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革命委员会在外交上有时显得过于固执和难以交涉，但是他们在内政的治理上却比北京政府要有效率的多。我听说，现在天津北面的河流堤坝已经基本修缮完成，那些洼地内的民众也被迁移到了别处，虽然每天都有受灾民众跑到天津，不过天津市政府修建起的难民营还是把这些民众都安置了起来。
现在天津各国侨民抱怨最多的还是北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天津以南的河流决堤，天津以南地区的大水消退不下去，连累到天津城都成了水乡，天津居民的损失不小啊。”
柏卜公使对此只能摇着头说道：“北京政府在这次水灾中的表现才是合理的，革命委员会的行动其实相当的不合理，他们的行动倒是更像一群欧洲人的作风。假如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我们本应该支持北京政府才对。不过幸好，我们只是丢了一个天津租界，在中国北方拥有重大利益的是英国、俄国和日本，如果他们不出面和革命委员会对抗下去，我们又何必采进这潭浑水呢？”
博代总领事听后也只能沉默了下去，不过就在公使转身准备走回楼房内时，跟在他身后的总领事又不免开口道：“公使先生，您觉得等革命委员会统一了北中国之后，他们对于南方各国的租界地会接受现状吗？”
柏卜公使脚步停顿了一下，不过他很快继续向前走去，口中说道：“这并不取决于中国人，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在欧洲大战开始之前，上海法租界的扩界行动不是很成功吗？那个时候革命委员会也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抗议了几句而已。
但是在我们陷入了欧洲战争的泥潭之中后，天津法租界的扩界行动就被革命委员会视为了一种入侵行动，显然这些中国人和其他的中国人不同，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力量极限在哪。
和他们打交道就不要有太多的幻想，我们应当把他们视为和欧洲人相等的对手进行交涉，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和平不是取决于口舌之上，而是战场上有无击败他们的把握。没有力量的虚张声势，只会让他们看清法兰西，康德先生的错误，我可不会再犯…”
在回去的汽车上，王尔南还在消化着今天谈判的内容，他不仅仅是耿谨文的法语翻译，同时也是共和党员，耿谨文身边负责对法租界交涉的负责人。当然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不过还是徐汇公学的一名学生，民国建立之后他进入震旦大学院学习法律，耿谨文来到上海后开始和上海教育界联系，在各学校中建立共青团组织并宣传马列思想，王尔南随即加入了震旦大学院的共青团。
法国人一直把震旦大学院视为在华的法国大学，1914年之后对于震旦大学院的拨款和思想控制越来越严格，1915年起，学院院长开始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这一度引发了学校内进步学生的抗议活动，校方一度试图开除抗议学生，在耿谨文的交涉下，最终以王尔南等领头学生的转学结束了抗议事件。
和其他学生选择继续上学不同，王尔南认为资本主义的法律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并无多少意义，因此选择了退学。由于自小在法语学校内学习，王尔南的法语相当出色，因此耿谨文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担任翻译，之后也开始起了一些和法国人交涉的事务，现在则成为了耿谨文对法国人交涉的重要助手。
耿谨文倒是相当满意这个年轻的助手，虽然对方很年轻做事却并不浮躁，他交代的各项任务，对方都能完成的很好，口风也相当的紧密，因此他也就把王尔南当成了重点对象来培养。
看到王尔南在车上一脸沉思的样子，在宝昌路住所下了车后，耿谨文不免张口向他问道：“看你在车上想的这么入神，是对刚刚同法国人谈判有什么地方想不通吗？”
王尔南马上点着头说道：“确实是有点想都成四川成汉不明白，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么挤兑华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虽说我们现在确实需要给北方的灾民找一条出路，但是给法国人贷款修公路和发电厂，为什么不给南方各省修？江浙一带要是修好了公路和发电厂，对于国人来说不是更为有利吗？”
耿谨文一边顺着院子里的小路向着花园里的楼房走去，一边向王尔南回道：“给江浙修公路和发电厂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管修公路还是修发电厂都需要一个有组织力的政府，但是现在江浙有吗？”
王尔南顿时哑了，浙江和江苏虽然比其他地方要安定的多，但是掌握这一地区的并不是坐在南京城内的江苏督军，而是本地的乡绅。别看冯国璋这些北洋将领占住了江浙地区，获得了在这些地区征税征丁的权力，但是在本乡本土还是乡绅们说了算，就算是冯国璋也不会和这些乡绅们过不去。
而不管是建发电厂还是公路，肯定是需要跨乡跨县的，这里又不是冯国璋这些北洋将领的家乡，他们自然是不会关心在当地修不修电厂和公路，只要乡绅们能够按时缴纳税金就可以了。因此革命委员会想要在这里开展建设，就需要一个县一个县去谈判，又或者有着本省乡绅的加入。
对于公路和发电厂这些基础建设来说，肯定不是短期能够获得回报的项目，而且基础建设的受益者也不会包括平均分配到每个人身上，靠近公路和电厂的城镇、乡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出面组织，这样的投资项目在本地就未必能够通过。
