赖于美国。
解决中国问题，无论如何都必须采取策略使美国不加入其中才是关键，否则日本被美国和中国夹在其中，就会非常危险…”
山县有朋听了原敬的主张之后，拉着他足足交谈了大半天，才放其离去。原敬对于他的这番敞开心扉，让山县对于政党内阁的厌恶感也是消除了不少。
在获得了元老们的首肯之后，原敬这才开始召集内阁开始同阁僚们讨论本届内阁要做的重大事件。农工商大臣山本达雄是这次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会议一开始他就坦率的向同僚们介绍道：“去年我国的出口约合6亿4千万日元，其中对美出口为三成一，对中出口为三成。进口是6亿2千万日元，对美三成，对中三成五。
如果不是战争爆发的缘故，去年中国实际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贸易总额，差不多达到了对中贸易总额的67%。而对美出口94%的货值都是生丝，对中国出口的棉布棉纱虽然占了大头，但是机器零部件、船只、钢铁、化学原料、建材都在大幅成长。
就目前的贸易状况来看，我们同中国方面，特别是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贸易要更健康一些。和美国的贸易其实是相当不安全的，只要美国人在生丝上提高一些关税，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
这一届的内阁基本上也可以算是山县派官僚和政友会的合作，只不过在刚刚经历了战场上的失败后，山县派官僚稍稍收敛了一些政治上的强硬姿态。而对于政友会来说，本届内阁的组阁权力其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毕竟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因为卷入到了海军的丑闻中，一时名声大坏，不少党内中坚都认为本党大约要在野几年了。
只是大家也没有想到，陆军居然也能干出这等蠢事来，白白的又把政权交了回来。不过即便是如此，政友会在原敬的带领下，还是希望和山县派官僚好好合作，不能把刚刚到手的政权又交出去。
山本达雄的话只是一个引子，趁着山县派的官僚还没有反应过来，原敬就开口说道：“我认为，过去的政府未对中美的情况加以考虑，就直接宣布对德宣战，从而造成了山东、朝鲜问题，还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外交问题，打击到了日本的经济界，这显然是一个教训。本届内阁决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欧洲大战的爆发，对于我国的产业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也是充实我国国力的大好时机。钢铁业和造船业对于我国的未来，和当前的世界所需都是极为重要的产业，我们不能不加以扶持。
但是我国的产业并不能独立的发展，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增强我国产业的有益补充。而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都会占据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极重要的地位。在此等情况之下，对中外交政策也就决定着国内的产业经济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把日中亲善关系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重视。
除此之外，谈到中国问题就不能不说到对美协调，美国在满洲有着重大利益，现在又是唯一没有被卷入欧洲大战的西方列强，我们如果不重视美国的意见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在中国问题上的日美敌对，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不利的…”
外相本野一郎终于反应了过来，他当即委婉的说道：“首相对于外交方面的指示，我觉得不大妥当。当前革命委员会实已成为我国最危险的敌人，要想遏制革命委员会的发展，我们就应当和俄国结盟。以俄国的国力，只要欧洲大战结束必然会转向东方，到时两国就能一起解除革命委员会这个东亚大陆的不安定因素。
至于美国人，我并不反对和美国进行外交协调，但是他们在太平洋上的势力已经扩张的太远了，如果他们不肯收回自己的爪子，那么我国又如何能够和他们进行协调呢？元老们，恐怕也不会认同这样的外交政策的。”
原敬抬头注视了他一眼，方才说道：“元老那边我自然会去解释，但是对华政策已经成为帝国外交的基轴，一旦政府搞错出发点，将导致日本的国威长期受损。加上欧洲战事一旦平息，国际政局必然发生巨变。故本内阁之外交，必须从内政的需要出发，而非是从外交的角度出发…”
第691章
1915年1月5日，北苏州路上的上海总商会一楼议事厅内，耿谨文正对着房间内三、四十名商人发表中国棉纺织业协会成立的演说。
“…自辛亥革命以来，随着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被打倒，我国的工商业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活跃期。就以棉纺业来说，国内的棉花种植面积约比宣统三年扩大了三分之一，年棉花产出达到了700万担左右。
而国内的纱锭只数，也从清末的25万只上下增长到了120万只，上海就占了全国纱锭只数的五分之一。当然，和我们的邻国日本相比，我们又差的远了。
日本在1913年，国内纱锭数就突破了230万支，几乎是我国的一倍数量。每只纱锭加工原棉288.9斤，而我国每只纱锭还不到250斤。在千纱锭的用工数上，我们也是远远高出日本的。去年我们向日本进口的棉纱超过了150万担，而我们向日本出口的棉花也超过了200万担。
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局面，那么我国在棉纺织业上就会完全受制于日本。而且当前我们只能加工利润微薄的粗纱，日本则经营着利润更高的细纱。两相比较之下，双方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国棉纺业上的对手还不止日本，欧美列强的棉纱棉布同样对我国的棉纺织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压。不过今次欧洲大战的爆发，使得英国、德国、法国的棉纺业几乎主动中止了对外输出，而美国的棉纺织业则极力为欧洲市场生产，因此可以说本次大战为我国棉纺织业开出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
