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鲍尔少校和霍夫曼少校也为这个指挥系统贡献良多，但是这两位的思维还是过于日耳曼化了。只有沃尔贝克上校在深入的了解了国民革命军之后，根据中国军队的特点，修改了德国的总参谋制度，使之更符合了中国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
因此在离别之际，吴川很是依依不舍向两人握手说道：“博士和上校先生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让我感觉犹如断去了两条胳膊。如果不是因为贵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我是决不能这么轻易让两位离开的…”
对于此次返回柏林，沙赫特既带有一丝兴奋，又带有一些担忧，他已经得知自己被推荐为了帝国银行的董事，此次返回德国将会让他得到一次梦寐以求的晋升。但是他也很清楚，在意大利倒向协约国之后，德国同世界的经济联系已经变得越发困难了。美国、日本、印度，还有中国，这些国家不停的向协约国出售物资，使得德国想要赢得这场大战，变得更为艰难了。
他实在不清楚，自己这一次返回国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倒也明白了一件事，德国即便输掉了这场战争，也绝不能失去革命委员会这个朋友。失败的德国恐怕更需要和革命委员会达成政治、经济上的合作，才能尽快的从这场大战的失败中走出来。
因此他脸上难得的挂上了笑容，双手和吴川紧紧互握后说道：“我当然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在东北工作的这两年，是我难以忘记的人生经历。
不过阁下也不必过于担心关于东北的金融和银行问题，德华银行的大部分职员都是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大多受雇于革命委员会，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为革命委员会管理好金融和银行问题的。
至于我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定还会回来的，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德意志帝国能够和中国展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经济合作…”
吴川连连点头，表示自己会期待着德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中国和德国在战后的合作也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和沙赫特道别完毕之后，沃尔贝克上校也简单的同吴川做了告别。这位德军上校极为怀念自己在哈尔滨的住所，也为自己这几年享受到的舒适生活，诚挚的向吴川道了谢。
对于自己这几年的工作经历，他只是简单而谦虚的说道：“中国士兵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德国士兵要低，但是他们拥有着所有适合于军人的品质。如果革命委员会能够正确的派人指挥，并合理的运用他们，那么我想东亚地区以及没有什么部队能够挑战这只武力了…”
吴川向沙赫特低头表示感谢，并向他说道：“我差点忘记了，鉴于你为国民革命军建设所付出的重大努力，革命委员会决定向您颁发一枚一级共和勋章，以表彰您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沃尔贝克上校很高兴的接受了这枚勋章，在他看来革命委员会迟早都是要统一中国的，而这几年在东北的生活和工作，也让他觉得，革命委员会一旦统一了全国之后，中国也许会变成另外一个全新的国家。面对另一个中国，这枚共和勋章还是很有价值的。
当吴川从德国人这里走到了俄国人面前时，火车的出发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因此他也就对着捷尔任斯基长话短说道：“到了瑞士，请代我向列宁同志问好。
另外请您记住一点，在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没有在彼得堡立住脚之前，千万别让列宁同志提前返回俄国。宁可先让资产阶级自由派先同沙皇政府翻脸，也不能让党的领袖陷入危机之中。我想列宁同志会理解我的建议的。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所携带的300万马克的汇票，假如还需要额外资金的话，可以通过沙赫特博士用我的名义进行贷款，1200万马克以下都没有问题。至于你们返回俄国之后的经费，我会通过莫斯科商业银行转账的，以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开设的账号。”
捷尔任斯基点了点头，方才严肃的回道：“我会把革命委员会的主张完整的传达给列宁同志的，对于中国同志对于俄国革命的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希望在将来的一天，中俄同志能够联合起来向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发起最后的进攻…”
“呜呜呜…”随着火车车头喷出的黑烟，列车车轮也缓缓的滚动了起来。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吴川久久没有做声，他依旧还在思考着捷尔任斯基和他对答的最后那段话。他心里觉得，对方恐怕并不是对他说着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在劝说他进一步向无产阶级政党靠拢。
当时间走到1915年时，即便共和党再怎么把社会主义挂在嘴边，党的性质还是颇令俄国布尔什维克们感到狐疑的。
虽然在吴川的要求下，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为了党的理论，也宣称要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层，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但是在吴川的要求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释权在马克思列宁文集翻译小组手中，并严禁党员就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对于许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来说，共和党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在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根源，这显然是有违马克思思想的本意的。