相比较而言，革命委员会替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修建公路和发电厂，反而麻烦会更少一些，因为印度支那至少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殖民地政府的。
王尔南只能垂头丧气的说道：“国家还是要真正统一啊，现在这个样子还怎么去搞建设。到底什么时候革命军能够南下呢？”
耿谨文顿时也沉默了好久，直到走进了房子才叹了口气说道：“统一国内倒是不难，但是应对列强的干涉，我们的力量还不足够啊。
眼下这些列强之所以对我们处处忍让，主要还在于他们正陷身于欧洲大战当中；而吴主席又次次判断正确，始终没给这些列强以可乘之机。
但是一旦欧洲大战结束，而我们这边又试图统一全国，把力量东撒一些，西丢一点，那么列强肯定是不会放过对付我们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忍耐，先整合了北方的力量再谈南方吧。
嗯，你去给陈嘉庚发一封电报，告诉他我们已经同法国人谈妥，让他准备收购南洋的大米，45元每吨以下无限收购，升至52元每吨时即停止收购。
还有，上海粮食交易所将于下月15号成立，如果他有空的话就回上海一趟。我们希望今后南洋的大米、白糖等价格能够跟随上海粮食交易确定，这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
另外再给哈尔滨发一封电报，把我们今天和法国人达成的协议发过去，如果哈尔滨同意的话，我们就要同法国人正式签署文书了…”
王尔南一一答应了下来，便走到了一侧的电报房拟定电报底稿去了。除了跨洋电报需要跑去电报房发报外，某些需要保密的电报，在这间别墅内就能发报了。因为战争的需求，无线电的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短波电台的技术突破的最快，现在南方局使用的就是最新的一款短波电台，已经可以同哈尔滨、新加坡进行直接联系，不需要再通过其他中继电台转送了。
也正因为革命委员会无线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年8月巴彦淖尔盟安北县爆发鼠疫的消息，很快就从包头架设的电台传递到了北京和哈尔滨，这要比过去从内蒙古往北京传递类似的消息提前了一两个月。这不仅仅在于无线电的快捷，还在于减少了中间汇报的环节。
地方上爆发了鼠疫向上汇报时是层层上报的，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消息就滞后了。而现在无线电报直接发给了北京，再加上革命委员会在报纸上刊登了新闻和对北京政府进行警告后，北京的行政效率也就被动的提升了。
对于北京来说，华北平原上的水灾就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现在内蒙古还爆发了鼠疫就更加的让人难以处置了。更加麻烦的是，这场鼠疫还是爆发在了内蒙古西部，如果处置不好传入到山西，那么很快就会进入华北平原，然后就要向全国扩散了。
因此，袁世凯很快就任命伍连德等医学专家负责本次内蒙古防疫行动，但是北京现在确实已经没法向包头等地输送防疫物资，因此又不得不给革命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要求革命委员会协助本次内蒙古的防疫行动。
第873章
对于北京政府发来的关于公共事务的政策，吴川一般都会放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和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渐渐成为党内最高决策会议一样，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其实也正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机关，其他常设委员会现在都必须要服从于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决定的政策，而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也有权力否决其他常设委员会的决定。
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委员从一开始的24人增加到了现在的34人，而代表委员中共和党员的人数也从13人增加到了22人，这也就确定了共和党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中的绝对控制权。而整个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委员有396人，其中共和党员的人数占了229人，只不过刚刚超过一半多而已，就集权程度来说，革命委员会的集权程度还要高于共和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因此对于政治以外的公共事务议题，吴川还是很愿意放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上讨论，而不是先在党内集中意见，否则的话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就完全成为了共和党的传话筒了。
但是公共事务一旦决策失误，后果将会很快显示出来，就比如袁世凯废除了内阁总理制度之后，所有的公共事务发生的问题就全部是袁世凯自己背锅了。像1913年北洋进攻山东革命委员会失败，最终就成为了袁世凯破坏国内和平的责任；本次华北大水灾中各地官员的反应迟钝和延误抗灾等种种无能的举措，又再一次让国内舆论聚焦到了袁世凯身上。