所以，我代表革命委员会将各位召集来此地，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棉纺织业协会，建立起共同的原料采购、机器设备采购、产品外售和资本互助渠道。我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确保中国的棉纺织业能够在大战期间获得最快的成长速度和更大的竞争力…”
议事厅内不仅有着上海总商会的成员，也有张謇这样的政商名流。满清被推翻，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就采取了政治和商业上宽松的政策。如张謇就出任过工商、农林两部的部长，只是张謇对于做官不感兴趣，或者说民初的政治实在是太混乱，他并不想这摊浑水，因此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不过张謇在任工商部长的时候，还是明确提出过棉铁主义，也就是类似于实业救国论的主张。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然后以金融业为龙头，筹集国内外资金作为发展工业的资本。优先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然后带动粮食产业、水利、电力、铁路、汽车、机械等产业，从而形成一个以点带面、协调有序的大工业格局。力图以15年初见成效，30年大见成效。
只是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美丽构想，在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和控制住国内各地军阀的前提下，显然是不能成为现实的。如张謇自己如果不是有着偌大的名声和一个军阀弟弟，他自己在南通的产业都未必能够保住，就不用谈什么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了。
虽然张謇对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并不感冒，他对于孙中山的评语就是“不知崖畔”。至于吴川，一开始他甚至都不屑一顾，只是把希望放在了有可能稳定国内局势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身上。
但是在宋教仁死后，革命委员会又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和收回了山东的两块租借地，那么他就不得不过来坐一坐了。革命委员会也许不会对他本人如何，但是以传闻中革命委员会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对于那些不配合的士绅大户的清算，对方可从来没有手软过。
张謇并不怕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这些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穷凶极恶，到处对政敌搞暗杀，但是他们敢对付的也不过是那些没有什么根基的对手。像他这样的地方绅商领袖，革命党并不敢拿出这样的无赖手段，否则他们在地方上就寸步难行。
但是对于革命委员会这样的革命党，张謇就没办法托大了。哪怕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想干而干不了的工业发展计划，在革命委员会手中正逐步成为现实。而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政权对抗，只会让对方把自己整个家族从地方上抹去，因为对方并不需要他们提供资金和各种资源，人家自己就能从地方上获得这些。
比如像今天这个中国棉纺织业协会的成立，如果交由一群商人来办，大约会更热闹些，但是出了上海几乎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但是由革命委员会来主持，这个协会的影响力就完全不同了。
全国120万纱锭，上海30万只，汉口15万只，青岛35万只，哈尔滨25万只，这四座城市就占去了近80%的数量。可以说，光是革命委员会自己就占了全国纱锭的一半。而这一战结束，北方棉花产地几乎都在革命委员会势力的辐射范围之内，因此即便他们不举办这个什么协会，对于棉纺业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
而现在他们出手建立协会，虽然相当于在棉纺业内加强了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商人们来说也是不无好处的，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出头，各地的棉花收购、运输和棉纱的销售，也就更加不用担心地方军阀的干预了。这对于棉纺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不止张謇看出了这一点，在座的徐荣廷、苏汰馀、荣宗敬、荣德生、穆湘瑶、穆藕初、虞洽卿等商界名流同样看出了，有协会扶持之后对于棉纺织业的利好。
荣宗敬、荣德生弟是最为性急的，他们在耿谨文停下演讲后就迫不及待的发问道：“那么协会打算如何建立起共同的原料采购、机器设备采购、产品外售和资本互助的渠道。”
耿谨文看了兄弟两人一眼，神情平静的说道：“我们的建议是，由协会成员组建一家棉业公司，总股本至少不低于1000万美元。这家公司将会在棉业种植、物流运输、设备采购和短期融资方面给与会员以优待。
我们的想法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将会在北方进一步推广棉花种植和改良，以获得棉花的进一步增产。除此之外，公司还会适当的从海外采购原棉，以确保会员能够拥有充足的产能。
而棉业公司和各协会成员之间将会签订年份不等的合同，全凭各位自愿。合作方式可以是，棉业公司提供棉花和机器，而协会成员以保证质量和固定价格的棉纱还款；也可以是，我们比市面价格优惠三成的利息，向各位协会会员提供原棉、机器和贷款，各位以现金偿还…”