如果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中文实在是缺乏语言功底，吴川又严禁从中文往回翻译俄文，估计远东布尔什维克们早就要和共和党展开论战，并把共和党冠以伯恩斯坦主义的名头了。
当然，此时就连列宁也承认：“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就俄国革命的现状来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升到敌我矛盾，因此他们虽然对于共和党的理论方向存疑，但还没有达到进行斗争的程度，因此双方的关系还算是缓和。
不过随着俄国革命进入高涨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不大愿意让共和党继续这么模糊下去了，因此捷尔任斯基才会在离开之前向他表示，想要在将来见到中国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对付世界资本主义的愿景。
“主席，是不是该回去了？”在张云荣的提醒下，吴川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看了看左右，发觉因为自己没有离开的缘故，其他来送行的人都站立在一旁，似乎都在等着他发布命令。
他于是朝着众人点了点头说道：“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有事就先忙去，我还要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吴川想要转的其他地方，其实是鲁道夫狄塞尔的柴油动力工厂。在吴川的劝说下，鲁道夫狄塞尔终于在战争爆发之前把自己的工厂迁移到了哈尔滨，仅仅三年时间哈尔滨的新厂已经扩大到了3000职工，年产各种柴油机、煤气机1200余台，总马力7万余匹，年产值7948.5万共和元。
借助着战争的景气，鲁道夫狄塞尔身上的债务压力可谓是极大的被减轻了。不过他倒是相当感激吴川和革命委员会，要不是对方一直在资助柴油机的研究和给予充足的船用及发电机订单，他的工厂很难撑到战争开启。
听到吴川过来视察的消息，鲁道夫很快就从车间里走了出来，他不是那种善于经营的资本家，因此在承受了一次失败之后，重新开始的鲁道夫干脆就把工厂经营的权力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而自己只负责技术上的问题了。
在革命委员会的地盘上，加上又有着革命委员会的大量投资，自然就没有什么职业经理人敢于给鲁道夫下套了。
看到穿着一身油腻工装的鲁道夫，吴川马上对着他打招呼道：“狄塞尔先生，听说您改进了英国人的机械喷射方案，现在的新式柴油机可以摆脱空气压缩装置和储气罐了？”
鲁道夫狄塞尔快活的回道：“是的，这得多亏了几位中国技师的帮助，现在距离把它装上车的时间，已经不会很久了…”
第729章
鲁道夫狄塞尔虽然对于新一代的柴油机非常乐观，不过在吴川观看了对方新近开发出的原型机后，只能认为新一代的柴油机也许站在了另一个阶段的起点，但是距离装上车轮恐怕还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
不过现在这款柴油机倒是完全可以在轮船、火车上获得应用了，虽然石油的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柴油的价格却依旧保持在30共和元每吨的低价上。
在内河航运的相同里程上，2吨柴油大约等于11吨煤炭做的功。当前的煤炭市价已经涨到了18-19元一吨，也就是说烧油的船只，光是在燃料上就要比烧煤省60%的费用，这还不包括轮机工减少省下的人工费用，毕竟使用燃油的轮船可不需要这么多铲煤工人。
随着欧洲战事的长期化后，海上航运力量的不足，使得海运价格节节提升，这对于中国航运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航运能力不能快速增长和装卸货物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却又成为了各航运企业的一大心病。
柴油机取代蒸汽机不仅极大的减少了制造时间，还减轻了船只装卸燃料的时间，可谓是加快了船只运输的效率。这样一来，革命委员会前期对于柴油动力船只技术和焊接方式造船技术的研究就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在欧洲大战之前，中国最繁忙的长江内河航道，贵重货物上水每吨运价6两，下水4两，杂货则为2.5-3两。不过到了1915年底，贵重货物上水每吨运价已经突破了20两。于是，革命委员会采用新技术制造的柴油动力船，已经成为了市场上最畅销的船只。
虽然革命委员会在远洋航船的建造上还保持着对新技术使用的谨慎，但是在内河、近海船只上则已经开始全面推广这些新技术了。哈尔滨造船厂、营口造船厂和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已经成为了三个主要以生产柴油动力船只的船厂。
特别是营口造船厂和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不仅承接了国内的大笔订单，还接到了来自南洋的大批订单。南洋订单除了各岛之间的航运船只类型外，最重要的还是挖泥船，这是南洋矿主用来采集河里锡泥的工程船。
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锡产地，马来半岛的锡产量占据了世界锡产量的一半。锡作为制作马口铁和轴承合金的重要原材料，从1912年起就被纳入了革命委员会工业资源重要目录之中。列入重要目录的工业资源，将会优先保障投资并进行一定数量的储备。
1913年，革命委员会就从南洋收购了1.5万吨锡，1914年增加到了2.7万吨，本年度是2.8万吨，相当于马来半岛年锡产量的一半。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强势介入，1913年开始出现颓势的马来锡价开始稳定了下来。