这种国内舆论对于国家元首的攻击，事实上就是在打击国内各阶层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信心，中央政府的决策开始遭到了普遍的质疑甚至是拒绝执行，没有了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自觉服从，那么中央政府要么采用强力手段镇压地方政府的反抗，要么就只能向地方政府进行妥协。
但是采用强力手段镇压，中央政府的施政成本将会变得非常高昂，对于本就依靠借款过日子的北京政府来说，这就是一剂毒药。而向地方政府进行妥协，就会让中央政府彻底丧失自己的威望，各地政治力量的割据就是个时间问题。
袁世凯感到委屈的就在于这里，虽然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是他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还不及满清时代的总理大臣。至少在满清时期，各地官府还没有敢公然同朝廷叫板的，这也就是他一度想要复辟君主制度，走立宪君主制道路的原因。
不过在革命委员会用武力在山东击败了北洋军之后，袁世凯的想法就完全破产了。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没有那个中央王朝的武力是打不过地方割据势力的。在民国的体制之下，北京至少还有民选大总统的合法性来抵抗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压力，如果他想要复辟君主制度，那么革命委员会也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武力了。
不要说袁世凯自己不敢冒险，就是北洋内部也不会为了他的皇位去同革命委员会拼命，这也是孔教会和复辟潮流在北洋军山东失败后迅速消声觅迹的根源。而袁世凯也只能守着自己的大总统府，竭力维持局面了。
不过吴川可不会去同情这位北洋枭雄，既然袁世凯敢于废除内阁责任制度，那么就应当承受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只是他自己可不会去重蹈覆辙，党和国家机关的决策自然应当由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个领袖来下命令。
吴川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他现在最多也就比普通党员强上一些，但是远不能同列宁、托洛斯基这些从革命中走出来的政治天才相提并论。而哪怕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都有出错的时候，更何况他这样靠着历史预知作弊的普通人。
因此在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开始步入正轨之后，吴川在政治制度上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让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机关为自己分担责任和风险。虽然这会让他损失一部分权力，但是责任同样也被分散到了各级委员会头上。
也正因为吴川愿意和党内各派及党外的政治势力进行妥协，所以现阶段大家的做事热情还是相当高的，因为只有做事才能掌握各种社会资源，而只有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让更多的人支持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
只要不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以革命委员会目前的发展速度，不管是地盘上的扩张，治下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干部负担起责任来。在这种形势下，光靠耍嘴皮子可无法保证你不会被赶下去。
和革命委员会相反的北洋政府，因为没法去触动华北地区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也缺乏搞工业化的资本和技术，自然也就无法制造出更多的责任给那些新人来负责。于是满清皇室虽然宣布退位了，但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依旧是一群老人，这些人原本就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投机者和反对者，他们霸占了新政府的资源之后根本就不想做出任何改变。
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改变都将会削都成四川成汉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损失手中的社会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孙黄所主导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思想和声音却从没有消失过。那些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认为，袁世凯率领的北洋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而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则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北洋政府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他们依旧看不到出路。