听到耿谨文提出的1000万美元的投资，众人一时都开始摇头了起来，只有虞洽卿听后并无什么异样，他转了转眼珠突然高声问道：“如果加入协会的成员并不想投资棉业公司，那么还能不能享受协会的优惠待遇？”
耿谨文转头看了他一眼，方才微笑着说道：“棉业公司是股份公司，有钱就入股，没钱就不入，完全是以自愿为原则。不管协会有多少人愿意投资，剩下的部分，革命委员会都会补齐。至于协会对会员的优待和对于有志于加入棉纺织业的商人，和加不加入棉业公司无关。
我们建立这一协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以商业的手段提高我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和改良棉种，增加我国的棉纺织业的生产能力，至于是否能够盈利，暂时还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中。
不过我有必要提醒各位，欧洲大战的爆发，实际上已经摧毁了世界近乎一半的工业产能。当然，这一半的工业产能并没有消失，而是从民用工业转向了军事工业生产。也就是说，像去年棉纺织机器和棉花双双跌价，而棉产品价格却快速上涨的局面，很快就会结束。
也许是下半年，也许是明年，机器的价格和棉花的价格，同样会出现暴涨。因此在这个时间内进入棉纺织业，将会获得超额的收益。我希望各位不要错过现在这个黄金时间，等到市场开始出现变化才想跟风投资，那么你们将会损失一大笔金钱…”
耿谨文的演讲到此为止了，但是接下来的自由交流中，他却被会员们团团围住，询问起了各项事宜。除了棉纺织业的扶持问题外，有些人还问出了一些不相干的问题。
比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还问起了革命委员会对于面粉产业的扶持政策，对此耿谨文只能说道：“对于面粉业，上海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唯一的问题是原料不足，我们现在正在和英国方面进行联系，预备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然后向英国方面出口面粉或面制品。不过上海这边我们还没有谈妥建立保税区的问题，因此我们也许会考虑在青岛建立一个出口来料加工保税区…”
至于虞洽卿则希望在轮船公司上获得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上海江南船坞、英商耶松有限公司、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这三大船厂三年到五年内的订单，现在都在革命委员会手中。早在1913年，革命委员会就对江南船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投入了巨资用于兴建新船坞和新船台，以确保能够修建万吨级别的船只。
1914年夏天，欧洲大战开启时，东亚的航运还是正常的。但是等到了1914年年底，航运运费终于开始缓缓上升了，特别是长江内河航运费用上涨的相当快。虞洽卿看出了航运业有利可图，但是却找不到船只购买和租借的渠道了。
对于虞洽卿的问题，耿谨文只能指点他前往和中国远洋轮船公司洽谈，自己并不干涉中国远洋轮船公司的业务。从上海总商会离开时，耿谨文觉得自己被这些商人吵得头都有些昏了，但是他的精神却还是旺盛的。从这些商人们的反应来看，南方的经济界应当是能够为革命委员会所用了。
就如吴川在电报中对他所言，当前革命委员会要的不是统一全国的名义，而是能够控制多少生产能力在手，生产能力的多少就意味着工业人口的数目，而工业人口则意味着一国力量之根本。抓住了工业人口，也就抓住了统一中国的根本。
第692章
1914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北京城内守夜的警察都有冻死的，对于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来说就更是一个难以度过的寒冬了。
1915年1月15日，从北京返回哈尔滨的沙赫特博士，从温暖的包厢内走出后，顿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他觉得自己不是来到了哈尔滨，倒像是来到了冬季的彼得堡。
不过和这寒冷的环境相比，他的内心却比这外界的温度更觉得冰冷。英国人试图在地中海对于奥斯曼发起进攻的消息，给在华德国人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为自己把作战意图隐藏的很好，但是对于采取了数据收集再加以情报分析的革命委员会军事情报处而言，英法的作战意图简直是明火执仗。
就当前各国征用民用船只调动人员和物资的后勤运作方式，革命委员会只要查一查某些物资的流向和某些区域的航运费用上涨情况，就知道英法准备做什么了。
这种通过大数据总结分析出来的情报可比利用间谍去窃取协约国的军事情报要来的迅速和准确，毕竟间谍获得的情报也有可能是一个骗局，但是物资的流向和航运价格的上涨是不可能作假的。
只是对于沙赫特博士他们如此清晰的情报，却无法安全的传回国内去，英国人对跨洋电缆的窃听已经是被证明了的，想要把这个情报悄悄的传回柏林，必须要费一番波折了。
不过这个麻烦是辛慈公使的，对于沙赫特博士来说，眼下最让他感到忧虑的，还是之前他和吴川闲聊中对于这场大战的担心，现在已经一一被证实了。他已经开始相信吴川的判断，这场大战德国已经处于失败的边缘。
从理智上来说，他觉得吴川说的对，当战争陷入到长期作战时，德国就应当考虑寻求一个体面的投降了。不过他的情感告诉他，这种想法一点都不爱国，即便是战前最反对德国同协约国开战的人，也不会在这样胜负未见分晓的状况下，向协约国递交投降书的。
比如辛慈公使等人，依旧还在努力让中国加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去，完全无视了吴川此前的警告。他此次返回哈尔滨，除了同革命委员会就金融和商业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交换意见外，就是想要同吴川谈谈，虽然在军事指挥上吴川也许难以同那些德国军官们相提并论，但是在国际局势上的判断上，他却更相信吴川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