14年夏季欧洲爆发战争造成的欧洲订单的缩减，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出手使得锡价稳定在了18美元一担的基础上，本年度的锡价则上升到了19美元一担。和锡原料价格的缓缓上升不同，马口铁和含锡轴承的价格都已经上涨了50%以上，可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内锡价还会快速上升。
为了遏制锡价快速上涨给革命委员会出口带来的麻烦，增加马来锡产能就是最好的办法。不过在开采了七八十年之后，马来半岛表层的富矿区已经被开采的差不多，当前采集效率最高的方式是河采。
这种被英国人发明出来的开采方式，不仅采集效率高，效益也比人工开采高的多。唯一的问题是，投资一艘挖泥船的成本太高，随着欧洲战争的开启，船只造价更是比战前上涨了近一倍，因此大批的华人小矿主根本投资不起。
不过随着南方局出手对南洋的华人经济进行整合后，眼下南洋已经形成了受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南洋实业银行为首的华人财团。
南洋实业银行建立于1914年3月，初始资本2500万美元，其中革命委员会投资35%，南洋华侨投资35%，其余的主要投资者是美国大通银行和德国德累斯顿银行。
南洋实业银行的建立，一是为了整合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济圈子；二便是建立起东南亚资源向革命委员会稳定供应的渠道。
虽然东南亚地区距离中国要比距离欧洲近的多，而华人对这一地区的进入时间也远远早于欧洲人。不过凭借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力量，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商业力量在东南亚已经渐渐赶上了华商。
凭借着过去近千年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文化交流的沉淀，眼下华人在传统行业中还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新兴的机器所驱动的产业中，华人几乎是没办法和欧洲商人竞争的。
当时间进入到科技快速发展的20世纪时，欧洲商人甚至已经不再满足于控制当地的几个重要产业，而是打算凭借着工业的力量对东南亚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造整合，从而把非欧洲的资本驱赶出殖民地了。
在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帝国主义面前，南洋的华人虽然掌握着一定财力，但是力量过于分散，且缺乏真正能够同欧洲工业资本家相竞争的产业力量，因此整个南洋的华人经济力量都在衰退当中。
比如，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打击南洋的华侨企业，西方银行不是拒绝向华侨企业提供贷款，就是在贷款时附加各种苛刻的条件。曾经一些霹雳州的华侨锡矿主向西方银行借贷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向印度钱商借取高利贷，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利息，导致矿山难以同欧洲矿主进行竞争；又或者是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把矿山的股份低价出售给银行。
在这种政治特权加金融大棒的打击下，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企业不得不让出了许多传统行业的利益。虽然南洋华侨也试图组建自己的银行以对抗西方银行，不过对于现代银行业的缺乏了解，和缺乏一个强力后盾支持造成的谨小慎微心态，使得这些银行的股本都不大，难以同西方银行相抗衡。
直到革命委员会向南洋地区发展，作为一个试图发展工业化的革命政权，自然不可能放弃对于南洋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比如锡、麻、糖、大米等传统产业，或是橡胶、油棕、铁矿石、铝土等新兴产业，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工业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原料。
而欧洲大战的爆发，也使得欧洲列强对于东南亚的控制降低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革命委员会对于当地土著民族的革命宣传，也使得欧洲殖民政府对于境内的治安疲于奔命，从而不得不放松了对于华人的压制。
正是乘着这个窗口期，革命委员会南方局初步完成了南洋华侨经济产业的整合。凭借着南洋实业银行雄厚的资本，对南洋华侨种植园和采矿业进行扶持，然后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这些种植园和矿山的产品，既解决了南洋华侨商人的资本不足和市场销售问题，也令革命委员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
比如革命委员会名下的造船厂向南洋华侨锡矿主出售挖泥船或机器，然后对方直接以锡作价偿还，双方都各取所需，却又减少了许多额外的费用，可谓是双赢了。不过从整个贸易过程来看，革命委员会的获利显然要比南洋的矿主或种植园主赚的更多。
因此，放在吴川面前的这台原型柴油机，虽然技术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程度，不过就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商业环境来说，这台机器无疑代表着一大堆黄金。
吴川向鲁道夫狄塞尔表示了满意，在何其谈论了好一会机器的研究方向后，吴川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间动力工厂。
在返回的路上，吴川思考了许久，终于在下车之后对着张云荣说道：“帮我通知给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我希望明天下午在我的办公楼内和他们聊一聊。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正式会议，仅仅是对党的未来前进方向的一次探讨…”
虽然吴川给出的指示是一次非正式的商谈，但是听到了这个会议的主题后，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们却感到真正的紧张了起来。