于是，愿意接纳年轻人和试图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地主乡绅的攻击下，现在反而越来越成为了各地年轻人心目中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而对于吴川来说，适当的放下一些权力反而令自己手中的权力更加的集中了起来，因为在脱离了一般事务性工作之后，他现在已经不在需要特意的注重某个部门或群体的利益，于是他在党内的立场更加的超然，党内各方反而更需要吴川对于自己的支持了。
不过对于吴川来说，最令人感到愉快的，还是把自己从如山的文牍中解放了出来，可以有时间去思考即将爆发的十月革命和一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到了一九一七年，谁也不能继续忽视革命委员会在东亚地区的变量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革命委员会预备统一中国时，各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应当怎么办？
虽然现在因为欧洲列强陷于战争之中，不得不对革命委员会采取安抚的缓和政策，但是吴川并不认为他们在战后也会继续采取这样的绥靖政策，或许有些列强已经在考虑，战争结束之后要怎么压制革命委员会，从而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了。
只是现在列强并不清楚，这场战争不仅将会让无数王冠落地，还会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完全打乱了一战爆发时协约国试图重新分割世界的打算。没有了俄罗斯帝国在背后的威胁，又引诱了日本进入了南洋，革命委员会自然也就有了自保的力量。
当下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东亚这边的局势变化太大，已经开始完全偏离了吴川所熟悉的近代史，也就是说，一战之后的中国历史对于吴川来说已经是面目全非，他现在需要依赖于自己的思考，而不能再依赖于预见性去判断问题了。
只是，随着吴川越来越谨慎的同时，共和党的骨干们却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实政治这个东西和做数学题一样，是可以通过反复的刷题来提高决策能力的。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第一眼看到题目的时候他就会了，普通人则是在出错多次之后便牢牢记住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只要能够付出足够的代价，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够在同一类型的问题上取得正确的判断力，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支付得起这样的代价。从1912年到1917年，吴川一直在用欧美资本为这些共和党成员支付错误判断的成本，于是现在这些共和党的成员们终于开始有所成熟了起来。
对于北京政府发来的，请求对于内蒙古鼠疫防疫提供协助的电报，所有共和党的代表委员们都认为应当接受，虽然需要革命委员会额外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却能够让革命委员会将整个内蒙古地区纳入到控制范围之下，并打开了通往西北的门户。
宋云桐是极力主张提供协助防疫的代表委员之一，他这样主张道：“我们现在虽然控制住了外蒙古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但是靠近河套地区的内蒙古西部才是内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也只有控制住了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内外蒙古才能彻底安定下来，这对于我们建设内外蒙古是极有好处的。
其次，内蒙古西部地区爆发的鼠疫现在虽然还不够猛烈，但是鼠疫爆发地的边缘就是人口密集的山西地区，一旦让鼠疫从内蒙西部传入山西，然后再由山西商人传播到华北和中原地区，那么这场鼠疫就有可能向全国扩散，到时东北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在这个时候花点小钱扑灭了鼠疫，总比大流行之后花费巨资去防疫来的强…”
第874章
看了一眼坐在会议桌一侧的吴川之后，宋云桐又接着说道：“而且，山西督军阎百川去年虽然派人过来说要服从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但是天津租界事件爆发之后，他又推托山西巡按使金永和北洋第三师驻守山西对他提防太紧，因此不能让我们在山西建立山西革命委员会。
等到了去年底，我们收回了天津租界的部分权力之后，他又派人过来请罪，还声称自己要加入共和党。但是当我们同俄国人爆发冲突之后，他又将我们派去太原的人员拒之门外了…这个人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到了这种程度，我以为他不可能成为我们在山西的合作对象。
因此，正好借防范鼠疫这件事去试探他一下，干的好就把他调动到北京去，干的不好就干脆拿下他。对于我们而言，一个心怀叵测的盟友反倒不如一个旗帜鲜明的敌人容易对付…”
吴川点头赞同道：“我觉得宋委员的主张还是不错的，内蒙古这次鼠疫的抗疫行动越快组织起来，人民的损失就越小。让阎百川负责这次防范鼠疫行动也不错，正好看看他手下的那些人究竟有些什么人可用，顺便我们也先在归绥地区建立起医院和仓库，做好进入内蒙古西部及山西、陕北的准备。那么现在河北地区的灾情和赈灾有没有出现问题？对于我们的财政和物资储备有没有压力？”