老实说，如果这个主题按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那么大家反而要轻松了许多，因为那意味着吴川至少已经有所决定，大家只需要举手服从就是了。而在这样的非正式会议上，则意味着大家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旦表态错误可就麻烦了。6
第730章
吴川、斯维尔德洛夫、朱和中、宋云桐、李升可、景魁、吴泰、方兆国、柴好、蒋艺舟，七名中央委员和3名中央候补委员，于12月11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聚集在了吴川办公楼的会客厅内，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座谈。
除了吴川的神情看起来颇为轻松，其他委员们都一个个板着脸，看起来比开正式会议还要严肃的多。哪怕是一向镇定自若的斯维尔德洛夫，今次会议上也不同寻常的带了一本笔记本，似乎打算要把会上的讨论内容记录下来。
看着斯维尔德洛夫的举动，其他人的神情看起来就更严肃了。坐在靠近壁炉附近的吴川，打量了一眼围绕着壁炉就坐的众人后，不由爽朗的出声说道：“除了在地方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外，在哈尔滨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我看今日是都已经到了。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吧，不过在开会之前，我得先说上两句。第一，今日这场会议只是私下的闲聊，所以我们不设限制，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今后谁也不能拿今天会上的话语去攻击别人；第二既然是私下的聊天，那么今天大家就不要做什么记录了，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出来，出了门大家就忘记了吧。”
吴川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双目注视着一边的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基本可以用中文对话的斯维尔德洛夫，干脆的收起了摊在膝盖上的笔记本，然后点了点头赞成道：“大家能够坐下来敞开心扉，深入的谈一谈对于党的未来的看法，我认为是一件好事，确实没有什么必要记录下来。”6
宋云桐也跟着点头说道：“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大家真诚的向党敞开心扉，如果还有人借此攻击他人，那么今后谁还敢在党的生活会议上说真话呢…”
中央委员会的三位核心人物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升可这些委员们自然不会就这些问题提出反驳意见了。
看到大家都收起了笔记本，脸上也放松了不少，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其实么，今天这个会议我早就想开了，但一直都下不了决心，所以才拖延到今天。
为什么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不能确定现在是否适合讨论党的未来这个重大问题。之所以我会这么想，因为1911年我们打着反帝反封建口号推倒满清朝廷的时候，大多数人只知道民主和共和，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性质却并无多少了解。
说的难听一些，连什么叫资本主义都不甚了解的我们，要如何去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强行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不是照猫画虎，就是在党内制造分裂了。
于是在当时，处于反动势力包围的党只能选择不讨论党的指导理论，而是先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扩大群众基础和抓紧翻译、学习马克思思想、列宁主义上。
在各位同志的努力下，党这些年总算是坚持了下来，并在东北建立起了属于我们的根据地。这五年以来，党控制的区域从当初的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三座城市的周边，扩大到了吉林、辽宁、黑龙江、热河、内外蒙古的东半边和山东大半个省份，治下的人口也从数十万增长到了3900万，成绩不可谓不巨大。
于此同时，我们的正式党员已经达到了48万余人，预备党员也超过了15万人，共青团员更是达到了62万人，少先队员近百万人。可以说，当前的共和党已经从一支单纯的革命性力量走向了无产阶级对国家的统治代表的地位。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政治的运行，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压制人民对于党的理想进行探讨，不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理论指导，不讲清楚党应当如何去实现这一理想，那么不仅人民会对党失去希望，就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也可能会丧失信念，从而为反动势力所腐蚀。
所以，今天把大家叫来这里，开上这样一个研讨会议，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先在我们之间达成共识，然后再在党内达成普遍的共识，最终再把党的理念、道路和实现理想的办法讲给人民听，从而让人民督促我们向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行…”
对于吴川提出的这个建议，斯维尔德洛夫还是相当有兴趣的。在中国待了这么久，斯维尔德洛夫也算是对于中国的共和党员有了一些了解。
在他看来，党内的这些中国人思想非常的复杂，他们之中既有任辅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宋云桐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朱中这样的自由派分子也不在少数。至于吴川这样的人，就很难区分在一种固定的类型之中了。