对于吴川提出的问题，宋云桐倒是了解的最为全面的，因此他很快就回道：“北京、天津一线以北地区的灾情已经稳定了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从保定到天津的这一路，因为这里是平原地势，河流一破口大水就淹了一大片，再加上海河入海口的径流量太小，河北南方平原上的大水很难排除出去，因此地势较低的地区连自救补种都做不了。
比如文安洼地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廊坊中心地带，县内平坦开阔，为海河多条支流下游。南部地区14个县的超量洪沥水和大清河、子牙河、古洋河、潴龙河决口洪水，现在都汇聚在了县境东部、北部的洼地，这里形如釜底，根本没有下泄出路，县内三十万民众，至少十余万人今年是颗粒无收的。
而华北乡下的民居大多为土屋，被大水浸泡过久必然崩坍，也就是说洪水退去之后，光是该县就至少有5000户以上的家庭将不得不住在危房之中。
且从8月底到今日，北京对于赈灾的行动相当的迟缓，直到9月14日晚，北京才任命熊希龄担任京畿水灾善后及河工事宜处督办。而根据熊希龄前日的公开说法，前清京畿地区有水灾21县，受灾民众130余万人，当日支出的赈灾款项约合300余万元。
今次京畿一带受灾地区约超过70县，受灾民众已经超过260万人，但是北京拨款才190多万元，加上本省公款和各慈善团体的资助，也才约合290万元，依靠北京政府单独赈灾恐怕难度较大。
而我革命委员会现在接手赈灾的地区是天津、北京以北和津浦路沿线一带，我们当前正在帮助的灾民人数约在100万人左右。为此，我们已经向河北地区运输物资、粮食及拨款，约合1000万元，其中公款拨给680万元，海内外捐赠款项物资约合320万元。
这1000万元的物资及款项中，我们先后调拨给了熊希龄约100万元的物资，用以恢复京汉路及赈济最困难的地区。不过有传闻说，我们交给熊希龄的赈济物资现在出现在了灾区的黑市中，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熊希龄领导的赈灾委员会出了问题，还是接收物资的地方政府出现了问题，不过河北革命委员会已经派出人员前往调查了。
从目前各地的赈灾情况来看，我们至少要从重灾区向外迁移50万人口，这些地区因为地势过低，想要大水退去至少也要到明年，考虑到冬季结冰的因素，至少要到明年三、四月份才能彻底退去大水。土地经受了这么久的浸泡，以当地的土质很可能盐碱地化，因此今明两年都不大会有什么收成了。
由于本次大水完全出自意外，因此这50万移民不太可能全部放在东北，我同各处的同志商议过，我们认为东北地区大概能够接收15万左右的计划外移民，其中沈阳愿意接收5到6万人口。
然后是河北革命委员会预备尽快开展海河治理项目及唐山-天津地区的工业区建设，这些事业大约能够消纳掉25-30万人。剩下的人将会分散到青岛、济南等地，这些地区也正在推动工业区建设，正好可以消化掉这些灾民。
去掉了这些外移人口之后，剩下的人我们至少要发放粮食到明年新粮下来，按照每人100公斤的口粮计算，我们需要为这些灾民提供21万吨粮食，根据南方局的来电，今年南洋各地大米丰收，我们大约可以收购到100万吨大米左右。
而本年度东三省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都成四川成汉95亿亩，以去年平均每亩80公斤的产量计算，今年的粮食产量也将达到1560万吨，比去年增长了将近100万吨粮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华北的水灾应付过去，无非就是少出口一些粮食而已…”
听到宋云桐给出的这个答案，在座的大多数委员不由便放下心来。仅仅在五年之前，东三省的耕地还不到1.5亿亩，粮食总产量大约1000万吨不到，但是现在耕地不过增加4500万亩，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50%以上，这可真是一个喜讯。
按照1912年东三省的人口计算，1917年东北人口不过才增长了25%而已。因此这增长的粮食足够多养活数百万人了。以400公斤每人每年口粮计算，1560万吨粮食足以养活3900万人，扣掉东北的总人口之后，还能养活1400万人。
但实际上，根据已经收获的小麦，正在收获的水稻来看，今年的平均亩产还是比上年有所上升的。而对于东北农业现状有所了解的委员，必然会把这几年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的功绩归于机耕面积的扩大，水利设施的完善，电力灌溉的普及，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因素上。
比如在五年前，东北的拖拉机不过才几十台，还都是蒸汽式样的大型拖拉机。但是到了1917年9月，东北的拖拉机数量已经突破了1万台，如果再加上山东等关内地区，总数就突破了1万2千台。东三省的机械耕作面积大约占了总耕地面积的15%，东北自产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了每日6台下线。
革命委员会和万国农具公司联合投产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度过了磨合期开始进入了熟练生产模式，而万国农具公司和狄塞尔动力公司经过联合研制，不仅完成了N型号拖拉机的定型，还完成了一种1吨重的小型拖拉机的设计，这种小型拖拉机的制造成本只有N型号拖拉机的四分之一，适合于400亩-2000亩之间的小型农场。
也就是说，到了明年下半年，东北自产拖拉机的数量将会达到设计产能，每日下线44台，到时革命委员会就不必向美国进口拖拉机，反而可以向外出售拖拉机了。
有了粮食的保障，在座的委员们自然对于解决今年的华北水灾信心十足了起来。也都试图借助水灾带来的机会，让革命委员会扩大对于华北地区的控制了。
比如方兆国就认为，“北京政府面对京畿附近的水灾，反应都如此迟钝，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建设呢？既然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们应当趁着赈灾的机会，拿下除了北京城之外的河北地方，这样河南、山东、河北三地也就连成了一片，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华北平原规划建设，也能加快对于山西地区的渗透，山西之煤铁肯定是要运出来的。”
徐景魁则说道：“在这样的大水灾面前，北洋居然还有官吏贪污赈灾物资，我以为我们不对这些人进行揭发和处理，将置华北灾民于何地？特别是驻扎在保定的北洋军将领，曹锟、曹锐兄弟，此前就霸占了保定不少土地，还从保定商民那里征收附加税，据说征收这笔附加税就是用来对付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对于这样的北洋军阀，我看也该把他们连根拔起了。”
方、徐两位委员的主张得到不少委员们的附和，显然许多委员们都认为，既然革命委员会替北京付了账，自然就得坐下吃席面，总不能把钱丢水里听个响。更何况，当前的北洋政府做的也确实不怎么样，与其让他们在地方上瞎折腾，倒是不如早点接手过来，也好保存一些京畿附近的元气。
吴川对此也是点头道：“如果没有这场水灾，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毕竟现在在东北投入一块钱至少可以获得2块、3块的回报，而在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华北搞建设，等到建设完成欧洲战争也该结束了，投下去的资金很难说会有什么回报。
但是，现在数百万灾民就在那里，我们总不能继续站在岸上观望了。指望北洋政府，现在看来是指望不上了，以北洋政府的赈灾方式来看，最多也就是一个拖字。只要拖一拖，饿死一些老弱病残，再拿出一些粮食来救济一下青壮，只要京畿附近不要发生动乱，他们就满足了。
更何况，据说袁世凯的身体确实是不怎么好了，现在一两天不出来见客已经是寻常消息了。我看老袁应该也顾不上河北的灾民了，他得着手自己的后事了。因此，我们还是多承担一些责任，不需要再事事督促北京去办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基本是要对付那些军阀，我们还是要做到先礼后兵，对付他们不是我们的目的，更好的拯救灾区灾民和恢复灾区生产，才是我们打倒他们的目的…”
第875章
确定了在物资供应上革命委员会还颇有余力之后，吴川随即向主管财政的宋云桐问起了当前的财政状况。对于这个问题，各位委员们也是相当的关注，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各位委员几乎都认同了吴川的一个论点，不管干什么事都要抓住两点，一个是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另一个就是钱粮问题。
而从革命以来，共和党之所以能够处处顺利，没有如南方革命那么多次反复，就是因为吴川带着大家在做事前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共和党的敌人或政治对手，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就是钱粮不足，因此在共和党的不断打击下，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失败。
因此在吴川的身体力行之下，各位代表委员们也越来越注重钱粮问题，在思想认识方面大家还是差了吴川一层，毕竟委员们不能扒开别人的脑子看里面究竟想些什么，因此都把着重点放在了宣传和党员对于组织决议的服从性上，倒是钱粮问题相当的直观，更加的容易核实，因此不免过于强调物质上的保障了。
作为财政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负责人，宋云桐自然也是相当的看重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听到吴川的询问之后，立刻就不假思索的吐出了一连串的数据。
“…总的来说，当前国库储存的金银约合12.5亿美元，黄金约占了总价值的四分之一。海外债权加上资产约为9.5亿美元，对外债务15亿美元，对内债务10.85亿共和元，以本月汇率1美元兑换1.65共和元计算，内外债务加起来是21.58亿美元，国库存金加海外资产则是22亿美元。
也就是说，截止到1917年8月底，我们已经还清了战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还略有盈余。考虑到9月到12月的对外贸易订单的增长速度，到年底我们至少可以结余2-3亿美元的样子。”
听到这样的数据，在座的代表委员们顿时都微笑了起来，不少人开始轻松的交头接耳的讨论起明年的预算分配来了。就算是之前已经知道一些数字的吴川也听得很开心，原本他预计至少需要在战争四年期间内清理大部分债务的想法，现在却提前了一年就实现了财政黑字，这自然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伸手敲着桌面说道：“同志们安静一些，请安静一些，这些数字虽然令人愉悦，但并不是我们经济的真实体现。
从战前到现在，白银上涨了约32%，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债务平衡是建立在白银升值的基础上的，而白银为什么会在这三年里猛烈上升，是因为战争使得欧洲无法对亚非拉等地区出口工业品，导致他们无法回笼黄金，以维持黄金对于白银的高价，还需要从亚非拉等使用白银货币的地区进口各类原料和物资，所以才出现了白银暴涨的局面。
一旦欧洲战争结束，欧洲各国的工业产能从军事恢复到民用，重新加入到世界贸易中来，那么欧洲工业品必然会再次主导世界贸易的格局…”