严格的来说，在1911年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共和党就是一个弱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多的派系，却没有一位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理论家。当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大的问题，还是自诩为马克思思想理论家的人太多了。
老实说，一开始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们其实并不看好共和党，他们认为共和党把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士绅吸纳进革命委员会，这种妥协虽然在短时间内增强了革命委员会的力量，可却也削弱了革命委员会的纯洁性，一旦这些地方士绅叛变了革命，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要落入这些地方士绅手中去了。
只是，接下来吴川借助外部的压力迫使各方力量团结到了共和党身边，然后又利用对抗外部敌人的机会，对革命委员会内部不断进行切割清理，最终把这些士绅地主同土地、农民分离，从而成功的把这些地方上的实力人物边缘化，完成了对于革命委员会内部力量的整合。
这种手段既简单又有效，确实是大大的震惊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们。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反动士绅虽然拥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在政治上大多是愚蠢的。
因为私人土地制度造成的封建乡绅社会，实际上是缺乏互信的，他们宁可和共和党达成一个不利于自己的约定，也绝不会相信自己的邻居会帮助自己抵抗共和党的打压。在他们看来，要是换了自己，恐怕只会趁火打劫，而不是去帮助邻居度过难关，毕竟他们的家产大多就是依靠侵吞邻居家的土地而来的。
吴川用自己的才能折服了俄国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愿意坚定的支持吴川，并不是因为他能够不断为共和党找来大量的投资，而是在于他能够始终清醒的看待自己的位置和带领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没有迷失在权力和金钱之中。
虽然吴川某些时候的决定，颇有偏离社会主义目标的意味，但是事后总是能够证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效果，还是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因此只要共和党没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共和党始终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只要共和党的行动确实增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斯维尔德洛夫觉得他们就没有理由干涉中国同志的选择。更何况，以吴川自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判断而言，共和党内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质疑对方的决定。
不过，随着俄国革命即将开始，斯维尔德洛夫倒也开始有些担心起，未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和党之间的相处模式来了。
假如吴川的判断正确，俄国布尔什维克真的取得了俄国的政权，那么布尔什维克和共和党之间就从革命党之间的友谊转向了两国执政党的合作交往。
列宁同志说过，为了获得俄国革命的胜利，俄国布尔什维克愿意同世界上一切反对沙皇政府的力量互相协助。但是远在欧洲的那些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并不都和列宁同志一个想法，在某些鼓吹不断革命论的同志们看来，沙皇不过是应当被打倒的帝国主义象征之一，外国的反动势力也应当和沙皇政府一样统统被打倒，才能创造一个完全光明的世界。5
如果按照这些布尔什维克领袖的主张，和美国、英国、法国资产阶级、沙皇反动政府进行贸易的革命委员会可算不上什么革命政府。而不肯彻底的打倒北京资产阶级政府，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共和党，怎么看都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
当他们还在共和党内的时候，至少双方还能够就某些问题及时作出沟通，可一旦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从共和党内退出，前往欧洲参加俄国革命的时候，双方之间恐怕就不能如今日这样坦率的进行交流了。
因此斯维尔德洛夫对于本次会议还是相当重视的，他希望通过这次的讨论会，真正的去了解共和党的思想意识是什么。从而为日后协调两党之间的关系，定下一个思想基础。
第731章
只是坐在这里听了一些人的发言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才发觉，吴川其实说的没错，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很肤浅的，毕竟在1911年革命爆发之前中国都没有一个像样的无产阶级阶层出现，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去关注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
李升可、景魁、吴泰、方兆国四人对于革命事业空有热情，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大约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表面上的口号。柴好、蒋艺舟二人则是在办公室内坐的太久了，完全脱离了群众，除了背上几句干巴巴的语录外，并没有发表出关于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认识的多少见解。朱和中、宋云桐两人的言论倒是尚可一听，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